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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玮:“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嗎?

作者:觀察者網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左玮】

“作業寫完了嗎?”“今年成績怎麼樣啊?”

在經曆了期末考之後,雖然學生們已經進入寒假,但親戚們的靈魂之問也讓不少孩子對即将到來的春節“瑟瑟發抖”。

親戚們可能隻是好言相問,但孩子們的“成績焦慮”卻不容忽視。根據筆者的調查,各大醫院的兒童精神科經常人滿為患,而這種現象已經持續多年,大城市兒童精神科或心理門診一号難求,一些未成年患者隻能暫時被收進成人科室;同時,亦有大量孩子和家長陷入自我懷疑,焦慮得手足無措。

“一方面是未成年人心理問題增多,抑郁篩出率增高;另一方面,是抑郁情緒被泛化,大家愈發重視情緒問題而導緻求診者激增。”目前,能夠幫助問題家庭實作危機幹預的兒少精神科醫生遠遠不夠,同時,大量迷茫無措的孩子及家長分不清抑郁情緒和抑郁症,無法有效疏導或積極自救。

在去年11月12日的亞洲教育論壇年會上,參會的某市心理咨詢行業協會理事張老師曾對我說:“很感動。這一次大家都是以‘家長’的身份,希望孩子身邊的環境好起來。守住孩子們的心理健康,我們需要負責任的媒體宣傳。”

01“扭曲的關心”和“草木皆兵”

“孩子手腕上有經年累月、多次自殘造成的陳舊傷痕。在學校、未成年人保護中心及社會服務中心多次催促下,孩子母親極不情願的來見我們。她說她工作很忙,請我們搞快點。”某市心理服務中心的從業人員很無奈。他們告知家長,孩子目前心理危機高風險。孩子母親卻回答:“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

“但倘若孩子沒法跨過青春期呢?”張理事告訴我,以前青少年的抑郁篩出率集中在14-20歲,初三及高三特别明顯。但近些年研究發現,青少年群體呈現一高一低趨勢——自殺率增高,自傷自殘低齡化。“自殺年齡階段分布變成了國中高發,12歲開始成為部分孩子人生能否繼續的一個坎。”

全國各地,精神科醫生和未成年人保護社工們見過太多樹苗扭曲的悲劇。

“部分家庭對孩子的愛和關心,表現得極度扭曲。對孩子的身心健康、道德人品不太在意,不重視孩子屢次出現的情緒崩潰和自殘,卻對孩子的學習成績和特長過度關注。”甚至此類家庭開始意識到問題,到精神專科醫院求助,通常也是因為孩子出現上學困難、休學宅家等狀況。最初,“看病”的目的也非常明确:希望醫生能幫助孩子“趕快複學”。

左玮:“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嗎?

“這種情況,該關注的是孩子社會功能已經受損,而社會功能缺失影響的是人的一生。”大城市的心理門診案例裡,“關注點錯誤”的家庭不勝枚舉。這些家庭通常有着良好的經濟狀态,很多父母靠着年輕時的積累,實作了社會地位的跨越。他們大多無法接受孩子不如自己,用當年的經驗“刻舟求劍”的要求着孩子,也對孩子成績或情緒上的“回報”難以了解——“他現在條件比我當時好太多了,他有什麼不知足的?”

“也有一些通情達理的溫和父母,他們一邊說着對孩子沒什麼要求,一邊用隐秘的期待将孩子内化了。”何為内化?父母怎麼看待孩子,變成孩子怎麼認知自己。父母感覺很無辜,現在教育環境就是如此卷,不随大流卷,以後孩子埋怨自己怎麼辦?甚至很多孩子表現出來的,是“父母越說體諒自己,孩子越逼自己”。是以近些年,大家發現越來越多“優等生”抑郁了,而事實孤兒(父母健在但事實無人認真教養兒童)的心理障礙更多表現為暴力行為。

同時,與上訴“漠不關心”或“鴕鳥心态”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醫院精神科和少兒情緒科,同樣充斥着大量“草木皆兵”、“杯弓蛇影”的家庭。

“我看了網絡自評,感覺孩子渾身都是毛病,趕緊帶孩子去檢查心理問題。”8歲兒童小娜的家長說,“挂到華西醫院專家号。專家和孩子單獨聊了一小會兒,專家就讓孩子去玩耍,換我單獨進去被專家‘罵’了近半小時。專家說,孩子一點問題都沒有,有問題的是我。”

小娜家長的“求醫”經曆令人哭笑不得。實際上,她不僅該慶幸“虛驚一場”,更該慶幸她所在城市有全國頂尖心理醫療資源,接診的也是貨真價實的心理專家。

近些年,不斷攀升的未成年人心理問題資料以及被網絡放大的個例,引發了社會尤其是學生及家長群體的焦慮和思考。過度地關注抑郁,特别是學校的過度防禦和家長的敏感恐懼,讓青少年更易掉入困境。越來越多并不符合抑郁症病理的孩子給自己“套上标簽”,引發網絡對抑郁症的嘲諷和誤解,亦有大量家長如小娜母親一般手足無措、病急亂投醫。

左玮:“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嗎?

