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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作者:袁來如此010

漢語言與漢文字是華夏文明得以延續的重要支撐元素之一,是華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們看一看在世界範圍内,古往今來,凡是隻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的族群,還沒有一例,可以内生性地建立自己的現代化文明。比如,生活在南非、那密比亞、安哥拉等國的一個原住民族布須曼人,他們就隻有語言,而沒有文字。生活在薩伊奎盧地區的安布恩族,也是隻有語言,沒有文字。他們還沒有進入現代文明社會。比如,大陸的壯族、布依族、侗族、黎族、撒拉族等,他們隻有自己民族的語言,而沒有自己民族的文字(當然,他們現在也在建立自己的文字)。他們已經随着我們國家的現代化而進入現代文明社會,而不是内生性地進入現代化社會。這些例子都證明,隻有語言,沒有文字是不能内生性地建立和進入現代化文明的。

回顧國民黨政府期間的漢字簡化運動,其大緻經曆為:

1920年,著名語言文字學家、國學大師(不是洋學大師)錢玄同在《新青年》雜志上發表文章,提倡簡化漢字。

1922年,錢玄同與黎錦熙等知名學者又向國語統一籌備會第四次大會提出了《減省現行漢字的筆畫案》,闡述了簡化漢字的理由和辦法。其中提出8種簡化政策,這是第一次系統提出漢字簡化方法。

專家們的建議與主張,引起蔣介石的關注。

1923年,胡适在《國語月刊·漢字改革号》的《卷頭言》中說:

“語言文字的改革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到的。”

“中國的小百姓不但做了很驚人的文法革新,他們還做了一件同樣驚人的革新事業:就是漢字形體上的大改革,就是‘破體字’的創造與提倡。”

他找來教育部部長王世傑詢問漢字簡化的可行性。

王世傑說:

“一些從事語言文字教學、研究的專家、學者對簡化漢字比較積極,但反對的人也很多,我個人認為,有的漢字筆畫确實太多,書寫起來很不友善,應該作些簡化。但這個問題隻能逐漸進行。”

蔣介石贊成王世傑的意見,并當即訓示,逐漸推行簡體字。王世傑于是召開會議,布置漢字簡化的有關事宜,并委托北京大學教授、著名語言文字學家黎錦熙主持這項工作。

黎錦熙組織了一個專門班子,向教育部提出了簡化1000餘字的方案。

王世傑認為簡化得太多,又訓示黎錦熙重新挑選三四百個迫切需要簡化的字報教育部審批。

1928年,胡懷深的《簡易字說》出版,這是為簡化漢字服務的最早的資料專書。

1930年,劉複、李家瑞的《宋元以來俗字譜》、卓定謀的《章草考》、陳光堯的《簡字論集》等出版。反映了一千年來簡體字的發展情況。

1931年,徐澤敏的《常用簡字研究》出版。

1932年,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編的《國音常用字彙》出版,收入了宋元以來的大多習用簡體字。

并指出:

“現在應該把它(簡體字)推行,使書寫處于約易。”

1934年,1月,國語統一籌備委員會第29次常委會通過了錢玄同的《搜采固有而較适用的簡體字案》,呈請教育部施行。

1934年8月,魯迅《漢字和拉丁化》發表。

文中寫道:

“不錯,漢字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但我們的祖先,比漢字還要古,是以我們更是古代傳下來的寶貝。為漢字而犧牲我們,還是為我們而犧牲漢字呢?這是隻要還沒有喪心病狂的人,都能夠馬上回答的。”

随後,中國圖書館服務社出版杜定友的《簡字标準字表》,收簡體字353個。徐澤敏在“論語半月刊”發表《550俗字表》。

同年12月,魯迅在《關于新文字》一文中進而表示:

“方塊字真是愚民政策的利器……漢字也是中國勞苦大衆身上的一個結核,病菌都潛伏在裡面,倘不首先除去它,結果隻有自己死。”

1935年,錢玄同主持編成《簡體字譜》草稿,收簡體字2400多個。

2月24日,上海《申報》首先刊載《手頭字之提倡》的新聞報道,同時發表了《推行手頭字緣起》和《手頭字第一期字彙》。

上海其他報刊紛紛響應,相繼轉載《推行手頭字緣起》。

手頭字運動由蔡元培、邵力子、陶行知、郭沫若、胡愈之、陳望道、葉聖陶、巴金、老舍、鄭振铎、朱自清、李公樸、艾思奇、郁達夫、胡蜂、林漢達、葉籁士等200位當時文化教育界知名人士以及《太白》《文學》《譯文》《小朋友》《中學生》《新中華》《讀書生活》《世界知識》等15家雜志社共同發起。

