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本應該有好報，才能讓社會風氣變好。但是有些時候，同樣因為一件事身亡的人卻得到不同的待遇。這種情況變相告訴别人，做好事要慎重，否則出事了，隻有你家人承擔痛苦，别人連個感謝都沒有。
近日，遼甯丹東發生了一起引發關注的事件。一位名叫王先生的鎖匠協助警方開鎖時不幸身亡，而與他同樣因爆炸而喪命的一名警察卻被記一等功，并享受各種福利補貼。而王先生的家人卻一分錢不賠，維權三年未果，感覺自己丈夫的死與相關部門沒有任何關系。
事情發生在2020年6月19日淩晨4點鐘，當時王先生接到警察局指揮中心的電話，要求他前往一戶市民家解鎖，因為有瓦斯洩漏的情況。王先生經常協助警方開鎖，離事發地僅有5分鐘路程，是以他背着開鎖工具出門了。他告訴妻子幹完活後會去接她，然而不料他再也沒有回來。
在事發樓發生爆炸，造成3人死亡和4人受傷，其中一名警察因爆炸身亡，一名警察受傷嚴重，而王先生也不幸喪生。雖然當地進行了緊急處理，修繕了受損的房屋，但公衆對于這位犧牲的民警記得深深，而鎖匠王先生則變得無人問津。他們沒有給予任何補償，甚至沒有給予死亡撫恤金。
據王先生的妻子介紹，當天産生爆炸的家庭中的某某釋放了瓦斯，導緻後來發生了爆炸。然而，在事發後，沒有人知道這戶人家的傷亡情況，也沒有人知道他們去了哪裡。
據王女士介紹，早在2007年，王先生就與丹東市警方簽署了一份責任狀，表示他會協助警方開鎖，而警方會支付開鎖費用。王女士認為，警方明知道屋内瓦斯被打開，還讓丈夫去開鎖，進入高度危險區域，這是警方的預判失誤，應該由警方承擔責任。
王女士多次申訴，但警方表示需要通過訴訟來解決。于是，王女士開始了漫長的訴訟過程，要求索賠231萬元，其中包括喪葬費、孩子撫養費和補助金。然而，一審法庭駁回了王女士的上訴，二審法庭同樣不支援王女士的訴求，甚至再審也被遼甯省高院駁回。
警方辯稱，事故是由報警人的母親誤操作引發的，王先生的身份并不屬于警務輔助人員範疇，他提供的開鎖服務是一種經營行為，根據相關規定不予賠償。然而，在這起事故之後，三年内沒有釋出任何調查報告。二審判決書提到，王女士可以通過其他救濟途徑來獲得賠償，但是社群和街道都沒有管此事。
王女士表示，她将向檢方提出抗訴，并申請資訊公開，要求當地釋出爆炸事故調查報告。她認為，明明王先生是協助開鎖，但由于警方誤判導緻他不幸身亡，是以他和被炸死的民警都是因為同一件事而死的，為什麼他們卻被對待得如此不同呢？這種做法隻會斷絕普通人做好事的積極性。
即便不是警方賠償，也應該由引發爆炸的王某一家人賠償，因為無辜者不應該承擔後果。如果這件事處理不好，以後再有需要協助的人就不會再考慮幫忙了。同人有不同命，但是不應該讓這種不公正的待遇變成社會的常态。
我們應該更加尊重人的生命和勞動，不應該視其為一種經營行為，而是應該用更好的方式予以尊重和賦予其應有的價值。我們必須破除這種不公正的待遇，讓好人得到應有的待遇，這才能讓社會的風氣真正變得更加良好。
這起事件引發了對道德價值觀和社會公平的深思。我們期待好人做好事會得到好報，但現實并不總是如此，有時同人卻有着不同的命運。這對于人們來說是一個警示，讓人們在行善之前要慎重考慮後果。
在這個案例中，鎖匠王先生和一名警察同樣因為一起爆炸而喪生，然而警察被追記個人一等功，并受到各種補償待遇，而王先生的家人卻遭遇了諸多苦難。這樣的不公平對别人起到了一種隐性的警示，意味着做好事并不能保證得到公正的待遇，可能隻有自己的家人承擔了痛苦，别人卻沒有絲毫的感激之情。
這種不公正的待遇不僅在法律上存在問題，更在道德和倫理層面上引發了我們對社會公平的關注。同樣的貢獻和犧牲，為什麼卻得到了不同的待遇？為什麼開鎖的鎖匠隻是被看作是一種經營行為，卻不被視為一種助人為樂的善舉？為什麼他的犧牲沒有得到應有的贊賞和回報？
這個案例也暴露出我們社會中的一些問題。當發生意外事故時，責任方往往會推卸責任，對于受害者或他們的家屬提供的補償很少甚至沒有。法律并沒有保護好那些無辜遭受損失的人，而社會對于他們的關注也漸漸淡薄。我們不能讓無辜的人承受責任，無論是警方還是相關部門，都應該為這樣的不公平和不公正負起責任。
這種不公平的待遇可能會影響人們對于行善行為的積極性和勇氣。如果人們意識到即使他們做了好事，也有可能得不到應有的回報和待遇，很可能會遲疑甚至回避，甚至認為行善并沒有實質性的意義。這将導緻社會的善良之風逐漸消散。
對于這個案例，我們應該借鑒教訓，加強社會公正，讓善行得到應有的回報和認可。政府和相關部門應該建立起健全的機制來保障那些做出貢獻的人和他們的家屬的權益，讓善良得到應有的回報。我們也應該加強道德教育，培養人們的善意和正義感，讓每個人都意識到自己的行為對于社會的價值和影響。
我們不能讓同人不同命成為常态，而應該努力創造一個公平正義的社會，讓每個人都能得到應有的尊重和回報。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激勵更多人去行善，并為社會的進步貢獻自己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