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習近平同志2013年重提楓橋經驗以來，最有力的響應之一，是國安部動員的“全民反間諜”。
一、楓橋經驗是群衆路線還是防範群衆？
楓橋經驗要點是，依靠群衆，轉化沖突，就地解決。
毛主席指出：“你們公安部最重要的一條，就是如何做群衆工作，組織群衆，教育群衆……從諸暨的經驗看，群衆起來以後，做得并不比你們差，并不比你們弱，你們不要忘記動員群衆。”
習近平總書記有歸納：“群衆路線是我們黨的生命線和根本工作路線”。
一些觀點反其道而行，害怕群衆路線，如有的司法上司把楓橋經驗解釋為信訪預防機制，消化沖突，把群衆當作防範對象，反映了一種官僚八股教條。
一旦防範群衆，往往性質就走向反面。
網紅胡大主編說，“全社會動員”不是要搞成“全民抓間諜”的“群衆運動”，恨不得直接駁斥國安部的“全民反間諜”，真是“癞蛤蟆打哈欠——好大的口氣”。
大成研究院的民營經濟座談會以“蔡氏價值論”等為據，要求推翻建黨建國以來的剝削定義，矛頭對準國家主流意識形态，以“社會上‘民粹主義’”為名，從根本上排斥群衆路線。
二、主要沖突是什麼？
2022年10月美國空軍大學下屬網站公布我火箭軍詳情（上圖為下載下傳件機器翻譯截圖），洩密之徹底，恐怕是建國以來之最。自二炮以來軍事機密構成的遠端戰略威懾盡失，自志願軍英烈用鮮血、軍工勞工階級用“兩彈一星”汗水實作的我軍強大威懾力以來，美軍終于赢得了一個敢于藐視中國、緩解驚恐的難得機會。聯系到東風31、早期電磁炮、台海演習等的重大洩密，必須承認貪官、叛徒是我軍目前戰鬥力的最大軟肋。
什麼原因使建國以來間諜的生長土壤空前肥沃？原因很多，此處簡略，但可看到一個共性問題：害怕群衆，把群衆路線視為極左。這是毛主席去世後，有人以為看群衆臉色的時候過去了，留下的體制沉疴。
十八大後，逐漸形成“兩個确立”，這個過程首先是思想鬥争過程，是群衆路線的生命線與不看群衆臉色之間的沖突運動過程，是人民中心與錢中心的沖突運動過程，構成了不同路線，這是綱，是主要沖突。
在這個視野下，國安部的全民反間諜抓手得力，牽住了牛鼻子。
三、誰最危險？
如果說，“蔡氏價值論”鼓吹剝削有理，看清其本質并不困難，危險在于胡大主編主觀上的恐左症、防範群衆運動，代表了幹部隊伍中一種典型的思維定勢。
世間萬物，不平衡是絕對的，如人走路，左右交替，失衡了就要糾正，有“左”防“左”，有右反右，何來始終防“左”的僵化？
大千世界，不平衡是絕對的，有物質就有運動，運動産生了生命新陳代謝，作為階級先鋒隊的黨也是這樣，哪有害怕群衆運動的道理？
是反映論還是先驗論？目前存在着以反間諜為名亂抓亂打，私設公堂，遊街示衆嗎？國安部提全民反間諜，幹得漂亮。可一擔心人權，就有胡大主編見縫插針，大做文章。胡氏攜的是體制内八股的思想僵化之威：不談防“左”防群衆，就少了發言權，少了被提拔機會。看群衆臉色過去了，看上級臉色來臨了，成了最大潛規則。
今天一方面間諜、漢奸猖獗，防不勝防，另一方面如蔡氏理論左手拿美國基金，右手拿着中國基金，要改變剝削定義，圖窮匕見了。非法與合法，暗中與公開，功能都是瓦解國家憲法，而最大的保護傘就是胡氏的僵化反“左”，害怕群衆，特别是被資本、被恐左思潮捧為網紅的影響力。這是新時代重談楓橋經驗的深層次意義。
四、物必自腐而後蟲生
明明發動群衆反間諜，已經打在對手的七寸上了，但胡氏定一個防極左防群衆運動的框框，才進了一步，又退了兩步，反而給對手送去一個利器。他們希望我方自捆手腳，把楓橋經驗修正為防範群衆。這恰恰就是美國朝野反共勢力極力想做的事情。
正是在胡氏的所謂反極左，防群衆運動的麻醉劑下，可以長期對間諜不設防；教育部門對毒教材态度暧昧；司法敢審判見義勇為、正當防衛；黨校敢于反黨；洛甯、望城官員敢毀毛像……；就連國外網友，也在批評中國幾十年寵養了美國的“巨嬰病”；而美國人就敢赤裸裸的陽謀，其高官敢于揚言依靠中國的内部力量，其政府敢于公開撥款培植文化間諜，無論是維基解密名單還是福特基金贊助的官學達人，體制内外是配合，還是巧合？
當年毛主席說，“《共産黨宣言》，是放手發動群衆的方針；第二國際違背這一方針，崇拜自發論，一切聽其自然。”反間諜，促進民營經濟，各行各業，還是要靠群衆路線打開局面，要義無反顧，不要躊躇蹉跎。
魯迅去世前遺言之一：損着别人的牙眼，卻反對報複，主張寬容的人，萬勿和他接近。今天面對敵對勢力，主張先防範群衆的，就是魯迅警告的猥瑣小人。要反間諜，要掃滅毒教材，要振興民營經濟，要……，先從思想上警惕胡氏之流。
（作者系昆侖策特約評論員；來源：昆侖策網【原創】修訂稿，作者授權釋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