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變曆史的一根煙頭
偶然事件與大清國運
馬克思說，曆史的發展趨勢是必然的，而具體的事件發生在什麼時間、什麼地點卻往往都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是這句話最生動的注腳。
關于這場革命，有人說發端于意外，有人說來自偶然，但其實一連串所謂機緣巧合，正是積怨已深的民意爆燃。
胎死腹中的中秋節發難
1911年（宣統3年），當時還沒有武漢這個名稱，隻有武昌、漢口和漢陽，國家最高上司人是北京的愛新覺羅·溥儀，還不到6歲。
當年7月，清政府将商辦的粵漢、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準備賣給外國，又未能解決補償民間損失，遂掀起全國大規模的保路運動；9月，一向溫和閑适的成都，保路卻最為激烈，激起騷亂，引發“成都血案”。
保路運動
清政府緊急調動湖北新軍入川鎮壓，導緻湖北兵力空虛，由文學社和共進會兩個革命團體為主的革命黨人決定趁勢起事。
在此之前，他們已在絕大部分由漢族士兵組成的新軍中做了大量的發展工作。
9月24日，革命黨人開會制定了極其詳細的起義計劃，決定10月6日中秋節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時發難，舉兵反清。湖北方面由劉仲文為總理、蔣翊武為軍事總指揮，孫武為軍務部長。
人多嘴雜，難保機密。湖廣總督瑞澂（chéng）聽到些許風聲，宣布當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嚴，月餅隻能在家裡吃。
期間所有新軍官兵不準離營外出，嚴禁以各種名義會餐，軍營中秋聯歡會提前一天舉行。除值勤士兵可以攜帶少量子彈外，其餘彈藥一律收繳集中保管。
敵人有了提防，起義就不好辦了。而湖南方面又提出延期。無奈，指揮者決定推遲10天，定于10月16日起事。
一顆催命的煙頭
推遲了10天，就有更充裕的時間準備，更加保證萬無一失。于是，為了安全起見，起義總指揮部被設在俄租界的寶善裡。可萬無一失哪有那麼容易！
10月9日中午，孫武等人在指揮部裡配制炸藥。劉仲文的弟弟劉同也來了，他點起一根煙，興緻勃勃地在一邊看炸藥。
據說他是炸藥的出資人，是以誰也不好意思提醒他：為了健康更為了安全原因，不要吸煙。
煙瘾過完，劉同看看周圍，找不到煙灰缸，隻有旁邊一個髒兮兮的盆子像是裝垃圾的。他将還在冒煙的煙頭精準無比地丢了進去。他不知道的是，盆裡裝的是起義用的炸藥。
結果，轟的一聲，炸藥爆炸。離得近的孫武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沒有受傷的其他人趕緊送往醫院，劉同倒是安然無恙。
受重傷的孫武，逃過了被抓捕的命運
爆炸引發的大火不可收拾，滾滾濃煙四起。其他人逃離前本要把起義的檔案和同志花名冊帶走，可是都鎖在櫃子裡，沒人知道鑰匙在哪。
還沒來得及想辦法，俄國巡捕已經到場，控制住所有人之後仔細搜查，不僅發現了危險的炸藥，用大斧劈開櫃子還找到了起義名單、旗幟、通告、彈藥和印信。
很快，這些東西包括劉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給了清政府湖北當局。劉同很快就統統全招了。
湖北布政司陳樹屏建議銷毀名冊以安衆心，督府師爺張梅生主張按名冊搜捕。瑞澂聽從張師爺的主張，立即下令關閉四城，按名單搜捕革命黨人。
少寫了八個字的催命告示
眼看事已敗露，蔣翊武決定當晚12時立即發動起義，以南湖炮隊的炮聲為号。他派遣鄧玉麟去南湖炮隊傳達指令：炮一響，大家就行動！
然後呢？晚上十二點到了，卻一點動靜沒有。
原來全城戒備森嚴，交通幾乎癱瘓，鄧玉麟緊趕慢趕，十二點過才回到炮隊。此時炮兵們已經熄燈就寝，誰還起來放炮啊！
而且就算炮響也沒用。早在11點半，軍警就闖入文學社總部，蔣翊武僥幸逃脫，其他三位骨幹彭楚藩、劉複基和楊宏勝，第二天清早人頭就挂到了武昌城門樓子上。
至此，起義上司人死的死、傷的傷、逃的逃，革命軍一盤散沙一片混亂。就這樣還能起義？還能成功？
然而瑞澂硬是把這不可能變成了可能。
在明知有人造反，又掌握了具體名單的情況下，最好的處理方式隻有一種：分化處理，暗緊明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擒賊先擒王，同時安撫人心、息事甯人。
可是瑞澂偏偏選擇了明緊暗松的蠢招。
他下令關閉所有城門，禁止出入，貼出告示：新軍官兵一概不得出營，并按名冊捉拿革命黨人，就地正法。
這一下立即捅了馬蜂窩。湖北新軍中的革命黨人一共有5000多名，但是他們中的絕大多數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冊上。
于是謠言四起：一開始說瑞澂要把革命黨人全部殺掉；跟着又傳不止是革命黨，要把剪辮子的人都殺掉（好多新軍都已偷偷剪了辮子）；再後來說隻要是漢族新軍，就要被殺掉！
操練中的湖北新軍
瑞澂很快也覺得措辭不妥，立馬在告示上加了一條：“除主謀外既往不咎”。但是為時已晚。
病毒式傳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戰前動員，新軍人人自危。最終大家達成了共識：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條，要活命，就隻有先下手為強。
其實好多人是不想幹的，革命黨人的計劃裡甚至還有用炸彈強迫士兵起義的預案。萬萬沒想到：就因為告示上少寫了八個字，讓本來無心造反的人也下決心要造反到底了！
稀裡糊塗打響的首義第一槍
既然決定起事，那誰來打響這第一槍呢？
10月10日晚上7點過，陸軍第八營的哨長（即排長）陶啟勝查夜，發現班長金兆龍、士兵程定國正抱着步槍仰卧睡覺，旁邊還有一盒子彈。
陶啟勝輕輕地走上前去，幫兩人蓋好被子。見兩人睜開眼睛，于是和顔悅色地對他們說：别多想了，好好睡吧，不會有事的，一切有排長我呢。
如果他這樣做了，曆史說不定會被改寫。
但是現實情況是陶啟勝沖過去，厲聲訓斥：幹什麼！想造反是吧？
金兆龍回罵：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樣 !
