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
者
按
共促全球發展，建構共同未來。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國人民大學主辦、中國人民大學與通州區人民政府共同承辦的首屆“通州·全球發展論壇” 成功舉辦。俄羅斯瓦爾代國際辯論俱樂部項目主任、莫斯科高等經濟學院歐洲與國際綜合研究中心學術導師蒂莫費·博爾達喬夫（TimofeiBordachev）出席本次大會并在“分論壇四：共建和平：攜手應對全球戰略安全新挑戰”發表演講，以下為其發言内容：
▲蒂莫費·博爾達喬夫
我的發言将涉及3個問題。我認為，這将有助于更好地了解正在審議的問題：
首先，我們現在應該思考和研究的國際秩序的根本問題是什麼？
第二，現在國際機構的性質是什麼，我們應該對它們提出什麼要求？
第三，現代歐亞大陸的發展有何獨特之處？
西方對國際政治的了解（外交政策邏輯）的公理是公正的國際秩序從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這一結論并不是從零開始得出的，也不僅僅是為了給隻滿足狹隘國家集團利益的世界秩序奠定意識形态基礎。
它是在曆史程序中，在歐洲國家間關系史的衆多經驗基礎上産生的，如果我們談論的是人類在地理上如此局部的一部分，那麼歐洲國家間關系史也許是最豐富的。
幾千年來動蕩的社會互動和國家間沖突是如此引人入勝，以至于它們現在構成了曆史上與俄羅斯一直處于對抗狀态的大國的政治文化基礎。
要解決這個問題是不可能的，充其量隻能說減少它對總體安全的負面影響。這種邏輯似乎極為合理。
此外，自20世紀中葉以來，核武器因素一直在支撐着這一局面，擁有龐大的核武庫使一些強國處于絕對優于其他強國的地位。
現在，國際政治正進入一個新的發展階段，但核因素仍然是大國生存的核心。
在這個意義上，20世紀建立的衆多國際機構沒有任何改變。衆所周知，這些機構也是通過各國力量的互相配合而形成的，是以，它們絲毫沒有影響過去幾個世紀中強者對弱者繼續奉行專橫政策。
我們喜歡聯合國，因為它賦予了俄羅斯獨有的政治權利，但它也是一種非革命性的解決方案，很難消除世界政治中的不公正。聯合國目前的形勢是西方智慧的結晶，即使面對二戰後蘇聯崛起和中國地位提升的勢頭，西方也能保持主導地位。
所有其他較大的國際組織，迄今為止一直被那些掌握重要決策的人用來行使權力。
在這種情況下，國際社會的其他國家面臨着艱難的選擇，甚至部分決定了它們的行為。
由于從西方的角度來看，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是不言而喻的，是以其他國家為擴大自身權利而進行的鬥争就成了對事物自然秩序的挑戰。換句話說，當俄羅斯、中國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國家不同意強者對建立秩序的壟斷時，對于西方國家和在這一協調體系中思考問題的世界各地的思想家來說，這就是對國際關系本質的對抗。
那些迄今為止在權力方面占主導地位的人自然會尋求保護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的不公正也是理所當然的。
是以，建立另一種世界秩序不僅是一項技術任務，也是一項哲學任務，比在另一場戰術沖突中擊敗西方要難得多。
中國現在正努力提出自己的國際秩序願景，不僅要讓正義有一席之地，而且要讓正義成為國際秩序的核心要素。
我們對中國上司人提出的概念的哲學基礎還不夠了解。
然而，研究中國及其文化的專家們确信，傳統的儒家方法是這裡的基礎，它實際上是西方關于社會交往的性質和内容的另一種觀點。
随着中國能力的不斷增強以及西方的普遍衰弱，中國政府宣布的原則有望在國際政治的總體思維體系中占據一席之地。然而，這當然無法解決主要問題，西方與任何政治文明一樣，無法改變其外交政策文化。
對俄羅斯來說，能夠提供自己的世界圖景，讓不公正不再起決定性作用，也是極為重要的。是以，俄羅斯有必要讨論我們能為國際社會提供怎樣的未來願景，即使由于我們自己的傳統或思想狀态，我們還沒有做好準備。
