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
者
按
共促全球发展，构建共同未来。2023年11月18日至19日，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与通州区人民政府共同承办的首届“通州·全球发展论坛” 成功举办。俄罗斯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项目主任、莫斯科高等经济学院欧洲与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学术导师蒂莫费·博尔达乔夫（TimofeiBordachev）出席本次大会并在“分论坛四：共建和平：携手应对全球战略安全新挑战”发表演讲，以下为其发言内容：
▲蒂莫费·博尔达乔夫
我的发言将涉及3个问题。我认为，这将有助于更好地理解正在审议的问题：
首先，我们现在应该思考和研究的国际秩序的根本问题是什么？
第二，现在国际机构的性质是什么，我们应该对它们提出什么要求？
第三，现代欧亚大陆的发展有何独特之处？
西方对国际政治的理解（外交政策逻辑）的公理是公正的国际秩序从根本上是不可能存在的。这一结论并不是从零开始得出的，也不仅仅是为了给只满足狭隘国家集团利益的世界秩序奠定意识形态基础。
它是在历史进程中，在欧洲国家间关系史的众多经验基础上产生的，如果我们谈论的是人类在地理上如此局部的一部分，那么欧洲国家间关系史也许是最丰富的。
几千年来动荡的社会互动和国家间冲突是如此引人入胜，以至于它们现在构成了历史上与俄罗斯一直处于对抗状态的大国的政治文化基础。
要解决这个问题是不可能的，充其量只能说减少它对总体安全的负面影响。这种逻辑似乎极为合理。
此外，自20世纪中叶以来，核武器因素一直在支撑着这一局面，拥有庞大的核武库使一些强国处于绝对优于其他强国的地位。
现在，国际政治正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但核因素仍然是大国生存的核心。
在这个意义上，20世纪建立的众多国际机构没有任何改变。众所周知，这些机构也是通过各国力量的相互配合而形成的，因此，它们丝毫没有影响过去几个世纪中强者对弱者继续奉行专横政策。
我们喜欢联合国，因为它赋予了俄罗斯独有的政治权利，但它也是一种非革命性的解决方案，很难消除世界政治中的不公正。联合国目前的形势是西方智慧的结晶，即使面对二战后苏联崛起和中国地位提升的势头，西方也能保持主导地位。
所有其他较大的国际组织，迄今为止一直被那些掌握重要决策的人用来行使权力。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社会的其他国家面临着艰难的选择，甚至部分决定了它们的行为。
由于从西方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的不公正是不言而喻的，因此其他国家为扩大自身权利而进行的斗争就成了对事物自然秩序的挑战。换句话说，当俄罗斯、中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不同意强者对建立秩序的垄断时，对于西方国家和在这一协调体系中思考问题的世界各地的思想家来说，这就是对国际关系本质的对抗。
那些迄今为止在权力方面占主导地位的人自然会寻求保护世界秩序，而世界秩序的不公正也是理所当然的。
因此，建立另一种世界秩序不仅是一项技术任务，也是一项哲学任务，比在另一场战术冲突中击败西方要难得多。
中国现在正努力提出自己的国际秩序愿景，不仅要让正义有一席之地，而且要让正义成为国际秩序的核心要素。
我们对中国领导人提出的概念的哲学基础还不够了解。
然而，研究中国及其文化的专家们确信，传统的儒家方法是这里的基础，它实际上是西方关于社会交往的性质和内容的另一种观点。
随着中国能力的不断增强以及西方的普遍衰弱，中国政府宣布的原则有望在国际政治的总体思维体系中占据一席之地。然而，这当然无法解决主要问题，西方与任何政治文明一样，无法改变其外交政策文化。
对俄罗斯来说，能够提供自己的世界图景，让不公正不再起决定性作用，也是极为重要的。因此，俄罗斯有必要讨论我们能为国际社会提供怎样的未来愿景，即使由于我们自己的传统或思想状态，我们还没有做好准备。
那些试图认真研究世界政治的人历来认为，国际机构的建立是20世纪的重要成就之一，甚至是最重要的成就，否则这个世纪留给我们的美好记忆将寥寥无几。
然而，现在国际秩序已进入几百年来最严重的革新阶段，这些机构在解决最复杂的双边和多边问题方面的适用性问题再次变得极为重要。此外，现代国际机构是我们所不满意的世界秩序背后的强权政治的延续和组成部分。
所有这些，无一例外，都是传统上以大国专断为核心的秩序适应20世纪下半叶需求的产物，但并没有改变这一秩序的性质。
现在，在全球范围内，我们正在目睹金砖五国的活动，它是作为西方世界秩序的替代品而出现的，但形成了其最有趣的成就。
在欧亚大陆的地区层面，上海合作组织（SCO）的活动已经相当成功，该组织也是一个国际机构，但没有西方国家的参与。甚至俄罗斯及其近邻也建立了欧亚经济联盟（EAEU）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等机构。
前两个机构是新机构，因为它们与参与国的力量潜力无关。欧亚经济联盟和集体安全条约组织的处境更为艰难，因为它们都以俄罗斯为中心，而俄罗斯在经济和军事上都远远优于其盟国。
因此，与过去的国际秩序机构相比，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当然更值得关注。对他们的评估，使我们能够突出这些组织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上的前瞻性和实用性，即实现国家的主要目标，即国家的生存。
通过对“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的性质和活动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它们与西方传统机构的不同之处，从而纠正米尔斯海默近30年前的评估。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主要问题是缺乏一个明确界定的权力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两个国际机构站在北约和欧盟的对立面，它们是西方制度建设的顶峰。北约是围绕美国对其盟国的绝对军事统治这一僵化核心建立起来的。
