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之“九段飛人”案上

一、

　　一架“三叉戟”客機飛臨上海地界上空，開始下降高度，作降落準備。

　　這架從廣州飛往上海的中國民航班機上乘坐着96名中外旅客。當他們聽了機艙内的揚聲器裡傳出的空中小姐用中、英語廣播的“請系上安全帶”的通知後，紛紛作出反應，有的交頭接耳竊竊私語，有的檢查機票以便及時提取行李，坐在視窗的則向外面俯視，觀賞地面那富有江南特色的田野、小河、農舍。獨獨坐在14排A、B座的兩個青年男子表現得與衆不同，他們既沒向舷窗外探枧，也未交頭接耳，甚至連身子都沒挪動一下，端坐在座位上靜候飛機降落。

　　這兩個十分冷靜的男子，一個叫葉嘉東，一個叫麥興觀，是來自香港的國際刑警。

　　半個月前，英國倫敦發生丁一起令人瞠目結舌的盜竊案件，一個名叫蘭尼.迪西哥的青年工程師經過多年研究，竟然掌握丁破譯電腦安全密碼的技術，他僅憑幾個手指、一台家用電腦和一架電話機，還有他那超出常人的耐心，就輕而易舉地把國家銀行的250萬英磅劃入自己的帳戶，待到銀行方面發現步了250萬英磅而順藤摸瓜查到那個帳戶時，蘭尼.迪西哥已經把這筆巨教提走了。他在帳戶上使用的是化名，是以國家钼行的調查人員無法進行追蹤，隻好向警方報案。

　　蘇格蘭場的電腦專家花了很大的勁，才查到了當時下達指令劃出巨款的波長。于是開通數台監測器晝夜監控，三天後終于查明該波長系蘭尼.迪西哥發出的，也就是說這起技術。生盜竊案是他作的。但是，在蘇格蘭場的電腦專家捕捉到波長的同時，蘭尼.迪西哥已經察覺，當即離開寓所去機場，逃出英國，英國警方鞭長奠及，無奈之下隻得通過國際刑警英國局向設在瑞士的國際刑醬總部求援。國際刑警總部當即向有關國家的分部（即“國際刑警×國局”）下達指令，調查蘭尼.迪西哥的行蹤并将其逮捕。法國、西德、冰島、丹麥、荷蘭等國的國際刑警丹部紛紛緊急行動起來，但沒能緝獲案犯，隻獲得線索說蘭尼，迪西哥可能逃往香港了。

　　國際刑警總部于是電誇香港局緊急查緝。香港的國際刑警經過數天調查，未找到蘭尼.迪西哥的蹤迹，隻查到一條線索：有一個叫鐘潔翔的中國女子是案犯的姘婦，這幾天曾和一名外形酷似案犯的英國人同住某大飯店的一個豪華套間。國詠刑警香港局頭目下令：盡一切努力找到鐘潔翔，從她那裡擷取蘭尼.迪西哥的線索！刑警往下查，得知鐘潔翔已經去中國大陸探親了，她的簽證期限是三個月。

香港的國際刑警愣了：三個月？三個月後鐘潔翔提供的線索還能管用哇？不行，得立即找到她！

　　這事如若敢在21年後的今天，那是易如反掌就可以辦到的，中國已是國際刑警組織的成員國，香港方面隻消和北京的國際刑警中國局聯系一下就行，中國警方會立即找到鐘潔翔，然後将所獲得的線索通知香港。但是，那是1974年9月，中國還未參加國際刑警組織，既無機構亦無義務。當然，不是國際刑警組織成員國的國家的警方協助别國破案的事也是有的，但是香港警方卻不敢向中國開這個口，因為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尚未結束，一切都“左”得出奇，開口準碰壁。國際刑警香港局無奈之下，隻好采取派人去中國大陸找鐘潔翔驗證的下策，局頭頭點了葉嘉東、麥興觀兩個的名，指派這兩名骨幹去大陸（内地）執行這項特殊使命。

　　在當時的中國，香港是不可接觸的資本主義世界。大多數國人（包括警察）喜歡戴着有色眼鏡看人，把從香港來的人看成國産反特片中的“海外來人”。倘是過去兩個資本主義世界的警察，那還得了，隻怕葉嘉東、麥興觀還未找到鐘潔翔就已被驅逐出境了。香港警方擔心這一點，是以讓葉、麥兩人以商人去内地采購藥品的名義入境。

　　葉嘉東、麥興觀由香港赴廣州，憑着刑警的本領在一家飯店查到鐘潔翔隻在羊城待了一夜就去了上海，于是随即飛赴上海。兩人走下飛機舷梯踏上虹橋機場的跑道時，心裡感到十分輕松，認為完成使命是一樁輕而易舉的事情，根本沒有想到此番竟會“出師未捷身先死”，堂堂國際刑警一跟鬥栽在一個竊賊手裡！

　　葉嘉東、麥興觀出了機場檢票口，上了一輛“上海”計程車。司機問開往哪裡，兩人都從未來過上海，不知該去哪個飯店下榻，對視了一眼，麥興觀說：“找個靠近市中心、去全市各處都比較友善的飯店吧！”

　　“那麼去華江飯店吧？”

　　“也好！”

　　兩個國際刑警抵達華江飯店後，很快就辦妥了住宿手續，總服務台接待員提供了一樓、三樓、六樓的三個房間讓他們選擇，兩人也許出于安全方面的考慮，抑或也有香港那特有的崇信遇“6”而順（六六大順）、逢“8”必發（八的諧音接近“發”）的思維習慣，選擇了六褛那個房間。兩人把簡單的行李放好後，立即投入調查工作。葉嘉東根據香港警務處有關部門提供的資料，先向專門查詢傳呼電話的“115台”報出了鐘潔翔親戚所住的位址，請求查詢該住戶的傳呼電話，得到回答後再直接打電話過去。接電話的是鐘潔翔的姑媽，告知這個說廣東話的自稱是鐘潔翔“同學”的男子：鐘已抵滬，住在上海大廈，今天已去蘇州，無錫遊玩，大約後天返滬。

　　葉嘉東、麥興觀商量下來，決定改日趕到無錫去尋查鐘潔翔。兩人随即向總服務台辦了預訂火車票手續。做完這一切，已是下午6點鐘，兩人遂去餐廳用晚餐，時值秋季，正是清水大閘蟹上市的時候。葉、麥一看菜單上所标的價格，喜出望外：竟比香港便宜九成！當下點了紹興花雕酒，清蒸蟹及幾個蟹菜，大啖一頓，喝了個六七分醉意，心滿意足地回到房間。兩人喝了些茶，看了會兒少滋沒味的電視，洗個熱水澡，上床便睡。

