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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比亞迪發現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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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歐洲汽車市場轉型争奪戰中,匈牙利不但取得先機,還依靠向東開放的政策,從歐洲國家中脫穎而出,同時其也成為中國企業開拓歐洲市場的理想切入點。

2023年12月22日,中國汽車巨頭比亞迪宣布将在匈牙利打造全球領先的新能源整車制造基地,這個資訊一經釋出就引發了國内外媒體關注。歐洲作為全球汽車行業的巨頭大學營,愈發感覺到了來自中國的競争壓力,與此同時,中國新能源汽車産業出海則成了2024年的熱門話題。

比亞迪全球化為什麼落子匈牙利?這是很多人的追問,畢竟對國人來說匈牙利是一個聽起來熟悉而又陌生的名字。從中國人的視角看,這是一個名副其實的“内陸小國”:970萬人口,大概相當于濟南市的人口規模;9.3萬平方公裡,略小于浙江省,沒有出海口還被6個國家緊緊包圍,與山西省情況接近。應該說,論先天條件,匈牙利算不上優越。但近些年奧爾班政府國家戰略的成功,讓這個不起眼的“小國”不但展現出了前所未有的“大格局”,還一躍成為衆多跨國企業的全球化支點和制造業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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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布達佩斯景。來源:網絡)

2022年匈牙利外國直接投資(簡稱FDI)創下曆史新高:根據官方資料,2022年,匈牙利僅在一年的時間内完成了92宗大型FDI交易,總量達到了65億歐元。同年,世界經合組織公布的《全球FDI報告》顯示:2013到2022年10年間,匈牙利以平均增長率7.96%的速度排名世界前列。

2022年更是開啟了中企投資匈牙利的“大年”:比亞迪、甯德時代、億緯锂能、欣旺達、恩捷股份、華友钴業、杭可科技等已經接連宣布在匈牙利投資建廠。有人笑言,中國的電動汽車企業“不是已經在匈牙利建廠了,就是在去匈牙利建廠的路上”。需要肯定的是,中匈友好合作關系在奧爾班政府上台之後得到了長足的進步和升華。

匈牙利為何能在全球經濟慘淡之際吸引比亞迪等中國科技巨頭的大手筆投資?背後根本上靠的是什麼?本文,我們将從現實成就談起,帶着諸多追問,探求匈牙利逆勢崛起的深層次原因。欣孚智庫結合對匈牙利政府辦公廳負責人的深度訪談,基于長期企業全球化研究與咨詢經驗,對匈牙利發展曆史、政治體系、國家戰略和産業環境做了深入分析,将從以下三個次元為讀者展現匈牙利崛起的底層邏輯以及中國企業出海匈牙利的曆史性機遇:一、在陣痛中覺醒的馬紮爾民族;二、匈牙利成功轉型背後的卓越上司力;三、匈牙利電池産業政策的全球視野,力求通過深度剖析更好地為中國企業決策者提供有力支撐。

在陣痛中覺醒的馬紮爾民族

要想了解匈牙利,必須先讀懂曆史。由于地處歐洲中部内陸地區,身處歐亞不同民族國家的交界地帶,讓這個國家注定生而不凡,也讓這裡的曆史注定充滿了跌宕起伏。

縱觀其悠久的曆史,不難發現,匈牙利的發展始終受到東西方文化的雙重影響,這裡我們不妨做一個簡要的梳理。公元5世紀,東方“匈人王”(Huns)阿提拉帶部遷徙到此,建立了強大的匈人帝國;9世紀,遊牧部落馬紮爾人(Magyarok)遷徙至此,成為了如今匈牙利最主要的民族。在此後的千年内,西方的日耳曼人、北方的斯拉夫人、東方的蒙古人和土耳其人都曾經多次涉足這片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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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9世紀繪制阿提拉畫像。來源:Hungarian Conservative)

匈牙利第一次步入西方強國之列是在19世紀。當時,匈牙利的貴族勢力不滿奧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的統治。随着革命詩人裴多菲高喊出了“生命誠可貴,愛情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抛!”,匈牙利革命于1848年爆發。面對性格彪悍的匈牙利将領,奧地利皇帝最終選擇妥協。1867年奧匈帝國正式建立,匈牙利從附庸國轉變為與奧地利平起平坐的主權國家,在立法、司法、行政、海關、鑄币等領域享受近乎獨立的自治權。

