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座被塞了爛書的圖書館，都是某些人勾結拿回扣的結果。
采寫 | 林子人
楊素秋是陝西科技大學的一名文學老師。幾年前，她到西安市碑林區文化和旅遊體育局挂職，任副局長。在任的一年時間裡，她辦了一件大事：籌建碑林區圖書館。碑林區位于西安中心區域，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卻沒有一家圖書館。楊素秋的任務艱巨，她需要在經費有限、隻有一位館長同僚的幫助下，在6個月内建設一座3000平方米的臨時過渡期圖書館。在區政府規劃的大型文化綜合體完成考古發掘和建設工作之前，這個臨時圖書館将為碑林區的居民和遊客提供借閱服務。
作為一位讀書人，楊素秋心中有清晰的“理想圖書館”的樣子，但現實卻很骨感。這個過渡圖書館，位置很奇特，是在某商場的地下室。震驚之餘，她決心把有限的經費用在刀刃上，確定讀者在這座圖書館看到的都是好書。她求助于各路朋友，為圖書館選出一萬種圖書。不料，費心盡力編出的這份書目觸動了各方利益，一場“書目保衛戰”拉開帷幕……
她将這段經曆寫在了《世上為什麼要有圖書館》中。該書記錄了她的種種“芝麻官見聞”、建設圖書館過程中的酸甜苦辣，也講述了一群為書目提供建議的朋友的故事，以及閱讀如何改變了他們的生活。
圖書館建成之後，社會反響如何？一位使用者給碑林區圖書館打了“五星好評”，并特别備注，“這是一個真的可以看書的地方，不是華而不實的出片黨。”
以下是楊素秋的自述。
體制内的遊戲規則
2020年春天，陝西省委組織部選拔第七批博士服務團到基層一線工作，我報名了。我去的目的不是為了當官，而是好奇政府工作是怎麼運作的。我最初想去的崗位是某偏遠地區的副縣長——如果去該縣跑遍當地村莊，你對當下中國大地發生的事情會有特别深入的了解。不過，考慮到孩子的上學問題，後來我選擇了西安市碑林區文化和旅遊體育局，挂職副局長。文旅局的很多工作直接跟老百姓接觸，最近各地文旅局長都“花式整活”，宣傳當地旅遊。我挂職的時候就做過直播帶貨，我是個比較“人來瘋”的人，沒什麼包袱，讓我折騰、嗨起來都可以。
挂職的第一個月，我就體會到了體制内的一些遊戲規則。我弟弟是一個公務員，他讀我的書稿時，看到人事會面的環節，說特别準。比如有人跟你打招呼，如果事先不知道你的職務，他會是一種态度；如果知道你的職務，會是另一種态度，翻臉特别快。這現象不僅發生在體制裡，你想想，我們與人初次見面，如果Ta拎着一個愛馬仕，你會不會覺得Ta好有錢，對Ta的态度會不一樣吧？是以，人人心裡都有一點勢利的苗頭，是以要時刻警惕，不要用标簽去判斷人。
碑林區文化和旅遊體育局有九個科室，我管四個：文化科、文化館、旅遊科、圖書館（規劃中）。得知我要負責建一座圖書館，我覺得“這個挂職挂對了！”平時買書我覺得囊中羞澀，這下好了，可以買好多書，我特别高興。但第一次去看工地，我就被澆了一盆冷水。
圖書館位于一個商場的地下室，原本被一些小吃攤、衣服飾品店占據，海報貼得亂七八糟，牆熏得黃黃的，天花闆上吊下很多電線，地面高低不平，很有廢墟感。我是2020年9月開始挂職的，半年後圖書館就必須開張，時間緊迫。開館時我要保證圖書館裡有一萬種書（每種書3本副本）。原本的規定是開館時就要有八萬冊，被我否決了，調整成第一年采購三萬冊，第二年經費下來再采購五萬冊，滿足八萬冊的評估要求。
建館的那段時間，我總在和商人讨價還價，甚至吵架。裝修期間，物業漏水、隔壁飯館漏油，都讓人崩潰。你去協商，讓人賠錢刷牆，問題倒總是可以解決，隻不過是時間問題，但到“保衛書目”的時候我就沒什麼信心了。
2021年4月22日開館，我從5月開始編新一年的采購書目，到8月初編完，當月月底我就要結束挂職了。就在要走之前，有個中間人傳話過來，某人要求把我列的書目去掉40%。他後來幹脆明說，“10%都不夠我和他分的，40%才夠。”
一個人怎麼可以這麼無恥？每一座被塞了爛書的圖書館，無一例外都是某些人勾結拿回扣的結果。寫書公布真相，是我談判時最後的籌碼。我找到中間人，告訴他我正在寫書，會把這些事件如實寫進去。隻到這時，中間人才撤退不再幹涉。