　　一宿無話。葉嘉東、麥興觀一覺醒來，天已經大亮。陽光穿窗而進，在草綠色的地氈上犧下一片光亮，映得滿室皆綠，麥興觀一個翻身下床，忽然憑直覺感到房間裡有些不對頭，嘴裡連聲“唔唔”着，在室内轉來轉去。轉了片刻，猛然拉開床頭櫃抽鬥，不禁大吃一驚——昨晚臨睡前放進去的錢包、手表已經不翼而飛了！

　　葉嘉東馬上也拉開自己床前的抽鬥一看，嘴裡不禁也一疊聲地叫苦：錢包、手表加金戒指被竊走了！

　　兩人所帶的旅費，小部分放在錢包裡，大部分藏于旅行葙内。麥興觀一邊嘀咕着“隻曉得内地的‘文化大革命’厲害，沒料到小偷也這麼厲害啦”，一邊用鑰匙開啟壁櫥檢查，箱子還在，遂長籲一口氣：“哦——還好！還好！”

　　兩個國際刑警穿上衣服，顧不上漱洗，先研究一個問題：竊賊是如何進入房間的？兩人使出看家本領勘查現場，先檢查地毯，上面未發現腳印；再看抽鬥拉手，由于沒有顯示指紋的化學劑和放大鏡，肉眼未能看出什麼名堂。葉嘉東走到窗前，指着開啟的一扇窗，問同伴：“這窗昨晚就是開着的？”

　　麥興觀想了想？沒有把握地說：“好象是吧，昨晚我們喝酒了，沒注意這樣的細節。不過，窗開着還是關着投有關系，這是六樓，不可能有誰能爬上米的。”

　　葉嘉東指着窗台上的半個腳印：“這是什麼？”

　　麥興觀走近一看，驚奇得不住地眨着眼睛，探身窗外往下一望，下面是飯店的後院，停着一長溜轎車、吉普車，彩色水泥牆面一溜光，根本無法攀登；六層樓的高度，也不可能使用拂子。除非動用消防雲梯才夠得上，但這顯然是不現實不可能的。麥興現一說理由，葉嘉東深有同感。于是，兩人得出結論：竊賊是用鑰匙打開門鎖後從房門進來的？作案得手後在窗台上印上鞋印故布疑陣，麥興觀皺皺眉頭，苦笑道：“夥計，這是内地小偷在向我們展示技藝啊……晤，怎麼辦？”

葉嘉東略一沉思，說：“先清點一下究竟步了什麼東西吧！”

　　兩清點下來，發現一共被竊去如下錢物：港币1500元、人民币325元、手表兩塊、金戒指一枚和護照兩本。

　　二、

　　對于當時的國人來說，護照還不顯購糧本、煤球卡。但是，護照對于葉嘉東、麥興觀來說，意義卻不同尋常，護照是他們的“國際身份證，有“照”走遍天下，無“照”寸步難行，失去了“身份證”，他們無法應付中國警方可能會進行的盤查，或者即使不盤查也無法結帳離開下榻的飯店，當然更不用說傳回香港了！

　　問題頓時嚴重起來：他們身負重要秘密使命，如若報案，就得向中國警方把全部情況和盤托出。而如果中國警方不相信他們的陳述，把他們當作台灣特務、克格勃間諜嫌疑分子來審查，那怎麼辦？而如若不報案，那就無法離開上海，更不用說執行任務了。他們現在處于進退面難的境地！

　　兩人議了一會，無可奈何之晖，想出了一個辦法：向英國駐上海領事館求援！

　　由于沒了護照，他們無法通過中國設在英國領事館步、面的武警崗哨進入領館，所“隻好使用電話，不過說得程謹慎，隻說自己是香港公務人員，來大陸執行公務，遇到了意想不到的困難，請求領事館速派人去洽談。

　　半小時後，英國領事館的一名三等秘書來到華江飯店，叩響了國際刑警的房門。葉嘉東、麥興觀先向來人表明了自己的身份和持殊使命，然後把夜晚遭竊的事說了一遍，請求領事館設法幫助他們解決這個難題。那位秘書把兩人所說的情況在公事車上簡記下來，他此行的使命隻是了解情況，并無處理權力，如何處理，得回去向總領事報告後再說。事情重要而緊急，他未多耽擱，馬上離開了，臨走時讓葉、麥兩個待在房間裡等電話。

　　一會兒，英國領事館的電話來了，那位三等秘書向兩個國際刑警轉達了總領事先生的意見，向警方報案！

　　葉嘉東、麥興觀無計可施，隻好打電話把飯店的保衛科長請來，告知了情況，請他向管方報案。

　　保衛科長姓楊名鋼，是從部隊轉業下來的連長，虎背熊腰，十足一個彪形大漢，一輛“老坦克”在他胯下“吱吱咯咯一路呻吟到華江路派出所時，差點散了架。楊鋼走進派出所院子，瞅見所長陳家雄正站在當院地下抽煙，遂大聲詐唬道：

　　“陳所長啊，不得了啦：華江飯店住客失竊了……”

　　陳家雄36歲，正是說話有勁兒，擡腳有印兒如狼似虎的年齡。他喜歡一個人待着考慮問題？今個兒正在琢磨一起久偵未破的攔路強奸案，眼看思路就要“入港”時，冷不防被人打斷，回頭一看是楊鋼，不便發作，隻是皺着眉頭道；“一大早就胡叫亂喚的，又不是發生了殺人案！怎麼回事？進屋去說吧。”

　　楊鋼随陳家雄進了辦公室，把葉嘉東、麥興觀的失竊情況說了一遍。

　　民警小粱在一邊說，“堂堂華江飯店失竊，你們保衛科是幹什麼吃的！”

　　楊鋼在部隊是有名的“楊大炮”，轉業下來才幹了兩個月保衛科長，跟派出所還沒拉上關系，當然無什麼交情可談，聽小粱這麼說，馬上反駁：“繁華都市，黃金地段，壞人乍如此猖厥，全是你們做警察的出力不足！”

　　小梁還要寸步不讓進攻，被陳家雄一個手勢阻住。陳家雄在當派出所長前，曾當過六年公安分局刑偵隊副隊長，若論破案逮人，那是他的看家本領。初一看，陳家雄細皮白肉，瘦瘦弱弱，架着副寬框眼鏡，一副斯文相，實際上卻兇得厲害。他當刑警4年，手底下經過的惡性案子不計其數，光揪翻的殺人犯就有三、四起。但是，如今他已升為派出所所長，正宗正科級，這剛好夠上“君子動口不動手”的檔次，完全有資格隻掀掀嘴皮子，事情讓手下的民警去操辦。他對楊鋼說：“楊科長，你是來報案的，不是來讨論職責分工、責任到位的，閑話就不要說了。飯店住客失竊，雖然數額不算很大，不過我這裡總要派人去的。案子不管破與不破，派出所肯定要把勁都使到。我安排個人，他跟你一樣，也是部隊下來的，級别比你不高，是正營級。”說完，一個轉身走到窗前，扯開嗓門朝院子裡大叫：“杜遠國！杜遠國！”