02孩子們怎麼了?

在2023年亞洲教育論壇年會心理分會場上,多位教育學專家、心理學專家、臨床醫師公布了前沿資料,很多令人觸目驚心。中國生命關懷協會社會心理服務工作委員會主任委員、大儒心理創始人徐凱文表示:“青少年的抑郁症篩出率達到了24.6%,兒童青少年心理障礙的時點患病率為17.5%,15-20歲青少年自殺率3.34/10萬。”他的團隊還對23409名中國小生進行自殺危險性評估(2020年至2022年),中國小生危險性遠高于大學生,整體達到19.3%。

“家長生病,孩子發燒。”無數事實證明,病态由孩子表現,實際卻是家長出了問題。但心理專家們表示,我們不能就此将責任隻歸咎于父母。很多家長也在痛苦中掙紮困惑、恐懼後悔。他們青少年時期根本沒有聽過何為“抑郁症”,而在當今資訊爆炸、魚龍混雜的環境中,他們也不知道孩子出現疑似狀況時究竟該怎麼做。實際上,面對物質發展帶來的家庭結構改變和社會轉型,不僅是家庭,教育體系、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和大衆認知方面,我們乃至全球都沒有做好準備。

那為什麼病症和危機集中展現在孩子身上?

因為未成年人本是社會最脆弱的一環,但層層傳遞的壓力,卻最終落在了他們身上。同時,未成年人支撐自我的心理力量太小,這“一大一小”撕扯着紊亂的身心,進而表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情況。

例如,近些年越來越多家校摒棄了立德樹人的品行教育,學生成敗唯成績論,導緻未成年人評價自我價值的标準極為單一。再如,不斷增加的學業壓力使青少年最需要的玩耍和睡眠時間被大幅壓榨,孩子的整個世界高度緊繃,沒有給他心靈成長的試錯空間和時間。

北京安定醫院兒童精神醫學首席專家鄭毅将這種現象稱為“社交孤立”。他強調,事實上,群體玩耍的過程非常利于孩子心理健康的素養培養。比如在你追我打中建立規則,比如為了完成某個遊戲必須協同配合,比如很多孩子通過遊戲認識到99%的人拿不到第一,發現自己某方面個人能力雖不突出但善于溝通配合,利于自我肯定及未來職業規劃。

“為什麼成年人覺得現在的孩子脆弱?僅看群體表現,目前青少年表現出的抗壓和耐挫能力,确實是前所未有的薄弱。但一個人、十個人如此,可能是個體原因。群體如此,那有問題的就是孩子們的環境。”張理事告訴我,現在孩子都成了單一個體,很多本該在群體玩耍甚至摩擦中摸索出來的道理和行為規範都消失了。“是以各個都隻看得到自己,過分關注自己的内心世界而少了與他人的健康連接配接。”

“隻看得到自己”的社交孤立,加上唯成績論的單一評價體系,使一些孩子和家庭出現了中國多年未曾有過的情況:學生群體間自傷和極端互傷行為增多,同窗情誼變成了你死我活的競争關系。一些學生當不了第一就無法與自己和解,甚至當不了第一就實體意義上的幹掉第一。

03困境與前景

“危機危機,危中有機。如今已出現的問題,會成為家庭和社會走向成長的一個契機。”專家們多次強調——公布最前沿的相關資料和調查報告以表明形式嚴峻,不是為了制造焦慮恐慌,是為了“起而行之”——守護孩子的心理健康,不要漠不關心,也不要過分解讀。同時,中國青少年心理危機得到了國家社會各個層面的重視,恰恰是幹預的最好時刻。

但目前,我們還面臨着許多困境。

第一是真正患病家庭的不自知或鴕鳥心态。

全國各地的心理服務中心,在為各個學校開展心理健康團體活動時,都曾遇到孩子求助:我爸媽的病比我更嚴重,但他們自己不承認。

CPS臨床專家告訴我,“一個家庭能否幹預或者自救成功,關鍵在于家長願不願意改變。遇到有抗拒心理的父母,一切都很難展開。他們接受不了孩子有精神障礙,更接受不了自己有。”