奧匈帝國作為曾經的列強:土地面積居歐洲第二,人口居歐洲第三,工業居世界第三。然而,好景不長,一戰中帝國慘敗,匈牙利失去了74%的領土和62%的人口。二戰中,國家又再次陷入了戰争的深淵,再度失去了近200萬人口,喪失了1/3的領土。1945年,蘇聯擊退了納粹,匈牙利從此成為了蘇聯的衛星國家。

但馬紮爾人的基因天性倔強,鐵幕終究無法将其束縛。1956年10月,匈牙利再度爆發革命,數十萬人湧上街頭,赫魯曉夫大為震驚。雖然最終以蘇聯的強力幹涉告終,但匈牙利人不甘受制于人的決心可見一斑。冷戰結束後,匈牙利順應群眾的呼聲,選擇走向“曆史的終結”——回歸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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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3:匈牙利所在的歐洲地圖。來源:網絡)

但回歸西方并沒有解決匈牙利的所有問題,因為在脫離蘇聯的同時,匈牙利也經曆着經濟的一次劇痛。1989年,随着蘇聯的解體,原本享受蘇聯補貼和内部大市場的匈牙利商品轉瞬間失去了競争優勢,喪失了超過70%的外部市場。據統計,1990-1993年間GDP下降18%,大批工廠關門,80萬人失業,失業率從1.7%暴漲到12%。國家為了應對經濟危機不得不大幅削減公共開支,社會福利蕩然無存,百姓怨聲載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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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4:蘇聯解體後匈牙利青年上街歡呼。來源:API)

此後十年間,在安塔爾•約瑟夫(Antall József)、彼得•博羅斯(Péter Boross)以及朱拉•霍恩(Gyula Horn )三屆政府的努力下,匈牙利對經濟進行了深度的市場改革,包括貿易解禁、稅收改革、建立市場化銀行、加速國有企業私有化和建立促出口的匯率制度。随着這些舉措的實施,匈牙利經濟在90年代後期逐漸回到了正軌。憑借着廉價的勞動力、稅收扶持政策和良好的基礎設施,匈牙利成功吸引了來自德國、美國的外資,在中東歐地區占據了三分之一以上的直接投資。這一勢頭一直保持到了2007年,在此期間,外國直接投資達到GDP的51.8%,匈牙利也從中低收入國家發展為中高收入國家。

要想真正成為西方國家,不但需要在經濟上與西方接軌,更需要獲得西方大國認可。于匈牙利而言,沒有什麼比加入歐盟更能有說服力的了。1994年,匈牙利遞交了入盟申請;1998年,匈牙利與布魯塞爾開始了入盟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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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5:1995年到2021年匈牙利政府債務,綠色線代表債務占GDP比率,紅色線代表債務總額。來源:Wikimedia)

當時的匈牙利怎麼也沒想到,加入歐盟是其第二次經濟陣痛的開始。由于匈牙利處于過渡期,需要在三十多個不同領域進行深度改革,進而滿足歐盟要求。然而,在這其中,對于正在走上坡路的匈牙利經濟而言,打擊最大的莫過于歐盟的“馬斯特裡赫德标準”(Maastricht criteria):政府債務不得超過GDP的60%,政府财政赤字不得超過GDP的3%。要知道,這對于仍處于需要宏觀調控支援的匈牙利經濟而言,執行如此嚴苛的财政縮減政策,無疑是給剛要起勢的經濟潑了一盆冰水!

國家命運往往也存在一把雙刃劍,可以說:成也西方,衰也西方。由于政府開始執行緊縮政策并加快私有化程序,讓匈牙利的實業轉型步伐遲緩,但卻成為了國際資本投資的窪地。各路投機資本不斷加大在匈牙利的金融投資,甚至控制了90%以上的銀行。匈牙利轉瞬間成為了中東歐最“吸金”的國家!然而,光鮮的數字背後卻是畸形的發展:匈牙利經濟徹底走向了“二進制結構”,生産力和技術密集型的跨國公司與勞動密集型的國内企業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