　　“聽着呢！”一個身穿雪白襯衫、外罩紫紅色羊毛背心、面部油亮，渾身上下一塵不染，俨然華江飯店常見的海外住客一般的老兄站在陳家雄背後答應着，杜遠國，35歲，人長得精練，又愛幹淨，站在任何地方都是清清爽爽一條漢子。他18歲當兵，在海軍情報部門混到營級，本來大概還能有所發展，不意後來得罪了一位頂頭上司，隔三差五鬥嘴吵架，他一怒之下，卷鋪轉業回到了上海老家。原先被安置到一家工廠去當工廠中的房間黨支部書記，杜遠國死活不肯，幾番拚搏，好不容易進入公安機關，在華江路派出所謀到了一個外勤組長的位置。論級别，這位置相當于部隊的一個班長，但杜遠國已經心滿意足。

陳家雄說：“既然你都聽見了，我也就不啰嗦了。你帶上幾個夥計去‘華江’走一趟，我聽楊科長介紹下來，這一案多半是内盜性質，你去那裡好好整，把吃奶的勁都使上，一定把那小子鼓搗出來。”

　　楊鋼在一邊見派出所隻派兩個民警出現場，心裡頗不以為然，提醒了一句：“陳所長，失主是國際刑警！”

　　陳家雄搭茬道：“對了，杜遠國你勘查過現場後，給市局外辦處打個電話，把情況說一下，國際刑警寸步難行的皮球踢給他們去管。”

　　杜遠國帶了民警小蔡到了華江飯店，那兩位國際刑警隻見來了兩個刑警，不禁有些失望。香港财大氣粗，養的警察多，碰上這類盜案，起碼開來半打人馬，還要配備警犬、錄影機。而眼前這兩十中國警察，隻帶了手提勘盔包和一架破相機（這是華江路派出所唯一的一架），這能偵破案件嗎？再一看杜近國的動作，似乎不大熟練，便猜測這老兄可能是半路出家，新吃警務飯的。葉嘉東、麥興理互相使個眼色，回答杜遠國提出的問題後，幹脆走了出去，在走廊裡待着。他們對破案不抱希望，隻盼望市警察局外辦處來解決失竊護照的難題。

　　杜遠國和小蔡勘查了現場，分析下來也認為可能是内盜案件，案犯是從房門進入現場的。他們對保衛科科長一說，楊鋼大點其頭，連稱“所見略同”。三人商量下來，決定立即着手去做飯店内部調查。

　　這時，市警察局外辦處來了兩個警察，分别向杜遠國和兩個香港住客詢問情況後，經和英國領事館聯系，讓那邊出一份證明葉嘉東、麥興觀身份的檔案，經外辦處蓋章後暫作在大陸規定許可的範圍内的憑證；至于護照，不能保證及時破案并追回，故須由領事館負責同香港方面聯系後由香港補發寄來。葉嘉東、麥興觀身負的使命，上海警方可以協助他們辦理。

　　市局警察離開後，杜遠國、小蔡和楊鋼鑽進保衛科辦公室，開起了案情分析會。根據現場勘查所獲情況來看，房門及鎖眼口沒有發現任何撬痕，這說明案犯是用鑰匙打開房門而進入現場的。眼下先要查明的是誰掌握房門鑰匙或者有機會接觸鑰匙，然後再從這些人中進行甄别調查。

　　華江飯店每間客房的鑰匙都有兩把，一把由樓層服務台掌管；一把由客房部主任掌管，統一鎖在主任辦公室的一個保險櫃裡。杜遠國去拜訪那位胖胖的客房部主任。這位仁兄正為客房發生盜案而惱火，痛心疾首地說：“我當客房部主任已經9年了，從未發生過盜竊案件！唉，這麼一弄，‘華江’的名聲可就難聽啦……”

　　杜遠國待他平靜下來後，遭明了來意。胖主任拍拍被将軍肚頂得凸凸的挂在腰間的鑰匙串：“保險箱鑰匙在我這裡，晝夜寸身不離，準都甭想動腦筋！至于這保險箱，就在裡屋，你也知道，我這辦公室外而就是總服務台，日夜24小時不斷人的，誰也沒機會下手來撬。上午我一上班聽說出了事，馬上去看鑰匙，一把沒少！”

　　胖主任說完，請杜遠國去裡屋檢查他的保險箱。杜遠國沒去，出為如果哪個小偷有本領撬得開保險箱的話，絕不會多此一舉撬開保險箱取了房門鑰匙再去開客房門行竊，倒不如直接去撬銀行保險箱了。

　　杜遠國拜訪客房部主任時，小蔡和楊鋼正在辦公室哉服務員談話。華江飯店的服務員是兩班制，今晨兩位國際刑警發現失竊時，夜班服務員還未下班。保衛科接到報案，第一個反應就是通知六樓服務台值夜班的兩名女服務員下班後别走，聽候調查。這兩個服務員都在二十七、八歲上下，在“華江”已經幹了10年，自信掌管鑰匙從來有過閃失，是以面對着民警的詢問顯得鎮定自若，據她們說，客房鑰匙平時不用時都是鎖在抽鬥裡的，抽鬥鑰匙隻有一把，一班—班交下來，從不離身，也絕沒有被人用橡皮泥之類的東西拓模的可能。至于昨晚，她們兩人一直在一起，互相可以作證，再說自進飯店上班到現在還未出過店門，甚至也未離開過樓層，是以完全經得起調查。

　　小蔡從楊鋼口中了解到這兩個服務員都是黨員，表現一貫很好，他從兩人的神色判斷，相信她們與本案無關，遂讓她們下班回家。

　　接着，他們又找日班服務員談話，也未發現疑點。

　　折騰了半天，毫無收獲，“楊大炮”大為惱火，罵罵咧咧遭：“他媽的！這案子讨厭了，得折騰到幾時？”

　　杜遠國象老朋友似地拍着他的肩膀：“夥計，如果半天就能破一個案子，警察局還要養那麼多警察幹什麼？”

　　楊鋼瞪着眼睛：“這事咋辦？”

　　“再查！我不信查不到線索！”