1935年(民國24年)8月21日,王世傑通過國民政府教育部第11400号部令,公布《第一批簡體字表》,共計324個。《手頭字第一期字彙》所收的300字大部分被采用。

同時,公布《推行簡體字辦法》9條。

《辦法》規定:

“凡國小,短期國小,群眾學校各課本,兒童及群眾該物均應采用部頒簡體字。”

并通知各印書館。

從1936年1月起,上述範圍新編課本、讀物不用簡體字不予審定。

而因事沒有參加讨論簡化文字會議的國民黨中央常委、考試院院長戴季陶得知此事後,十分氣憤。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于是跑到蔣介石辦公室大吵大鬧,說簡化漢字十分荒謬,破壞了中國文化,還說教育部趁他不在京,讨論這麼重要的事情,是有意回避他。

蔣介石雖做了一些解釋,但戴季陶仍聽不進。

戴季陶得勢不饒人,多次在公開場合揚言,如果教育部不收回《簡體字表》,蔣介石及國民黨中央召開的任何會議,他一概不參加。

在此後的3個月裡,戴季陶拒不參加國民黨的會議,也很少過問公事。

蔣介石雖然覺得戴季陶太過分,但由于戴季陶是國民黨元老,沒辦法,蔣介石隻得讓步,下令暫不施行簡化漢字。

1936年2月5日,戴又促蔣介石以“國民政府”的名義,下了一道“不必推行”台灣字的指令。

也就是1936年2月5日,《第一批簡體字表》廢止。

從頒布日起,曆經167天。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1936年,魯迅在臨終“答救亡情報訪員”時說:

“漢字不滅,中國必亡。”

10月19日,魯迅去世。

1937年,北平研究所字型研究會發表《簡體字表》第一表,收字1700個。

抗戰爆發,簡體字運動被迫停頓,其後主要在共産黨統治區繼續發展。

共産黨奪取政權後,立即着手繼續推行簡化漢字。

大約到了1952年秋季,在一次國民黨宣傳彙報會上,蔣介石再次提出文字改革。

國民黨政府曾經搞了一場漢字簡化運動

他說:

“我們的漢字筆畫太多,士兵教育困難,學生學習難度也太大。我覺得漢字還是應做适度的簡化。我的意見,與在大陸時期一樣,先提出一個簡化方案,再送出到會上來讨論。”

為取得大衆的支援,蔣介石訓示“考試院副院長”羅家倫先在報刊上寫些文章造輿論。

同時,台灣當局的“教育部”根據蔣介石的訓示,立即組織專家、學者研究簡化漢字的方案。

就在蔣介石又一次推動簡化漢字時,國民黨中央委員、著名學者胡秋原突然站出來極力反對。

他認為,漢字是漢文化的載體,是中國文化之根,已使用了幾千年,書寫時并沒有什麼不便,完全沒有必要簡化,簡化漢字就是破壞中國文化。

胡秋原的主張得到台灣文學界和史學界的部分人的支援。

于是,他一面利用“立法院”這個講台,猛烈抨擊提倡漢字簡化的羅家倫等人,一面寫文章向台灣群眾闡述為什麼不能簡化漢字。

此後一個時期,胡秋原聯絡一幫人在黨内黨外利用一切機會,反對簡化漢字。

蔣介石見社會上不斷有人反對文字改革,感到此事阻力太大,恐怕一時難以施行,便不再提簡化漢字的事了。

固然國民政府漢字改革失敗了,但從1935年《第一批簡體字表》,不難看出我們現在的台灣字襲用民國時期漢字改革的痕迹。

《目前文字改革的任務》

周恩來

(一九五八年一月十日)

目前文字改革的任務是:簡化漢字,推廣國語,制定和推行漢語拼音方案。

    第一是簡化漢字。

《漢字簡化方案》是一九五六年一月由國務院公布的。

這個方案包含三個部分:第一部分即漢字簡化第一表,包含二百三十個簡字,從方案公布的時候起即已通用。第二部分即漢字簡化第二表,包含二百八十五個簡字,其中的九十五個簡字已從一九五六年六月起開始試用。第三部分即漢字偏旁簡化表,包含五十四個簡化偏旁,已有三十個根據這個表類推出來的簡字從方案公布的時候起開始試用。

