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阿爾法
編輯|阿爾法
宋代，物質财富的增加使得人們開始尋求個體的發展，多樣化康樂活動是宋人強身健體、抒發情感的重要方式方法。
球戲曆經自身内部多次文化積累（量的）和文化突變（質的）。
由遠古時代的石球孕育衍生戰國蹴鞠、漢代擊鞠、唐代驢鞠和步打球、後唐棒擊球等典型代表。
發展至宋代，球戲内容更為駁雜，形式多樣，綜合文獻資料、傳世古畫和出土文物研究發現。
“球鞠之戲”在宋代演變分為“揮杖擊球”“以足踢球”“用手排球”三大類。
那麼，這些宋代的球戲就有都哪些類型？古代球戲跟現代哪種運動最為相近呢？
一、宋代球戲的開展
（一）宋代球戲開展的節令性
“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鼓舞。班白之老，不識幹戈。時節相次，各有觀賞。”興起于戰國的節慶體育活動，在宋代發展至頂峰。
季春時節———一年中最美好的時節是球戲運動開展的火熱時節。“去冬節一百五日”時有春遊嬉戲、禁火冷食、祭祀三大習俗。
加之宋代寬松的假期制度，官員有7天的假期回家去紀念親人或團圓相聚，“都城之歌兒舞女，遍滿園亭，抵暮而歸”。
《州府元龜》中：“唐德宗貞元十二年二月寒食節帝禦麒殿之東亭，觀武臣及勳戚子弟會球。兼賜宰臣宴馔。”
由此唐朝以後，群眾有寒食蹴鞠的習俗，宋代依然延續寒食節蹴鞠的習俗。
《東京夢華錄》卷六《收燈都人出城探春》條載：“舉目則秋千巧笑，觸處則蹴鞠疎狂……於是相繼清明節矣。”
除蹴鞠外，“大打”“小打”和捶丸同樣與節令緊密相關。
《宋史·禮志》記載：“打球，本軍中戲。太宗令有司祥定其儀。”
并規定每年“三月會鞠大明殿”。《東京夢華錄》卷七開篇清明時節後《駕登寶津樓諸君呈百戲》中出現“大打”“小打”。
捶丸出現的時間不晚于宋徽宗1127年。《丸經·審時章》：“風雨陰晦，大寒大暑，不與也。”
（二）宋代球戲開展的聚集性
體育文化作為社會文化組成部分，受制于自然地理位置、行政區域、生産方式、人口變遷等因素。
“聖朝祖宗開國，就都于汴，而風俗典禮，四方仰之為師。”
“富貴迷人眼”的汴京“八荒争湊，萬國鹹通”。從自然地理和曆史沿革角度出發，經考證北宋都城汴京位于今河南省中部偏東，屬暖溫帶大陸性季風氣候。”
黃河沖積平原帶來豐厚的土壤，“穿城河道有四”。交通便捷，自夏商周時起，均有王朝在此建都。
五代時期開封素有“七朝都會”之稱，發展至宋代是“人口逾百萬，貨物集南北”的繁華都市。
宋代球戲的開展空間由于坊市限制和宵禁制度的取消，城市園林公共化。
部分皇家園囿和私家園林在節慶日面向公衆開放，為群眾參與球戲提供休閑娛樂場所。
《蹴鞠譜》《宋太祖鞠圖》《東京夢華錄》《丸經》等史料中詳細記載着宋代球戲開展的場地。
主要包括公共園林、瓦舍勾欄專設性場所、酒樓茶坊、街巷花園廣場的非專設性場所。“南有橫街，牙道柳徑，乃都人擊球之所。”