　　下午，杜遠國回了趟派出所，向陳家雄彙報情況，請教良方妙計。陳家雄說：“照你們議定的方向查下去，能接觸鑰匙的每個

人都查一查，也許有值得你悠然自得翹着二郎腿喝上二兩的線索哩！“杜遠國傳回華江飯店，和楊鋼、小蔡再加上客戶部胖主任一起商議，弄了塊小黑闆，想到一個人就在上面寫上一個名字。寫到最後一個——何金根——時，胖主任拍着額頭叫道：“對！這小子可疑！”

　　杜遠國、小蔡頓時精神抖擻，連問是怎麼回事。于是，胖主任介紹了情況：何金根，24歲，飯店修理工，有條件接觸客房鑰匙。此人平時表現一般，據說有賭博行為，最近聽說“敲定”了一個女朋友，準備結婚，兩個月來到處在借錢。

　　小蔡說：“為籌措結婚款子而以身試法的案子我辦過多起，這人确實可疑！’

　　杜遠國說：“疑不疑，先查一查他昨晚在幹什麼再下結論。”

　　何金根做修理工，上的是常日班，楊鋼一喚就到。這是一個一張長瓜臉上有着一雙滴溜溜轉的眼睛的中高個子，一看就知道是個心眼玲珑剔透的角兒。

　　楊鋼讓他坐下，沉着臉面同道：“何金根，你是負責維修五樓、六樓客房水電設施的吧？……好得很！最近一陣605房間的鑰匙拿過沒有？”

　　何金根當然知道問“605”是什麼意思，他哪肯沾這個瓜田李下之嫌，當下連連搖頭，一口吾認：“沒的事！飯店有規定，修理工不能拿客房鑰匙。”

　　“規定是規定，執行不執行又是一回事嘛！”

　　“我真的沒拿過呀！”

　　楊鋼秋風黑臉喝道：“好你個小子，不把證據攤到面前你堅不承認！”他把一紙胖主任讓六樓日班服務員寫的旁證材料扔過去，“何金根你看看，國慶節前一天下午你去605修抽水馬捅時就是自己去服務台取的鑰匙！”

　　何金根臉上神情頓時迥異，垂首不語。這時，杜遠國開腔了：“何金根，昨晚你在幹什麼？

　　“我……我去别人家玩……不……不！讓我想想，對了，我去看電影了！看的是通宵場，從晚上9點鐘看到早晨4點1刻。”說着，象是為了證明這一點似的，張嘴連打了幾個哈欠。

　　杜遠國不為所動，尋思倘在作案也得大半宿不睡，這哈欠同樣适用，于是追問道：“哪家電影院？”

　　“泰山。”

　　“放了什麼片子？”

　　“《海岸風雷》、《渡江偵察記》、《平原遊擊隊》、《道地戰》，還有幾個《新聞簡報》。”

　　楊鋼馬上去隔壁房間打電話查問，傳回時一臉得意，鼻腔裡“哼哼”出聲，冷笑得何金根臉上白一塊青一塊。杜遠國馬上明白是怎麼回事了，問道：“何金根，怎麼樣，要不要弄輛車把你拉到泰山電影院門口去瞅瞅海報？”

　　“……”

　　小蔡拍着何金根的肩膀：“說實話吧，昨晚幹什麼了？”

　　“看電影！，

　　“還‘看電影’？”杜遠國勃然大怒，“好！我請你到派出所去‘看電影’！”

　　華江飯店派了輛轎車把何金根送到派出所。一般說來，從未和派出所打過交道的幹了歹事的家夥，一進派出所往往經個不起民警的“三斧頭”。哪知别看何金根臉上青一塊白一塊，一副不堪一擊的樣子，卻比一些“二進宮”、“三進宮”還有能耐。他坐在

派出所的審訊室裡，一口咬定昨晚在看通宵場電影，至于片名，已經記不得了，因為是喝了酒去的，在電影院裡瞌睡了一宵。無論杜遠國是甜言蜜語還是威脅恫吓，他始終擺出一副“真金不怕火煉”的樣子。

　　訊問暫停。杜遠國、小蔡擊何金根家通路，了解何昨晚的行蹤。何金根父母稱昨晚兒子吃過晚飯出去後，一宿未歸。這個證言對懷疑何金根作案有參考價值，但是對于訊問卻毫無幫助。

　　兩人回到派出所，各陳家雄去彙報。陳家雄正準備下班，已經換上了便服，聞言又往身上套警服：“看來，要我這個所長出馬提審了？這家夥面子倒挺大的！”

　　警服穿到一半，外面有人求見陳所長。陳家雄讓值班民警把求見者放進來，一看是二十七、八歲的男青年，自稱是電焊機廠勞工，來提供情況。陳家雄皺着眉頭問道：“啥情況？快說！”

　　那人是來給何金根作證的。原來他是何盒根未婚妻張某的哥哥，昨天是妹妹的生日，何金根前去祝賀，喝了酒沒有回去，就住在張某房間裡。今天下班前張某往華江飯店打電話攏何金根，方知未婚夫被懷疑涉嫌昨晚的盜竊案而進了派出所，料想未婚夫是為了顧全她的臉面而不肯吐露昨晚擊向的，尋思這可不是鬧着玩兒的，遂央求哥哥來派出所說明。

　　陳家雄聽了，沒好氣地問：“你妹妹呢？她本人為什麼不來？”

　　“她臉皮薄，不好意思到這裡來。”

　　小蔡在一旁嘀咕道：“臉皮薄？沒領結婚證就待一堆兒去了，還臉皮薄？”

　　杜遠國說：“這樣吧，你寫份情況，我們調查後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杜遠國、小蔡連夜調查，何金根、張某及其家人說法一緻。何金根當晚就被放回家了。

　　三、

　　這一夜，有驚無險的何金根睡得很熟，杜遠國卻怎麼也睡不着。他躺在床上不時輾轉，頭腦裡想着手頭這個案子。根據調查情況看來，内盜的可能性已經排除了，但從現場勘查情況判斷，案犯是從房門進入現場的。那麼，除了華江飯店的内部人員，能從房門進入現場的還有其他人嗎？有的——外來人員或者住在飯店裡的其他客人。對了，着手從這兩種人方面去查檢視！

　　次日，杜遠國通路了華江飯店值夜班的大堂人員，向他們了解案發當晚是否有外來人員進出飯店。華江飯店是一家大飯店，每天晚上都有人進進出出。但是當時社會上沒有任何夜生活可供娛樂，是以上半夜進出的外人較多，下半夜卻幾乎沒有，其有個别趕在午夜剛過訪客完畢匆匆離去的。當時各大飯店、大飯店都有一套嚴格的保安制度，進出的外來人員一律須填“會客單”，注明進出時間，杜遠國查閱了一遍，證明大堂值勤人員所言不謬。根據昨天六樓服務員所述情況判斷，上半夜她們一直在服務台待着，案犯不可能作案，是以，所有外來人員都不會是作案人。