以上三項合計,現在報刊上使用的簡字一共有三百五十五個。

方案公布後,兩年來,簡字已經在報紙、刊物、課本和一般書籍上普遍采用,受到廣大群衆的歡迎,大家稱便,特别是對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的确做了一件很大的好事。

河南一位老師向國小生介紹簡字,說“豐收”的“豐”字今後可以簡寫成三橫一豎的“豐”字,孩子們高興得鼓掌歡呼。天津一個勞工說,“盡、邊、辦”這三字學了半年了,總記不住,這回簡化成“盡、邊、辦”,一下就記住了。李鳳蓮同志有個弟弟,在家鄉種地,寫信給李鳳蓮同志訴苦,說農民普遍感到漢字難學。農民常用的一些字,象“農民”的“農”,“@子”的“@”,“面粉”的“面”,“麥子”的“麥”,還有“雜糧”這兩個字,這一類字都不好寫。李鳳蓮同志給他弟弟寄了一本簡化漢字的書去,他弟弟高興極了,回信說“這些新字好學得多”,還埋怨他姐姐為什麼不早些給他寄去。簡體字是要比繁體字好學好寫,是以包括勞工、農民、國小生和教師在内的廣大群衆熱烈歡迎簡字,這是很自然的事。

至于象我們這樣的知識分子,跟漢字已經打了幾十年的交道,當初寫了别字給老師責備甚至打手心的事在記憶中已經漸漸淡薄,是以覺得繁體簡體都無所謂,對于簡字不熱心,甚至還覺得不順眼,思想上有抵觸。

在這一點上,我很贊成李燭塵先生的看法。

李先生給《文字改革》月刊寫了一篇文章。

他說:

“一提到漢字改革,總有些人提出這樣那樣的理由,不同意甚至堅決反對。如有人說,‘漢字并不難’。我看這樣的人和‘好了瘡疤忘了痛’的人一樣,忘記了當年初學《三字經》、《千字文》時的痛苦了。我想這些人如果能回想一下當年自己學習漢字的痛苦,再設身處地為兒童和文盲的利益着想,也許不至于不同意或者堅決反對。”

李燭老又在他的文章中批評了那些反對漢字簡化的人。

他說:《漢字簡化方案》公布後,有人說什麼“快變成文盲了”。

他認為這種感歎和顧慮是多餘的。

簡字中有很多字是人們早就熟悉的。

這怎麼會“變成文盲”?

當然,有些字比較生疏,但是隻要稍微動動腦筋,問題也就解決了,決不至于“變成文盲”。

為了廣大的勞動人民和千千萬萬的兒童,知識分子應該動動腦筋。

是以,李燭老不僅贊成把“燭”字簡化成“燭”,而且贊成把“塵”字簡化為“塵”。我看問題确實是這樣。漢字簡化既然符合廣大人民的利益,我們知識分子就應該積極支援這個工作,而不是消極對待。

我們應該從六億人口出發來考慮文字改革的問題,而不是從個人的習慣和一時的友善來看這個問題。我們站在廣大人民的立場上,首先應該把漢字簡化這項工作肯定下來。

漢字簡化是符合群衆利益并且受到群衆熱烈歡迎的好事,兩年來的試用也證明是有成效的,應該給以堅決支援。

那麼是不是說漢字簡化工作就沒有缺點呢?

是不是說《漢字簡化方案》中的簡字就沒有不合适的呢?

不是的。

應該指出:漢字簡化工作所采取的方針“約定俗成,穩步前進”是正确的,已為兩年來的經驗所證明,但是在具體工作中還有考慮得不周到的地方。實踐證明,少數簡字在應用上還不夠妥善,或者可能發生誤解。這些少數簡化得不恰當、在使用中證明有缺點的簡字,應該另行規定它們的簡體,或者保留原來的繁體。一九五六年一月國務院公布的《漢字簡化方案》中,除了漢字簡化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個簡字公布推行以外,第二表中的二百八十五個簡字和第三表中的五十四個簡化偏旁尚在征求意見,本來還沒有定案。就是第一表中的二百三十個簡字,如果的确有不适當的,也可以作必要的修改。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現在正在征求各方意見,進行簡字的整理和修訂工作,大家對簡字有什麼意見,可以向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提出,請他們考慮,然後再進一步定案。