然而,投機資本來得有多快,退得就有多猛。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危機還是無情地戳破了匈牙利的泡沫,導緻曾經的“吸金王”成為了中東歐受打擊最大的國家。國家在此之後便陷入了漫長衰退:GDP出現大幅下滑(2009年為-6.6%)、失業率上升至雙位數、人口也出現了負增長——并逐漸被西方企業和資本邊緣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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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6:匈牙利1990年至2010年的GDP增長率、通貨膨脹率和活躍人口變化比率,其中藍線為GDP增長、紅線為通貨膨脹率、黃線為活躍人口變化比率。來源:歐盟官方資料)

當時,匈牙利政府可以說是兩面為難:一邊是百業凋敝的經濟,一邊是瀕臨破産的政府。如果選擇救市,那麼就要違反歐盟的規定,進而面臨更多懲罰措施;如果選擇從歐盟貸款,短期或許可以緩解,長期的緊縮政策必然會讓經濟陷入更深的泥潭。權衡之下,當時的久爾恰尼政府 (Gyurcsany Ferenc)還是選擇向歐盟、國際貨币基金組織以及世界銀行進行200億歐元的緊急救助借貸,以緩燃眉之急。然而,為了還債,匈牙利不得不在之前緊縮财政基礎上,更進一步勒緊褲腰帶。

金融危機之下,社會沖突日益激化。随着匈牙利政府調高稅率、縮減公共開支和工資,經濟進一步陷入低迷。如此舉措讓匈牙利的實業也徹底失去了吸引力,諸多投資的外資企業紛紛撤資。與此同時,國内貸款利率增加,緻使匈牙利消費者和企業轉向了外币貸款,又進一步加速了福林的貶值。外資撤退後,匈牙利本國企業的生産率和創新率接連倒退,失業率再度飙升超過11%,一度成為歐洲就業率最低國家之一。

可以說,從蘇聯解體後短短20年間這兩次經濟陣痛,讓匈牙利精英越來越多地體會到:“東”也好,“西”也罷,都是靠不住的大樹,一旦形成了從屬或者依附關系,失去決策主權,那麼危機的降臨不過是時間的問題。

匈牙利就此沉淪了麼?這個國家的曆史一次又一次地告訴我們,越是動蕩的大環境,越能激發匈牙利人不屈的性格。很快,匈牙利便迎來了其曆史的轉機:奧爾班政府的上台。

匈牙利成功轉型背後的卓越上司力

回顧2010年奧爾班上台之前,匈牙利可以說是内外交困:經濟慘淡、資本出逃、債務重重、百姓積怨。

然而,亂世出豪傑。維克多•奧爾班(Viktor Orbán)上司的右翼青民盟(FIDESZ,全稱青年民主主義者聯盟,簡稱青民盟)高喊着“時機已到!(Itt az ido!)”,殺入了人們的視野中。競選期間,奧爾班團隊接連抛出了諸多經濟承諾:10年内創造100萬個就業崗位、推動消費貸款、支援中小企業以及降低稅負等。最終,青民盟不負衆望,在國會選舉中以265/386席的壓倒性勝利赢得了大選,奧爾班宣誓就任新總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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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7:2010年奧爾班赢得大選。來源:index)

上台之後,奧爾班政府立刻着手推動了一系列變革讓全世界刮目相看,也是我們認為推動當下匈牙利曆史性崛起的核心因素,概括起來包括三點:

一是“奧爾班經濟學”激活經濟

新任政府清楚地看到,一味聽從歐盟與債權組織縮減開支,不但不會重振經濟,反而會讓千瘡百孔的經濟進一步走向崩塌。要想一改萎靡,必須釜底抽薪,快刀斬亂麻。于是,在無數的批判與質疑聲中,奧爾班的經濟改革拉開了序幕:

首先是稅制改革,引入了歐盟内最低的9%的企業稅和16%的個人所得稅,積極營造投資環境;

其次是補貼政策,匈牙利針對國家資本和跨國企業制定了經濟發展方案,政府通過提高補貼等一系列措施吸引外資,與跨國公司達成戰略合作協定,穩定制造業的投資;

再次是産業重組,政府利用公共采購和國有化,對煙草、儲蓄合作以及農業領域進行了重組,刺激經濟活動,支援國家資本的穩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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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8:匈牙利央行主席喬治•馬托爾奇。來源:MTI)

最後是進行金融改革,匈牙利央行在喬治•馬托爾奇(Gyorgy Matolcsy)的上司下實行擴張性貨币政策,為經濟增長提供金融支援,創造了更有利的貨币環境。

結果如何?