　　外來人員作案的可能性也排除了，這樣最後隻剩下住店客人這一條線索了。杜遠國和小蔡請楊鋼取來住店客人的登記本子，浏覽了一遍，看不出有什麼可疑之處，隻好讓保衛科出面向各樓層的夜班服務員回憶情況，提供線索。

　　這一着棋子走得似乎有點道理。當天下午，有人向保衛科長楊鋼反映了一個情況。反映情況的人是七樓服務員小梅，據她回憶，案發那晚大約淩晨兩點鐘左右，她去大堂總服務台取東西，在電梯口碰到七樓一位客人從電梯裡出來，見到她時神色有些異樣，結結巴巴地要她去開房門，她讓另一位服務員小許給他去開的門。

　　楊鋼對杜遠國一說，杜遠國大感興趣，馬上召來小梅，勉勵幾句，問道：“這個客人住幾号房間？”

　　小梅說：“他光說開門，沒說開哪個房間的門，我記不清了，是小許開的門。

　　“小許今天在不在班上？”

　　“不在。她昨天下班後就和男朋友去外地旅遊了，要過五天才回來。”

　　杜遠國尋思隻有把希望寄托在眼前這個姑娘身上了，說：“那個客人住在七樓，你是七樓服務員，肯定記得起他住哪個房間的，想一想吧。”

但小梅卻沒法想，原來她是發生案子的那天剛從四樓調到七樓的，做的又是夜班，沒做打掃房間之類的服務，是以對客人不熟悉。

　　杜遠國問倮衛科長：“有什麼辦法弄清楚這個問題嗎？”楊鋼看看手表：“再過一小時，是避開水的時間，讓小梅逐個房間轉一下，認一認。”

　　“還等一小時幹麼，提前進開水。”

　　七樓一共二十個房間，小梅一圈開水送下來，一半客人外出不在，但她要辨認的那位正巧未曾外出，給認準了——住在704房間。

　　從旅客登記本上獲知：704房間的這個客人名叫齊增天，49歲，是廣西南甯郊區某華僑農場的農藝師，來上海是辦私事——尋訪親友，已經在華江飯店住五天了。

　　一個農場的農藝師，來上梅辦私事竟然住進了收費昂貴的“華江”，還單獨包房，這是不是太闊綽一點了？杜遠國和小蔡商量下來，決定一面發電報往廣西調查齊增天的真實身份，一面就地調查有關情況。

　　杜遠國讓小蔡去發電報，自己去大堂調查前天晚上兩點鐘左右是否見過704房間這麼模樣的客人從外面進來，值勤人員的回答是否定的。

　　楊鋼一聽來了勁，對小梅說，“你去問他一聲：前天晚上半夜三更下樓幹什麼去了？”

　　小梅喏喏面去，剛出去卻又進來了，背後跟着客房部胖主任，後面那位一臉焦慮，連連搖手：“楊科長，可不能對客人亂來，弄錯了得罪了人家，咱‘華江’的名聲就砸了！”

　　楊鋼剛要說話，杜遠國開腔道：。這樣吧，小梅換種方式去了解，就說前天堍上在電梯裡拾到了什麼東西、問是不是他遺失的。搭上了話，他多半會自己說起前天晚上下樓去幹什麼的——不管是真是假。如果他說了假話，說明他心裡有鬼，很值得往深裡查下去。”

　　小梅依言而行，一會兒來回複：“他說前天晚上去四樓餐廳想吃宵夜，進去一看沒有他喜歡吃的撈糟，就回七樓房間了。”

　　向四樓餐廳一了解，那邊卻沒有人記得起當時是否有這麼一個客人進過餐廳。、此人可疑！但是，杜遠國一時下不了決心究竟是否要跟他來個“當面接觸”。他考慮了好久，決定等一等，等廣西複電過來後再說。

　　晚上9點多鐘，南甯市警察局的加急電報來了：經向該農場了解，查無齊增天此人。

　　杜遠國笑道：“現在，可以跟齊增天當面接觸了！”

　　齊增天被請到保衛科辦公室。踏進門口時，他臉上露出一副不知所措的神情，不待杜遠國發問就問道：“這麼晚了，你們叫我有什麼事？”

　　杜遠國請他出示證件。小蔡拿着他的證件看了看，拍着查問真假。齊增天恢複了鎮靜，解釋說他曾是該農場的農藝師，兩年前已經辭職，但仍住在農場的家屬宿舍裡。這個解釋似乎也有可能，但對于警方來說，這個話題不過是一個“切入點”，此時杜遠國對此并無多大興趣，他所感興趣的是“605盜竊案”，于是問他前天晚上的行蹤。

　　齊增天臉上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馬上把先前對小梅說過的話又重新說了一遍。杜遠國當然要搬出餐廳人員的話來予以反駁，這一駁，把齊增天駁威了一個“啞巴”，他坐在那裡抽着香煙不再吭聲。

　　到這當兒，似乎應當給齊增天調一個環境了。小蔡把杜遠國扯到一邊，提出把嫌疑人弄到派出所去訊問。杜遠國昨天已經有了“白逮”何金根的教訓，擔心再“白逮”一個回頭不好向陳家雄交代。派出所如果在逮壞人的同時，不時捎帶幾個無辜群衆進去，哪還叫什麼“人民公安”？是以，他不同意給齊增天“調換環境”，而隻主張加大“調查力度”。怎樣加大法？一是再次向南甯方面拍電報核查齊增天的真實身份；二是設法尋找證明齊究竟是不是案犯的直接證據。

　　這兩點中，前一點比較好辦，後一點卻頗難辦。現場沒有發現指紋，隻有窗台上的半個鞋印，那是解放跑鞋的印痕，而齊增天腳上穿的是皮鞋，房間裡也沒有其它鞋子，這一點跟他搭不上茬。杜遠國思來想去，覺得隻有搜查一法了。齊增天隻有一個旅行箱

，沒上鎖，打開看了一下，都是換洗衣服、日用品；又讓他掏空了衣袋，也未查得國際刑警失竊的錢物。

　　這時已是午夜時分，楊鋼弄來幾份宵夜，每人一份，也給齊增天一份。杜遠國吃着宵夜，突然想起昨天勘查完現場服務員打掃房間時，他曾經關照過讓她們使用一台清理過灰塵箱的吸塵器，把吸得的東西原封不動保留着。昨天因為瞟上了何金根，忘記檢視了，此時何不去看一看，說不定能找到證據。

