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历史的一根烟头
偶然事件与大清国运
马克思说,历史的发展趋势是必然的,而具体的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却往往都是偶然的。辛亥革命就是这句话最生动的注脚。
关于这场革命,有人说发端于意外,有人说来自偶然,但其实一连串所谓机缘巧合,正是积怨已深的民意爆燃。
胎死腹中的中秋节发难
1911年(宣统3年),当时还没有武汉这个名称,只有武昌、汉口和汉阳,国家最高领导人是北京的爱新觉罗·溥仪,还不到6岁。
当年7月,清政府将商办的粤汉、川汉铁路收归国有,准备卖给外国,又未能解决补偿民间损失,遂掀起全国大规模的保路运动;9月,一向温和闲适的成都,保路却最为激烈,激起骚乱,引发“成都血案”。
保路运动
清政府紧急调动湖北新军入川镇压,导致湖北兵力空虚,由文学社和共进会两个革命团体为主的革命党人决定趁势起事。
在此之前,他们已在绝大部分由汉族士兵组成的新军中做了大量的发展工作。
9月24日,革命党人开会制定了极其详细的起义计划,决定10月6日中秋节这天在湖北和湖南同时发难,举兵反清。湖北方面由刘仲文为总理、蒋翊武为军事总指挥,孙武为军务部长。
人多嘴杂,难保机密。湖广总督瑞澂(chéng)听到些许风声,宣布当年中秋不放假,全城戒严,月饼只能在家里吃。
期间所有新军官兵不准离营外出,严禁以各种名义会餐,军营中秋联欢会提前一天举行。除值勤士兵可以携带少量子弹外,其余弹药一律收缴集中保管。
敌人有了提防,起义就不好办了。而湖南方面又提出延期。无奈,指挥者决定推迟10天,定于10月16日起事。
一颗催命的烟头
推迟了10天,就有更充裕的时间准备,更加保证万无一失。于是,为了安全起见,起义总指挥部被设在俄租界的宝善里。可万无一失哪有那么容易!
10月9日中午,孙武等人在指挥部里配制炸药。刘仲文的弟弟刘同也来了,他点起一根烟,兴致勃勃地在一边看炸药。
据说他是炸药的出资人,所以谁也不好意思提醒他:为了健康更为了安全原因,不要吸烟。
烟瘾过完,刘同看看周围,找不到烟灰缸,只有旁边一个脏兮兮的盆子像是装垃圾的。他将还在冒烟的烟头精准无比地丢了进去。他不知道的是,盆里装的是起义用的炸药。
结果,轰的一声,炸药爆炸。离得近的孙武被炸得面目全非,被没有受伤的其他人赶紧送往医院,刘同倒是安然无恙。
受重伤的孙武,逃过了被抓捕的命运
爆炸引发的大火不可收拾,滚滚浓烟四起。其他人逃离前本要把起义的文件和同志花名册带走,可是都锁在柜子里,没人知道钥匙在哪。
还没来得及想办法,俄国巡捕已经到场,控制住所有人之后仔细搜查,不仅发现了危险的炸药,用大斧劈开柜子还找到了起义名单、旗帜、通告、弹药和印信。
很快,这些东西包括刘同在内的6人,全被俄方移交给了清政府湖北当局。刘同很快就统统全招了。
湖北布政司陈树屏建议销毁名册以安众心,督府师爷张梅生主张按名册搜捕。瑞澂听从张师爷的主张,立即下令关闭四城,按名单搜捕革命党人。
少写了八个字的催命告示
眼看事已败露,蒋翊武决定当晚12时立即发动起义,以南湖炮队的炮声为号。他派遣邓玉麟去南湖炮队传达命令:炮一响,大家就行动!
然后呢?晚上十二点到了,却一点动静没有。
原来全城戒备森严,交通几乎瘫痪,邓玉麟紧赶慢赶,十二点过才回到炮队。此时炮兵们已经熄灯就寝,谁还起来放炮啊!
而且就算炮响也没用。早在11点半,军警就闯入文学社总部,蒋翊武侥幸逃脱,其他三位骨干彭楚藩、刘复基和杨宏胜,第二天清早人头就挂到了武昌城门楼子上。
至此,起义领导人死的死、伤的伤、逃的逃,革命军一盘散沙一片混乱。就这样还能起义?还能成功?
然而瑞澂硬是把这不可能变成了可能。
在明知有人造反,又掌握了具体名单的情况下,最好的处理方式只有一种:分化处理,暗紧明松。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擒贼先擒王,同时安抚人心、息事宁人。
可是瑞澂偏偏选择了明紧暗松的蠢招。
他下令关闭所有城门,禁止出入,贴出告示:新军官兵一概不得出营,并按名册捉拿革命党人,就地正法。
这一下立即捅了马蜂窝。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一共有5000多名,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根本不知道自己究竟在不在名册上。
于是谣言四起:一开始说瑞澂要把革命党人全部杀掉;跟着又传不止是革命党,要把剪辫子的人都杀掉(好多新军都已偷偷剪了辫子);再后来说只要是汉族新军,就要被杀掉!
操练中的湖北新军
瑞澂很快也觉得措辞不妥,立马在告示上加了一条:“除主谋外既往不咎”。但是为时已晚。
病毒式传播的流言成了最好的战前动员,新军人人自危。最终大家达成了共识:不起事,大家死路一条,要活命,就只有先下手为强。
其实好多人是不想干的,革命党人的计划里甚至还有用炸弹强迫士兵起义的预案。万万没想到:就因为告示上少写了八个字,让本来无心造反的人也下决心要造反到底了!
