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作為一個開放的系統，文化區在不斷接受本區内文化中心所施加影響，也受到鄰近地區文化現象的浸染，而交通條件是否優越，對地區文化影響十分深刻，蜀道沿線區域受交通條件制約相對較大，蜀道沿線地區特别是陝南文化區表現較為明顯，陝南除受基本的地理環境以及政治曆史背景影響外，其蜀道交通對其文化區的影響尤為顯著。
一、宋代蜀道詩反映的沿線地區的方言
在宋代由于四川相對處于長期的穩定，而陝西以及中原地區長期遭受戰争，陝西一度成為宋金會戰的主戰場，金兵南侵之時形成了大規模的人口南遷，宋代成都人或者蜀人大部分是由中原人遷移到蜀地，而蜀地移民主要來自西北或北方，故而形成接近秦晉的梁益方言，亦稱之為巴蜀方言。
除了自然地理制約外，交通條件亦是非常重要影響一個地區方言的因素，由此從兩方面考量蜀道沿線文化區域的方言特點。為探究宋時的文化區域，更多的利用能反映宋代認知感覺的史料，詩歌史料的運用就顯得十分重要。
宋代蜀道詩文中，則有不少展現蜀道沿線地區方言的詩句，而方言是詩人途經蜀道沿線區域，最直覺可以感受到的區域文化變化的要素。一部分詩人沿蜀道行進如陸遊，另一部分詩人本身則是蜀人或較長時間在蜀生活如李新，在履棧途中對蜀道沿線區域的方言變化感覺十分明顯。
《夢至小益》記載：“葭萌古路緣雲壁，桔柏浮梁暗栎林。坐上新聲猶蜀伎，道傍逆旅已秦音。”
在今川北與陝西接壤的利州和阆州等地，其方言已經和秦隴地區口音相似，在金牛道上的今廣元的葭萌驿站時，詩人已覺道路旁行人的口音已是秦地，在途徑阆中，即興作詩，其直覺感受時阆中的方言逐漸與蜀地不同，漸漸帶有秦地口音。
陸遊在追憶乾道六年權四川宣撫使司幹辦公事兼檢法官時，于南鄭遊玩時曾作詩，表示此地房屋聚落的特色與秦地接近，而村落中的居民的方言卻參雜着蜀語，方言主要受到曆史文化以及自然地理影響，也有交通道路的作用，使這裡在秦文化基底上仍帶有蜀文化的色彩。
是以，漢中方言有屬于中原官話秦隴片，在關中人與漢中人自己看來，漢中方言亦明顯帶有蜀音，與鳳翔府的秦隴片方言有一定的差異。
二、宋代蜀道詩反映的沿線地區的飲食
宋代是中國古代飲食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轉折時期，而民以食為天，飲食在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在宋詩中有數量龐大的飲食題材詩歌，蜀道詩歌中亦有不少反映蜀道沿線地區飲食的詩歌，不僅擴大了宋代蜀道詩歌的表現範圍，在弘揚宋代飲食文化的同時，對蜀道地區的地方文化特色也有一定的折射。
宋代以水稻和小麥的種植最為突出、最為重要，而且稻的地位急速提高，已開始取代麥成為全國最重要的糧食作物。在蜀道沿線地區也不例外，此時小麥和稻在蜀道沿線地區種植範圍廣泛。
《漢中行》記載：“漢中沃野如關中，四五百裡煙蒙蒙。黃雲連天夏麥熟，水稻漠漠吹秋風。”
關中土地肥沃，關中曾有“天府之國”的稱号，種植着大面積的小麥和水稻。在漢中平原，有着成片的稻田一望無際。南宋時，更是有“四川田土，無不種麥”的情況，四川等地糧食作物豐收，常支援北方的情況發生，在宋代蜀地還形成了以面食為特點的川菜。
宋代日常生活中最主要的飲品則是茶和酒。宋代蜀道詩文中這兩種飲品出現頻繁，且具有一定的地方特色。宋代的名酒衆多，宋代蜀道詩文中最常見的是鵝黃酒，此酒顔色應是鵝黃色并屬漢州的特色酒。陸遊對此酒十分喜愛，在多首詩中稱贊此酒，是宋代漢州的特色酒品。
據蘇轼《東坡詩集注》卷十一引《華陽風俗錄》記載：“郫人刳竹之大着，傾春釀于筒，閉以藕絲，包以蕉葉，信宿馨香達于林外，然後斷之以獻，俗号郫筒酒。”