　　吸塵器裡除了灰塵、纖維，還有一根一寸多長的略略卷曲的頭發，一看便知是男性的。這是案犯的還是客人的？杜遠國馬上去敲603的房門。那兩位國際刑警有一失必有一得，雖然被竊去了錢物，但無錫倒不必去，上海警方應他們的要求通知鐘潔翔返滬，今天上午已見過面，獲得了線索。任務算是完成了，隻等香港那邊把補發的護照寄來，即可離滬返港。杜遠國叩門而進，出示頭發，請兩位辨認一下是否屬于他們的。那兩位吃的是警務飯，精于此道，一看便予以否定，還佩侃而言遭出了幾條理由。說了一通後，每人從自己頭上扯下了兩根交給杜遠國“作鑒别。

　　飯店房間每天用吸塵器打掃，這根頭發既然不是兩位失主的，那勢必是案犯的，不可能是前一茬住客的。證明了這一點後，杜遠國阜着頭發去和齊增天的比較。一比之下，發現有明顯差别：齊的頭發細而直、色澤福黃且無光澤，而案犯的頭發粗黑油亮帶卷曲。由此判斷：齊增天不是案犯。

　　次日上午，南甯市警察局的第二份電報發過來了：前查結果有誤，該場确有齊增天其人，現已離職，仍居農場，近赴滬尋訪親友，這樣，齊增天的疑點被徹底排除了。杜遠國在為未曾“白逮”齊增天而感到輕松時，又為偵查工作被擱淺而感到不安。

　　四、

　　1974年10月16日，即華江飯店發生盜竊案的第五天，上海的另一家星級飯店——南陽飯店——也發生了一起盜竊案。

　　這天下半夜1點半左右，住在該飯店306房間的美籍華人旅客李玲珍，在睡夢中被一下輕微的“檔哒”聲響所驚醒。她無意識地微睜眼睛，朦胧中看見窗，口那黑色天鵝緘窗簾突然掀開一條縫，一條黑影從窗台輕輕下到地毯上！

　　最初，李玲珍以為自己還在夢境中，想張口呼叫，但不知怎的沒叫出聲音來。接下來，當她感到自己能叫出聲音的時候，卻已經吓得不敢叫了——她已經真切地感受到這是現實而絕非夢境，那條黑影真真切切是一個人，她清楚地聞到并且分辨出那人嘴裡呼出的氣體中夾雜着魚腥味，那是一種經過人工處理的海産品的氣味。李玲珍躺在那裡，盡量保持呼吸平靜，以讓不速之客以為她正處于熟睡狀态。她在美國看到過一本有關罪犯犯罪心理學的書，上面告誡讀者在夜間遇到小偷入室時，如果主人不想舍命保護自己的财産，那就幹脆裝睡，萬萬不可出聲，以免驚動小偷導緻其下決心行兇殺人。書本上的經驗，李玲珍在美國沒有發揮餘地，誰知此番在中國卻有了一個親身實踐的機會。

　　黑影在房間裡無聲地移動，時而床邊，時而桌前，還去拉壁櫥門。如此大約過了五分鐘，李玲珍感覺到有一股清新的帶涼意的空氣輕輕拂在臉上，意識到小偷跳窗走了，睜眼一看，室内果然已沒了影子，隻留下那種淡淡的海産品腥味。她不敢開燈，也不敢打電話，擔心驚動了小偷去而複歸來個殺人滅口。十分鐘後，當她确信小偷肯定已經逃遠了，這才往總服務台撥了電話。

　　南陽飯店所在的地段的治安管轄機構八仙坊派出所接到報案，值班副所長陸光明立刻帶了手下兩名民警趕來南陽飯店勘查現場。陸光明聽了驚魂未定的李玲珍的陳述，檢查了窗台，發現上面有四分之一個鞋印，又在窗框上檢得兩個模糊的指紋，從方向判斷是案犯入室時留下的。三人又去外面樓下檢查，未能發現腳印，但可以确認案犯是從牆上的水落管子上攀爬而上進入306房間的。

　　陸光明請失主檢查被竊了哪些物品。李玲珍清點下來，開出了一張報失單，計有：人民币1070元，美元2000元，黃金項鍊一條，手表一塊，“夢巴黎”進階香水一瓶（已啟封使用）。

　　次日上午，八仙坊派出所把這個案件上報分局。分局刑偵隊長宋波馬上想起五天前華江飯店發生的那起盜竊案，覺得有相似之處，懷疑是同一名案犯所作，于是通知華江路派出所、八仙坊派出所把現場勘查所獲得的腳印進分局來作技術鑒定。鑒定結果很快就出來了：兩處腳印是同一人的！

　　華江路派出所所長陳家雄聞訊歎遭：“失誤！失誤：明明窗台上留着腳印！我卻認為是故布疑陣。唉，真是自作聰明！”

　　分局決定兩案并偵，由華江路派出所、八仙坊派出所及分局刑使隊各抽兩人組成專案偵查組。陳家雄自告奮勇親自出馬，被分局上司點名擔任專案組長。分局刑偵隊長宋波是陳家雄的老搭檔，熟不拘禮，拍着陳家雄的肩膀遭：“這案子得趕快破，否則，罪犯肯定還要連續下手！”陳家雄瞟了他一眼：“老兄，何消說得！”

　　專案組在華江路派出所那間牆皮白粉脫落的會議室裡舉行首次案情分析會。陸光明說：“案犯能從水落管子爬上六樓實施作案，不但膽子大得可以，連本領也不可小看！”

　　杜遠國想想自己為“内盜”白白耗費了那麼多精力，氣就不打一處來：“這小子能動這麼個腦筋，膽子又大，興許是有前科的

！”

　　刑債隊一位名叫賀雅霖的偵察員分析道：“華江飯店、南陽飯店相距不遠，案犯盯着這兩處作案，說明他對這一帶的地形、治安措施等情況比較熟悉，有可能這家夥就是華江路、八仙坊選兩個派出所管段的居民！”

　　這個觀點得到與會者的一緻贊同。陳家雄琢磨了一會，說：“動‘盜竊’的念頭說不定說動就動，但他那爬水落管的本領可不是說有就有的。他以前肯定有過這類實踐，或者當過消防隊員，或者幹的是供電局外線工，或者做過海員，或者是個專爬水落管行竊的慣竊犯，總之，他應當是顯露過這類本領的。我們不防以此作為線索，往下面查一查。”

　　陸光明說；“另外，案犯所竊的錢物，也是一條線索，他辛辛苦苦開夜工冒風險把外币、首飾、手表、香水什麼的弄到手，絕不會是為了滿足收藏嗜好，他總要銷贓，或者使用，我們可以在這方面留意，尋找線索。”