这使该组织避免了严重的内部冲突，也确保了其最重要的任务，维护参与者的内部战略稳定。
同样，如果我们谈论国际机构对全球安全的影响，那么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也非常值得关注。这两类机构都无法在参与国之间建立规模和质量如此之高的共同利益，从而使它们与国际社会的其他成员对立起来。也就是说，对于金砖五国和上合组织来说，走西方道路的风险要比传统观念中强大机构对全球和平影响的风险低得多。无论如何，在理念上这两个例子都是全新的；对其性质和潜力的评估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公正的世界秩序。
在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危机进入乌克兰军事政治对抗阶段近一年半之后，我们可以说，欧洲悲剧对欧亚大陆其他地区局势的影响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大。
而南高加索地区除外，这一地区有几个主要的稳定因素。首先，在地理上这一广袤地区的大部分土地远离大国对抗的主要战场。换句话说，大欧亚地区避免了过去几十年来科学界喜欢称之为“裂痕”的东西，这正是因为没有一个特别的国家来打破国家之间的空间。其次，欧亚大陆各国的内部政治体系抑制激进行为的能力仍然比人们之前认为的要强得多。我们并不清楚各个国家未来的局势将如何发展，但现在它们表现出了令人羡慕的稳定性。
在该地区建立的国际机构没有受到在欧洲运作破坏性因素的影响。像上海合作组织（SCO）或欧亚经济联盟（Eurasian Economic Union）这样的组织，与它们古老的欧洲同类组织相比，显得不那么整齐划一。然而，它们却更加稳定，这对其参与者来说无疑是个好消息。这对西方知识环境中产生的关于国际组织性质的学术观点来说是个坏消息，因为这些观点总是关注参与者之间的对抗。最后，我们不应低估市场因素的作用，因为在不受政治环境制约的情况下，市场因素有助于国家以自身利益为导向。所有这些特点都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并为我们在国际政治科学领域取得重大进展提供事实材料。
由于地理位置偏远，大欧亚地区在新旧国际秩序斗争的全球进程中的参与度更低。即使在军事后勤方面，美国和欧洲在中亚中俄边境制造不稳定的可能性也比在欧洲要小得多。就该地区而言，我们甚至有理由认为，欧盟和美国伤害俄罗斯的想法将对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即使西方要求塔什干或阿斯塔纳略微增加投资，也能解决一些当地内部稳定问题。从俄罗斯经济的角度来看，这也会增加这些市场的潜力，因为它们与俄罗斯的物流联系最为紧密。
大欧亚地区的国际组织是在与欧洲根本不同的条件下产生的，与其最接近的类似组织只能是东南亚国家在东盟内部的合作。欧洲安全与合作机构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其强势性质。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是在冷战期间东西方达成协议的基础上成立的。这意味着它的核心任务是正式确立大国之间的力量平衡，首先是在1975年，然后是在华沙条约组织解体之后。
而上海合作组织的建立又没有考虑到参与者之间的力量平衡。此外，它们之间并不对立，因此必须加以规范。欧安组织的危机始于冷战结束，当时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而上海合作组织则表现出稳定态势，因为它根本不存在力量平衡。与在欧洲土地上形成的组织相比，该组织的发展受制于其他国家间互动的原则。
欧亚经济联盟也与欧盟截然不同。尽管欧亚经济联盟在创建过程中借鉴了欧盟的经验，但其主要机构与俄罗斯边境以西的机构相去甚远。实际上，欧盟也是均势的产物，其中德国和法国之间的互动至关重要。
因此，如果这些大国之间的综合实力比例发生变化，就会导致危机，需要对整个组织进行内部重组，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
在所有欧盟国家的共同霸主，美国的压力下，这种重组变得尤为困难，因为美国对欧洲的未来有自己的看法。欧亚经济联盟并不具备均势，甚至其四个较小国家（亚美尼亚、白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综合实力也不足以抵抗俄罗斯。但俄罗斯自身也意识到了自己的脆弱性，因此不得不奉行一种没有独断专行余地的政策。在当前形势下尤其如此，因为对莫斯科而言，东欧联盟已不再是一个辅助性机构，而是与西方试图疏远的市场建立联系的重要途径。
这些国家按照市场经济原则运作，迄今很少依赖外部政治。我们看到，迫使欧亚国家重新考虑与俄罗斯经济关系的微弱尝试面临着不一定是形式上的障碍。这并不意味着大欧亚大陆经济体之间的关系不受外部冲击的影响。但迄今为止，它们在严酷的国际条件下表现出了高度的灵活性和适应性。
当然，这里所说的一切并不意味着大欧亚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有了保障。大欧亚地区正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挑战和威胁的影响。
我们也不应低估俄罗斯和中国的对手破坏莫斯科和北京“共同邻邦”国家稳定的决心。然而，我们也不应忽视一些客观因素，这些因素使得大欧亚地区在现代情况下比根据对国际政治在地区层面的性质的既定看法所预测的更加稳定。
（本文根据速记整理，未经作者审阅。）
// 人大重阳
///
RDCY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成立于2013年1月19日，是重阳投资向中国人民大学捐赠并设立教育基金运营的主要资助项目。
作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人大重阳聘请了全球数十位前政要、银行家、知名学者为高级研究员，旨在关注现实、建言国家、服务人民。目前，人大重阳下设7个部门、运营管理4个中心(生态金融研究中心、全球治理研究中心、中美人文交流研究中心、中俄人文交流研究中心)。近年来，人大重阳在金融发展、全球治理、大国关系、宏观政策等研究领域在国内外均具有较高认可度。
微信号｜rdcy2013
新浪微博｜@人大重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