舊書是未了緣，新書是相見歡！2023年對于我自己來說，仍然主要是和幾本舊書在糾纏，偶獲新書，如榴花照眼，明快如之。
胡文輝《接吻的中國史》，上海文藝出版社，2023年6月
作者是從一句詩意識到這是在講接吻，于是在數年的閱讀當中随時劄記，将詩詞小說中相關内容摘出，合并同類項，成為此書，有點像《管錐編》中的一篇，前後擴大之而已。其路數博中求專，仍以博為主。就和看樊樊山、易順鼎寫詩，我們覺得次韻詩太難寫，束縛過多，他們反而覺得“捆倒好打”；這種從詩詞裡找接吻的材料，看似不難其實不易，這類作品，其好壞，相當程度上依賴作者趣味之好壞。作者說“接吻隻是一樁小事”，“隻是個技巧問題，而不是學術問題，不是曆史問題”，但他寫出來，就撲面成了值得研究的事，涉及接吻的曆史、接吻的形式、接吻的表達、接吻的圖畫、接吻的遺憾等。其中接吻的遺憾就涉及口腔衛生，是以附錄就是“中國人的口臭問題及其解決”，我以前看陳述先生等編《遼會要》，就看到遼墓裡面出土一些獸骨，扁平處打了些眼，但沒有毛，隻有孔，學者認為是牙刷——那也相當晚了，之前如何潔齒呢？我對這一部分比較感興趣。陳述這部書編得早，出得晚，此書作者收集到的材料要完善得多，但我不喜歡看純介紹性的文字，作者的文字偏偏帶有研究的特質，引人入勝。第178頁引明代無名氏《閨房十事·牙杖》：“清香滿腹。四方志小，一寸心虛。此身不厭頻拘束，世味疏，不尖着肉自出。暫時韫匮藏諸。開懷處，春纖半屈，花蕊上蜂須。”作者對末句的解讀是這樣的：“末尾‘開懷處，春纖半屈，花蕊上蜂須’，似指女子在談笑時随手把牙杖當成發簪來用，‘蜂須’本指蜜蜂觸須一般比喻女子的秀發。——值得注意的是，此處用‘春纖’來形容牙杖，似乎是陸機《與兄平原書》‘剔齒纖’之名的遺風。”按，牙杖恐難半屈，“春纖”指女子手，“半屈”為翹蘭花指以剔牙，“花蕊上蜂須”不能指實，大概指剔下來的殘留物沾在自己頭發上或男客胡須上，化用杜詩以增諧趣。作者此前貢獻給學界的已不止一部分量很重的著作，能者無所不能，衷心期待他的新作。
徐泓《燕東園左鄰右舍》，上海文藝出版社，2024年1月
這本書以前網上讀過幾篇，意想不到它們能結集出版。以前追讀過幾篇，印象較深的是翦伯贊、董鐵寶兩篇。
作者是北大新聞與傳播學院的教授，曾任中國新聞社新聞部副主任、北京分社社長。她的寫法有點新聞采訪的味道，布局是從燕東園21号-24号樓、31号-37号樓、39号樓、40号樓，這些樓依次都住過什麼人，草草杯盤，雍雍笑語，以樓系人，條目是清晰的。情感也秉持了新聞工作者的特色，偶爾低徊，沉默不語。
跳出去提個問題，我們為什麼會沉迷在城市的老建築中？換句話說，《洛陽伽藍記》這種書肯定不是為了記載建築而寫的，跟宗教也沒有那麼深的聯系，這些作者到底在寫啥？就我個人來說，本書作者交出的這份答卷我不甚滿意，但對于作者的尊敬并不是以而減分毫。抄一段以為結束，第402頁：“1940年燕京大學秋季學期開學，幾百個大一學生作同一題目《自述》，老師看完卷子，把好的送給陸志韋先生評閱。陸先生選出兩篇，評說：‘李中以肉勝，陳熙橡以骨勝。’李中是經濟系新生，後來改名李慎之。”陸的話化用評書法的話來評文章。
孫英剛《隋唐》，上海古籍出版社，2023年10月