目前社會上使用簡字,還存在一些分歧現象。有些人任意自造簡字,除了他自己認識以外,幾乎沒有别人認識,這種現象自然不好,應該加以适當的控制。一個人記筆記,或者寫私信,他寫的是什麼樣的字,誰也無法管。但是寫布告或者通知,是叫大家看的,就應該遵守統一的規範。特别是在印刷物和打字的檔案上,必須防止濫用簡字。希望新聞出版方面和文書工作方面加以注意。使用簡字方面存在一些分歧,人們往往以此指責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不錯,我們可以批評文字改革委員會,說它對簡化漢字的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對簡字的分歧現象控制得不好。但是在另外一方面,我們也應該承認,這種新造簡字的現象,是曆來就存在的,現在大家公認了的簡字,最初也是少數人新造的,今後這個過程也無法停止,而且還會發展。

  我們從漢字的曆史上來看,一字多體是從甲骨文起就一直存在的。

要說是混亂,那麼這種混亂是“古已有之”,頂多不過“于今為烈”罷了。

這個“于今為烈”的主要原因,在于今天廣大群衆正在開始掌握文字并且迫切要求改革文字,這是曆史上任何一個朝代所沒有的。漢字字形演變的總的趨勢是簡化。由于漢字難寫,人民群衆不斷創造了許多簡字。盡管曆代的統治者不承認,說它們是“别字”“俗字”,簡字還是在民間流行,并且受到群衆的歡迎。是以,我們應該說,遠在文字改革委員會成立之前,人民群衆早已在改革文字,而文字改革委員會的工作,無非是搜集、整理群衆的創造,并且經過各方的讨論加以推廣罷了。同時,我們也采用了某些日本簡化了的漢字。可見使用簡字方面存在的一些分歧并不是漢字簡化工作引起的,而《漢字簡化方案》的制定,目的正在于把這種分歧引導到一個統一的規範。隻有在漢字簡化工作方面采取積極的措施,才能逐漸轉變這種分歧現象。

  此外,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漢字簡化會不會妨礙大陸書法的流傳和愛好呢?我想是不會的。書法是一種藝術,當然可以不受漢字簡化的限制。簡字本來主要是用在印刷上的,我們不可能強制大家必須按照《漢字簡化方案》寫字。是以漢字簡化不會對大陸的書法藝術有什麼不利的影響。同時我們也應當歡迎書法家按照簡化漢字書寫,以提高簡字的藝術水準。

第二是推廣國語。

大陸漢民族的語言還存在着很嚴重的方言分歧。

其中大量的是語音方面的問題。不同地區的人,如果各說各的方言,往往不容易互相了解。甚至在同一個省裡,例如閩南人跟閩北人,蘇南人跟蘇北人,交談就發生困難。

這種方言的分歧,對于大陸人民的政治、經濟、文化生活都帶來了不利的影響。北方的幹部有時要調到南方去,南方的大學生有時要配置設定到北方來,沿海城市的勞工要去支援内地的工業建設——如果沒有一種共同的語言,我們的建設工作就會遭到一定的困難。常常有這樣的事情:一個重要的報告,一門重要的課程,由于方言的作梗,大大妨礙了聽講的人的了解。廣播和電影是我們的重要的宣傳工具,但是由于國語還沒有普及,它們的功效在方言地區不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解放以來,大陸實作了曆史上空前的統一,全國人民在共産黨和人民政府的上司下為建設社會主義這個共同目标而奮鬥,人們就越來越感覺到使用一種共同語言的迫切需要。

是以,在大陸漢族人民中努力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的國語就是一項重要的政治任務。

自從一九五五年十月全國文字改革會議以來,推廣國語的工作已經收到了一些成效。到一九五七年年底為止,全國中國小和師範學校國文教師中已經有七十二萬一千人受過國語的語音訓練。全國中國小校中,有很大一部分已經開始用國語進行教學。全國收聽中央人民廣播電台舉辦的國語語音教學廣播講座的在二百萬人以上。據教育部張奚若部長說,他去西安視察,發現西安的一些國小生能說一口很好的國語。這就說明了隻要大家重視這個工作,認真地加以推廣,就能夠收到成效。我們希望各地教育部門,能在較短期間把中國小國文教師全部訓練完畢,好使全國所有的中國小校普遍開始教學國語。