那些試圖認真研究世界政治的人曆來認為，國際機構的建立是20世紀的重要成就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就，否則這個世紀留給我們的美好記憶将寥寥無幾。
然而，現在國際秩序已進入幾百年來最嚴重的革新階段，這些機構在解決最複雜的雙邊和多邊問題方面的适用性問題再次變得極為重要。此外，現代國際機構是我們所不滿意的世界秩序背後的強權政治的延續群組成部分。
所有這些，無一例外，都是傳統上以大國專斷為核心的秩序适應20世紀下半葉需求的産物，但并沒有改變這一秩序的性質。
現在，在全球範圍内，我們正在目睹金磚五國的活動，它是作為西方世界秩序的替代品而出現的，但形成了其最有趣的成就。
在歐亞大陸的地區層面，上海合作組織（SCO）的活動已經相當成功，該組織也是一個國際機構，但沒有西方國家的參與。甚至俄羅斯及其近鄰也建立了歐亞經濟聯盟（EAEU）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等機構。
前兩個機構是新機構，因為它們與參與國的力量潛力無關。歐亞經濟聯盟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的處境更為艱難，因為它們都以俄羅斯為中心，而俄羅斯在經濟和軍事上都遠遠優于其盟國。
是以，與過去的國際秩序機構相比，金磚五國和上合組織當然更值得關注。對他們的評估，使我們能夠突出這些組織在全球和地區安全上的前瞻性和實用性，即實作國家的主要目标，即國家的生存。
通過對“金磚五國”和上合組織的性質和活動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它們與西方傳統機構的不同之處，進而糾正米爾斯海默近30年前的評估。正如我們已經指出的，主要問題是缺乏一個明确界定的權力基礎。
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兩個國際機構站在北約和歐盟的對立面，它們是西方制度建設的頂峰。北約是圍繞美國對其盟國的絕對軍事統治這一僵化核心建立起來的。
這使該組織避免了嚴重的内部沖突，也確定了其最重要的任務，維護參與者的内部戰略穩定。
同樣，如果我們談論國際機構對全球安全的影響，那麼金磚五國和上合組織也非常值得關注。這兩類機構都無法在參與國之間建立規模和品質如此之高的共同利益，進而使它們與國際社會的其他成員對立起來。也就是說，對于金磚五國和上合組織來說，走西方道路的風險要比傳統觀念中強大機構對全球和平影響的風險低得多。無論如何，在理念上這兩個例子都是全新的；對其性質和潛力的評估為我們提供了豐富的素材，使我們能夠更好地了解如何建立一個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在俄羅斯與西方的關系危機進入烏克蘭軍事政治對抗階段近一年半之後，我們可以說，歐洲悲劇對歐亞大陸其他地區局勢的影響沒有人們想象的那麼大。
而南高加索地區除外，這一地區有幾個主要的穩定因素。首先，在地理上這一廣袤地區的大部分土地遠離大國對抗的主要戰場。換句話說，大歐亞地區避免了過去幾十年來科學界喜歡稱之為“裂痕”的東西，這正是因為沒有一個特别的國家來打破國家之間的空間。其次，歐亞大陸各國的内部政治體系抑制激進行為的能力仍然比人們之前認為的要強得多。我們并不清楚各個國家未來的局勢将如何發展，但現在它們表現出了令人羨慕的穩定性。
在該地區建立的國際機構沒有受到在歐洲運作破壞性因素的影響。像上海合作組織（SCO）或歐亞經濟聯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這樣的組織，與它們古老的歐洲同類組織相比，顯得不那麼整齊劃一。然而，它們卻更加穩定，這對其參與者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這對西方知識環境中産生的關于國際組織性質的學術觀點來說是個壞消息，因為這些觀點總是關注參與者之間的對抗。最後，我們不應低估市場因素的作用，因為在不受政治環境制約的情況下，市場因素有助于國家以自身利益為導向。所有這些特點都值得我們認真研究，并為我們在國際政治科學領域取得重大進展提供事實材料。