郫筒酒，蜀地名酒，在蜀道詩文中亦出現頻率較高。詩人周麟之在送别友人時回憶到蜀地的時光寫道“尚憶郫筒醉春渌”，懷念蜀地的郫筒酒；詩人洪邁在送别王舍人前往四川為官時，詠歎道“郫筒無惜醉”，其中飽含對友人美好的期望，将蜀地的特産風物亦展現的淋漓盡緻。
唐宋時期，蜀茶亦名滿天下，宋代蜀茶地位有所下降，但在《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中，宋代的四大名茶，即是江茶、建茶、蜀茶和夔州茶，巴蜀地區的茶葉已占全國大半。在宋代蜀道詩文中，多有茶飲品出現，最為著名還屬雅州蒙頂山茶，詩人梅堯臣在《送崔黃臣殿丞之任廬山》中，就提到“蒙頂茶牙初似觜”，表現出蜀地春天蒙頂山茶發出嫩芽的模樣。
三峽夔州一帶多有飲茶飲食風俗，在範成大入秭歸縣時，入鄉随俗以茱萸煎茶除瘴氣，詩人陳造亦在《房陵十首其一》中歎詠道“底消山峽三分瘴，争課盧仝七碗茶”，表現出三峽地區有飲茶的習慣，以茶消除瘴氣對人體的危害，并且茶稅是三峽地區課稅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三、宋代蜀道詩反映的沿線地區的民間信仰
信仰是區域文化的核心價值展現，而民間信仰又與主流社會意識相差別，民間信仰泛指廣泛流行于民間的以自然崇拜、英雄傳說人物崇拜以及前代先賢崇拜為基礎的，但又沒有系統教義教規群組織機構的信仰。宋代民間信仰來源廣泛，将蜀道沿線地區的民間信仰對象主要分為兩類，一是自然信仰如山水之神；二是對人神的信仰如大禹、英雄賢臣。
中國古代曆史上各個民族，都有對山川湖泊等自然物的崇拜，宋代蜀道沿線地區也沿襲了對山川的信仰崇拜，特别是在遇到一些人類無法處理的自然災害，人類則會通過祈禱，表達自身的敬畏或感恩之情。詩人李複在夔州旱情嚴重時就曾作詩，反映出在此地遭遇旱情時，殺羊祭祀山神，通過對神靈的祈禱，進而祈求能夠避災驅禍的情形。
《宋人轶事彙編》記載：“蜀道有梓潼神祠，素号異甚。士大夫過之，得風雨送，必至宰相；進士過之，得風雨則必殿魁。”
宋代蜀道詩文中更多的是反映對人神的信仰，其一是梓潼神，梓潼神是以發源地梓潼而命名的地方神祗，其發展過程複雜，逐漸由自然崇拜附入人神，到宋代時逐漸發展成代表執掌世間科考仕運的神，宋代蜀道詩文中對蜀道沿線梓潼神的信仰也有所反映。
其二是諸葛亮信仰，因諸葛亮是曆史上最善于經營西南地區和利用蜀道的人，在蜀道沿線漸漸就形成了諸葛亮信仰。川陝間的古蜀道也是以諸葛亮為核心的蜀漢文化的重要載體，是中華大地上最早武侯祠、最有影響武侯祠的誕生地。蜀道一線上建立不少有關諸葛亮的文化遺存，在宋代籌筆驿周圍修建有武侯祠，許多宋代文人詠歎此地的武侯祠。
除上述在蜀道詩文中，出現頻率較高的梓潼神和諸葛亮信仰崇拜外，蜀道沿線地區還有對治水有功的大禹崇拜，因大禹生于蜀地，其功德也在于治理蜀地水患，是以在蜀地長期形成了對大禹的崇拜，并且修建了禹廟進行供奉。
此外，亦有對漢高祖劉邦和先祖劉備的崇拜，劉邦作為第一代平民皇帝，為自己起義反秦編織神話光環，在民間逐漸形成了對劉邦的信仰，詩人李曾伯有《題漢中嶓冢觀高祖廟試劍石》，以及陸遊贊頌劉備功績為“豈知高帝業，煌煌漢中起”。
結語
蜀道詩文是詩人自身對蜀道地區感覺，結合自身曆史文化背景而創作的作品，多涉及地域文化内容。相較于前代的詩歌，宋代詩歌具紀實性更強的特點，加之詩歌作為史料具有微觀性和及時性等特點，宋代蜀道詩歌具有十分重要的曆史地理價值。
參考文獻：
[1]陸遊.《夢至小益》.
[2]黃裳.《漢中行》.
[3]《宋人轶事彙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