開館前夕，我在《貞觀》公衆号發表了一篇文章《花了半年時間，我們在西安市中心建了一座不網紅的圖書館》。此文既是為了讓更多人知道碑林區圖書館開張了，也是想做一個實驗：老百姓願不願意來讀公務文章？我不喜歡端着官架子說，碑林區圖書館的開幕“實作了公共服務的均等化、精品化”；我想用不惜“自黑”的方式告訴公衆這座圖書館的情況：這個副局長不是“無所不能的”，她不擅長畫畫，畫的牆面設計草圖很醜；她沒做過圖書館工作，就是趕鴨子上架。事實上，老百姓就喜歡你這樣寫東西。那個公衆号平時的閱讀量是2萬多，那篇文章是6萬多。
雖然這篇文章的反響很好，但政府内部有人不悅，有位上司批評我說，這個行為會“葬送你的政治生命和學術生命”。搞笑的是，峰回路轉，白天我剛道完歉，晚上就接到了央視記者張大鵬的電話，第二天早上就接受了采訪。自從央視采訪後，風向突轉，我被當作了工作正面典型。
那些不為人知的選書人
很多人會問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精力去辦一個隻會存在兩三年的臨時圖書館？我從來不覺得這是個問題，因為“随意糊弄”不是我的思維方式，這可能可以追溯到很多年前爸爸對我的影響。
那時候我們住在一個小縣城，我們的房子隻有20多平，我爸爸是一名實體老師，但他經常會臨摹油畫挂在竈台上，去舊書攤淘書。我們家的書最多的時候有5000多本，其中小人書有2000多本。《西遊記》《嶽飛傳》之類小人書一套就有三五十本，我們沒有錢買整套，我爸每次去舊書攤都會專門去找缺的書目。每年夏天他都會花幾天時間整理那些書，重新包書皮。書攤得家裡無處落腳，我和弟弟就坐在書堆中間廢寝忘食地讀。我爸從來沒有覺得我們生活在一個閉塞的環境中，就應該湊合過，他覺得生活應該是有詩意的。雖然他在我12歲時就去世了，但一個人童年時構築的思維方式會影響你的一生。
開館之初，因為隻有三萬本書，圖書館裡很多書架還是空的。讀者也不斷提出回報，想看武俠小說、攝影書等等。我覺得一個人的力量是不夠的，就去請教了50多個朋友，讓他們推薦書目。如果全讓高校教師選書，那會不接地氣。是以，我還請教了民宿主理人、設計師、老年人、餐飲從業者、盲人朋友，各種各樣的人都來參與。我希望能夠平衡興趣，讓不同的生命參與進來。
書的後半段，我講述了一些推薦了書目的朋友的故事。這部分其實比寫官場的部分更難。如果說建圖書館是這本書的主線、樹幹，那麼 “編書目”就是枝條，可以把推薦了書目的朋友們的故事連起來。我想寫書籍如何進入他們的生活。
我最喜歡的一篇是《閱讀樹枝的女人》。這篇的主角王焓是我的老鄉，我上大四的時候她上大一，因為我上學比較早，我們其實是同齡人。我的一個好朋友曾和她同班，拜托我照顧一下這位同鄉。王焓初來大學，什麼都不懂，我們倆就一起逛街、解決生活瑣事困難，慢慢成了好朋友。我剛認識她的時候，她是一個甜甜的、膽小的女生，我看着她一步步變成一個在樹林裡帶領科研團隊披荊斬棘的boss，真是一個典型的女科學家的成長。
王焓推薦了美國生物學家霍普·潔倫的《實驗室女孩》。她們是同行，甚至有可能在“地球學年會”上擦肩而過，很奇妙。她覺得這本書給她幫助很大，在我看來，王焓就是一個活生生的“實驗室女孩”。
我還寫了盲人讀者杜斌的故事。近年來特别火的幾個非虛構作品，比如《我在北京送快遞》《我的母親做保潔》都是底層或弱勢群體的故事，但還有一些人們“看不見”的群體的心聲，很少有機會發表出來。
公共圖書館應該提供盲文閱讀服務，這是一個硬性要求。當時盲文出版社給我們配的館配書大都是樂器、按摩、推拿、中醫相關，這是他們想象中盲人讀者需要的讀物。而杜斌卻告訴我，其實盲人朋友跟其他人一樣，也愛看小說、曆史。他說，“聽書，像是懷裡被人塞了一堆東西。而摸書，是自己主動走進去，就像走進海裡，感受海水一點一點地漫過腳面。”我幫他借了世界觸覺地圖，幫他買盲文書。他要的是《人類簡史》《未來簡史》《三體》等。盲文出版物的種類還是很有限，因為盲人群體很小，愛閱讀的也沒那麼多，一部分人甚至沒學過盲文，杜斌是個特例。