　　專案組根據案情分析會定下的偵查方向，在兩個派出所管轄的地段一連查摸了四天，毫無收獲。具有明顯特征的贓款贓物沒有發現。擅長攀爬水落管的人隻有一個，那是八仙坊派出所管段的一個老頭，在供電所工作，當的是外線班班長，他能不用任何攀爬工具就能輕而易舉地爬上高高的電線杆，但人家是共産黨員、先進生産者，家境也甚好，顯然不可能去做梁上君子。

　　第四天晚上，專案組再次開會，重新讨論了偵查方向，認為沒有錯，決定次日全體人員下胡同找群衆了解線索。

　　次日，專案組七人分頭下裡弄調查了一天。晚上，在華江路派出所開碰頭會時，刑債隊偵察員老郎提供了一條線隸：據健康裡（上海的“××裡”即是“××裡弄居民委員會”）七組一位居民反映，他過擊的一位鄰居的兒子劉新冬擅長攀爬，是在房管所做泥水匠的，爬水落管于是其一絕。

　　健康裡是屬于八仙坊派出所管轄的，陳家雄望着陸光明：“老陸，劉新冬這個名字聽說過嗎？”

　　陸光明幹的是副所長，分管治安，對管段内的戶籍情況很熟，當下凝神一想，說；“有這個人，是個小青年，甯波人，不過早在5年前就已經搬走了。“陳家雄說：“好啊，甯波人正好喜歡吃鹹蟹、醉蝦、黃泥螺、蟹糊什麼的，那天李女士聞到的就是那股味兒，說不定正是劉新冬幹的哩：搬遷不是排除嫌疑的理由，健康裡的弄堂口正對着南陽飯店的後門，他完全可以來一個‘舊地重遊’。查！查一下他搬到哪裡去了。”

　　八仙坊派出所連夜翻戶籍資料，查得劉新冬一家在5年前已遷往上海縣北新泾鎮。次日，八仙坊派出所參加專案偵查的民警小楊和分局刑偵隊偵察員賀雅霖一起去北新泾，先去派出所，查得劉家的位址。派出所長喚來戶籍警陪同楊、賀前往，戶籍警一聽調查劉新冬，說他熟悉此人情況：1969年遷來後，次年元月就因犯罪而判刑三年，現已刑滿釋放，留廠就業，戶口在勞改機關，一周之内有一半時間不回家，據說住在廠裡。

　　小楊和賀雅霖一聽，頓時來了興趣，互相對視了一眼，賀雅霖問道：“劉新冬犯了什麼罪而判刑的？”

　　“盜竊罪。”

　　“你可以介紹一下他的犯罪情節嗎？”

　　“我當時參加破案，是以對他的犯罪情節是了解的。他在1969年12月31日夜間，翻牆越入糧食倉庫，從水落管于爬上三樓，敲碎玻璃窗進入辦公室，撬了14個抽鬥，共竊得現金948元，小楊說，“也是爬水落管子！這家夥值得查一查！”

　　賀雅霖問戶籍警自劉新冬刑釋以後，北新泾地區是否發生過類似犯罪手法的盜竊案，戶籍警說一起也未發生過，三個人商量下來，決定暫不直接接觸，“免打草驚蛇，由戶籍警安排街道治保幹部對劉新冬這一星期的行蹤進行外圍調查。

　　街道治保幹部幹這類事比專職偵察員還起勁，戶籍警布置下去不到半小時就報來了調查結果：劉新冬這一周一次也投回過家，據說是住在廠裡。這是以前從未有過的。

　　情況反常！凡是反常現象都有值得調查研究的價值。楊、賀兩人馬上駕着機車前往勞改工廠。當時的勞改機關隸屬于公安系統，天下公安是一家，那家勞改工廠自是熱情協助。偵保科（即是一般工廠的保衛科，但這類科同時又是地區派出所的公安小組，有對在本機關發生的刑事案件的偵查權和拘留人犯權）一個電話打到劉新冬所在的大隊（即工廠中的房間），那邊說劉出了工傷，左腳踝骨處扭傷，行走困難，連班也未上，一直住在機關宿舍裡。

　　偵察員聞言傻了眼：難道劉新冬不是嫌疑人？且慢！腳踝骨受傷，是幾時受的傷？傷到什麼程度？會不會故意僞裝病情，乘機作案？這些，都要細細查一查。

偵保科從廠醫務室謂來劉新冬的病曆卡，偵察員一看，上面記着劉受傷日期是10月14日，自訴是搬物下樓時失足而扭傷所緻，去治療時傷處已青腫，經X光攝片診斷，判明骨頭未傷。接着，偵察員又向劉新冬同寝室的人員作了調查，四人都作證：①劉确實自工傷以來未曾離開過工廠，最初三天，連寝室都未出，三頓飯都是别人幫他從食堂裡帶來的；②劉平時宿在廠裡時，晚上除了看書、打撲克牌外，從不外出。

　　這樣，可以認定10月16日晚上南陽飯店的案件并非劉新冬所作。技術鑒定已經表明南陽飯店和華江飯店的案件是同一個案犯所作，是以，劉新冬也與華江飯店盜案無關。

　　五、

　　刑偵隊長宋波的預感是準确的，就在專案組調查劉薪冬的當晚，“水落管罪犯”又一次作案了！

　　也許，案犯覺得以前兩次那樣對飯店住客下手所獲“效益”過于微小，和他所承擔的風險不成比例，是以這次他不再光顧飯店、飯店，而對一家研究所下手，把财務科的兩個保險箱開膛破肚，一共竊去人民币8848元6角。

　　失竊機關直到次日上午8點半上班才發現被梁上君子光顧過了，連忙向華江路派出所打電話報案。陳家雄所長聞訊一驚：“他媽的！難道真讓宋波說準了‘水落管’又行動啦！”

　　陳家雄火速帶人趕到現場，一勘查，作案手法跟華江飯店、南陽飯店一模一樣，也是從水管子爬上五樓，穿窗而入。唯一不同點是，寨犯這次注意“行為規範”了，沒在窗台上留下腳印。

　　這時，宋波率領七八名刑警趕來了，進門就問：“怎到樣，又是‘落水管’？”

　　陳家雄說：“可不是，這小子這回搞了記大手筆，連撬兩口保險箱，撈走了近九千元錢，連分角子也沒留一隻！”

　　被盜竊的錢額，在當時相當于二十多名勞工的全年工資總和，算得上—筆巨款了。是以，也驚動了上海市警察局刑偵處，當即派來警犬協助破案。兩頭警犬在現場嗅了一陣，又吠了一陣，沒弄出什麼名堂來，隻好無功而返。

