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景祐三年十二月十九日卯時（公元1037年1月8日7時許），四川眉山，一個嬰兒呱呱墜地，連其父母也絕想不到，一個人類有史以來絕無僅有的全才誕生了。
這個嬰兒就是蘇轼蘇東坡！
蘇轼學養貫穿儒、釋、道，造詣縱橫文學、書法、繪畫，旁涉水利工程、釀酒、美食、醫學，凡他有興趣稍加涉獵，便成巨匠大家。作為中國傳統文化集大成者，也傲然成為中國傳統文化高原上一座高不可攀的珠穆朗瑪峰。林語堂總結他是“一個大文豪，大書法家，創新的畫家，一個造酒試驗家，一個工程師”。
蘇轼一生仕途坎坷起伏，他行迹北至定州南至儋州、東至登州西至鳳翔，兜兜轉轉幾乎跑遍大宋全境。在為政一方或貶谪窮途中，他時常輾轉在遺愛為民與結廬安身之間，不是為公衆修堤、引水、建亭台樓閣，就是為自己結舍蓋房，妥妥一個天生的工程師。可以說，蘇轼有着深深的建設情結。
俗話說，有恒産者有恒心。這對蘇轼來說也一樣。蘇轼蘇轍兄弟高中進士後，回四川老家奔母喪，之後便與老父親蘇洵及家眷一起傳回京師。先是在西岡租了一處房子居住，沒住多久，就在宜秋門旁購置了另一所院子，并且命名“南園”。這也開啟了他在宦途上一路升貶、一路建設之路。
二十一歲就高中進士的蘇轼，制科考試又遙遙領先，一時為士林側目，名冠天下。嘉祐六年（1061年）十一月，恃才傲物、意氣風發的蘇轼走上仕途第一站，任大理評事、簽書鳳翔府節度判官（正八品），有權聯署公文，協助知府處理日常事務。到鳳翔數月各方面稍加安頓後，蘇轼就開始牛刀小試，精心規治居所。他在堂舍之北的空地上建了個小亭，亭前辟挖長約三丈的池塘，池上小橋直通堂舍。堂舍北面是可以俯瞰的軒窗曲檻，南面是與前廳相通的長廊，長廊兩側又各挖了個小池，種蓮養魚。池邊種上了杏桃梨、櫻桃、石榴等各種果樹，以及松柳槐等樹木，池北還栽了一叢牡丹花。改建結束後，蘇轼賦詩紀念：“三年辄去豈無鄉，種樹穿池亦漫忙。”他自己覺得挺好笑，在這兒最多隻能待三年，卻如此辛苦地經營。自此起，建設收拾家園始終是蘇轼人生中的一大愛好，不管到了哪裡，條件如何，哪怕是因陋就簡，也總要盡量改善自己的居住生活環境，也許惟有熱愛生活的人才能如此。
但蘇轼對長官的建設不僅不熱心，還曾經冷嘲熱諷。蘇轼的第二任知府陳希亮，同為四川眉山人，陳蘇兩家數代世交，按輩分論蘇轼算孫子輩，兩人年齡也相差近四十歲。陳希亮進士出身，說話斬釘截鐵，做事雷厲風行，對屬下要求嚴格，不留情面，生活中也不苟言笑。蘇轼每次起草的文稿，陳希亮都要多次退回，讓反複修改才勉強通過。這對性格豪闊、不拘小節、以寫一手錦繡文章著稱的蘇轼來說很是難堪。一些官吏因蘇轼參加“賢良方正直言極谏”制科獲得三等并欽佩其才華和性情，私下稱蘇轼為“蘇賢良”。沒想到這件小事被陳希亮知道後勃然大怒：“一個小小的府判官，配稱什麼賢良？”并責打那些吏員，蘇轼自然很不高興。
嘉祐八年（1063年），陳希亮在城内東湖北建造一座觀景台，命名淩虛台，以登高望遠，并特别叮囑讓蘇轼作碑記。蘇轼終于等來了機會，在文中縱橫古今，大談興廢成毀的道理，列舉了秦穆公的祈年殿、漢武帝的長揚宮、唐代的九成宮等皇家宮殿幾百年後都煙消雲散，以譏諷陳知府并給他以難堪，如“物之廢興成毀，不可得而知也”“夫台猶不足恃以長久，而況于人事之得喪，忽往而忽來者欤！”這就是傳世作品《淩虛台記》。誰知陳希亮看完碑記後，表現大度，不僅對蘇轼這篇奇文隻字未改，還命人即刻勒石立碑。蘇轼大感意外，羞愧難當。其實，陳希亮如此對待蘇轼，完全是長輩對晚輩的良苦用心。他覺得蘇轼年輕才高氣盛，勢必對以後成長不利，是以就有意挫其傲氣，磨煉其性情。自此他們的關系融洽了，與陳希亮的兒子陳慥也成為最好的朋友，友誼持續一生。18年後，蘇轼應陳慥所請，撰寫《陳公弼傳》終于自省：“年少氣盛，愚不更事，屢與公争議，形于言色，已而悔之。”
神宗熙甯七年（1074年），蘇轼杭州通判任職屆滿。因蘇轍在齊州（宋徽宗時升為濟南府）任掌書記，于是呈請朝廷調往山東以便就近與弟弟多聯系。因其成績卓著，得以擢升，九月诏下以朝奉郎、尚書祠部員外郎、太常博士直史館權知密州軍州事、騎都尉（正六品），十一月到任。
初到密州（現諸城市），天大旱，蝗成災，再加上政苛官逼，盜賊橫行，百姓流離失所，衣食無着。蘇轼一方面上書皇帝和中樞，請求減賦支援，一方面積極組織百姓驅除螟蝗火燒土埋，制定滅蝗獎勵辦法；詳研盜案，懸賞緝捕；鼓勵收養棄嬰，每月發放六鬥糧食；抵制苛政手實法。一年後民生大為改觀，棄嬰絕迹。
熙甯八年（1075年）八月，蘇轼開始整修破敗官舍，和州衙西側一個荒蕪花園。蘇轼又發現園西北城牆上一個廢舊城台，這是一座方鬥形平台，亭閣雖破敗，但地勢高曠。站在台上，放眼四望，視野開闊，城南有風光秀美的馬耳山、常山，東面有障日山，西繞扶淇河，北流濰水，一望無垠的平原上星羅棋布點綴着村莊，一眼望去，讓人心胸開闊，心曠神怡。
蘇轼看此台遠山近水，風景宜人，實為城中絕好的遊覽之地，卻因其破敗而少人登臨。就派人鑿馬耳、常山之石，聚集人工修葺北台。台閣新成，蘇轼付信蘇轍，讓他給台取名。
蘇轍與蘇轼有六年沒見面了，見信急忙展讀。蘇轼在信中說：現在密州稍微安定了，但沒有用來散心的地方。每當看到同仁好友與百姓，沒地方休閑解愁娛樂的場所，為之黯然神傷。為此，我利用密州北城牆的“廢台”即北台，葺建成一座高而安、深而明、冬暖夏涼的新台，跟臣僚們遊覽自得其樂，老百姓也為之叫好。這個台應當取什麼名合适呢？
蘇轼步入宦途以來，特别是從朝廷中樞轉到地方,經曆了人生多重打擊,受當權者排擠,諸事不順。到密州任職雖是升遷，但這裡地處偏僻，生活條件艱苦，與杭州有天壤之别。一年多來，政事繁擾，使他勞心勞力,焦慮不堪。此外,幾年來他又經曆了喪母、喪妻、喪父的痛苦。天下的士人，在是非之場上奔走，在榮辱之海中浮沉，輕狂浮躁而流連忘返。但是，達人卻為他們感到悲哀。兩者的差别不就是能否超然物外的緣故嗎？蘇轍深知兄長的性格和處境,于是就引用老子“雖有榮觀,燕處超然”的文意,将高台命名為超然台,以示無往不樂、超脫凡世之意,意在安慰哥哥要有超脫世俗、樂觀知命。蘇轍就把所思所想，潑墨運筆，寫下流傳至今的《超然台賦》。
蘇轼接到蘇轍來信，見到“超然”兩字贊不絕口，興奮地撫髯大笑：“知我者，子由也！”
讀罷《超然台賦》，蘇轼意猶未盡，研墨取筆展紙，一篇《超然台記》一揮而就，結尾處畫龍點睛指出：弟弟蘇轍取名“超然台”，說明了我之是以到哪兒都快樂的原因，大概就在于我的心能超乎事物之外啊！
蘇轼手書“超然台”作為台匾，懸挂在台子正中上方。從此，超然台上遊人不絕，登高遠望，給登台人帶來無上的精神愉悅。
蘇轼後來貶谪黃州和更為遙遠的惠州儋州，一直能夠自得其樂，超然物外，淡泊曠達，在屬于他的狹小有限的空間，感受生命的快樂，究其緣由和源頭，和他在密州時養下的這份超然精神密不可分。順天應命,不以物喜，不以己悲，這原本是中國文人一代接一代苦心經營的品質，隻不過到了蘇轼這裡，更加充盈其心。
熙甯九年(1076年)中秋夜,蘇轼在超然台飲酒賞月。雖然齊州和密州相距不遠,但是陰差陽錯,兩年來,兄弟二人一直無緣得見。每逢佳節倍思親,蘇轼遙望齊州,想念弟弟蘇轍。面對良辰美景,更是感慨萬千,借着酒意,寫下了傳誦百代、堪稱代表作《水調歌頭·明月幾時有》：“人有悲歡離合，月有陰晴圓缺。此事古難全，但願人長久，千裡共婵娟”的千古名篇，詞前小序說“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正如林語堂所言:“這首詞寫出之後,其他以中秋為題的詞都可棄之不足惜了”。
