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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于馮庸，我和許多鄉人一樣，對這位當年與張學良一時瑜亮的青年才俊，存有太多的待解之問。他為何離開老父馮麟閣經營多年的根據地北鎮？他為何變現巨額家産孜孜于國民教育？他為何淡泊名利卻終老台灣？
東北有公子，遺世而獨立
于馮庸本人，實踐我行我素，暢達我心我口；于遼沈人民，福澤故鄉桑梓，惠及圖存禦侮；于其學生，皆對他有高山仰之、景行行止之念；于其朋輩也多執手依依、終生摯交。
馮庸以航空報國，曾與張學良一起創辦東北空軍，任東北航空軍少将司令；他以教育興國，傾其家産創辦馮庸大學，為國家培養人才；他以統一愛國，曾積極策劃和推動了震驚中外的“東北易幟”；他以抗敵救國，在“中東路事件”、熱河抗戰、“一·二八”淞滬抗戰中，親率馮庸大學義勇軍開上前線，對敵作戰。
馮庸于1981年2月逝世，埋骨台北縣汐止。2013年9月，沈陽龍泉古園與将軍的外甥張文琦先生、著名遼海文化學者初國卿先生将馮庸墓于台灣遷歸沈陽，飄零65載，将軍葉落歸根。在古園的綠樹叢中，朝向遼西台安、北鎮方向并列着張學良的衣冠冢和馮庸墓，那方山水分别是他們兩人的童年生活之地。
俠之大者，為國為民
馮庸為什麼要創立大學，一方面是因為他本人并不醉心官場權位，但是對現實中的社會人文非常關注；另外一方面是因為他的父親馮麟閣的影響。他的父親馮麟閣當年的政治形式估計錯誤，癡迷權位，不顧社會發展大勢跑去北京擁護張勳複辟，結果竹籃打水一場空，差點把自己搭進去。馮麟閣回到東北之後就交出了自己的兵權逐漸把精力放在興辦實業工廠上，也借機告訴自己的兒子馮庸盡量遠離官場是非。對于父親的這點教導馮庸還是非常願意接受的，于是建立一所真正的西式大學這件事就水到渠成了。
馮庸所創立的馮庸大學主張新式的教育禮儀思想，在學生日常生活和各種典禮中注重培養學生的禮儀行為，對改造社會的國民性、提升民族素質、發揚中國教育優良傳統都具有重要意義。
除了日常學習生活的限制，馮庸大學加強軍事體育教育理念。馮庸大學不僅在當時培養了一大批優秀人才，積極投入到後來的抗日戰争中，更為今天的學校為考試是圖的教育方式，打了一針強心劑，體育在任何一個年代都是不容忽視的。
但是馮庸大學在曆史的前進中也無法獨善其身。在“九·一八”事變爆發後，馮庸大學遭到破壞，師生流亡關内，而馮庸本人也被日本人扣押并劫持至東京，後經友人相助多方輾轉，回到北平。在北平複校後，他積極組建馮庸大學抗日義勇軍，奔赴抗日最前線，先後率領青年學生參加了淞滬抗戰、長城抗戰、熱河抗戰等。其後，馮庸大學因經營陷入困境，難以為繼，遂于1933年9月并入東北大學。
避無可避的命運
九一八事變之後，馮庸也被迫離開了自己的家鄉，他的内心無疑也是充滿了憤慨和悲涼。壯志饑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駕長車踏破賀蘭山缺。此時馮庸的内心遠比當年的嶽武穆更加沸騰。
原本想着遠離官場是非，但是家仇國恨下的馮庸依然奮戰在抗戰救國的第一線，做出自己的貢獻。馮庸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張學良的好友至交，可以說馮庸是對張學良思想影響最深的人之一，後來張學良發動西安兵谏就有馮庸的影響。
1935年，馮庸應陳誠三次邀請，進陳誠幕府參加抗戰，任軍事委員會長武漢行轅中将研究委員、中将研究委員長；後又任第三戰區前敵總司令部中将進階參謀、第三戰區昆山戒嚴司令、長興宜興戒嚴司令、第七戰區副司令長官部第三處中将處長。1944年因常德會戰有功，被授予陸海空軍甲種一等獎章，并任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中将參議。1948年11月沈陽解放前夕，攜家眷去台灣。
馮庸的一生，是奮鬥的一生，是光輝的一生，是令人景仰的一生。他的事迹和精神，将永遠銘刻在中國曆史的長河中，激勵着後人不斷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