　　分局上司和市局刑偵處會商後，作出決定：該案與前兩起盜竊案串案并偵，抽調6名偵察員擴大專案偵查組力量。

　　專案組剛開始工作，就摸到一個情況。情況是和研究所一條馬路之隔的居民區的一個老太太提供的，這位老太太有個習慣——每天下半夜1點至4點睡不着，起床做些雜七雜八的家務活，昨晚大約2點鐘左右她在廚房間水鬥前站着夾螺蛳時，看見有個人影手足并用，攀着水落管子爬上研究所五樓的。

　　老太太說：“那人爬得很快哩，我發現他時，他已經爬到2樓窗子齊高位置了。我隻夾了三四顆螺蛳，他已經爬到五樓了！就這麼點時間，你們說快不快？”

　　杜遠國點點頭：“快！快！可是，老人家哎，你要是叫幾聲‘捉賊’，他就快不起來了，也許過會兒已經坐在看守所裡了，至少保險箱不會得被撬了！”

　　老太太馬上反駁；“我敢喊嗎？我一喊，如果他沒被抓住，肯定要來報複！他會爬水落管子，進我住的2樓還不容易？”

　　陳家雄說：“老太太，你估計他從二樓爬到五樓一共用了多少時間？”

　　“多少時間？我就夾了幾顆螺蛳嘛，大概……大概不到10秒鐘吧！”

　　“哦1”陳家雄吃了一驚，“這麼快？這不是象猢狲嗎？”

　　“他就象個期狲，個子又瘦又小！”

　　老太太走後，衆人讨論案情。市局刑偵處的一位老刑警說：“看來，案犯不是一般性的會爬水落管的‘朋友’，他是一個專門受過訓練的攀登能手！”

　　陸光明說：“對，看來我們有必要查清這類特強攀登能力的出處，然後再根據這去查人，這樣偵查範圍顯然就小多了，因為這種人畢竟不是很多的。”

專案組議來議去，覺得似乎眼下隻有這條路還好走走，于是決定試一試。擅長攀爬水落管子的有房管所的泥水匠、供電局的外線工和消防隊員，偵察員去這三類人員的機關了解下來，得知泥水匠、外線工雖然能攀登，但速度很慢，而能象猴子那樣“嗖、嗖、嗖”快速爬上去的，隻有消防隊員中的佼佼者。專案組遂決定請個消防隊員來試一試。

　　經與消防部門聯系，上海市消防總隊在下屬各中隊反複挑選，最後在嵩山路中隊標明了一位姓傅的攀登高手。傅某28歲，任中隊指導員，入伍已經10年。他是河南人，祖上數代都是練國術的，他從8歲開始随祖父、父親練武，十年下來練得捷如靈貓，登高攀低是拿手好戲。1964年應征人伍，當時是消防兵，剛投入訓練就嶄露頭角。那時候解放軍是羅瑞卿當總參謀長，大搞全軍大比武，各方評價甚好。消防隊雖不屬解放軍，但受軍隊影響，也搞技術大比武。傅某被選入上海代表隊去北京參加“全國消防運動會”，攀登項目得到過名次。消防總隊上司選上他參加模拟試驗，真是再合适不過。

　　模拟試驗定在“同時同地”實施，即也在下半夜兩點鐘，也是在研究所的同一根水落管子上，并請對面那位提供線索的老太太也站在廚房間窗前觀察，隻是這次沒有螺蛳可夾。不過這并不要緊，因為專案組特地準備了秒表搞測試。

　　這天晚上，天晴無風。一點半過後，—輛中吉普載着傅某，陳家雄、陸光明、杜遠國等入來到研究所。傅某察看過現場後，開始做換衣服、緊鞋帶之類的準備工作。一會兒，他表示可以開始了。

　　陳家雄站在牆腳下，仰臉望着顯得很高的五樓視窗，不無擔心地問道：“傅指導員，行嗎？要不要從六樓視窗拴一根保險繩？”

　　“不用。模拟就和真的一樣，哪有小偷爬窗拴保險繩的？”

　　博某說着，走到牆腳根，伸出雙手輕輕抓住水落管子，雙腳蹬踩牆面，身子淩空向上移動。陸光明在下面一個手勢，研究所的幾位馬上把準備好的墊子、棉被鋪在地下，以防不測。

　　傅某爬到2樓視窗位置時，杜遠國按下了秒表。傅某上到三樓時，水落管子開始晃動，他不得不放慢了速度。一會兒，他爬到五樓視窗的高度，伸出左手搭住窗台沿口，松開右手，迅速晃過去抓住窗台，然後一個引體向上爬上了窗台。

　　陳家雄把臉轉向杜遠國：“多少？”

　　“29秒。”

　　這個成績應該說還是可以的，但和老太太說的“隻夾了幾顆螺蛳”相比，顯然是慢了。衆人把目光投向馬路對面，老太太果然把手亂搖。

　　陳家雄心裡暗吃一驚，尋思如此看來，這案犯的攀登能力不會比博某差！哪知，接下來所得出的結果更令他吃驚——

　　按照預先安排，傅某上去後還要順原路下到地面，身上還要拴一個裝着和所竊人民币體積、重量等同的小包包。但是，傅某蹲在五樓窗台上卻不動彈，連連搖頭。面對着下面衆人催促、探究的目光，他說了聲“你們看”，以手抓住窗框，伸出一條腿，隻用腳尖輕輕一撥，水落管就“嘩啦啦”掉落下去了！

　　論身材份量，傅某和案犯差不多，也是老太太所說的“猢狲“。但是同樣一根水管（經檢查，掉落原因是固定于牆體的箍套鏽蝕），案犯能上下自如，速度還快，而傅某卻做不到。這是什麼原因？對這個問題最有發言權的自然是傅某本人，他說：“可以肯定，那家夥的攀登能力不是憑職業技能練就的！就是說，他不是消防兵出身，也不是泥水匠、架線工之類，他會國術，練的是輕功！”

　　其時“文化大革命”已經“革”到第8個年頭了，破四舊不但破掉了現實生話中的物質，還深入到人們的思路中，絕大多數人對“武功“的了解已經淡化到等同于樣闆戲中的幾個筋鬥。是以，偵察員對傅某所作的結論半信半疑，有人問：“真的有輕功嗎？”

　　傅某的回答是肯定的：“有！我的家鄉就有人練這個，我小對候親眼看見他們飛檐走壁。”

　　陳家雄的心往下一沉：“這個案犯也能飛檐走壁嗎？”

　　“不一定，不過我估摸是八九不離十，總之，是個攀登能力特強的‘飛賊！”

後續點選小編頭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