借着這些詩文,超然台名聲大噪,司馬光、文同、張耒、李清臣等朝野碩儒名臣，都曾登臨超然台酬唱附和,佳作頻出。
熙甯九年(1076年)底，蘇轼被朝廷調離密州。再回超然台已是元豐八年（1085年）了，當時他去登州赴任，特地繞道密州。時任密州知州霍翔在超然台設宴款待，看着自己所建的超然台，如今主人變客人，估計蘇轼心中難免有世事滄桑、物是人非的感慨。百姓得知後也是“重來父老喜我在，扶挈老幼相追攀”，心中有民的人，百姓心中自然也有着崇高的地位，這份深情也深深感動了蘇轼。
自從超然台建成後，曆經風雨侵蝕，曆代先後修葺共十六次。屢修屢壞，修台記、詩、像、跋、賦等大都遺失，更為遺憾的是蘇轼手書的“超然台”刻石也不知所終。2009年，諸城市重建超然台。
超然台，不僅記載着蘇轼在密州時的為民情懷，同時也見證了蘇轼兄弟處世哲學和手足之情。今天人們通過登高超然台，也能感受到人生超然于物外的感悟，懂得人生無論是順境逆境，都要有樂觀的心态！
漢初曹參初為齊相，親見戰亂緻使民不聊生，遍問長老和儒生以求治國之策，膠西蓋公善治黃老之術，蓋公上休息之道，要“治道清淨，而民自定。"曹參非常欽佩他的見解，将正堂讓出來給蓋公住，用其言而齊大治。熙甯變法推行新政，急功近利，不惜以嚴刑峻法。蘇轼自恨不在高位，無可挽救。他向往蓋公黃老之治，深感"與民休息"的重要性，于黃堂之北修建一座聚會所，名之曰“蓋公堂”，并作《蓋公堂記》。
也許是密州秀美的風光，也許是首次作為地方行政長官，登臨超然台的愉悅心情，激發了蘇轼的創作熱情。這一時期他的創作生涯達到了一個頂峰，短短兩年，傳世詞賦不僅數量達到了驚人的二百餘篇，而且品質上乘。留下了《江城子·密州出獵》、《超然台記》、《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望江南·登超然台作》等佳作傑構，無一不是中國詩詞精品。尤其是《水調歌頭》，更是被曆代文人墨客追捧膜拜。宋人胡仔在《苕溪漁隠叢話》中評價為“中秋詞自蘇轼《水調歌頭》一出，餘詞盡廢”，足見其在中國詩詞中的地位。
熙甯十年（1077年）四月，蘇轼到任徐州知州。
七月十七日，黃河在徐州北五十裡處檀州曹村決口，沿途四十五個州縣慘遭淹沒。加上暴雨連綿，到了九月，水深兩丈八尺，水圍徐州，城中百姓無不驚慌失措。蘇轼勸止出城避難的富戶，率領百姓晝夜不停，搶險堵水，築堤修城，一連多日過家門而不入。在洪水快速上漲的危機時刻，蘇轼短衣赤膊，親自趕赴東南大堤，手揮工具，和城中的青壯年一起加強堤壩，抗洪救災，還以詩言志：“坐觀入市卷闾井，吏民走盡餘王尊。”也就是說一旦堤防潰崩，他要像漢代東郡太守王尊那樣，以身擋水。蘇轼親自設計計算防水工程，要建成9840尺長、10尺高、20尺厚的堤壩，需要數千人之衆。他立即趕往武衛軍營，請求士兵相助抗洪。按宋代制度，知州無權調動禁軍，禁軍由皇帝直接指揮。蘇轼對卒長說：“河将害城，事急矣，雖禁軍且為我盡力。”卒長看到蘇轼滿身泥濘，深為他的精神所感動，願意與之并肩作戰，同意調撥數千禁軍，與蘇轼一同趕往抗洪前線鞏固大堤。
十月初五，黃河終于回到舊水道，被洪水包圍了45天的徐州終得解脫，水患得以平息，百姓歡天喜地感謝得救。為防患于未然，蘇轼又上表朝廷，請求免除徐州賦稅，并撥出錢糧，築堤修城，于次年八月在城東南修建一條堅固的堤壩，加強城牆。後世為紀念他的功績，将長堤命名為“蘇堤”。皇帝降旨，表彰蘇轼抗洪保城的功勞，贊揚他：“親率官吏，驅督兵夫，救護城壁，一城生齒，并倉庫廬舍，得免漂沒之害。使者屢以言，朕甚嘉之。”
為了紀念這次抗洪勝利，蘇轼在城東門擋水要沖處修建一座兩層高樓，并取名“黃樓”（樓體外敷黃泥，取五行相克土能克水之意，而土為黃色）”。元豐元年（1078年）九月初九舉行盛大落成典禮，全城百姓同慶，還邀請蘇轍、秦觀、陳師道等三十多位名士人作賦吟詩表示慶賀，“衆客釋然而笑，頹然就醉，河傾月堕，攜扶而出”。蘇轼也感慨良多，寫下《九日黃樓作》，以記錄這段不平凡的經曆。蘇轼将這些佳作命名為《黃樓集》。蘇轍的《黃樓賦》骈散結合，情景交融，文采飛揚，蘇轼書丹刻碑。
第二年，蘇轼在詩中這樣回憶道：“去年重陽不可說，南城夜半千漚發。水穿城下作雷鳴，泥滿城頭飛雨滑。黃花白酒無人問，日暮歸來洗靴襪。豈知還複有今年，把盞對花容一呷。莫嫌酒薄紅粉陋，終勝泥中事鍬锸。”今年還能對花飲酒，實在是劫後餘生的幸運。
後來黨禍發生，诏毀天下蘇轼碑文，當時的郡守不忍破壞，将這碑石沉人城濠水底，易樓名為“觀風”。到宣和末年，禁令已漸漸松弛，豪門富戶不惜幹金，争購蘇轼墨迹，即使拓片也很值錢。不過碑石尚存者，拓取無窮，價總不高。當時苗仲先為徐州知州，他派人将《黃樓賦》碑石從水底撈出，雇工日夜拓印，得拓片數千本，後一本正經地對僚屬道“蘇氏之學，法禁尚在，此石奈何獨存？”命人将其打碎。人們知道此石已毀，拓本自然價格扶搖直上，他将墨拓高價賣出，大發其财。
時光荏苒，鬥轉星移，當年蘇轼為抗擊洪水築起的堤壩早已不存，徐州城内卻多了一條叫“蘇堤”的通衢大道。一千多年風吹雨打，“黃樓玩月”名列古徐八景之一。黃樓曆經重修，今天依然挺立。蘇轼的抗洪壯舉，充分展現了他的愛民情懷和民本思想，其解民倒懸、勇于擔當的精神也赢得徐州人民世代緬懷。“古彭州官何其多，千古懷念唯蘇公”，正所謂“政聲人去後，民意閑談中”。黃樓有詩聯曰：“碧水柔波，不盡黎民厚意；黃樓明月，長留太守清風。”此聯深深表達了徐州人民對蘇轼的懷念敬仰之情。
元豐二年（107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烏台詩案”定案，蘇轼出獄，“可責授檢校水部員外郎，充黃州團練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簽書公事。”元豐三年（1080年）正月初一，在萬家團圓時節，蘇轼不得不與長子蘇邁在凄苦冷寂中被迫押離汴京。路途遙遙，前路茫茫，蘇轼不得不承受生理和心理的雙重打擊。
二月一日，蘇轼到達黃州。按照朝廷規定，蘇轼這樣的犯官無權享受官府提供的住宅。家眷到來前，先寓居定惠院僧舍。五月，蘇轍送一家十幾口人到來，得到黃州知州通融，安排暫住臨臯亭。那是個小小的江邊驿站，非常簡陋，不僅潮濕悶熱，而且擁擠不堪，來了朋友更是無法安排。但蘇轼卻說，這可是望江房，坐在榻上就能望見江帆。
蘇轼的親家範子豐經常來信安慰他，有一次把自己建立的一處豪宅詳細告訴他。雖然心裡有點酸酸的，但是他馬上就呵呵一笑，覺得人生苦短，不可太在意得失，既來之則安之，也許老天爺如此對待落魄之人，正是在考驗自己的意志品質，于是即興寫短文，表達心志：“臨臯亭下不數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飲食沐浴皆取焉，何必歸鄉哉！江山風月，本無常主，閑者便是主人。聞範子豐新第園池，與此孰勝？所不如者，上無兩稅及助役錢耳。”
一家十幾口人的到來，吃飯又成一個問題。因為蘇轼作為被貶谪犯官，工資已被停發，僅靠可憐的積蓄和蘇轍的接濟，生活也難以維持。怎麼辦？為了用有限的積蓄對付今後無限的光陰，維持基本的生活，他每月僅從積蓄中取4500錢，分成30份懸挂在房梁上，每天取用一串，冀此維持一家人的生活。但坐吃山空，現錢越來越少，日子依然是越來越難過了。