從投資總額來看,2010年到2022年匈牙利的投資總額不斷提升,且在2016年之後呈現大幅上揚的态勢,2022年的投資總量是2010年三倍還多;從工業發展來看,2010年之後,匈牙利整體的工業資料持續向好,随着各種利好政策的出台和夯實,工業在國民經濟投資中的份額确實在不斷上升,實體工業企業無論在數量上還是銷售額都出現了明顯的增長;從金融風險來看,2010年到2018年期間,中小企業貸款利率下降了80%,銀行業對外國直接投資的依賴大幅下降,從2004年的90.4%下降到2013年的85%,再到2015年的50%。同時,央行實行的自籌資計劃成功激勵銀行将資本投入政府債券,成功減少了政府對外币債務的依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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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9:2010年至2022年匈牙利投資總額,機關:十億福林。來源:Statistia)

可以說,匈牙利經濟通過奧爾班政府深入的改革打了一個漂亮的翻身仗。不但走出了原有的深坑,而且提高了自主性,國内市場得到進一步發展,這一系列政策也被稱為“奧爾班經濟學(Orbanomics)”。

二是匈牙利“再工業化”道路精準選擇汽車産業突破

穩定宏觀經濟的同時,奧爾班也開始聚焦産業突破。很明顯,對于匈牙利而言,要想真正在全球化時代占有一席之地,就必須深度融入全球産業鍊,吸引全球制造業的投資,給匈牙利的實體經濟奠定更堅實的基礎,并實作政府所希冀的“把匈牙利從中等收入國家發展為中等強國”的目标。

在各界的期待中,“再工業化”戰略應運而生。面對社會信心不足以及失業人口過度依賴社會福利的惰性現象,政府喊出了重建“以工作為基礎的社會”(munkaalapú társadalom)的口号,輔之以減稅等政策鼓勵老百姓将重心放回到工作,通過工作提高生活水準。

人口是匈牙利“再工業化”之路上的最大挑戰,集中力量進行工業突破是唯一選擇。由于人口下降,勞動力、市場潛力有限,是以必然無法像中國、印度一樣,走大國實業的道路。在這樣的條件下,還想大力發展實業,就需要更具有功利性地選取突破口,一旦在一個産業中實作了突破,就有機會引發聚集效應,足以支撐匈牙利繁榮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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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0:匈牙利的奔馳汽車工廠。來源:Automotive News Europe)

奧爾班政府選的突破産業,不是别的,正是汽車行業。主要考慮到兩方面因素:一來,在90年代之後就有大量的全球汽車廠商選擇匈牙利作為歐洲核心工廠,雖然金融危機導緻諸多企業撤走,但匈牙利仍然具備相當不錯的産業基礎;二來,汽車行業是産業政策敏感性行業,如果可以通過補貼創造一個投資窪地,必然會在短期内就吸引大量投資。

事實證明,這個選擇極具遠見。僅2009年到2021年間,匈牙利汽車行業就業人數增長了一倍以上,占據了整個匈牙利制造業25%的産值。匈牙利所實行的補貼減稅政策吸引了諸多汽車企業的青睐。這一波工業化浪潮與90年代不同之處在于,匈牙利本土的供應商逐漸崛起,湧現出了一批本土零部件供應商,整個産業生态日趨完整。

三是匈牙利開放政策深度綁定德國産業巨頭

如果說馬紮爾人和日耳曼人的第一次握手造就了盛極一時的奧匈帝國,那麼兩個民族的第二次握手幫助匈牙利奠定了工業複興的基礎。

客觀來說,奧爾班上台後的産業複興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德國産業的加持,特别是德國汽車巨頭的持續投資。根據匈牙利官方投資促進協會(HIPA)的官方資料,2014年到2022年上半年之間,就有超過171家德國企業完成了在匈牙利的投資,總額高達78.6億歐元,創造了3.2萬個工作崗位。如今,已有超過3000家德國企業在匈牙利營運,雇用了超過30萬匈牙利人,也就是說每20個匈牙利勞動者中有1個是在德國企業工作,德企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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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1:德國前總理默克爾與奧爾班握手。來源:MTI)

德國也成為了匈牙利當之無愧的第一大貿易夥伴,占匈牙利進口的24%和出口的27%。德企投資占外國直接投資總量的21%,是匈牙利第一大投資國。在德企中,汽車巨頭毫無疑問是最大的投資者:寶馬、奔馳、奧迪、Stellantis等全球頭部汽車制造商,以及博世、大陸和康騰等一級供應商都在匈牙利設有整車或者零部件生産基地。匈牙利也是目前除了德國和中國外,第三個同時擁有BBA三大豪華車制造工廠的國家。特别是奧迪,從1993年進入匈牙利之後,前後投資總額就超過了115億歐元,奧迪在匈牙利創造的就業崗位甚至比在德國本土還要多4倍!

