伍國：美國白左與“完美順從者”

在無數這樣的時候，筆者會想，假如白左意味着對諸如“為何白人學生流失率低，而有色人種學生流失率高”這樣的社會議題深入思考，提出見解，甚至展開一點争論，倒還能展現出一絲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溫度和思考力，而精緻利己的麻木和漠然，其實比白左的天真還要可怕。

關于美國白左的讨論在中文網際網路上已經不少，筆者也參與過探讨，基本上認為美國的左翼進步主義對推動社會的包容和多元是有積極意義的。我們從個人意義上來說，未必真正喜歡異裝、變性，也不會堅持認為自己屬于第N種性别；但假如站在個體自由這一原則立場上，也必須承認，有這樣傾向的人在不危害他人，也不損及他人利益的前提下，有權利追求真實的自我，權利也應該得到保障，社會完全可以為他們留出一點寬容空間。為這份權利而奮鬥和呼籲，仍是值得贊賞的行為。

事實上，筆者反而更在意美國高校這一盛産白左的環境中的另一種現象，即前耶魯大學教授威廉·德萊塞維茨（William Deresiewicz）在專書《完美的順從者》（Excellent Sheep）中尖銳揭示的一個問題——美國頂尖名校培養的學生，往往在激烈競争下心情緊張，極其功利，毫無個性，随波逐流，缺少真正意義上的自我檢討、批判和探索。此書中譯本約10年前就已經引起中國讀書界和教育界的重視，一些反思認為這本書對中國父母盲目崇拜“藤校”教育有一定的警示作用，因為它提醒人們注意到在名校光環下，也可能大批量制造面目模糊、從衆心理很強、并無多少批判思維的個體。

筆者不得不說，且不論思想傾向，假如白左能真正訴諸一些行動，推動社會進步或者變革，至少引起人們對某一個問題的注意，仍然可以說是做出了一定的實質性貢獻，這種反叛性和批判氣質也多少有點可愛。但問題确實在于，美國精英高等教育恰恰在大量制造不敢反抗、不敢質疑、麻木不仁的完美順從者。這部分人往往具有中國學者錢理群在描述中國當代大學生時所說的那種“精緻利己”因子。這種形象可能和很多中國人對美國人的想象不甚吻合，但确是事實。

這種現狀可能和美國的教育制度以及社會狀況有關。

首先，美國大學名校至今還強調錄取時的高分，即使錄取方法比中國更多元化，更注重學生的社會參與和特殊個性，高分（包括高中成績單上的績點和入學所需的SAT/ACT）始終是重要的篩選工具。最好的學校幾乎都強調，錄取學生一般都在多少分以上，說明通過分數來判斷學生智力和潛質，确是難以取代的方法。

由于美國高中教育相當多元，寄宿制私立高中以培養學生進入名校為主，這裡的學生必須為被名校錄取做大量準備；在普通公立高中，教學目的隻是義務教育提供一些基本知識，很多科目又和高校入學考試内容無關，學校除了報名和提供場地，并不提供備考的内容協助。是以，有意申請大學，而不是進入職業教育訓練軌道的公立高中生，也要為備考而在家，或者讀付費補習班額外地“刷題”。這就意味着，在大多數情況下，優質大學最終招到而且還能順利畢業的，還是大量“做題家”。

即使進了大學，各種大小考試仍然不停，大學分數績點因為影響獎學金和未來求職，同樣被學生非常看重。在這種競争激烈，而競争形式又往往以分數來展現的情況下，确實很容易培養出一直在為完美成績單而奮鬥的好學生，即美國學者所稱的“優秀綿羊”，或者“精緻利己”主義者。

文科博士和教授極少工薪家庭孩子

除了這個中美兩國高度相通的特點，美國還有一個和中國不太相同的社會背景，就是在美國文科博士和大學教授這個層面，基本上極少有工薪家庭的孩子，更不用說來自底層的子弟。

盡管美國大學大學為了平衡教育資源，有時會刻意招收平民子弟，讓父母都沒有大學學曆的“第一代大學生”能獲得高等教育機會，但學費和生活費昂貴、返還學費貸款的壓力、對職業生涯的向往，會使大量普通家庭的孩子一畢業就走向職場。至于一路不停，從不接觸社會地讀完大學再讀完博士，直至獲得大學教職的美國白人，幾乎都來自中産以上家庭，或者就是教授的子女在複制父母的教學科研生涯。