兩人扭打起來，程定國一槍托把陶啟勝打倒，然後背後補上一槍。據說，這就是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随後連續趕來彈壓的三名軍官都被程定國一一擊斃，軍營大亂。第八營班長、共進會代表熊秉坤立即鳴笛集合，宣布正式起義，前去占領楚望台軍械庫。
老年熊秉坤與溥儀同桌座談
“不想死的就跟着來”，什麼話都不及這句有鼓舞性，立時響聲四起一呼百應，起義人數達到3000餘人。占領軍械庫之後，起義軍掌握了大批輕重武器。
晚上10點半，起義士兵分三路進攻湖廣總督官署和旁邊的陸軍司令部。
駐守武漢地區的清兵約有22個營多一點，除5個營參加起義完全成為革命軍隊以外，還剩下17個營，相當于起義軍的3倍。
其中以總督衙門的警衛部隊火力最為猛烈，因為機關槍配備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擊技術好，實戰經驗也豐富。
前面提議按名單抓人的師爺張梅生建議死守官署。他向瑞澂進言：新軍嘩變，事出有因。如今隻是一時躁動，不但立足未穩，而且群龍無首。隻要堅守靜待援軍趕到，再設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撫人心，可保大局無虞。
但是瑞澂的漢人小妾廖克玉卻死勸瑞澂離開總督官署，去長江上的楚豫号兵輪上指揮，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輪進可攻退可守。老爺萬金之體，留在這裡一旦有什麼閃失，一家人如何是好？何況此時不走，過一會就走不脫了！
清政府湖北軍政最高長官瑞澂再一次敗在選擇題下。他沒有聽張梅生的，帶領全家老小從後院撤到長江的軍艦上。他哪裡知道廖克玉其實是革命黨精心安排的内線。
此時起義軍現場成立的40人敢死隊正勇往直前，人人心裡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黃泉路上再見。而守衛總督官署的士兵一見長官都跑了，還拼什麼命呢？士氣此消彼長，總督官署分分鐘被拿下。
瑞澂離開總督府上艦後，指揮失靈，清軍大亂。淩晨1點30分，整個武昌都被起義軍所控制。第二天，武漢三鎮都不姓清了。
大清朝的第一張多米諾骨牌，就此倒下。
帝國的猝死說來就來
武昌起義之後，各地起義容易得讓人不敢相信！在此之前，起義何其艱難。
從1906年到1911年，孫中山先後發動上司了10次武裝起義，無一成功。尤其是廣州黃花崗一役，林覺民、喻培倫等精英的犧牲更是讓革命黨人損失慘重。
是以當孫中山在美國收到武昌即将起義的電報時，他想回電讓湖北新軍暫時不動，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時機，避免重蹈黃花崗的覆轍。
10月12日，正準備吃完早餐去回電的孫中山買了一份早報，掃了一眼，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體大字專電“革命黨人占領武昌”。
很快，中華民國軍政府鄂軍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舉為都督，改國号為中華民國，并号召各省群眾起義響應。短短兩個月，湖南、陝西、廣東等十五個省紛紛宣布脫離清政府獨立。
湖北都督府成立
革命爆發後僅三個月不到，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臨時政府就在南京成立。革命爆發後四個月，1912年2月12日，溥儀退位，清朝滅亡，延續2000餘年的中國古代王朝就此落幕。中國政治走向了另一條路徑。
一顆不經意的小煙頭，點燃了革命的炮火，更是将舊制度斷壁殘垣上的野草焚燒殆盡。
如此微弱的火光，卻能産生燎原之勢，必須是有其他助燃條件的。其中階級對立、民族沖突、晚清政權的腐朽，在過去的曆史叙事中，我們已經很熟悉了。
在《劍橋中國史·晚清卷》中，費正清提出了“文明對立”的觀點。在他看來，晚清70年，“古老和變化緩慢的文明”與“現代和更有生氣的文明”擦出的火花，使得劉同的煙頭燃燒更旺。
在兩種文明的對立下，總有一些先行者試圖尋求新的制度和社會關系來重新定位中國。他們接受新思想，摒棄舊觀念，組合新同盟，摒棄血緣和宗族關系。革命黨人和湖北新軍，就是這種組合的典型例子。
除此之外，在1911年以前數次小規模起義中，也形成了很多反清團體和思潮。于是，當革命到來之際，他們才能糾合在一起，形成摧枯拉朽之勢。
辛亥革命之後，費正清的“文明對立觀”逐漸表現為各種水火不容的觀點論戰，貫穿中國近現代史百年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