為了進一步推動本國經濟更新,匈牙利政府不僅鼓勵德企投資設廠,更大力推動德企在匈牙利設立技術研發中心。最典型的例子莫過于博世集團,博世在奧爾班上台之後不但選擇将工廠回遷到匈牙利的米什科爾茨,并且還在當地營運研發中心雇傭了諸多本地的高素質工程師。2025年博世追加4800萬歐元的投資,進一步擴大電動驅動開發和測試以及生産能力。

這條“先工廠,後研發”的道路越走越順。根據匈牙利投資促進局的資料,2010年至2019年間,得益于德國公司的擴張,匈牙利汽車工業産值上升了165%,為匈牙利創造了2.5%的GDP。當然,與此同時,企業所獲得的補助自然也是節節高升,單2019年一年内,德國企業獲得了1.22億歐元的補貼和資助,比本土的匈牙利企業還要高出70%。同時,從匈牙利政府獲得超過1億福林補貼的德國企業數量也遠超其他國家的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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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2:2004—2016年期間接受匈牙利政府超過1億福林的企業國别統計。來源:The Budapest Beacon)

德國對于匈牙利的投資也從工業延伸到高等教育。目前雙方有超過566個高等教育合作項目在進行中。其中布達佩斯的安德拉希大學(Andrássy Gyula Deutschsprachige Universität)更是德語國家之外唯一德語大學。德國久負盛名的弗勞恩霍夫研究所(Frauenhofer Institute)也在布達佩斯成立了管理和資訊技術項目中心,并與匈牙利SZTAKI研究所合資成立了EPIC InnoLabs聯合企業。

汽車行業的複興給匈牙利帶來了經濟上的複興和社會的穩定,汽車行業占匈牙利出口的20%,GDP的8%。不得不承認,奧爾班政府的這一步棋下得可謂是絕妙,通過補貼與低稅收模式綁定德國汽車巨頭,形成“德匈”利益共生,進而吸引全球汽車産業投資,将匈牙利打造成了“歐洲的底特律”,在工業強國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而以上的這些變革和奧爾班政府卓越的上司力息息相關,這也是匈牙利面對内外多重壓力之下選民們多次支援奧爾班連任的深層次原因,可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始終是民心所向。

匈牙利電池産業政策的全球視野

看好一個産業不容易,能長期發展好,跟上時代的步伐,更是難上加難。匈牙利大力推動汽車産業發展,并以此為基礎推動電池行業快速發展,這一過程的背後是極具全球視野的決策能力。

2015年,當新能源汽車初初嶄露頭角之時,就引起了匈牙利汽車産業以及決策者的關注。畢竟,擺在面前的現實是殘酷的,對于創新能力較弱的匈牙利而言,在科技革新的浪潮中,稍有不慎就會面臨被全面淘汰的系統性風險。一旦油車市場出現萎縮,德國汽車企業的市場佔有率下滑,匈牙利必然會最先受到沖擊。曾經的汽車強國英國、法國、斯洛伐克以及捷克長期萎靡不振,都是血淋淋的教訓。根據官方預計,如果匈牙利汽車工業無法适應新形勢,那麼GDP最多可能會下降10%之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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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3:奧爾班乘坐德國歐寶電動汽車。來源:Auto-Medianportal.Net/Opel)

此外,更讓匈牙利決策者不安的是,即便成功跟上了行業轉型并保持目前的汽車制造市場佔有率,電動汽車産業的興起仍可能給匈牙利社會帶來重大沖擊。由于電動汽車對勞動力的需求下降,比如組裝電動汽車需要的勞工數量比裝内燃發動機汽車少40%,這種變化勢必也會給匈牙利就業帶來更大的壓力,失業潮的夢魇恐怕也會再度上演。