“更有張賣面店隔壁黃尖嘴蹴球茶坊，又中瓦内王媽媽家茶肆名一窟鬼茶坊。”
（三）宋代球戲參與者身份的多元化
1、皇室貴族成為球戲的引領者和推動者
公元977年三月，宋朝廷舉行首次打球儀。宋徽宗時，球類運動的開展達到高潮。宋徽宗本人善球戲。
士大夫中也盛行蹴鞠，其中以高俅、丁謂、李邦彥、唐文若、柳三複等人為代表“以能蹴鞠，善察上意”。
《丸經》集序中記載“至宋徽宗、金章宗皆愛捶丸”。
現存陝西省甘泉縣博物館的一件宋代富家子弟捶丸紋畫像磚中雕有官宦裝束的兩位捶丸者學藝的情形。
反映出宋代的捶丸活動已經在上層社會得到一定程度的普及。
2、女性利用球戲展示其進取精神風貌
球戲運動推動宮廷女子球戲發展，出現職業化隊伍。宋徽宗趙佶《宮詞》：“近密被宣争蹴鞠，兩朋庭際角輸赢。”
“女弟子隊153人，踢繡球，球不離足，足不離球，華庭觀賞，萬人瞻仰。”通過觀賞者之多可見專業女子蹴鞠隊的風采。民間社團中技藝超群的女伎人有“女校尉”的稱号。
抛球在宋代多為女子表演，《宋史·樂志》“俗部樂”記載：“女弟子隊凡一百五十三人，三曰抛球樂隊。奉繡球。”
《抛球樂水龍吟令·抛球樂》可見民間抛球技藝精湛、宴會觥籌交錯、歌舞升平的場面。
3、孩童球戲圖勸誡“生子不舉”陋俗
球戲深受孩童喜愛，宋代範公偁《過庭錄》記載，範仲淹外孫滕元發，幼時沉迷“角球”不可自拔，範仲淹命人将球打碎，以正其過。
童子捶丸圖
《百子嬉春圖》《蕉陰捶丸圖》《小庭嬰戲圖》等出自宮廷畫師蘇漢臣等名師之手。其中的嬰戲圖、日常用品宋白地赭色嬰戲枕。
宋代兒童棒擊球紋陶枕圖等均具備“童子”“球戲”元素，畫面生動活潑，不僅蘊含“多子多福”寓意。
更是官方政府機構利用嬰戲圖，以圖像宣教的形式對民間嚴重的生子不舉現象，進行幹預與勸誡。
宋代童子捶丸圖
二、宋代球戲的裝備
（一）球具制作的專業化
球類文化的最顯性層面即為運動的載體和對象———以球為核心的器物層。制球皮匠徐博世“能以碎皮縫為一球”。
《演繁露》：“今世皮球中不置毛而皆砌合皮革，待其縫砌已周則遂吹氣，滿之氣既充滿鞠遂圓實。”還出現了給球充氣的“打煊法”。
球重有明确規定，“前人健色，正重十四兩”，大約是522克左右，由此可見鞠的制作已經是一種有章可循的制作技藝。
專業性同樣應用在捶丸球及棒的制造和标準，“贅木為丸，乃堅乃久。太重則遲，太輕則飄”。“遙者擊遠也，凡撲棒撺棒、單手杓棒，欲令緻遠，必須皮面窄，木分厚”。
捶丸球棒
材料是球具的根本，《丸經·取材章》精準總結選材時間：“秋冬取木，用其堅也。南方大竹，剛勁厚實，故可為柄。樸斵以時，用其柔也。春夏天氣溫暖，筋膠相和，可以造棒也”。
而且因人而異，宋代的捶丸棒有私人訂制的特點，“丸準輪，輪量權，權量身。欲量棒大小，棒欲量身長短，相稱則利，相欺則不利矣”。
（二）球具樣式的多元化
《金史》中記載，“球狀大小如拳，以輕韌木枵其中而朱之”，主要有紅漆球、白漆球、彩畫球、皮革球4種用球。《金史》卷三十五《禮志》中“持鞠杖，杖長數尺，其端如偃月”。