稀里糊涂打响的首义第一枪
既然决定起事,那谁来打响这第一枪呢?
10月10日晚上7点过,陆军第八营的哨长(即排长)陶启胜查夜,发现班长金兆龙、士兵程定国正抱着步枪仰卧睡觉,旁边还有一盒子弹。
陶启胜轻轻地走上前去,帮两人盖好被子。见两人睁开眼睛,于是和颜悦色地对他们说:别多想了,好好睡吧,不会有事的,一切有排长我呢。
如果他这样做了,历史说不定会被改写。
但是现实情况是陶启胜冲过去,厉声训斥:干什么!想造反是吧?
金兆龙回骂:造反就造反,你能怎样 !
两人扭打起来,程定国一枪托把陶启胜打倒,然后背后补上一枪。据说,这就是武昌起义的第一枪!
随后连续赶来弹压的三名军官都被程定国一一击毙,军营大乱。第八营班长、共进会代表熊秉坤立即鸣笛集合,宣布正式起义,前去占领楚望台军械库。
老年熊秉坤与溥仪同桌座谈
“不想死的就跟着来”,什么话都不及这句有鼓舞性,立时响声四起一呼百应,起义人数达到3000余人。占领军械库之后,起义军掌握了大批轻重武器。
晚上10点半,起义士兵分三路进攻湖广总督官署和旁边的陆军司令部。
驻守武汉地区的清兵约有22个营多一点,除5个营参加起义完全成为革命军队以外,还剩下17个营,相当于起义军的3倍。
其中以总督衙门的警卫部队火力最为猛烈,因为机关枪配备较多,又大多是老兵,射击技术好,实战经验也丰富。
前面提议按名单抓人的师爷张梅生建议死守官署。他向瑞澂进言:新军哗变,事出有因。如今只是一时躁动,不但立足未稳,而且群龙无首。只要坚守静待援军赶到,再设法告知士兵既往不咎以安抚人心,可保大局无虞。
但是瑞澂的汉人小妾廖克玉却死劝瑞澂离开总督官署,去长江上的楚豫号兵轮上指挥,理由也很充分:上了兵轮进可攻退可守。老爷万金之体,留在这里一旦有什么闪失,一家人如何是好?何况此时不走,过一会就走不脱了!
清政府湖北军政最高长官瑞澂再一次败在选择题下。他没有听张梅生的,带领全家老小从后院撤到长江的军舰上。他哪里知道廖克玉其实是革命党精心安排的内线。
此时起义军现场成立的40人敢死队正勇往直前,人人心里明白:今晚不攻下督署,明早大家黄泉路上再见。而守卫总督官署的士兵一见长官都跑了,还拼什么命呢?士气此消彼长,总督官署分分钟被拿下。
瑞澂离开总督府上舰后,指挥失灵,清军大乱。凌晨1点30分,整个武昌都被起义军所控制。第二天,武汉三镇都不姓清了。
大清朝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此倒下。
帝国的猝死说来就来
武昌起义之后,各地起义容易得让人不敢相信!在此之前,起义何其艰难。
从1906年到1911年,孙中山先后发动领导了10次武装起义,无一成功。尤其是广州黄花岗一役,林觉民、喻培伦等精英的牺牲更是让革命党人损失惨重。
所以当孙中山在美国收到武昌即将起义的电报时,他想回电让湖北新军暂时不动,一定要慎之又慎地等待时机,避免重蹈黄花岗的覆辙。
10月12日,正准备吃完早餐去回电的孙中山买了一份早报,扫了一眼,全身的血都不流了:一行醒目的黑体大字专电“革命党人占领武昌”。
很快,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成立,黎元洪被推举为都督,改国号为中华民国,并号召各省民众起义响应。短短两个月,湖南、陕西、广东等十五个省纷纷宣布脱离清政府独立。
湖北都督府成立
革命爆发后仅三个月不到,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就在南京成立。革命爆发后四个月,1912年2月12日,溥仪退位,清朝灭亡,延续2000余年的中国古代王朝就此落幕。中国政治走向了另一条路径。
一颗不经意的小烟头,点燃了革命的炮火,更是将旧制度断壁残垣上的野草焚烧殆尽。
如此微弱的火光,却能产生燎原之势,必须是有其他助燃条件的。其中阶级对立、民族矛盾、晚清政权的腐朽,在过去的历史叙事中,我们已经很熟悉了。
在《剑桥中国史·晚清卷》中,费正清提出了“文明对立”的观点。在他看来,晚清70年,“古老和变化缓慢的文明”与“现代和更有生气的文明”擦出的火花,使得刘同的烟头燃烧更旺。
在两种文明的对立下,总有一些先行者试图寻求新的制度和社会关系来重新定位中国。他们接受新思想,摒弃旧观念,组合新同盟,摒弃血缘和宗族关系。革命党人和湖北新军,就是这种组合的典型例子。
除此之外,在1911年以前数次小规模起义中,也形成了很多反清团体和思潮。于是,当革命到来之际,他们才能纠合在一起,形成摧枯拉朽之势。
辛亥革命之后,费正清的“文明对立观”逐渐表现为各种水火不容的观点论战,贯穿中国近现代史百年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