擺在奧爾班政府眼前的隻有一條路:事不宜遲,必須尋求新能源時代的“産業再突破”——電池産業。2015年到2016年期間,匈牙利政府就開始密集調研,成立了電池産業聯盟,并加快腳步,制定了《國家電池産業戰略》,其核心目标就是把匈牙利建設成為“歐洲電池價值鍊中心”,實作脫碳目标,推動發展可持續的電池價值鍊。

匈牙利電池聯盟的執行董事、前奧爾班政府官員卡彼得•德裡亞克(Péter Kaderják)所言:“新能源時代,匈牙利和歐洲經濟面對的是一場生存挑戰。這場遊戲是真實的。在新的産業中,核心是電池,歐洲已經落後了,錯過了創造完整價值鍊的時機。”

以德企為代表的歐洲汽車行業在轉型之路上無疑是慢人一步,是以與其繼續依賴德企,不如先下手為強,看向東方、走向東方、拉攏東方。在嚴峻的内外部挑戰之下,匈牙利政府棋下先手,堅定實施“向東開放”政策,更準确地說就是向以中國為代表的中日韓産業鍊開放,前後遞進,準确且犀利。這個決策有兩個關鍵點:

一是“向東開放”,這是匈牙利最為務實的戰略選擇。

其實,早在2010年奧爾班上台之際,就打破了匈牙利傳統的依附西方政策,提出了“向東開放政策”(keleti nyitás politikája),隻不過在2016年之前,來自東亞的投資者明顯更多關注西歐投資機會,對于中東歐國家興趣不大。

匈牙利在經過前期試探之後明白,面對東亞的投資者,不僅需要把雙邊的政府關系處理好,更重要的是要跟産業産生直接互動。于是,從2016年開始,為了拉近與東亞新能源産業的距離,奧爾班政府開始了兩手抓:一方面開始接觸新能源汽車制造商;另一方面則是将着重點放在了電池制造業,遊說細分行業巨頭來匈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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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4:匈牙利投資促進局公布2022年外資資料,南韓、德國以及日本成為最大的投資來源。來源:hipa)

在了解東亞企業對于歐洲投資的一些顧慮之後,比如匈牙利雇員對東亞企業加班文化的适應問題,奧爾班政府立刻做出了政策調整以解決這些問題:修改了《勞動法典》,國會通過了《加班法案》,以滿足東亞企業的需求。為了更好地幫助東亞企業從匈牙利本地招工,奧爾班政府還通過了一系列法案,軟化此前的崗位限定要求,隻對支付的工資水準進行要求。

不久之後,匈牙利迎來了裡程碑式的投資——2016年8月,南韓三星SDI宣布投資12億歐元,在匈牙利的格德(Göd)啟動建廠,以求更快地響應歐洲客戶的需求。三星的投資奠定了匈牙利成為歐洲電池制造業中心的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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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5:欣孚智庫統計南韓電池産業在匈牙利的投資,機關:億歐元。來源:欣孚智庫)

如果說奧迪在20世紀90年代的投資曾幫助匈牙利走出經濟的泥潭,那麼三星的這筆投資可謂是幫助匈牙利把握住了新能源時代的先機。奧爾班總理在2017年三星SDI工廠奠基儀式上更是直白地表示“三星的投資把未來帶到了格德”。

很快,以南韓和日本為核心的産業投資在匈牙利迅速展開,涉足導電膜、隔膜、電池、電解液、電極以及回收的每一個細分領域。根據官方數字,從2016年到2022年,共有44個電池工廠項目獲批,為匈牙利獲得了超過152億歐元的投資,并且新增超過2.1萬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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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6:欣孚智庫統計日本以及美國電池産業在匈牙利的投資,機關:億歐元。來源:欣孚智庫)

2019年,南韓超越德國,成為了匈牙利最大的外國直接投資來源國,被稱為“雙邊貿易奇迹”。在此後的三年中,南韓始終都是匈牙利最重要的投資國。

在談及南韓重注投資匈牙利的原因時,南韓駐匈牙利大使崔圭植表示,除了優越的地理位置,以及優惠的投資政策,匈牙利對于南韓投資者在疫情期間友好态度也是至關重要的,“在匈牙利實行旅行限制的時候,南韓公司受到了特殊的優待,使得南韓公司仍然可以正常往來。2022年南韓也是匈牙利最先解除旅行限制的國家。這無疑對于南韓投資者也是一個決定性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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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7:2017年三星匈牙利工廠的奠基儀式。來源:Hungary Today)