推廣以北京語音為标準音的國語,并非要求全體漢族人民都能說得象北京人一樣,這樣既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北京語音是個标準,有個标準就有了個方向,大家好向它看齊。但是在具體推廣和教學工作中,對不同對象應有不同的要求。比方對廣播員、電影和話劇演員、師範學校的國文教師就應該要求嚴些,對一般人就可以要求寬些,對中年以上的人就可以不必有此一般要求。這樣,才能減少推廣國語的阻力,提高大家對學習國語的信心和興趣。在什麼地方推廣國語?我看首先應該在學校裡,在兒童和青年中努力推廣。

(略)

第三,漢語拼音方案可以作為各少數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共同基礎。

大陸共有五十多個民族,其中有許多民族還沒有自己的文字,另外一些民族雖然有文字,但是也需要改進。

已有文字的民族中,除漢族用漢字以外,有用藏文字母的,有用蒙文字母的,有用阿拉伯字母的,有用北韓字母的,還有用其他各種字母的。

這些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時候,應該采用什麼字母作為基礎呢?能不能就用漢字作為各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呢?

過去曾經有人這樣試過,沒有成功,證明這條路是走不通的。

如果幾十個民族大家各搞一套字母,這不僅對于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交流經驗是個障礙,而且印刷、打字、電報的裝置勢必各搞一套,對于各民族今後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發展極其不利。

許多兄弟民族都表示這樣的願望,就是要同漢族在字母上取得一緻,以便于交流文化、學習漢語和吸收漢語的名詞術語。

前幾年,漢語采用什麼字母還有些舉棋不定,使一些兄弟民族創造和改革文字的工作也受了影響。現在西南地區已經有十幾個民族創造了拉丁字母的民族文字,但是他們還是不大放心,因為我們的方案還沒有最後定案。

是以,漢語拼音方案再不能拖延下去了,否則還要耽誤人家的事情。

漢語現在既然決定采用拉丁字母作為拼音字母,那就應該确定這樣一條原則:今後各民族創造或者改革文字的時候,原則上應該以拉丁字母為基礎,并且應該在字母的讀音和用法上盡量跟漢語拼音方案取得一緻。

可以預料,漢語拼音方案的制定,對于各兄弟民族的創造和改革文字,以及今後各族人民之間的互相學習和溝通,将有極大的利益。

第四,漢語拼音方案可以幫助外國人學習漢語,以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由于大陸在國際事務中的地位日益提高,在許多國家中,首先是在社會主義兄弟國家和亞非友好國家中,願意學習漢語的人是越來越多了。他們遭到的最大困難就是漢字,是以常有望洋興歎之感。現在我們有了漢語拼音方案,就可以用這套字母來編印供各國人民學習漢語的課本、詞典和讀物,來幫助他們解除這個困難。北京大學的外國留學生專修班采用了漢語拼音方案的第一個草案進行教學,很有成效,說明漢語拼音方案在這方面有很大的優越性,漢字和注音字母是遠不能跟它相比的。外國朋友學會了漢語之後,可以仍然依靠這套拼音字母作為注音工具,再進而學習漢字漢文,也一定可以比沒有拼音字母容易得多。這是漢語拼音方案在促進國際文化交流方面的功用。

此外,漢語拼音方案還有其他方面的各種用處,例如可以用來音譯外國的人名地名和科學技術術語,可以在對外的檔案、書報中音譯中國的人名地名,可以用來編索引,等等。

  從漢語拼音方案的上述各項功用看來,我們說漢語拼音方案的制訂是中國人民文化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是不算誇大的。

中國文字從甲骨文算起,到現在已經有三千四五百年的曆史。

三千多年來,漢字曾經經曆過許多變遷:字形簡化了,新字增加了,一部分舊字被淘汰了。

初期的漢字是象形字,之後産生了許多形聲字,或稱諧聲字——我們現在使用的字,大多是形聲字。

但是由于古今語音的演變,許多形聲字的聲符已經失去了标音的作用,例如“江”、“河”,已經不念“工”、“可”。

是以,正如魯迅所說,漢字變成了“不象形的象形字,不十分諧聲的諧聲字”。既然字面上不容易看出它的音,就不得不另行設法補救。一種辦法是“直音”,就是用甲字來注乙字的音,也就是用同音字互相注音。