到元豐四年（1081年），蘇轼更覺前途茫茫無期，面對生活的壓迫，他覺得應該盡快想辦法了。适逢好友馬正卿來黃州探望，得知蘇轼生活入不敷出，艱難拮據，就代他向知州徐君猷申請了五十畝荒地，事農桑得收獲以貼補家用。
這片地處于黃州城東龍王山腳下的荒坡上，原是荒廢了的兵營。看着這滿目頹垣瓦礫、遍布荒草荊棘的一片土地，蘇轼還是開心極了。滿懷期望的他用三天時間進行考察規劃，按地勢高下，做合理安排：較低的濕地，種植稻米；較高處種小麥；東邊平地上種些棗樹和闆栗樹，還有桑樹；靠南邊一點的坡上種一片竹林，甯可食無肉，不可居無竹啊！眼前也不斷幻化出豐收的場景，這一份喜悅，榮辱皆忘。
最幸運的莫過于家僮在地裡燒完枯草時發現了一口暗井，經過掏挖，水源旺盛，又解決了農作物灌溉的大難題。
蘇轼賣了珍藏的一把古劍，購買了一頭黑牛，并給它起了一個妩媚的名字“黑牡丹”。備齊鋤頭、水桶等農具，戴上一頂遮陽又遮雨的竹笠，甩去名動天下詩人的虛名，從此蘇轼開始躬耕東坡，搖身變為一個面朝黃土背朝天、春種秋收、土裡刨食、“日炙風吹面如墨”的農夫。
付出艱辛和汗水，荒地也變成良田，時令也來到深秋，隻好先種上麥子，不到一個月已長出綠油油的麥苗，又在地堰栽上黃桑三百棵。一分耕耘自然有一分收獲，次年蘇轼迎來了豐收，收獲二十石麥子，總算是緩解了一家子生活上的困境。
蘇轼非常欽佩唐代大詩人白居易，常常在詩詞中以樂天自比。白居易被貶忠州刺史時，曾作《東坡種花》詩，詩雲：
朝上東坡步，夕上東坡步。
東坡何所愛，愛此新成樹。
現在，這塊五十畝的貧地正好位于黃州城東門外，于是蘇轼幹脆給這塊地取名“東坡”，并自稱“東坡居士”，後人也據此稱呼他為“坡公”“坡仙”。自此蘇東坡這個名号就橫空出世，響譽天地！
東坡這塊地着實解決了一大家人的溫飽問題。蘇轼知道，必須為子孫們的生計做好長遠打算。蘇轼本來預備終老黃州，楊繪為他介紹定襄胡家田，陳镗為他接洽荊南頭湖的莊田，到黃州三十裡外的沙湖看田，實地勘察後又都不滿意沒有買成。那阙著名的《定風波》就是此次看地的副産品：“三月七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狽，餘獨不覺，已而遂晴，故作此詞。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居無定所的蘇轼，面對這片屬于自己的土地，忍不住安家的沖動，還是要建一所房子，給自己和家人一個安放身心的地方。冬閑時節，蘇轼選擇一塊眼界極佳的空地，在潘大臨、古耕道等幾個朋友的幫助下，蘇轼清理地基、購置木料、磚瓦，準備就緒，元豐五年（1082年）二月動工蓋屋，很快就搭建起五間泥瓦農舍。房屋落成這天，天降大雪，站在屋前望着漫天飛舞的雪花，蘇轼畫興油然而生，揮筆在牆壁畫上雪中寒林和水上漁翁外，四壁空隙都畫上飄飛的雪花，仿佛和屋外的雪花在一起飛舞，不禁又揮筆題額：“東坡雪堂”。室内外徘徊良久，胸中文辭奔湧，蘇轼又研墨展紙，一篇佳作《雪堂記》噴薄而出：“ 蘇子得廢圃于東坡之脅，築而垣之，作堂焉，号其正曰‘雪堂’。堂以大雪中為之，因繪雪於四壁之間，無容隙也。起居偃仰，環顧睥睨，無非雪者。蘇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文章采用主客對答的方式，由反問，引出客方“無為”、“棄智”的觀點。最終，蘇轼以“适意”之見駁得客方“忻然而笑，唯然而出”，表現出“烏台詩案”之後作者不斷思索、尋找自我的内心，表明個人志趣高潔。全文說理結構俨然一體、精湛缜密，而且還貫通了主客之間起伏變化的感情脈絡，與《赤壁賦》有異曲同工之妙。并填詞《江城子》，在序中說，“陶淵明以正月五日遊斜川，臨流班坐，顧瞻南阜，愛曾城之獨秀，乃作斜川詩，至今使人想見其處。元豐壬戌之春，餘躬耕于東坡，築雪堂居之，南挹四望亭之後丘，西控北山之微泉，慨然而歎，此亦斜川之遊也。乃作長短句，以《江城子》歌之。夢中了了醉中醒。隻淵明，是前生。……都是斜川當日景，吾老矣，寄馀齡。”雪堂風光之美實不下于陶淵明所盛贊的“斜川”！
或許這就是人們常說的“居陋巷，不改其樂”。
在雪堂東邊，蘇轼還種有他從朋友那裡移來的茶樹、橘樹，一派田園風光，欣欣向榮。他滿心歡喜地寫道：“有屋五間，果菜十數畦，桑百餘本，身耕妻蠶，聊以卒歲也。”
雪堂不僅解決了家庭住房的困難，從此也成為蘇轼在黃州精神生活的重要載體。蘇轼覺得，雪堂雖形貌并不精緻，但很有情趣意趣。他讓家人還住在臨臯亭，自己大多住在雪堂。天氣晴好，他就率家人揮汗如雨，在田地辛勤耕作；風霜雪雨天或者夜晚，他就在此讀書撰文，習書作畫；有朋友來訪，他就在此接待暢談，宴請賓客，有的朋友如道士楊世昌、同鄉巢谷、詩僧參寥等甚至在此留駐長達半年、年餘。米芾初出茅廬，過黃州經人引薦前來拜訪。蘇轼讀出了年輕人的才華，邀他至雪堂同賞吳道子畫作，并指點其學習晉人書法。米芾潛心聽授，書法大有增進。
元豐五年（1082 年）十月，蘇轼進士同年臨川蔡承禧任準南轉運副使，黃州在他轄屬境内，特地到臨臯亭看望蘇轼。見他居處狹隘，是以發起在臨臯亭附近高坡上，為他造了三間新屋，于次年五月築成，命名"南堂″。這三間屋子，面對大江，最宜消夏，蘇轼有此不啻貧兒暴富，雖然隻是瓦屋三楹，卻派了許多用場，作了書齋、丹室、客室和卧房。在詩中說“更有南堂堪著客，不憂門外故人車。客來夢覺知何處，挂起西窗浪接天。”他在無限感激中，作函給蔡承禧：“臨臯南畔，競添卻屋三間，極虛敞便夏，蒙賜不淺。”
元豐七年（1084 年）四月，蘇轼奉诏赴汝州就任團練副使。離開黃州前，他将飽含汗水與歡樂的雪堂與東坡交予潘大臨，期盼自己餘生仍有機會回到黃州，與舊友相叙，于雪堂夜讀。
幾年後，升任翰林學士的蘇轼，依然懷念在黃州的日子，懷念雪堂，在《緻潘丙(彥明)書》說:“仆暫出苟祿耳，終不久客塵間，東坡不可令荒廢，終當作主，與諸君遊，如昔日也。願遍緻此意。”
宋孝宗乾道六年（一一七〇）十月，陸遊慕名前來尋訪東坡遺迹，已是蘇轼離開黃州約八十六年後。他記述雪堂正中間挂着蘇轼一張像，像上所畫蘇轼身着紫袍，頭戴黑帽，手持藤杖，倚石而坐。雪堂台階下，有一小橋，橫跨一小溝而過。雪堂之東，有高柳樹一株，為當年所手植。
雖然念茲在茲，隻是，蘇轼越走越遠，再也沒有回到這裡。那間畫滿了雪花的雪堂，在一次又一次的拆毀與重建中，慢慢消失，就連他最初落腳的定惠院，也被時間消磨殆盡，未見蹤影。更為遺憾的是，當年蘇轼揮汗如雨、辛勞耕作的東坡，如今已經不能确定準确位置。
蘇轼和雪堂，就像東坡一樣，在時間和空間上雖已離去，但永遠留在黃州的曆史記憶中。
寓居臨臯亭的蘇轼，讀書寫作之餘，在黃州及四周遍覽名勝，寄情山水。元豐四年（1081年）三月，首次登臨武昌西山，蘇轼發現孫權建的九曲亭因年久失修而成了廢亭，他在《遊武昌寒溪西山寺》中，以“西上九曲亭，塿衆山皆培”，點明九曲亭在武昌西山諸多景物中的重要地位。
六月初，蘇轼陪弟弟蘇轍來武昌遊覽西山，蘇轍詩裡的“仗策看萬松，流汗升九曲”詩句似乎又在提醒着他。那時人們上西山，都是出武昌西門，下坡來到西山東麓前的寒溪，然後再通過九曲回腸般的步行小道上山。爬到半山腰的九曲亭前，沒有人不汗流浃背。這說明，九曲亭不光是值得珍愛的孫權遺迹，而且還是所有登臨西山的遊人和香客們的重要休憩地。重修九曲亭的沖動油然而生。
但當時經濟的拮據，衣食住行的重負使他無暇顧及此事。到了元豐五年（1082年），蘇轼一家的生活慢慢好起來，他便開始琢磨如何修複擴建此亭。正好當年二月，他在武昌主簿吳亮的陪同下，帶着蕲水縣令李嬰上武昌西山。途經已廢置的九曲亭，蘇轼提議共襄盛舉維修擴建此亭，得到大家贊同。隻是當時亭址窄狹，周邊又是古樹名木，還沒想好既擴建九曲亭，又能保護亭周圍環境的萬全之策。