我大概每隔一兩個月會去杜斌的按摩店，他也在不斷成長。他喜歡唱歌，有一天買了一個可以卷起來的軟鍵盤，100多塊，插上電可以發出聲音，類似于電子琴。他把它放在桌子上，練習《一閃一閃亮晶晶》。他說鋼琴太貴了，他買不起，但就是想學彈琴。我告訴他，我的小孩在彈琴，過幾年如果學業太重，不彈了，可以用很低的價格或幹脆免費送給他。他特别開心，說“你可一定要記着這事啊”。
即便在艱難的條件下，他還是要讓生活有一點浪漫的感覺。有的人把學琴當作一種身份辨別，但有的人學琴完全是“無用之用”，希望給生活帶來愉悅。這是不一樣的。
杜斌很關注我的書，前幾天他問我能不能送他一本。我說，“當然可以，但你沒辦法讀啊。”他回答，“我找人每天給我念幾頁。”在扉頁上，我不想寫贈言，請他教我紮盲文，短時間我學不會，隻能讓他自己紮：“杜斌：雅正……”我帶了印章來，在扉頁上蓋了章。他能看見一點紅色，就把書湊在眼前說，“這個章很清楚，很好看，我太喜歡了。”
孩子們為什麼不看書了？
和很多圖書館不同，碑林區圖書館把少兒圖書的采購比例上調到了20%以上。這座圖書館位于市中心，我預料到很多父母來逛街時會把圖書館當作免費托管孩子的地方。
我已從圖書館離職，去年我曾拜托從業人員調出了圖書借閱資料，我想了解現在讀者都會借什麼書。在排名前300的借閱書目中，260多本是少兒圖書，大多是繪本、漫畫等。這說明，這個區的成年人不太愛看書。而且我發現，10-16歲孩子的借閱率也很低。我自己一直陪自己的小孩讀書，我知道10-16歲的孩子對科普類、曆史類、銜接性、有趣味的書籍需求量是非常大的，是以我們館補充了大量這樣的書。但這些書就閑置在那裡，沒什麼人借。
碑林區圖書館在大衆點評上的評價很好，這說明大家是“識貨”的，知道這裡的書是好書。但你不可能通過建一座圖書館就從根本上改變一個區的居民閱讀習慣，這個過程非常緩慢。
我兒子上國小的時候，有些同學的家長就是賣菜、賣水果的。那些父母很辛苦，每天早上五點就要去進貨。這種情況下他們怎麼顧得上孩子的閱讀？我當時會讓這些小朋友來我們家看書借書，他們特别開心。很多家長不是不愛孩子，也不是不想給孩子閱讀，而是沒有能力、時間和金錢。如果公共服務跟不上，就會拉大知識的差距，這對低收入家庭的孩子非常不公平。
我在大學的一些學生刷短視訊刷得厲害，根本就不看書。他們說，現在閱讀時總是分心，老想玩手機，書看不進去。我認為，這個根可以追溯到中學，現在中學生太累了。我兒子在上國中，我們家是不會讓他做額外的卷子的，但他工作日每天都要學到晚上十點多鐘，這太誇張了。上國小時他每天晚上都有自由閱讀時間，上中學以後周一到周五是一頁書都沒時間讀的。
另外，在碑林區圖書館調研的時候我發現，很多家長會阻止孩子讀“閑書”，把他們借的書生生奪下來，還罵一頓。他們希望孩子去看“正經書”，比如作文書、名著。我在書裡寫了兩位高中國文老師的故事，他們很在意閱讀，會在課外活動時間和學生一起排話劇，但校長不一定喜歡這樣的老師，而是更在意學生的成績。家長問的問題也是怎樣才能立即提高孩子的作文水準。如果用很功利的态度去對待閱讀，其實是寫不出好的作文的，但家長不明白這個道理。
不功利地讀書，意義何在？我想，一件事有趣，你就會做，你喜歡，就做它。這種“無用之用”，在古代、今天和未來，都是通吃的。康德講無目的的合目的性，就是你的眼睛不要隻看太近的地方。好書會改變你看待事物的方式，改變你與周圍人相處的方式，甚至在人生中遇到重大抉擇的時候，能幫助你做出更加正确的選擇。
我覺得，閱讀幫助我更懂得愛，廣義的愛。如果我不愛閱讀，我可能是一個更差的母親，一個更爛的老師。閱讀讓我不斷反思自己，一個愛閱讀的人一定是一個心态開放、更自信的人。
現在這座圖書館依然在那個地下室，再過一年會搬到新館去，到時候讀過我的書的讀者如果去南大街探訪，就找不到它啦。
——完——
林子人，界面新聞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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