因為深深的病恥感,父母不願跨過那個門。如此,部分大城市的頂級醫院開始嘗試,不以心理問題為切入點,而以“兒童學力評價”、“兒童專注力測試”來降低家長抗拒心理。簡單來說,由兒童神經科、心理病科等專家共同組成的兒童神經心理門診,通過臨床評估來診斷和治療兒童失調行為(如ADHD)和家庭心理問題。

在這個門診科室中,專業的醫生将進行一系列的病情評估、檢查和診斷:部分通過非藥物幹預、藥物幹預和行為矯正來解決單純注意力問題。部分心理問題的家庭,則轉由精神科和心理醫生治療。“不止是未成年人,部分有心理疾病的中老年人,子女勸導從‘神經内科’挂号檢查,發現心理問題再轉至精神科。”

第二,是社會尤其是網絡對抑郁情緒的過度解讀,集中展現在“辨識抑郁情緒、抑郁體征和抑郁症”和“兩代人的認知沖突”。

以《2022年青少年心理健康狀況調查報告》為例,全國範圍内超過3萬名青少年的調查資料結果發現,參加調查的青少年中有14.8%存在不同程度的抑郁風險。“很多人沒有能力或時間精細閱讀,隻通過幾分鐘甚至幾十秒的短視訊解讀資訊,很容易悲觀的将抑郁風險檢出率等同于确診抑郁,甚至将短期抑郁情緒蓋章為抑郁症。”受訪專家指出,首先,抑郁情緒不等于抑郁症,孩子的抑郁風險檢出更不是确診抑郁症。“實際上,抑郁作為人七情六欲中的一種情緒,大多數人都是經曆過不同程度的抑郁情緒。更不能拿着網上一些自評表,往自己和孩子身上套。”

左玮:“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嗎?

《2022年國民抑郁症藍皮書》(人民日報健康用戶端、健康時報聯合好心情、靈北中國)

其次,抑郁情緒更談不上一些人談之色變的極端後果——不吃藥便會自殺。“很多家長,前期對孩子抑郁情緒或抑郁症不甚了解,孩子短期出現抑郁情緒又大為無措恐慌,甚至參考小紅書等自行買藥。”。随着資訊爆炸及傳播的便捷,很多人将自殺案例與抑郁高度關聯。誠然,世衛組織釋出報告中,稱抑郁系15-29歲人群死亡第二大原因,但實際上,中國總體自殺死亡仍為小機率事件,自殺死亡發生率約為每年7/10萬。而根據2023年亞洲教育論壇年會多位專家的最新資料,大陸15-20歲少年自殺率為3.34/10萬,把年齡拓展到中國小生,整體來看,也不會超過5/10萬,遠低于發達國家。

當然,小機率不意味着情況不嚴重。每一個寶貴生命的逝去都讓人痛心遺憾,但自殺不應被放大并在社會中持續産生負面影響。社會關注心理健康無疑是一種進步,但關注重點應該是解決問題而不是放大負面情緒本身,甚至在輿論上刻意共情“自殺理由”、引發效仿。

這在社會發生極端事件時顯得尤為明顯(諸如“連跳”):政府部門能否制止網絡上對此事件的極端情緒渲染及極端行為傳播,立竿見影地影響着未來一段時間的青少年積極或消極行為。

而對于“兩代人的認知沖突”,網絡上時有對立觀點吵得不可開交。一些言論認為現在的孩子太嬌氣脆弱、不體諒父母,一些言論則認為孩子出現極端行為,都是原生家庭的“罪過”甚至“父母皆禍害”。

對此,成都大學師範學院心理學教授、四川省青少年性教育普及基地主任苟萍教授告訴我:“這種互相甩鍋式的‘歸罪’解讀,放大了個例、宣洩了情緒,卻不利于事件‘歸因’,不利于家庭修複和解決問題,将親子越推越遠。”實際上,孩子極端行為從來不是單一因素或事件的結果,不應簡單地解讀或定論。而某些報道中父母“逼死”孩子或者孩子滅絕人倫的情況,正因為“稀缺性”而被網際網路放大傳播。

左玮:“她就是矯情,過了青春期就好了”,真的好了嗎?