當年五月的一天，狂風暴雨襲擊武昌西山，九曲亭旁好些大樹被刮倒。蘇轼帶着友人趕上山，發現被刮倒的大樹，不僅可以直接作為修亭材料，而且清除倒樹後的空地，又為擴建古亭提供了場地。
天賜良機，于是“相與營之”。很快，一座嶄新的九曲亭重新屹立在“孫氏遺迹”之上。蘇轼當即把這個消息，寫信告訴兩年前那個“流汗升九曲”的蘇轍。看到哥哥的來信，蘇轍既為這一“孫氏遺迹”重放光彩而感到高興，更為此事給哥哥帶來“于是最樂”的心情而欣慰。他就遵兄長之邀，寫來《武昌九曲亭記》，開篇就繪聲繪色詳細介紹哥哥關心九曲亭重建的情況，然後筆墨重點描寫他和朋友們“相與營之”“亭得以廣”“亭成，而西山之勝始具”的始末，進而通過建亭探究哥哥“于是最樂”的緣由，并與贊美哥哥“适意為悅”情懷、“無愧于中，無責于外”的追求糅合在一起。寥寥數筆，便勾勒出蘇轼寄情山水、樂觀豁達、“有樂于是”的仙翁形象：“……昔餘少年，從子瞻遊，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始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獨往，逍遙泉石之上，撷林卉，拾澗實，酌水而飲之，見者以為仙也。蓋天下之樂無窮，而以适意為悅。方其得意，萬物無以易之。此子瞻之是以有樂于是也。”正因為此記融叙事、寫景、抒情、議論于一體，寫出了景緻美、人情美、哲理美，是以成為中國古代小記類散文的上乘之作。
元豐六年（1083年）三月，張懷民也貶官黃州。蘇轼與他結識後，因氣味相投而成為好友，交往密切。是年十月十二日夜，蘇轼前往張懷民暫住的承天寺與之一起賞月，寫下了著名的《記承天寺夜遊》。十一月，張懷民在其新居西南築亭，以觀覽長江勝景。蘇轼欽佩張懷民的氣度，為其所建的亭起名為“快哉亭”，并贈其《水調歌頭黃州快哉亭贈張偓佺》：“……堪笑蘭台公子，未解莊生天籁，剛道有雌雄。一點浩然氣，千裡快哉風”。
宋玉的《風賦》記載，有風吹過，楚襄王感歎說“快哉此風”，并問這麼舒服的風，老百姓能享受到嗎？宋玉逢迎楚襄王，稱吹着楚襄王的風是“雄風”，吹着普通人的風則是“雌風”。蘇轼對此十分不屑，雖然“快哉亭”的名字取自“快哉此風”這句話，但他認為風是自然的産物，不應有雌、雄之分，更不存在什麼高人一等的風，快哉的關鍵是人的内心感受，與人的精神境界沒有高下之分，隻要具有至剛至大的浩然之氣，就能體會到千裡雄風的快意。“一點浩然氣，千裡快哉風”是全詞的中心，表達了詞人身處逆境，卻豁然達觀、寵辱不驚的開闊胸襟。蘇轍還為此亭寫了《黃州快哉亭記》，後來還被選進《古文觀止》，成為曆代範文名篇:“江出西陵，始得平地，其流奔放肆大。南合沅、湘，北合漢沔，其勢益張。至于赤壁之下，波流浸灌，與海相若。清河張君夢得谪居齊安，即其廬之西南為亭，以覽觀江流之勝，而餘兄子瞻名之曰‘快哉’”。對比本文和蘇轼之詞，亦可見兄弟二人的性格。蘇轼的詞大開大阖，豪氣幹雲，如烈酒高歌，未飲而先醉。蘇轍的文章娓娓道來，不疾不徐，如紅酒般醇厚芬芳，不覺而醉。吳楚材說，“讀之令人心胸曠達，寵辱都忘。”可謂一語中的。
其實蘇轼命名快哉亭不止一處。熙甯九年（1076年），在密州知州任上，曾修建一座快哉亭，蘇轍作《寄題密州新作快哉亭二首》。元豐元年（1078年），在任徐州知州時，蘇轼又為京東提刑使李邦直在城東南高地唐陽春亭故址修建的亭子命名為“快哉亭”，并做《快哉此風賦》。可見蘇轼不論身處何境，都能忘卻艱辛與苦難，從内心深處尋找快樂的因子，不僅讓自己快樂，也為他人帶來快樂。
“買田陽羨”是句成語，意思是辭官歸隐，出自蘇轼的《菩薩蠻》：“買田陽羨吾将老，從初隻為溪山好。”陽羨即今天的江蘇省宜興市。元豐八年（1085）二月，蘇轼收到到了朝廷準許他在常州宜興居住的诏命，他欣喜若狂。在去往宜興途中，蘇轼寫下了這阕《菩薩蠻》，表達了他辭官歸隐的歡快心情。從此，“買田陽羨”就成為後來許多官吏們辭官退休之時經常引用的風雅用語。
熙甯四年（1071）十一月二十八日，蘇轼因與王安石新法改革相龃龉，遭受新黨排擠，“自乞補外”，出任杭州通判。熙甯六年（1073）年底，蘇轼出差到常州下屬的宜興，早在十幾年前他就與宜興結緣。嘉佑二年（1057年），蘇轼參加朝廷在瓊林苑舉辦的進士及第宴，與同榜進士宜興人蔣之奇、單錫同坐一桌。席間，蔣之奇向蘇轼介紹宜興的風土人情，美麗景色，還熱情地邀請他到宜興做客。那時候，杯觥交錯之際，他們就有了蔔居陽羨的約定。他與蔣之奇、單錫後來成了好友，
來到心馳神往的宜興，蘇轼住在好友單錫家裡。宜興不僅是“魚米之鄉”，更是景色迷人。境内三湖九溪，以入荊溪最美，人稱“罨畫溪”。他們一道興緻勃勃遊覽風景名勝，沉浸在如畫的山水裡。為此蘇轼寫下了名篇《楚頌帖》，表達了他遂願後的心情：“吾來陽羨，船入荊溪，意思豁然，如惬平生之欲。逝将歸老，殆是前緣。”更讓蘇轼驚喜的是在單錫家中，見到了伯父蘇渙的遺墨。蘇轼喜愛好友單錫的賢良博學，便把大姐的女兒許配給單錫為妻，心生“買田陽羨”、蕩舟畫溪、歸隐田園、安居樂業的強烈意願，還委托單錫為自己買田置産。
蘇轼實作在宜興買田的願望，已是十幾年以後。
元豐七年（1084），蘇轼由黃州移汝州團練副使。四月前往汝州途經金陵（江蘇南京），與二次罷相後退居此地的王安石相見，兩人留連唱和，蘇轼作《次荊公韻四絕》中有：“勸我試求三畝宅，從公已覺十年遲”之語。王安石勸他在南京買房與之結鄰作伴，蘇轼還是認定陽羨才是他的心儀歸宿之地，決心歸老陽羨。他讓朋友徐得之留在常州，為自己代理購買田産。
在儀真，蘇轼遇到進士同年、擔任江淮副使的蔣之奇，蔣是宜興人，得知蘇轼意欲買田，立即派人到宜興尋找，終于在距城五十五裡的黃墅村曹家莊找到一塊200餘畝田地。九月底，蘇轼與單錫專門實地檢視，以步代尺測量了面積，他預估，正常年景無災無害，這塊地一年能有800石稻谷的收成，足夠全家的生活。既已中意，蘇轼毫不猶豫買下，還與曹潛夫吃了“買田成交酒”。之後，蘇轼的家人也一直賴此田産得以衣食。可是貶谪黃州四年，幾乎沒有收入，哪裡來購房款呢？原來蘇轼委托老前輩範鎮把京師的房子賣了，得錢800缗，拿出600缗付了田錢。不料，這樁買賣卻給蘇轼帶來了大麻煩。曹姓人家在買賣成交後開始反悔，多次找蘇轼無理取鬧，前後争執長達八年時間。後來，蘇轼雖然打赢了官司，但考慮到自己身居高位，息事甯人，蘇轼願意按原價把土地退還給了曹家，但曹家又無力贖回。後來蘇轼在邵民瞻等人的幫助下，于和橋滆湖邊的塘頭又買得一處田莊，還在蜀山購地築草堂安家。朋友王鞏得知蘇轼買田的消息，勸他在揚州買房，蘇轼回信道：“近在常置一小莊子，歲可得百石，似可足食。非不知揚州之美，窮猿投林，不暇擇木也。”
十二月，蘇轼到達泗州，上《乞常州居住表》。也許寫得太過凄切，神宗皇帝竟然很快答應了他的請求。
元豐八年（1085）二月，蘇轼接到朝廷準許他常州居住的诏命，欣喜若狂。四月自南都回宜興，途中寫了《歸宜興留題竹西寺三首》：“十年歸夢寄西風，此去真為田舍翁”、“山寺歸來聞好語，野花啼鳥亦欣然”。蘇轼向往田園生活的愉悅，把遭貶谪而壓抑晦暗的情緒蕩滌一空。又在《菩薩蠻》中雲：“買田陽羨吾将老，從來隻為溪水好。”宜興俨然已是蘇轼夢想中的樂土。他對朝廷的恩準感激涕零，連寫兩次謝表，感謝皇恩。