這個辦法常常會碰到困難:有時候一個字就沒有跟它同音的字,或者雖然有同音的字,這個字恰巧是個冷僻字,注了等于不注。另外一個辦法是“反切”,就是用兩個字來拼切一個音:上字取聲,下字取韻。反切的發明可以說是拼音的萌芽。但是由于大陸各地語音出入甚大,常常兩個字在甲地讀音相同,在乙地就有不同的讀音,這種情況就更增加了直音和反切發生分歧差誤的機會。

尤其是無論直音或者反切,都須先認識不少字,是以對于初學文字的兒童和成人都是很難掌握的。

辛亥革命之後,産生了注音字母,這是中國第一套由國家正式公布并且在中國小校普遍推行過的拼音字母。

注音字母對于識字教育和讀音統一有過一定的貢獻。盡管今天看來,注音字母還有不少缺點(例如,作為各少數民族文字的共同基礎和促進國際文化交流的工具,注音字母顯然遠不如拉丁字母),但是注音字母在曆史上的功績,我們應該加以肯定。對于近四十年來的拼音字母運動,注音字母也起了開創的作用。

現在這個漢語拼音方案,它的主要功用之一是為漢字注音,在這個意義上,漢語拼音方案正是繼承了直音、反切和注音字母的傳統,在它們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

 (略)

現在公布的漢語拼音方案草案,是在過去的直音、反切以及各種拼音方案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

從采用拉丁字母來說,它的曆史淵源遠則可以一直推溯到三百五十多年以前,近則可以說是總結了六十年來大陸人民創制漢語拼音方案的經驗。

這個方案,比起曆史上存在過的以及目前還在沿用的各種拉丁字母的拼音方案來,确實更加完善。自從一九五六年二月由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發表了第一個草案以後,曾經經過全國政協和各地政協委員會所組織的各方面人士的廣泛讨論,又經國務院成立的漢語拼音方案審訂委員會反複審議和多次修訂,去年十月間複經全國政協常委會擴大會讨論,才于十一月一日由國務院全體會議第六十次會議通過,并決定登報公布,準備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下次會議讨論和準許。人們從這裡不難看出,政府對于這個問題是采取了負責的和慎重的态度的,決不是少數人關起門來搞的。

(略)

除此以外,還有一個問題是大家都關心的,就是漢字的前途究屬如何的問題。

漢字在曆史上有過不可磨滅的功績,在這一點上我們大家的意見都是一緻的。

至于漢字的前途,它是不是千秋萬歲永遠不變呢?

還是要變呢?

它是向着漢字自己的形體變化呢?

還是被拼音文字代替呢?

它是為拉丁字母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還是為另一種形式的拼音文字所代替呢?

這個問題我們現在還不忙作出結論。

但是文字總是要變化的,拿漢字過去的變化就可以證明。

将來總要變化的。而且可以說,世界各個民族的文字形式将來總有一天會逐漸統一,甚至語言最後也會逐漸統一。

人類的語言文字發展的最後趨勢是逐漸接近,到最後也許就沒有多大差別了。這種理想不是壞的,而是好的。至于用什麼方案,現在不忙把它肯定。關于漢字的前途問題,大家有不同的意見,可以争鳴,我在這裡不打算多談,因為這不屬于目前文字改革任務的範圍。

以上所說是政府所推行的目前文字改革工作的三項任務。

我們希望,目前文字改革的工作能夠得到大家的支援。

文字改革是關系到全國人民的一件大事,政府對它采取的步驟是很慎重的。我們願意盡量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好集思廣益,大家一起來努力做好這項工作。工作中如果有缺點,我們就改正,這是我們黨和政府進行各項工作的方針,對于文字改革工作也是這樣。關于文字改革,過去的宣傳工作做得很差,是以有許多人還不了解,甚至有不少誤解。希望大家來做宣傳,消除這種誤解。希望大家積極支援文字改革工作,促進這一工作而不要“促退”這一工作,好使中國文字能夠穩步地而又積極地得到改革,以适應六億人民擺脫文化落後狀态的需要,以适應多、快、好、省地發展社會主義事業的需要。

(這是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舉行的報告會上的報告,最先發表于一九五八年一月十三日《人民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