《2022年國民抑郁症藍皮書》

由此,不得不提到青少年網際網路陣地的失守。未成年人保護工作室的王檢察官對我說:“在我們網絡還未真正實作分級的當下,我希望媒體遇到争議事件不要隻追求流量,有時候請把鏡頭上擡一點點。”網際網路的負能量、負面價值觀,極大污染着孩子們未成熟的心智。

第三,是“僧多粥少”的現狀和短期難以改變的困局。

不管是真正需要治療的困境家庭,還是想要擺脫自我懷疑的普通家庭,他們常常感到求醫無門。

因為目前得到國家認證的心理咨詢師、家庭教育指導師等,實屬鳳毛麟角的稀缺人才。以國家心理咨詢師為例,在真正權威的CPS臨床心理注冊系統(中國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學注冊工作委員會)中,截至2021年11月1日,注冊系統僅有注冊人員3670人,且大多集中在一線及新一線城市,即便全國心理專家連軸轉,也難以改變局面。一位心理咨詢師告訴我:“有個月,我連上了28天班,感覺自己都快得病了。”同時,也有患者抱怨,自己挂上了北京安定醫院的專家号,卻被告知排到一年以後。

更令人氣憤的是,面對龐大的市場需求,資本和腐敗見縫插針地盯上了這片引起億萬家庭高度關注、配套設定及監管機制卻難以着力的新天地。近幾年,諸多博取流量的“抑郁自測診斷”、“抑郁症病人用藥分享”和“心理輔導師/家庭教育促進師騙局”正在禍害無數家庭。

為解決人才缺口問題,國家已進行了大量工作——比如在具備條件的城市設定CPS督導點,進行人才培養和實踐;再如在多個城市試點,由婦聯、民政局、社工辦聯合高校免費提供“全國社會工作者職業水準考試”教育訓練、“專業技術人員繼續教育和現代服務業進階研修班”等;各地未保中心也以政府購買形勢,聘用專業心理咨詢師、督導師為民政特困群體和社會大衆提供服務;甚至個别地區因缺乏穩定的外聘人才,公檢法人員和社工不得不在本職工作之外,考取相關資質證書、身兼數職。

但是,在缺乏相關标準的探索期,多地“趕鴨子上架”的心理服務人員還在使用西方心理學科的陳舊内容,甚至粗暴複刻西方心理發展“發現抑郁就确診,确診抑郁就開藥”的老路。甚至一些學校為了友善管理或迫于家長群體壓力,鼓勵出現抑郁情緒的學生或抑郁症狀檢出的學生休學,推給機構開藥治療。此類效果通常并不理想,反而損害了學生的心理健康,更加重了學生群體間的負面情緒。

會上,徐凱文提出,實際上西方心理學研究和應用實際已停滞多年,中國心理健康服務應該走本土化的中國道路——主動管理和幹預潛在危機。正如霧霾導緻呼吸道疾病增多,關鍵在于治理污染;學生心理健康是社會和教育問題,也無法通過醫療系統化解。

04坐而論道不如起而行之

2023年5月,教育部、國家衛生健康委等17個部門聯合印發《全面加強和改進新時代學生心理健康工作專項行動計劃(2023—2025年)》,标志着加強學生心理健康工作上升為一個國家戰略。

國家對學生心理健康的關注及舉措,将在未來達到前所未有的力度。會上,四大行動應運而生(“點亮者鄉村教師成長計劃”、“中國生命關懷協會危機幹預師注冊标準,倫理标準制定工作”、“建構城市學生心理健康與危機預防體系的安心工程”、“社會治理群體賦能”),旨在進一步呼籲社會各界加入,彙聚更多的力量。

大量實踐證明,家庭是孩子心理健康成長的第一環境。孩子成長的過程中出現大小問題,父母不必悲觀和焦慮,有一個常識很重要:生命過程本身曲折,同時又極富韌性。在家庭教育對孩子影響越發突出的當下,父母怎麼把積極的心态和生命韌性傳遞給孩子,直覺展現在家庭出現問題時,親子能夠自我調解修複和共同成長。正如飛機遭遇不穩定氣流,呼吸器從頭頂彈出時,成人也得先給自己戴上,才能輔助孩子。

而“未雨綢缪”比“亡羊補牢”更加重要,教育環境該回歸中國傳統文化“立德樹人”的本源,而不是重演西方教育中那些過度開發、極度功利和虛無的“空心病”。學校及家庭短期内的關鍵,在于建構孩子健康的生活環境。正如徐凱文在會上所說“希望有勇氣的教育家,有勇氣的家長敢于從自身做起,調整自己去影響這個功利的教育場。”

例如,為孩子築起網絡心理防火牆——一是盡量隔絕負能量給孩子造成的精神污染,第二是“孩子與現實世界連接配接越緊密,他/她的根系越紮根于土地,便不會輕易為了虛拟的世界而放棄現實的自己”。同時,陽光布德澤,萬物生光輝。絕不能剝奪了孩子的體育鍛煉、戶外遊玩時間和良好的睡眠,這樣才能增加生命的活力及韌性。面對青春期巨變和挑戰時,那些有着健康體魄和陽光心态的孩子覺得一切均不足以為懼,因為生命真的本自具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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