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一輪中美經濟對話，重點在三個共識

2月5日至6日，中美經濟工作組在京舉行第三次會議。

譚主了解到，這次會議，是在去年11月雙方牽頭人舊金山會晤達成的三點重要共識的基礎上進行交流的，談得不錯。

站在共識的基礎上繼續談，中美的這次溝通，會給外界傳遞怎樣的信号？

這次會議中，中美雙方談到了兩國宏觀經濟形勢及政策。

作為全球前兩大經濟體，中美兩國的宏觀經濟形勢，要放在全球的大環境下去看。

國際貨币基金組織在最新一期的《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中，同時提高了對中美兩國的經濟增長預期，給全球經濟注入了一些積極因素和穩定性。

而在這樣的形勢下，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并不是減少了，而是更多了。

去年11月，中美元首舊金山會晤，在談到經濟時，兩國元首達成的一項重要共識，就是共同推進互利合作。

不“脫鈎”，也是中美經濟領域溝通的前提。

中國，是美國的最大農産品出口市場、38個州前三大出口市場，據統計，對華出口為美創造了100多萬個工作崗位。7萬多家美企在華投資興業，年利潤達500億美元。

正是有着這樣的前提，中美經濟領域的溝通，才格外有意義。

中美不尋求經濟“脫鈎”，保持正常的經濟貿易投資聯系，不僅對兩國經濟，對全球經濟也都是利好因素。

在讨論兩國經濟形勢時，還有個背景值得注意——美國将要走出加息周期。

這對于美國來說是一次重大的政策調整。經驗表明，從兩項名額來看，一旦美國的通脹率高于4%，失業率低于5%，美國經濟在曆史上出現過陷入衰退的情形。

如果梳理美國1965年以來，美聯儲經曆了11輪加息後的情形，隻有三次經濟實作了“軟着陸”。在這個關鍵當口，美國經濟仍然面臨“軟着陸”的可能性問題。

這樣的情形下，美國代表團來到中國，跟中國面對面談，無論是從國内而言還是對世界的影響而言，都需要跟中國對對表，充分溝通好相關情況，向外界傳遞更多确定性。

溝通頻率，是觀察中美經濟領域互動的重要視角。

去年9月，中美雙方商定，成立經濟領域工作組，包括“經濟工作組”和“金融工作組”。

此後，在去年10月、11月，中美經濟工作組接連舉行兩次會議，這一次是第三次。

幾乎一到兩月就溝通一次，這樣頻密的溝通，意味着什麼？

譚主對比新聞稿發現，相較于去年10月的第一次會議，這一次的經濟工作組會議提到的議題更加具體。

會議中，中方直接點明，就美對華加征關稅、雙向投資限制、制裁打壓中方企業等表達了關切。

這是落實雙方牽頭人共識的切實行動——雙方牽頭人達成的三項共識之一，就是同意加強溝通，尋求共識，管控分歧，避免誤解意外導緻摩擦更新。

這幾次會談，中美雙方聊的議題很多，中方明确表達對美對華雙向投資限制、制裁打壓中國企業、對華出口管制、對華加征關稅等關切，要求美方切實以行動予以回應。

這樣梳理下來，可以看到中美經濟領域的互動——先由牽頭人在核心關切上充分對表後，雙方工作層可以在具體問題上進行充分交流。

與之相對應的，相比于第一次，這一次會議的新聞稿中多出了一個詞——務實。

這也說明，中美經濟工作組朝着解決問題的方向努力。

北京大學國發院教授盧鋒告訴譚主，中美經貿層保持溝通交流，本身就是一種成果。中美經貿關系目前處在的階段是，雙方在大的認識上總體形成共識，正在進入一個比較常态性的、相對穩定的溝通發展的軌道。

是以，目前，中美經貿層在做的，是坐下來，不斷就雙方存在的問題和分歧進行溝通。

就拿美對華加征關稅來說，中美上一次談這個問題，還是在去年11月。為何此時再談，有兩個細節值得注意：

就在會談前幾天，一份由多個國家的經濟學家共同完成的報告顯示，美國前總統對華加征關稅，在經濟上遭遇了失敗。

報告中提到，前總統号稱對華加征關稅能讓制造業回流美國，能為美國帶來就業機會，但事實是，這些“政治口号”都沒有實作。

第二個細節是，會談前，外媒報道稱，由于美國的原因，“印太經濟架構”談判陷入僵局，在貿易領域達成協定的可能性已經不大。

而美國推動“印太經濟架構”的初衷，是為了“限制”中國的地區影響力。

這兩個細節充分說明，美國對華貿易政策并不得法。

譚主也注意到，前不久，拜登政府稱正在考慮對從中國進口的電動汽車和關鍵礦産品征收更高的關稅。在當下這個節點，中方再提對華加征關稅問題，也是在提醒拜登政府，前車之鑒，就在眼前。

譚主也了解到，接下來，雙方溝通将更加深入、密切。

中美經濟領域保持頻密溝通，不僅有助于解決中美之間的問題，同樣還有助于解決全球性的問題。

此前，中美雙方牽頭人還達成了一道努力應對共同挑戰的共識。這一共識，在此次會議中，同樣有所展現。

這次美方代表團的牽頭人，是負責國際經濟事務的财政部副部長傑伊·尚博。

根據美國财政部官網介紹，傑伊·尚博的職責是幫助财政部制定有關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世界銀行、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匯率問題、氣候政策和國際金融監管相關的國際經濟政策。

特别是二十國集團，此前，中美兩國同時擔任過二十國集團可持續金融工作組聯席主席，這些事關全球經濟治理的内容，都是傑伊·尚博的具體工作範疇。

這次會議，中美雙方也專門提到了二十國集團财金合作以及開發中國家債務。

談論這兩個問題，有一個重要背景，就是美國等經濟體正進入“三高一低”的新變局當中。

“三高”說的是高通脹，高利率，高債務。

這兩年，全球主要經濟體通貨膨脹保持高位，其中，發達經濟體的通貨膨脹率達到1982年以來的最高水準。根據《世界經濟展望報告》的預測，2024年，全球通脹率預計将達到5.8%，仍遠高于疫情前約3.5%的水準。

面對高通脹，美國等發達國家開啟加息潮，結果就是讓債務水準本來就不低的開發中國家面臨了更大風險。

目前，開發中國家的外債存量是2000年的近5倍。因為加息，目前15%的低收入國家處于債務困境，另外有45%的低收入國家和約25%的新興市場國家面臨債務困境的高風險。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開發中國家的債務問題迫在眉睫。其實，早在2020年的G20峰會上，各國就形成了緩解低收入國家債務困境的初步倡議，但發達國家并不積極。

相反，中國則是G20成員國中落實緩債金額最多的國家，緩債總額在二十國集團成員中最大，為全球性債務危機提供了重要的安全緩沖。

而解決這些問題的根本手段，還是發展。

世界銀行曾出了一份名為《下降的長期增長前景》的報告，其中提到，2022年到2030年，全球年均潛在GDP增速将下降至2.2%，為30年來最低水準。

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中美雙方牽頭人說到共同應對的挑戰，也包括經濟增長。

中美能在這個問題上做些什麼？中國社會科學院美國研究所經濟室主任羅振興表示，中美兩國都是世界經濟發展的“火車頭”，要推動全球經濟增長，中美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國内經濟搞好。

​而對于目前的中美經濟關系而言，搞好各自的經濟，不僅要考慮自身，也需要考慮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