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質上講，人類社會是各種支配體系的總和。
不同的支配體系，要達成一定的持續性，必然依賴于一定規模群體對此的認同。一旦缺乏認同群體，所謂的支配體系，也就轟然崩潰。
是以，支配體系的演進，亦可作為一種觀察曆史的視角：
其一、是不同的群體屬性，造就了不同的支配體系。是以，支配體系的形成，一定是對群體訴求，或者是對群體匮乏，而形成的。
達成訴求，即實作利益的共謀；窺探匮乏，即消解個體認知。
其二、是不同的支配體系，一旦形成，就會以強有力的手段，進行鞏固和增益，進而在消解個體認知的同時，盡可能的壓縮支配體系可能的“共謀”，而轉向一種淩駕的姿态。
其三、是一旦支配體系處于淩駕姿态，那麼，就進入到以各種形式出現的質疑和挑戰之中，最後，支配體系會進入改良、修正，或者徹底崩潰的階段。
以支配體系為切入口，曆史也依然進入到了一種曲折前進的路徑之中。
而從支配體系本身而言，基本有三種支配等級，與之對應的則為三種匮乏機制。
01
第一個等級：制度性支配。
也即以一系列規則為基礎的，對某種秩序體系的認同。是以，制度性支配達成的前提是，群體對其規則合理性的共識。
隻有當規則合理性獲得了群體共識（這個群體，主要指被支配群體），那麼，其支配體系的建構和實施，才能具備相應的土壤。
一如當年的劉邦，“約法三章”，其所謂的“三章”，也就是規則。而老百姓支援他，也就意味着，“三章”獲得了規則合理性。是以，後續漢朝才能在此基礎上，不斷進行規則的修改。
但是，後續的修改，并未被強烈反對，或者說，僅是在某些特殊群體内有過一些較量，其原因便在于，初始的支配體系的合理性建構，已經獲得了一種土壤，一種可能的習性規約。
是以，在制度性支配體系中的個體，理性個體對支配的服從，本質是對規則合理性的服從，而不是對規則施行者的服從。隻是，因某種習性的養成，個體往往走向非理性，而陷入到對某些個體的服從。
于是，在制度性支配體系中，就出現了個體的差異：理性者，尋求規則合理性。非理性者，成為權力個體的附屬。
02
第二個等級：權威性支配。
如果說制度性支配，是基于規則合理性建構的，那麼，權威性支配，則是基于傳統習性和認知慣性而建構的。
權威性支配，在支配層級上弱于制度性支配，在于兩個因素：
其一、是建構支配體系的基礎，是某種狹隘的系統性的規約習性。
其二、被支配群體，服從的是某個個體，或者某種群體組成機構。
這兩點恰好印證了帝王時代，某一段支配體系由盛而衰的過程。盛時，一般都是規則合理性為支配基礎，衰時則進入到對習性強力規約，而形成的對各種等級的個體權力的服從。
是以，權威性支配，實際上是一種窺探到群體習性中的傳統服從機制，并把這種服從基因不斷放大，直至神聖化的過程。
而這裡的放大，神聖化，就存在着一系列的操作機制。對于放大，往往是以各種日常化的重複和強調，以達到一種根深蒂固的認知習性。神聖化，即把可能的個體權威表征為一種景觀，即以“隻有服從這種權威，個體才能獲得”的句式，把被支配群體的利害，以一種單向性的邏輯，進行捆綁。
也正因如此，一旦這種“隻有……才能……”的句式，在現實中，不斷出現漏洞，或者被另一種句式所颠覆，那麼，權威性支配，也就僅進入了戲谑境地。一如如今有關“專家”權威句式的被颠覆。
03
第三個等級：匮乏性支配。
即針對被支配群體在某些方面的認知匮乏，或者說是訴求匮乏，而建構起來的，差別于日常習慣的，或個體能力範圍可得的支配邏輯。
也就是說，匮乏性支配體系，必須具備兩種底層邏輯：
其一、是其支配邏輯，是全新的，是差別于習性習慣的，是非日常的。
其二、它必須基于一定程度的被支配群體判斷力的匮乏，也就是對全新邏輯，缺乏一定的批判能力。
同時，這種底層邏輯，類似于替被支配群體，提出了全新的，或者是更高次元的對未來、對自身體驗的訴求。往往這種訴求，存在着一定的對現實的降維打擊，或者是建構某種高強度夢想達成的路徑。
是以，匮乏式支配體系，一定是以建構一種未知的美好未來為基本共識的。一如願景，很多時候，就是以未來的某種兌現為核心的。而這種“兌現”，在目前的認知結構中，一定存在某種斷層。也正是這種劇烈的斷層，讓越是匮乏者，越陷入到一種激情，一種追随之中。
于是，匮乏式支配，實際上就是，現實認知越匮乏，越容易建構其體系。
04
最終，支配的成立，一定是基于某種關系的不對等，或者認知，或者财富，或者地位，或者影響力，等等，隻要能構成不對等因素，那麼，支配就必然産生。
而唯一不同的，是進入群體性支配，還是隻是偶然的個體性支配。
進入群體性支配，就進入了支配體系的建構，即進入到社會視野，成為一種社會要素。而偶然的個體性支配，則隻是一時一地一人的處世政策，是借助個體優勢要素，而達成某種目的的手段而已。
是以，前者走向秩序，後者走向心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