皇天保佑，宜興購置的田産，以後還真就成為蘇轼一家人的遮蔽風雨、得以果腹的諾亞方舟、避難之所。
蘇轼本打算在宜興終老，卻不想世事難料，他這一次歸隐隻呆了幾個月時間。元豐八年（1085）三月，年僅38歲的神宗趙顼駕崩，他九歲的兒子趙煦繼位，是為哲宗。太皇太後高氏垂簾聽政，她啟用司馬光等反對新法的舊臣，廢除新法。蘇轼兄弟也時來運轉，五月，诰命複蘇轼朝奉郎知登州，十月十五日到任；十月二十日接诰命任禮部郎中，十二月遷起居舍人。元祐元年（1086），蘇轼回朝後，由起居舍人遷中書舍人，次年任翰林學士兼侍讀（皇帝老師），元祐三年（1088）再兼知制诰，負責為皇帝起草诏命文告。
然而，“一肚皮的不合時宜”的蘇轼，認為應對王安石的新法存利去弊，不能一概否定，與司馬光意見相左，發生激烈沖突。元祐四年（1089年）三月，因朝堂黨争不斷，為避禍求安自請外放。七月三日以龍圖閣學士知杭州軍州事、充浙西路兵馬钤轄。
一到杭州就遇大旱，饑荒和瘟疫接踵而來。蘇轼一反一般地方官報喜不報憂的陋習，以慣有的不屈不撓為民請命精神，向朝廷請命減免本路供米三分之一，并增加度牒數，售賣後以換成大米來救濟饑餓的百姓。
十多年前，蘇轼曾任杭州通判，協助知州陳襄疏浚六井及沈公井。此次再來，獲悉上述諸井都已淤塞，百姓飲水十分困難。便設法找到當年參與治井的一個僧人子珪指導修繕諸井，将災民組織起來，以工代赈。因上次引水管道采用毛竹易于朽壞，改用陶制管道，上下用石闆保護，堅固耐用，既流暢又一勞永逸，又延長供水路線，将西湖水引到難以取水的地方，并在北郊新挖掘了兩口大井，于是“西湖甘水，殆遍一城，軍民相慶”，百姓不再為飲水困難而發愁了。
蘇轼第一次來杭州的時候，因情緒低落，歐陽修給他介紹了廣化寺高僧慧崇，兩人感情非常深厚。十多年後，蘇轼再來杭州，惠崇和尚和歐陽修都已去世，惠崇弟子告訴蘇轼，說這裡原來沒有泉水，但是十幾天前突然湧現了一股泉，可能冥冥之中預示着你會到這裡來。蘇轼心有所也感，将這股泉命名為 “ 六一泉”，撰《孤山六一泉銘》并刻石，建以六一泉亭，以紀念恩師 “六一居士 ”歐陽修。并在此鑿石築屋，建“東坡庵”，會友品茶，吟詩作畫。同時建英遊閣，修州署官衙。為了濟世救民，蘇轼修建了安樂坊，這也是大陸記載最早的一家公立醫院，他派了很多的懂醫理的僧人進行護理。
杭州有兩條運河，茅山河連通錢塘江和大運河，鹽橋始于西湖，穿城而過，在城北連接配接茅山河。因錢塘江每天都有海潮倒灌，挾帶大量泥沙，日久淤積，河道擡高難以行船，連鹽橋河的水質也變得渾濁苦澀、難以飲用。官府每隔三五年便要發動民工疏浚這兩條運河，不但勞民傷财，而且貪官污吏還乘機勒索百姓，因為淘浚河道挖出的大量淤泥需要有地方堆積，而鹽橋河流經城區，堆積淤泥勢必影響兩岸的民宅，百姓被迫向主事的官吏送禮，以求不把淤泥堆在自家門前。事實上每次淘河，都使全城的園圃淤泥成山，到處糟蹋得一塌糊塗，百姓苦不堪言。蘇轼下車伊始，便急民所急，向吏民咨詢治河的良策。他很快就接受了精通水利的監杭州商稅蘇堅的建議，到任三個月後便開工疏浚運河。具體的做法是：首先調集兵士千餘人，又用以工代赈的方法發動民工數千人，徹底地疏浚兩條運河，使河道深達八尺以上。接着又在兩條運河相接之處的钤轄司前修建一座水閘，每天海潮來時關閉閘門，不讓潮水流入鹽橋河。等到潮平水清，再打開閘門，讓已經變清的茅山河水注入鹽橋河。這樣,穿城而過的鹽橋河便不會再被淤塞,而且始終清波蕩漾。而流經野的茅山河即使要疏浚也省工省費，而且不會擾民。半年之後，疏浚工程全部竣工。從此以後，杭州城裡鹽橋河兩岸的居民随時都有清澈的河水可以享用，而且再也不用忍受淘河的騷擾了。
美麗的西湖，是蘇轼夢寐難忘的地方。他在黃州時，曾寫過“昨夜風月清，夢到西湖上”的深情詩句。可是如今他再次來到西子畔，卻發現湖中隐患叢生。原來西湖并不隻是遊玩觀賞，它上可以貫通運河，下可以灌溉農田，是數萬生民衣食所系。因幹旱嚴重，湖水逐漸幹涸，湖中到處都是野草，由于長時間沒有清理，西湖已淤塞過半，嚴重影響了湖邊百姓的農業生産。他覺得杭州如果沒有了西湖，就如同人沒有了眉目，百姓也請求官府治理西湖。蘇轼立即起草《乞開杭州西湖狀》，請求朝廷同意并撥出錢糧。
疏浚西湖，可是個巨大的工程，不少前任都是徒有其願。蘇轼是個心系百姓的實幹家，既然這是為民興利的好事，就決不讓它拖延遲緩。就在上書朝廷的前一天即四月二十八日，就先斬後奏地開始動工了。他派遣兵士五百人動手鏟除葑草，挖掘湖泥。為了籌措經費，蘇轼請求朝廷再賜度牒一百道，又調撥了本州救災積餘的一萬貫錢和一萬石米。至于人力，則調動钤轄司所轄兵士，以及駐守杭州的兩浙兵馬都監部下的兵士。當時杭州遭災，蘇轼正好以工代赈，雇用災民中的壯丁，既解決了人手困難，又使災民們有活幹有錢掙，可謂一舉三得。
疏浚西湖最主要的任務就是清除葑草和挖掘淤泥，然而湖面的葑田面積已達二十五萬方丈，淤泥更是不計其數，這麼多的葑草和淤泥又如何處置呢？蘇轼為此絞盡腦汁，終于想出一個兩全之策。原來西湖上已有一道自東至西的長堤，也就是白堤，當年由唐朝詩人白居易主持修建。但是南北卻無堤，而環湖一周長達三十裡，南往北來必需繞湖而行，十分不便。于是蘇轼下令用葑草和淤泥在湖中新築一道由南往北的長堤，葑草、淤泥頓時變廢為寶，而且就地取材，省去了運輸之勞。
然而，淤泥太軟，要修堤壩必須摻和硬土，于是蘇轼讓勞工們挖掘高麗寺旁的赤山硬土來築湖堤。但此舉遭到寺僧的強烈反對，聲稱赤山乃風水寶地，掘土将緻禍患，工程被迫擱置下來。蘇轼聞訊趕到現場，道理講了再講，可寺僧們毫不退讓，理由還是：破壞風水，天降災禍誰擔當？
赤山硬土挖還是不挖，蘇轼反複掂量。他告訴僧人們：“事由我而起，上天若降災禍，就沖着我來，但築堤之事絕不能耽誤。我願雕刻自身石像，舍身為寺護法。”蘇轼把竭盡全力為百姓做好事做善事視作自己的最大追求，對于風水禍兇會招緻何等後果，于自己有何利害，早已置之度外。今天，踏進西湖旁邊花家山莊，一尊“護法”石像千百年來一直守望着西湖。東坡亭的碑文記載：“寺僧謂赤山乃寺左護龍沙，力谏不可，轼遂許願以身護法。”石像碑亭旁的那副對聯墨香猶存：“垂老舍身依古寺，長留真相在西湖。”
自開工之日起，蘇轼就時常親自督察工事進度，奔走于泥濘之中，和壩上民夫們同吃同住。四個月後，一道新堤便如長龍卧波般的出現在湖上。此堤長八百八十丈，寬五丈，它南起南屏山，北至栖霞嶺，堤上建有六座石橋（分别名以映波、鎖瀾、望山、壓堤、東浦、跨虹），湖水在橋下可以自由流動。又建有九座涼亭，便于行人歇腳、避雨，堤上遍植楊柳和芙蓉，一則美觀，二則利用樹根鞏固堤岸。
竣工那天，杭州的百姓傾城而至，秀麗的長堤倒映在鏡面般的湖面上，人們無不歎為觀止。
西湖十分适宜葑草的生長，隻要幾年不清除，葑草勢必卷土重來。蘇轼聽從錢塘縣尉許敦仁的建議，下令把原來的葑田全部改成菱蕩，租給湖邊的農民種菱。每年春天農民種菱前，都要把水中的雜草割除，然後才能下種，這樣葑草的危害就能徹底根除了。蘇轼還制訂了嚴密的計劃，隻讓農民在湖邊易生雜草的區域内除草種菱，并交納少量租稅，用作今後管理西湖的費用，又規定種菱不得侵占主要湖面。為了便于人們識别邊界，就在湖中豎立了幾座小石塔，明令禁止在石塔内側的湖面種菱，後人所稱的“三潭印月”也由此而來。
經過一番苦心經營，西湖又恢複了往昔的美麗。蘇轼自豪地宣布：“我鑿西湖還舊觀，一眼已盡西南碧！”疏浚後的西湖碧波蕩漾，宛如西子姑娘眼波流動的明眸，蘇知州功莫大焉。