然而，就筆者在中國訪學的日常交往，追蹤各種學術類社媒的經曆來看，中國大學教授有相當大一部分，都是平民甚至底層貧寒農家出身，很多人對底層生活、農民艱辛、勞工下崗的曆程，有極其深刻的體驗和認識。一些大學教師對學生的處境，也會從社會現象和個人命運角度加以研究，其間不乏相當的情感投注。相比之下，美國一些文科學者更像是在從事某種抽離現實關注和情感投入的，專屬于衣食無憂的中上層子弟的精神遊戲。

當筆者讀到一位美國女性人類學博士，須要拿經費去做田野，才能體會到“底層過得很不容易”這樣基本上屬于常識的結論時，隻覺得學術界有相當不接地氣的一面。在筆者身邊，不隻一位從來沒有學校以外的任何社會經驗的女教授，還住着父母專門為她們購置的房子。

這種精英家庭通過精英教育和百般寵溺培養出來的孩子，難免不是“完美的順從者”，因為他們沒有深刻的人生體驗，去面對和試圖解答很多現實複雜問題，也拿不出有價值和有新意的方案，更不敢于去挑戰現有的任何答案和權威。曾有一次，學校行政層拿出一個統計資料，說明本校的非裔和西班牙語裔學生辍學比率較高，希望讨論如何留住這部分學生。在系裡的例會上，一衆擁有哈佛、哥倫比亞、斯坦福博士頭銜的白人同僚個個支支吾吾，表情漠然，最後讨論不了了之，轉向下一個容易讨論的正常議程。

筆者非常明确地感覺到，當觸及具有社會意義的真實問題，而不是搞晚宴，在賀卡簽名，或進行某次研讨可以拿到多少補助這類事時，這些“優秀綿羊”一律失語。他們或許根本不關心非裔和西裔學生為何退學，或許沒有興趣思考如何留住這些學生。在其他時候，任何投票都是一緻通過，任何問題讨論都不會有争論，因為大家都習慣于從衆走過場。

在無數這樣的時候，筆者會想，假如白左意味着對諸如“為何白人學生流失率低，而有色人種學生流失率高”這樣的社會議題深入思考，提出見解，甚至展開一點争論，倒還能展現出一絲知識分子理想主義的溫度和思考力，而精緻利己的麻木和漠然，其實比白左的天真還要可怕。

精英名校沒能制造變革者

正是在這種思考無能的狀态下，一路名校，從未離開校門一步的美國同僚，除了按部就班、機械完成學校交辦的例行任務，羅列資料，無力對現有不合理的課程設定組合，須要調整的學生畢業标準、論文選題、教師工作量以及就業如何更好地和學術訓練挂鈎等重要問題，進行深入分析，也無法提出改革方案，因而在工作總結計劃中，必須大篇幅引用筆者這個“外國人”在經過調研後，對改革提出的明确而清晰的建議。有趣的是，本校所有大刀闊斧的改革方案、大膽構想、看見不合理就設法改變的舉動，也全部來自上司層中非常春藤名校背景的人。

筆者在微觀環境中的觀察，似乎也符合經過調查的宏觀現狀：2023年财富100強企業的總裁，隻有11.8%是常春藤大學大學生，9.8%擁有常春藤盟校MBA學位；2020年的統計顯示，100強企業的頭10名中，有八名總裁來自州立大學。

筆者當然無意貶低藤校的崇高地位，以及藤校培養了大量卓越學術大家這一事實。當然，在論文裡提出新見和在現實中提出全新方案，也非同一件事。假如普通父母希望孩子真正成為大膽的創新型人才，而且能對社會和企業保持推動變革的動能，具有對未來的構想，美國精英名校事實上大批制造“完美順從者”而不是變革者這一事實，應該引起重視。

作者是美國阿勒格尼學院曆史系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