孫英剛先生講《隋唐》共三冊，第一冊《帝國的形成》，講太宗；第二冊《文明的痕迹》，講武後、玄宗；第三冊《文明的轉向》，講安史之亂及以後。根據講稿修訂，看得出付出巨大努力，仍然感覺時緊時松，松的時候就是講累了。總體明晰，有些話也不明講，讀者自己了解。比如武則天專權，她沒有發動大的戰争，就是官僚階層内部鬥，你們鬥吧，反正不鬥也不可能，老百姓涉及的少。這是清醒的認識，不能天長日久之後就把人家一家一姓的利益當成了普天下老百姓的利益，老百姓很簡單，就是别折騰，實在要折騰，限制在李家或武家宮廷範圍内。武則天好就好在她能收得住，别收不住了，溢出這個範圍，就是人道主義災難。徐敬業叛亂剛剛被鎮壓，武則天感覺自己不穩，時刻自危，就任用酷吏，采取了恐怖統治。告密成風，人人自危，是極其荒謬的。好在時間不很長，大約兩年左右，武則天也知道很多都是捕風捉影，百無一實，在這種氛圍裡，确實有很多人會因為一些細枝末節的事被牽連。酷吏造成的危害涉及軍中，很多名将被清洗，整體的戰鬥力大大下降。兩年之後，武周政權逐漸穩固，恐怖政治不能久長，酷吏成為包袱，武則天很快翻手成雲收拾掉他們，他們的子孫後代世代不得為官；張易之兄弟害死李家和武家的繼承人，将自己置于死地。對于這段極度荒誕的曆史和背後清醒的操盤手，作者早已放下“讀史早知今日事”的優越感，正反面講了不少故事，言簡意赅，由此及彼，收到奇效。
陳曉平《近人近事探案集》，南京大學出版社，2023年8月
作者認為“讀史讓人愉悅，治史則是苦中作樂”，有時，讀者也能對作者這種快樂感同身受。如作者綜合史料及同行學者研究，為我們耳熟能詳的金庸小說人物韋小寶尋找原型，确實引人入勝，這就是集中《“韋小寶”原型韋寶珊與興中會》一篇。作為有利銀行買辦，韋寶珊是香港最顯赫的華人之一，是香港第三位華人爵士，與小說人物韋爵士相绾合。廣東人下注競猜鄉試中式者姓氏，這種賭博叫“闱姓”之賭，背後有韋寶珊兄弟出資占股。1895年10月，興中會第一次廣州起義被人告發，告發人即是韋氏，告發動機竟然是起義會使博彩事大受損失。作者說，“起義的目标是建立一個共和國，而不是另立一個朝代”，卻未發一槍而失敗。考史者各有旨趣，有一類是去尋找“心髒旁邊的傷疤”。韋寶珊嗣後又協助清廷刺殺興中會首領楊衢雲，而不露首尾，“此後韋寶珊繼續在港府、清廷、革命黨三方之間進行投機，曾容留陳景華等革命黨人在其洋行工作”“武昌起義後，韋寶珊又遊走在革命黨與廣東水師提督李準之間，接洽李準向革命黨投降”“廣東光複，胡漢民組織廣東軍政府，仍聘韋寶珊為總顧問官”。其實我很想問問，他是個大人物還是小人物，恐怕都是相對而言；也很難說他就影響了曆史程序，或者反過來說，于天下興亡略無影響。近見某史學大家評柴青峰《謝三賓考》，謂“試思一學者讀竟此文，究竟對晚明世局所謂天下是以存亡者，增添幾許智識乎？一研究晚明史者，果于謝三賓其人必具若何之認識與了解乎”，又雲“考據疏密是一事，題目大小另是一事，若題目一小，則考據雖密，終不能認為學術界不可少之著作”，恐以貌取人。
尋找原型，進行索引，總是讓人很感興趣。網上讀到研究者考察金庸湖光農場時期舊事，認為《書劍恩仇錄》中紅花會十四當家餘魚同的原型是金庸自己（牛阿曾《湖光農場與湘西舊情——金庸生平新考》），金庸在農場愛上同僚的妻子，餘魚同愛上嫂子，“餘魚同”即“餘與同”，即我也與之相同。《韋小寶原型》這篇，在研究中介紹，在介紹中研究，射出的不是第一支箭，但同樣令讀者大感興趣。
1921年，韋寶珊帶着滿肚子秘密去世，葬在香港仔華人永遠墳場，位置偏僻，卧碑細小，與其曾經擁有的顯赫地位極不相稱，似乎在說，好壞我自為之，汝等無須憑吊。
張旭東
責編 劉小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