筆者有幸曾數次到杭州，忙中偷閑，多次徜徉于花紅柳翠、綠意盎然的蘇堤。分兩次步行環西湖一周，一次雨中信馬由缰，享受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怡情雅緻，一次夜晚燈火闌珊，體驗燈火錢塘三五夜、明月如霜、照見人如畫的别樣風情。很慶幸，自己有緣吹過你千年前吹過的風，走過你千年前走過的路，隻是不知道這算不算與你相逢？
蘇公遺愛長留至今，尚能澤惠我輩，幸甚！
蘇轼離任後，新任知州林希把湖中新堤命名為“蘇公堤”，并刻碑立于堤上。蘇堤報春的美妙景色成了一道妩媚的風景線，“蘇堤春曉”也以西湖十景之一名滿天下。
百姓還在蘇堤南端建立生祠，紀念他們熱愛的蘇知州。雖然賈易之流誣蔑蘇轼疏浚西湖是“以事遊觀，于公私并無利害”，呂惠卿出知杭州時又公然毀掉了“蘇公堤”的石碑，但這一切都是枉費心機，因為紀念蘇轼的豐碑早已銘刻在杭州人民的心裡。
蘇轼在杭州築建蘇堤的功績世人皆知，其實他築建蘇堤不僅此一處。
颍州古西湖也有“大堤”，由南至北橫貫，将整個西湖分為“東池”與“西池”，至于大堤最早在何時、為何人所築，舊志缺載。皇祐元年（1049年），歐陽修知颍，沿堤作“宜遠”、“飛蓋”等石質朱欄拱橋，他稱此堤為“長堤”，并作《采桑子十首》詞，有“輕舟短棹西湖好，綠水逶迤，芳草長堤，隐隐笙歌處處随”等句，細膩地描繪了這一景色。
元祐六年（1091年）正月，蘇轼由杭州調任吏部尚書，蘇轍已任尚書右丞執政，為避親嫌二月蘇轼改任翰林學士承旨，五月就任，兼侍讀（皇帝老師）；但因受政客嫉妒攻擊，黨争不斷，八月蘇轼以龍圖閣學士出知颍州。此時，距離歐陽修為官颍州已過去43年，距離恩師告别人間也已經20年，但恩師于此留下的美名扔在，使他感懷不已。上任伊始，便依恩師的《木蘭花令•西湖南北煙波闊》詞韻，寫下了《木蘭花令•霜餘已失長淮闊》：“……佳人猶唱醉翁詞，四十三年如電抹。……與餘同是識翁人，唯有西湖波底月。”一詞寫盡蘇轼對恩師的崇敬和懷念之情，也寫進了接力恩師追随前行的志向。
剛剛到任，蘇轼就面臨颍州發生水災的狀況。經過細緻考察，他做出興修水利、疏浚西湖的方案并得到朝廷的認可：“去歲颍州災傷，予奏乞罷黃河夫萬人開本州溝，從之。以餘力作三閘，通焦陂水，浚西湖。”
于是蘇轼就組織人力興修水利，疏浚西湖，修建水閘，挖通水道，寄望颍州西湖直達水利樞紐焦陂塘，連通淮水與長江，并将清出的淤泥堆築成堤，護衛颍州西湖。
遺憾的是，蘇轼在颍州任上才隻有半年，元祐七年（1092年）正月便接到朝廷新的調令，出知揚州，此時，他發起的水利工程尚未完成。臨走之時，他依依不舍，數次找助手趙德麟，千叮咛萬囑咐并提筆揮毫，以書相托，留下了兩首詩以作鼓勵，在《轼在颍州與趙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揚州三月十》一詩中寫道：“西湖雖小亦西子，萦流作态清而豐。千夫餘力起三閘，焦陂下與長淮通。”并在一首詩中寫道“大千起滅一塵裡，未覺杭颍誰雌雄。”颍州西湖這麼美，一點也不輸杭州西湖，一定要修成，讓它變得更美更好。
颍州西湖上的這道“大堤”，與杭州西湖上的“蘇堤”相比，長度稍短，橋梁為少，曆史上未見名人為“大堤”題名，阜陽舊志也無相關記載，民間也未有“蘇堤”之稱。而明确命名為“蘇堤”，已是在蘇轼逝世近900年之後。上世紀九十年代初，阜陽重建颍州新西湖時，終于想起了北宋颍州知州蘇轼，為了紀念他曾浚治西湖、修築大堤的曆史功績，對新築堤壩始譽之為“蘇堤”，同時還建了“歐堤”。2018年，阜陽市進一步做好颍州西湖這篇功秉千秋的大文章，在與古颍州西湖同一水脈的西三十裡河水域，再度重建新西湖，并恢複重建包括會老堂、六一堂、聚星堂、四賢祠、女郎台、蘇堤、宜遠橋、飛蓋橋、西湖亭、撷芳亭等30餘處曆史人文景觀，以重制更加繁盛美麗的颍州西湖新勝景。
元祐七年（1092年）三月以龍圖閣直學士充淮南東路兵馬钤轄知揚州軍州事，七月就又調任兵部尚書。短短時間，蘇轼僅在瘦西湖畔建谷林堂，位址就在其師歐陽修知揚州時建的平山堂後面。谷林堂落成時，蘇轼以詩記之，開頭幾句是：“深谷下窈窕，高林合扶疏。美哉新堂成，及此秋風初。”
杭州、颍州這兩處西湖的浚治，表現了蘇轼濟世利民的思想及卓越的治事才幹。
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蘇轼以兵部尚書兼侍讀學士，給哲宗當老師，九月到京；兩個月後，升任端明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充禮部尚書（正三品）。元祐八年（1093年）三月因黨争自請外任。六月除任定州。九月，高太皇太後去世，哲宗親政，蘇轼赴任定州知州。因曾任哲宗老師，臨行前要求向皇帝“陛辭”，不準。迹象表明，蘇轼已不容于朝。紹聖元年（1094年）四月，章惇為相，黨争再起，對舊黨開始進行瘋狂的報複、迫害，蘇轼又首當其沖，彈劾其所作诰詞“謗譏先帝”。于是，免去端明、翰林兩學士， 貶為左朝奉郎知英州（今廣東英德，正六品上散官）。
當時自定州至英州路程約近4000裡，蘇轼隻能騎馬乘車，不得坐船。年近六旬，身體又不好，患有嚴重的痔疾。政敵在皇帝面前不斷攻擊蘇轼，說他罪大惡極，貶谪英州仍不足以懲罰。于是，哲宗加重處分，6月行至當塗，聖旨又下，再貶為落左朝奉郎，責受建昌軍司馬（正六品下散官），惠州安置，不得簽署公事，這已是由地方官直接改為監外執行的罪臣了。隻得安排蘇迨、蘇過的妻兒去宜興，和大兒子蘇邁一家住在一起，因為那裡還有以前購置的田産；蘇轼帶侍妾王朝雲、幼子蘇過并兩老婢五人奔赴貶所。但皇帝大發慈悲心，同意上書所請乘船走水路。行至鄱陽湖，半夜接旨，再貶為甯遠軍節度副使、惠州安置，追繳乘坐官船。這已是四改谪命了！
在古代，嶺南廣東是比較落後的，人們稱之為蠻瘼之地，曆代的封建統治者都是把不同政見的“罪大惡極”者貶谪到嶺南來。
十月二日，蘇轼一家到了惠州。
宋代的惠州，隻不過是一個小鎮，人口不多。可是，其地理環境和風景卻很特别：四面環水，北邊有東江東西方向流過，城的四周便是組成西湖的五個湖：南湖、豐湖、平湖、菱湖和鳄湖。城中有數座小青山。整座惠州城就在綠水青山之間，風景十分美麗。
惠州知州詹範雖然不認識蘇轼，但久仰蘇轼大名，非常佩服其人格和才華。蘇轼報到後，馬上把他們一家安排到合江樓去居住。
合江樓是朝廷驿館。按理，蘇轼作為貶官，是不能進住的，可見詹範對蘇轼敬仰之情。
蘇轼一家搬進合江樓後，發現這裡的風景特别雄壯優美，滔滔的東江水和西支江水從樓下流過。放眼一看，隻見水天茫茫，城内的幾座青山就像幾顆青螺一樣聳立在水中，蘇轼禁不住贊歎。
蘇轼在合江樓才住了16天，因轉運使衙門指出不合規矩，不得不搬到地處郊外荒野的嘉祐寺。這裡僧舍非常破敗，四周是密密麻麻的桄榔林，蚊蟲很多，遠離鬧市，行人稀少。蘇過說：“何異于囹圄”，蘇轼的情緒自然也受到影響，越想越不安逸。可轉念一想，事已至此又何苦呢。于是他便寫了“思無邪齋”挂在書房，時時提醒自己，不要胡思亂想了。并作《思無邪齋銘》：“浩然天地間，唯我獨也正”。
因表兄程之才以廣南東路提刑巡按惠州得以關照，蘇轼又搬回合江樓居住了。
作為不得簽書公事，被安置在惠州被嚴譴的罪臣，按宋朝的法律，貶令中有“安置”兩字的貶官，其行動是受到監視限制的，不得擅自出城。
蘇轼垂老投荒，無權沒錢，但絲毫不影響他為百姓辦好事的熱情。他的辦法有兩個：一是由自己提出建議，請和自己友好的官員牽頭來辦；二是靠自己的影響力，交由他人辦或親自辦。由于方法得當，凡有所想，蘇轼都辦得很成功。