由于地理位置偏遠，大歐亞地區在新舊國際秩序鬥争的全球程序中的參與度更低。即使在軍事後勤方面，美國和歐洲在中亞中俄邊境制造不穩定的可能性也比在歐洲要小得多。就該地區而言，我們甚至有理由認為，歐盟和美國傷害俄羅斯的想法将對發展産生積極影響。即使西方要求塔什幹或阿斯塔納略微增加投資，也能解決一些當地内部穩定問題。從俄羅斯經濟的角度來看，這也會增加這些市場的潛力，因為它們與俄羅斯的物流聯系最為緊密。
大歐亞地區的國際組織是在與歐洲根本不同的條件下産生的，與其最接近的類似組織隻能是東南亞國家在東盟内部的合作。歐洲安全與合作機構的一個顯著特點是其強勢性質。歐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是在冷戰期間東西方達成協定的基礎上成立的。這意味着它的核心任務是正式确立大國之間的力量平衡，首先是在1975年，然後是在華沙條約組織解體之後。
而上海合作組織的建立又沒有考慮到參與者之間的力量平衡。此外，它們之間并不對立，是以必須加以規範。歐安組織的危機始于冷戰結束，當時力量對比發生了變化。而上海合作組織則表現出穩定态勢，因為它根本不存在力量平衡。與在歐洲土地上形成的組織相比，該組織的發展受制于其他國家間互動的原則。
歐亞經濟聯盟也與歐盟截然不同。盡管歐亞經濟聯盟在建立過程中借鑒了歐盟的經驗，但其主要機構與俄羅斯邊境以西的機構相去甚遠。實際上，歐盟也是均勢的産物，其中德國和法國之間的互動至關重要。
是以，如果這些大國之間的綜合實力比例發生變化，就會導緻危機，需要對整個組織進行内部重組，這就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情況。
在所有歐盟國家的共同霸主，美國的壓力下，這種重組變得尤為困難，因為美國對歐洲的未來有自己的看法。歐亞經濟聯盟并不具備均勢，甚至其四個較小國家（亞美尼亞、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的綜合實力也不足以抵抗俄羅斯。但俄羅斯自身也意識到了自己的脆弱性，是以不得不奉行一種沒有獨斷專行餘地的政策。在目前形勢下尤其如此，因為對莫斯科而言，東歐聯盟已不再是一個輔助性機構，而是與西方試圖疏遠的市場建立聯系的重要途徑。
這些國家按照市場經濟原則運作，迄今很少依賴外部政治。我們看到，迫使歐亞國家重新考慮與俄羅斯經濟關系的微弱嘗試面臨着不一定是形式上的障礙。這并不意味着大歐亞大陸經濟體之間的關系不受外部沖擊的影響。但迄今為止，它們在嚴酷的國際條件下表現出了高度的靈活性和适應性。
當然，這裡所說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大歐亞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有了保障。大歐亞地區正受到來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戰和威脅的影響。
我們也不應低估俄羅斯和中國的對手破壞莫斯科和北京“共同鄰邦”國家穩定的決心。然而，我們也不應忽視一些客觀因素，這些因素使得大歐亞地區在現代情況下比根據對國際政治在地區層面的性質的既定看法所預測的更加穩定。
（本文根據速記整理，未經作者審閱。）
// 人大重陽
///
RDCY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陽）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陽投資向中國人民大學捐贈并設立教育基金營運的主要資助項目。
作為中國特色新型智庫，人大重陽聘請了全球數十位前政要、銀行家、知名學者為進階研究員，旨在關注現實、建言國家、服務人民。目前，人大重陽下設7個部門、營運管理4個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來，人大重陽在金融發展、全球治理、大國關系、宏觀政策等研究領域在國内外均具有較高認可度。
微信号｜rdcy2013
新浪微網誌｜@人大重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