不誇張地說,韓企的投資幫助匈牙利在疫情中先發制人,實作了轉型的第一步。

2022年,匈牙利的外資直接投資創新高,這其中的73%都流向了電池制造業。也是從這一年開始,匈牙利完成了其合作夥伴多元化的政策:48%的投資來自東亞,42%來自西方。外貿部長彼得•西亞爾托(Peter Szijjarto)表示,對于匈牙利經濟而言,這是一個“健康”的比例。

二是,通過來自外部的産業輸入,中國等東亞企業的新能源優勢和全球化需求成為匈牙利發展的催化劑。

2022年開始中國電池企業國内市場競争出現白熱化,出海已經成為不得不為之的選擇。放眼全球市場,北美門檻不斷擡高,歐洲自然成為了高端市場的必争之地。中東歐憑借其高成本效益的優勢也逐漸走入中國投資者的視野。

一個僅有20萬人口的匈牙利小城——德布勒森,正在成為中國電池企業争相前往的熱點地區。它的吸引力為何如此之大?說到底,還要歸功于德企。2020年,寶馬宣布投資10億歐元,在德市西北經濟區建設一座超大型的電動汽車工廠,2022年,寶馬追加投資金額到2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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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8:德布勒森城市面貌。來源:Debrecen)

寶馬的選擇對于整個電池行業布局産生了多米諾骨牌效應:首先,作為寶馬最大的電池供應商,甯德時代為了更貼近客戶,放棄了塞爾維亞和波蘭,選擇落戶匈牙利。甯德時代2022年8月的官宣又徹底點燃了中國電池産業鍊企業出海匈牙利的熱情:億緯锂能、華塑科技、恩捷股份、震裕科技、智佳能等接連宣布在德布勒森投資,初步估算中企在該市的投資金額已經接近90億歐元。此外,欣旺達、國軒高科、華友钴業等龍頭企業也接連表示會在匈牙利其他城市進行産業投資。

一時間,中國電池企業蜂擁而至。據不完全統計,中國電池企業承諾的投資總額已經超過了韓企此前幾年投資總和。這也将中國與南韓電池企業的歐洲市場争奪戰推向了高潮。根據韓媒報道,2022年南韓占有64%的歐洲市場佔有率,是歐洲市場絕對的強者。随着中國投資落地,2025年或許将會發生根本性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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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19:欣孚智庫統計中國電池産業在匈牙利的投資,機關:億歐元。來源:欣孚智庫)

當下的匈牙利,正以淩厲的開放政策吸引全球投資特别是中國全球化企業,它無疑已經成為了中企歐洲出海熱門目的地。

中韓歐洲争霸,匈牙利坐收漁翁之利。從結果上來看,匈牙利已将全球十大電池制造商中的五家巨頭囊入懷中,成功晉級到全球锂電池制造中心。匈牙利經濟發展部部長馬丁•納吉(Márton Nagy)表示:“随着電池生産的增加,匈牙利的汽車制造業在中期可能會從目前約占國内生産總值的20%增長到30%。而匈牙利将成為繼美國、中國和德國之後世界第四大電池制造大國。”

根據第三方機構Benchmark Gigafactory評估的資料,到2031年底,匈牙利的電池産能預計将增長7倍,達到207千兆瓦時(GWh),其中86%的産能預計将來自一級電池生産商,超過歐洲其他任何國家。

當比亞迪發現匈牙利

(圖20:歐洲各國锂電池産量,機關:GWh。來源:Benchmark Mineral Intelligence)

面對天量投資,匈牙利政府也沒有閑着:不但給出了中值數高達15%的補貼支援,還不斷加大工廠周邊基礎設施建設投資。比如,甯德時代在德布勒森的項目促使匈牙利政府為此投資1210億福林,用于專門建設德布勒森南部經濟區。

匈牙利政府對東亞企業“厚待”,背後是帶着很高期待的:希望東亞企業可以像德國企業一樣,不僅把生産基地設在匈牙利,還能逐漸将研發活動轉移到當地。目前,像三星這樣的巨頭公司,雖然近年來持續在匈牙利擴張,但其工程師團隊主要還是由南韓人組成。然而,三星在近期也表态,計劃在未來幾年内在當地雇傭數千名工程師,特别是化學工程師,并且為他們提供合理的起薪。同時,甯德時代在德國的研發中心以及與德國弗勞恩霍夫研究所(Frauenhofer Institute)的合作讓布達佩斯看到了與中國産業更長期深層綁定的可能。