因無政務處理，每天除了讀書作文，平日無事蘇轼便到處走走，了解民情風俗。關注民生的蘇轼發現惠州風景雖然很美麗，但由于惠州城四面環水，出入很不友善，尤其是一些老弱的婦女出城砍柴割草和進行農業耕作，更不友善，還親眼看見有些婦女掉進豐湖裡。
西枝江穿惠州城而過，江流急峻，在西枝江流入東江的交彙處，原有一座簡陋竹浮橋，因洪水中已被沖毀，現在隻能用小船來擺渡。但是，這個渡口又是城中的交通要道，行人很多。因為船小擺動，人多擠逼而使不少人掉進河裡。蘇轼經過反複調查和思考後，認為在這裡修一座用船隻串聯起來的船橋比較可行。其方法是：用40隻小船連為20舫，每2船為一舫，然後用鎖石碇把它們固定在江中，随水漲落。這樣，不管江水如何變化，行人都可以從舟橋上走過。
在平湖門到西山之間的湖面上，原來有一座長橋。但由于水面較寬，所用的一般木料又容易腐爛，故屢作屢壞。蘇轼也想改造它。具體方案是：在平湖門和西山這兩端各築進一段堤，中間造飛樓九間以作橋，而造橋的木料全部改用羅浮山出産的堅硬如鐵的石鹽木。按照這個方案建造的樓橋，氣勢宏偉，既可作為西湖中的一個景點，又可以作為一條交通要道，友善居民到西山去砍柴割草和耕作。
蘇轼的“兩橋一堤”計劃提出來之後，得到了程之才和詹知州的支援後，便馬上行動起來。首先，他請羅浮山沖虛觀道士鄧守安來具體操辦建船浮橋之事，請栖禅院僧人希固來操辦西湖的樓橋和築堤之事。
紹聖二年（1095年）十月，“兩橋一堤”工程同時開工。作為工程的倡導人蘇轼，每天都要到這兩個工地走走，了解工程進度。惠州城和城郊的老百姓都喜歡到工地來觀看。一方面是看看工程進度，另一方面也是為了看看大詩人蘇轼的風采。而蘇轼本人呢，對自己提出的“兩橋一堤”建議能夠實作，也感到十分高興。再說，到工地和民工聊聊，也好了解民情。
工程進展到一半左右的時候，資金不繼，無法正常施工。正當左右為難的時候，蘇轼就把家中最值錢的東西、皇帝賞賜的一條犀帶捐了出來，資金仍不夠，他就給弟弟子由去信，向弟媳史夫人求助。子由接了信後，看到哥哥在貶谪的困境中仍熱心為百姓做好事，心裡感到非常高興。史夫人也被蘇轼為民辦好事的熱情感動了，把内宮賞賜的黃金都捐了出來。
經過8個月奮戰，這兩座橋和堤終于在紹聖三年六月建成了。在惠州東面西枝江上的叫東新橋，西面西湖上的叫西新橋。竣工之日，惠州百姓歡欣鼓舞，興奮異常，自發地舉行盛大的慶祝會。老百姓邀請知州詹範和蘇轼參加。許多人從家裡帶來了酒肉和農家土特産。大家紛紛向知州和蘇轼敬酒，表達他們的感激之情。這樣盛大的慶祝活動一直持續了好幾天。
蘇轼禁不住即席賦詩：“……父老喜雲集，箪壺無空攜。三日飲不散，殺盡西村雞。……”而對百姓對他的感激之情呢，則謙虛地說：“一橋何足雲，歡傳滿東西。”可見在倡導百姓修橋築堤獲得成功後，蘇轼内心也是滿滿的幸福。
後來，惠州人民為了銘記蘇轼的恩惠，便把豐湖的那兩段堤稱為蘇堤，以作永久紀念。現在，蘇堤已經成為惠州的重要文物景點之一。
不僅積極為惠州百姓出主意辦好事，所到之處凡有發現，他都責無旁貸，積極推動實施。惠州駐軍缺少營房，軍士及家屬散居百姓家中，軍士經常騷擾百姓，軍民沖突不斷。蘇轼積極建議擇址建立軍營300間，自此軍士及家屬有了固定住所，百姓也免遭禍害。
紹聖二年（1095年）三月，蘇轼送别程正輔至博羅，和縣令林抃一起遊覽香積寺時，蘇轼發現寺下溪水湍急，可作水碓磨，便建議截溪作壩，建造水碓磨，用于減輕農民碾米的勞動強度。水碓磨建成後，蘇轼在林抃的邀請下，還親自去察看。
紹聖三年（1096年）夏天，羅浮山道士鄧守安向蘇轼談起因廣州因為飲用鹹苦的井水，而在春夏之交瘟疫流行，不少人都染上了疾病。又接到廣州知州王敏仲的來信，他知道蘇轼先後在八個州當過知州，見多識廣，特向老朋友讨教。
蘇轼了解蒲澗寺後有滴水泉，不僅水量大，而且水質好，建議在蒲澗山滴水岩下修建一座大石槽，用大竹管一根接一根，将10多裡外的泉水引進城，再在城中也修建一座大石槽用來儲水，供居民汲用。王敏仲采納了蘇轼的建議，很快動工，用了五千多根竹管，把泉水源源不斷地引流入羊城，供應千家萬戶。考慮到工程的後續維護，蘇轼又提議“聞遂作管引蒲澗水，甚善。每竿上，須鑽一小眼，如綠豆大，以小竹針窒之，以驗通塞。”
蘇轼有濟國救民的抱負，自不肯長期滞留嶺南。但北歸無望，一家人又寓居它處，居所逼仄，不知道還要有在此待多久，另外長子蘇邁正在活動指派粵中的差遣，假如事情成功了，兒孫一齊來，合江樓肯定住不下，嘉祐寺那邊條件又太差，怎能讓自己的兒孫住在那牢房般的地方呢？沒有自己的房屋，哪還像一個家？“恐寓行衙，亦非久安之計，意欲結茅水東山上，但未有佳處，當徐擇爾。”
經過反複考慮，蘇轼于是決定在此建屋定居。
于是，便托人尋找建房子的地方。經過一番的努力，在紹聖三年二、三月間，終于找到城東白鶴峰上的一塊數畝大的空地，是已經廢棄的道觀。這裡面臨東江，景色十分美麗 ，環境幽雅。蘇轼十分喜歡，稱此地是：“鵝城萬室，錯居二水之間；鶴觀一峰，獨立千岩之上。海山浮動而出沒，仙聖飛騰而來往。古有齋宮，号稱福地。……古邑為鄰，繞牙樯而南峙。送歸帆于天末，挂落月于床頭。”（《白鶴新居上梁文》）
蘇轼買就此地，開始準備磚木等建築材料。按照白鶴峰的地形進行精心規劃設計，打算按兩進的格局來建房。前面一進小屋三間，作為門房，中間隔着一個庭院。第二進為堂三間，有客廳、書房，左側建造房間、廚房及廁所，屋的四周用廊庑連接配接起來，共計有20間房室。并打算在房屋四周、庭院及上山道旁都種上花木。
建屋的消息一經傳開，老百姓紛紛前來幫忙。蘇轼日日上山，監工築造。紹聖四年（1097年）二月，新居很快初具規模，築屋20間，占地300多平方米，還在院中挖了一口井。
對于這座依山傍水的房子，他很是喜歡，就把房子取名白鶴居。又從《孟子》《詩經》中獲得靈感，将正廳取名“德有鄰堂”，書房取名“思無邪齋”，想将此作終老之所，寫下“已買白鶴峰，規作終老計”(《遷居》)的詩句。在院内外種下柑橘、荔枝、竹子以及其它花木。閏二月初，蘇邁和蘇過挈兩房家小到了惠州。白鶴峰上，笑聲盈室，熱鬧非凡。正如蘇轼在《和陶時運四首》詩中寫的：“旦朝丁丁，誰款我廬。子孫遠至，笑語紛如。”
可惜好景不長，這傾囊建造的新居，蘇轼才住了兩個月多一點。四月二十七日，诰命頒到惠州，責授瓊州别駕、移昌化軍安置。谪令緊迫，蘇轼隻能草草地處理家事，第三天一早，即二十九日，子孫痛哭，以為死别。蘇轼隻帶着幼子蘇過，倉促乘船離開惠州，奔赴漫長貶斥生涯的最後一站，海南儋州。
從此，他隻能在夢中回到白鶴居。
“一自東坡谪南海，天下不敢小惠州。”雖然蘇轼在惠州住了二年七個月，卻對惠州産生了巨大的影響，東坡紀念館、東坡公園、東坡亭、東坡酒樓、東坡商場等比比皆是，而蘇堤、朝雲墓（六如亭），更成為後人紀念蘇轼的文化載體。
蘇轼也永遠留在了惠州。
白鶴山居落成，蘇轼心情大好，一首《縱筆》（白頭蕭散滿霜風，小閣藤床寄病容。報道先生春睡美，道人輕打五更鐘。）也傳到汴京。當政者章敦曾是蘇轼的好友，如今卻是政敵。他讀到此詩，頗感不悅，說“蘇子瞻尚如此快活耳!”哦，你活的挺滋潤，那你就再去天涯海角玩玩吧。于是又掀起一輪對以蘇轼為首的元祐黨人的打擊，蘇轼貶為瓊州别駕昌化軍安置，其他有關人員也都被貶到了最險惡的偏遠之地。
據史載，當政者與他們開了一個惡毒殘酷的文字遊戲，根據每人的名字來決定其貶谪之地。蘇轼字子瞻，貶儋州；蘇轍字子由，貶雷州；黃庭堅字魯直，貶宜州。劉摯字莘老，貶新州。聽說劉安世曾經算過命，說命特别好，于是他給劉安世選了一個地方——昭州，昭音通糟，你說你命好，我就讓你糟一糟，章惇的文學“造詣”可謂登峰造極了。當時，一位測字先生曾經預測：子由之雷州，頭上有雨水，情況最好；子瞻之儋州雖去眼有人在，也可生還；唯有魯直之宜州，宜字去頭，恐怕性命難保，後果然應驗。