匈牙利電池聯盟的執行董事卡彼得•德裡亞克(Péter Kaderják)認為匈牙利在電池産業鍊上極有可能複制之前汽車工業重建的成功,“對于匈牙利來說,最重要的是如何確定在電動出行産業的經濟發展中實作可持續性,即使在主要投資者都是外國企業的情況下,也需要推動本地附加值達到盡可能高的水準…...汽車工業的例子就擺在我們面前。在蘇聯解體之後,匈牙利的汽車行業完全消失了,必須從零開始重建。德國公司過來,最初他們隻帶來了低附加值的流程,但30年的時間裡,我們在汽車制造業中的匈牙利附加值已經上升到了大約30個百分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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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1:南韓SK Innovation在匈牙利的電池工廠。來源:CEENERGY NEWS)

德國弗裡德裡希•艾伯特基金會(Friedrich Ebert Stiftung)研究員馬爾頓•奇爾富斯(Marton Czirfusz)也指出:“由于電池生産是勞動密集型和低附加值行業,是以發展電池行業并不會提高整個汽車行業在價值鍊中的位置,相反還會向下遊移動。汽車制造業會越來越走向‘富士康化’——訓練有素的工作崗位比例高、工資低,就業靈活。”

對于匈牙利而言,想要通過建立研發創新能力來確定競争優勢,這一條路并不好走。匈牙利創新與技術部(ITM)在其戰略報告中明确指出“由于國際合作程度低,學術研究與工業研發需求之間存在巨大的差異,加之外國投資在當地生态系統中融入程度低等原因”,決定了匈牙利必然會面臨更嚴峻的考驗。

這其中最嚴峻的挑戰當屬技術型人才和勞動力短缺。建立工廠往往都是需要調用本國臨時工來維持營運。比如,三星的格德工廠員工中隻有一半是匈牙利公民,而當地的居民不到100人。甯德時代在德布勒森的工廠面臨同樣的問題,當地小鎮不過幾千人口,且失業率極低,如何招工成了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

此外,匈牙利社會對于大規模外來人員仍然是持有相對抵觸的态度。2023年5月奧爾班政府曾經提出《客工法草案》,以允許投資企業為了建設和管理工廠引入本國勞工、技術人員和管理層。然而,由于受到了本國輿論的抵制,最終于11月1日實施前撤回。

無疑,這将給中國諸多企業投資、建廠和營運之路帶來了更多不确定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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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22:欣孚智庫統計匈牙利電池價值鍊廠商,來源:欣孚智庫)

盡管面臨諸多挑戰,但從2023年末回望匈牙利近幾年的産業進步,其所取得的成就仍然顯著且令人矚目。如今匈牙利不僅在電池行業站穩了腳跟,更重要的是在新能源汽車領域形成了強大的吸引力,除了原材料之外,匈牙利已經在電芯、整車廠、零部件、電池材料以及循環回收5個領域形成了産業聚集效應。

在這場歐洲汽車市場加速轉型的争奪戰中,匈牙利不但取得了先機,還依靠向東開放的政策,成功引入了東亞巨頭的加入,從歐洲國家中脫穎而出。電動汽車制造生态系統日趨完整,逐漸發展成為歐洲汽車制造商和東亞電池制造商的交彙點,這或許就是比亞迪投資匈牙利的根本原因所在,不僅可以将匈牙利作為進入歐洲的橋頭堡,還能依托匈牙利汽車産業鍊的快速發展進行全球化布局。

目前,從中國企業的視角來看,匈牙利已成為中國企業進入并開拓歐洲市場的理想切入點。如匈牙利駐華大使白思谛所言,“這裡有最低的企業稅率、友好的商業環境、成本效益高且靈活的勞動力、獨特的地理位置以及歐盟最具競争力之一的補貼制度”。

文末,我們真誠期待中匈兩國在産業合作領域的未來。匈牙利,作為中國企業未來出海歐洲以及北美的開放視窗,也必然會随着中國企業的深入參與,進而走向全球電動汽車供應鍊的核心!

中匈友誼,在新時代的合作共赢氛圍下,必然穿越曆史,曆久彌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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