在宋朝，放逐海南是僅比滿門抄斬罪輕一等的處罰。
海南島自隋代方始設郡，至宋代時還是一片蠻荒之地。遠離京城，“鳥飛猶是半年程”，自然條件艱苦，“天氣卑濕，地氣蒸溽，而海南為甚”，當時被貶至海南的官員大多心灰意冷。蘇轼在給友人王古的信中說：“某垂老投荒，無複生還之望。春與長子邁訣，已處後事矣。今到海南，首當作棺，次便作墓。扔留手疏與諸子，死既葬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
七月，蘇轼抵達儋州（今海南儋縣）。生活之苦難，更超過黃、惠二州。初到時，暫租公房蔽身，公房年久失修，下雨時一夜三遷，昌化軍軍使張中景仰蘇轼，派人稍加修葺，不久後，朝廷派人察訪各地貶谪官員情況，曲意迎合高官的湖南提舉董必到廣西察訪，遣使者渡海，将蘇轼父子逐出了官舍，并追究了張中的責任。
曾經潇灑的蘇轼父子不得不在城南槟榔林中、污水池旁露宿數日。這畢竟不是長久之計。一天，張中邀蘇轼同訪當地逸士黎子雲，衆人提議集資為蘇轼建屋落腳，蘇轼父子在椰子林買下一塊地，“運甓畚土助之”，“十數學生助作，躬泥水之役”，動手搭茅屋，蓋了三間房子，自命為“桄榔庵”。其中一間會客的屋子，取《漢書·揚雄傳》中“載酒問字”的典故命名為“載酒堂”，蘇轼在此傳道授業解惑，傳授儒家詩書禮義之道，使“蠻荒之地”的海南漸漸出現“書聲琅琅、弦聲四起”的文化景況，“鄉人多受其惠”，培養了不少令自己滿意的當地學子。姜唐佐是當地學堂的一位老師，他一面認真教書，一面潛心讀書，可惜屢試不第。得知蘇轼被貶儋州，姜唐佐便帶着老母親趕來拜師，深得蘇轼真傳。去應考前，蘇轼在他的扇子上題寫詩句“滄海何曾斷地脈，白袍端合破天荒”，并鼓勵他“異日登科，當為子成此篇”。 第二年，姜唐佐北上參加會試，途經河南汝州拜會蘇轍，得知蘇轼已在北歸途中去世。蘇轍在哥哥題詩的折扇上補寫出後兩句“錦衣他日千人看，始信東坡眼力長”。這一年姜唐佐高中進士，成為海南第一位登科人。
過着“食無肉，病無藥，居無室，出無友，冬無炭，夏無寒泉”生活的蘇轼，毫不畏懼艱難的處境，以樂觀豁達的人生态度與百姓交往并有所作為。他幫助療救百姓疾病，帶領百姓棄舊習、務農桑，開辟學府、講學明道，在海南的文化發展史上書寫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蘇轼發現當地百姓習慣取海灘鹹積水而飲，以緻多發疾病。于是，他積極勸解改變這種習俗，并帶領百姓勘察水脈，挖了一口井，讓百姓取井水飲用。遠近百姓紛紛效仿，疾病大為減少。
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哲宗去世，徽宗趙佶即位。6月，在海南度過了近三年時光的蘇轼接到诏令大赦北返，調廉州安置。啟程時，前來送行的百姓和學生絡繹不絕。他在《别海南黎民表》中深情地寫道：“我本海南民，寄生西蜀州。”在《六月二十日夜渡海》寫道：“九死南荒吾不悔，茲遊奇絕冠平生。”
七月二十九日，蘇轼改舒州團練副使、永州安置，十一月改提舉成都玉局觀，外軍州任便居住。蘇轼從海南島北歸，一路颠簸，身體極為虛弱。他在途中不幸染病，抵達常州後，病情始終不見好轉。建中靖國元年七月二十八日（公元1101年8月24日），蘇轼因病卒于常州，走完他六十六年波瀾壯闊、精彩紛呈的人生旅途，葬于汝州郏城縣釣台鄉上瑞裡嵩陽峨眉山（今河南郏縣茨芭鄉蘇墳村）。宋高宗時追贈太師，谥号“文忠”。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首《自題金山畫像》是蘇轼去世前兩個月遊金山龍遊寺時所作，可謂是作者回首往事，對自己人生功業的一個總結。在世界上漂泊了這麼久，你要是問我一生的成就和功業在什麼地方？就在這三個地方——黃州、惠州、儋州。生命中的這三個時期，其實恰好是他生命中的低谷，是他經曆地獄般的磨難時期。但對蘇轼來說，他最苦難的三個地方，卻是成就一生、鳳凰涅槃的地方，他這一生的迷人光彩，正是在這三個地方迸發出來的。
蘇轼被貶至儋州，後人素有“東坡不幸海南幸”之說。時至今日，海南人民一直對蘇轼懷有深深的敬意，在海南流傳至今的東坡村、東坡井、東坡田、東坡路、東坡橋、東坡帽、東坡墨、東坡話等等帶有曆史印記的文化符号，無不表達了人們對他的無限眷戀。幾經興廢之後，儋州“載酒堂”于明嘉靖年間正式更名“東坡書院”。1949年後，東坡書院還維修、增建了大殿、載酒堂、載酒亭、廊庑等建築，并豎立起東坡笠屐銅像和倚坐銅像等。
正如蘇轼在《和子由渑池懷舊》一詩中所說的“人生到處知何似，應是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複計東西。”蘇轼起伏遼闊、精彩紛呈的一生，也是不斷行走，不斷建設的一生。他時刻不忘對家國、對百姓的責任感，關心民間疾苦，竭盡全力為百姓謀福利、辦實事，樁樁件件彰顯大愛。或解民疾苦，或為民造福，為民情懷昭昭日月，傲然天地。興建亭台樓閣，或紀事歌功，或觀景覽勝，或供百姓休憩，或助名流雅聚，又從亭台樓閣建起來後的命名、題名、寫記、作銘、賦詩、楹聯、碑刻等，以及之後生發的無數風流雅事，形成極富特色的亭台樓閣文化。蘇轼寫的那些亭台樓閣詩文，也大多成為名篇。而他所到之處，為自己及家人建造的雖簡陋卻溫馨的家，既遮蔽風雨，也給自己營造一所安放心靈、抒發感情、舔舐傷口、戰勝苦難的心靈家園。“吾生如寄耳，何者為吾廬”，雖然有時“心似已灰之木”，但此處也能有“此心安處是吾鄉”的快慰。正因為有了家的依托，才能有“回首向來蕭瑟處，也無風雨也無晴”的潇灑豁達、恬然閑适。
蘇轼受儒家浸淫，恪守“格物緻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生信條。無論窮通，他都積極入世，盡一己之力，身體力行，惠澤天下。是以，他在《蘇氏易傳》中明确地說：“君子有責于斯世，力能救則救之，力能正則正之……”在《答陳師仲主簿書》中又說：“人生如朝露，意所樂則為之，何暇計議窮達？”這也許就是蘇轼不管是身處順境還是逆境，都能為百姓做一些實事的思想基礎吧。
林語堂說，“蘇轼最大的魅力，不是讓内心被環境吞噬，而是超出環境，以内心的光亮去照亮生活的路。哪怕生活給他再多的失意、坎坷，他都絲毫不減本色。”
人生天地間，渺渺一過客。蘇轼，在人潮洶湧的億萬斯人中，活出精彩的自我，描繪出一個傲然天地、屹立古今，隻此一家别無分店的"這一個″！
蘇轼履迹遍布大半個中國，眉山，汴梁，杭州，黃州，密州，徐州，颍州，揚州，定州，惠州，儋州，常州，這一個個充滿東坡記憶、耳熟能詳、活色生香的地名，是多少坡公鐵粉一心向往的地方。我長期生活工作于坡公曾經途經留宿的渑池，他的《和子由渑池懷舊》讓渑池古城成為卷帙浩繁的文學典籍中的魯殿靈光，杭州、開封我也曾數次停經。也曾專程驅車，赴郏縣茨芭鄉蘇墳村先生墓前，表達敬意，獻上心香一瓣。此生已年過半百，唯一夙願，在有生之年，能有幸到這一個個充滿先生遺愛的地方，走一走先生翩然走過的小路，看一看先生愛意滿滿的遺澤，聽一聽陪伴先生的潇潇竹音和滔滔江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