元代捶丸壁畫（圖自新華網）
結合河北钜鹿出土的宋代絹畫擊鞠圖上馬球杆形狀，可知變化較大，和《明宣宗行樂圖》中捶丸杖有相似之處。
主要分為彩畫球仗、“術虎筠壽傳”中皮革球杆及藤柄球杆。球戲發展至捶丸在球具的選擇上更展現自主性和個性化。捶丸的球具備墨玉、金剛石、瑪瑙、絞胎等質地。
南宋彩繪捶丸（圖自長興縣人民政府官網）
球棒依據擊打所需演化出多種樣式：“杓棒鷹嘴當蹲。行者，撺棒是也。飛者，撲棒單手，杓棒是也。”“随宜用棒。行者不蹲，撺棒不減膝。飛者随宜。撲棒單手當立，杓棒鷹嘴當蹲”。
（三）球戲衣着服飾标準化
“左朋黃襕，右朋紫襕；打球供奉官左朋服紫繡，右朋有绯繡，烏皮靴，冠以華插腳折上巾。”再現宮廷馬球對于着裝的要求。
《明宣宗行樂圖》中的捶丸形象（圖自故宮博物院）
它顯示其等級分化，并巧妙運用顔色對比，沖擊觀者視覺，烘托賽事氛圍。
蹴鞠運動中，“有花裝男子百馀人，皆裹角子向後拳曲花幞頭，半着紅，半着青錦襖子，義束帶，絲鞋，各跨雕鞍花驢子”。
民間女子蹴鞠的場面中，女子蹴鞠的發式為高髻。
宋代皇宮嫔妃婢子蹴鞠的服飾，多數穿着敞開式的蹴鞠服飾，即“褙子”，下擺窄細，和宋代纖弱的審美觀點相符，且便于行動。
《岱廟·宋童子捶丸圖》中童子上身着束腰長袍，下身穿肥腿褲，分腿而立，右手握球，置于胸前，左手執棒。做擊球狀。
結合宋代“孩兒蹴鞠圖”磁州窯枕中兒童形象，可見兒童服飾是成人服飾的縮影。
三、宋代球戲規則
（一）球戲規則的制度化
宋代蹴鞠規則明确，《蹴鞠圖譜》明确劃分球員分工，涉及正挾、副挾、解蹬、球挾色近十名角色；
針對比賽輸赢：“凡白打，部署，校正定下校尉高低。不許旁人膜串，更不許争鬧。定對了畢，或三籌、兩籌、五籌、十籌，或大打三、五、七間。次日，叫正唱籌、社司記數”，并設有裁判人員。
“手執籌錢，小錢作小籌，大錢作大籌，輸赢将一錢放于盆内”。其規則與現代足球相似，設有裁判人員保持中立，不偏不私。
宋時期馬球運動受到重視，除成立專門馬球機構外，更統一修訂規則和儀式秩序。捶丸運動球戲發展至後期規則日益繁複。
《衍數章》界定參與人員規模；《運籌章》講述捶丸競賽的記分方法和獎勵辦法；《置序章》安排競賽時先後順序。《記止章》《決勝章》記載了各種情形下對于捶丸競賽中有關違例的罰則。
（二）運作機制的規範化
兩宋閑人為球戲開展建設專門組織機構“閑人本食客也，古之孟嘗門下中下等人，但不着業次，以閑事而食于人者。”“專陪涉富貴家子弟遊宴，及相伴外方官員到都幹事。”
“蹴鞠打毬社”“齊雲社”是“社火”的簡稱，是為參加社日集會“社火”而自願結合的蹴鞠藝人表演群體，被譽為大陸最早的單項運動組織協會。
宋代齊雲社的主要作用是聚集蹴鞠愛好者、考核技術、宣傳體育運動、制定活動比賽制度、傳授運動技藝和維護社團藝人的利益等。
其中較為著名的是一年一次的“山嶽正賽”，來自全國的藝人進行切磋交流，展示技藝，确定等級。“謂如窩腳、會兒本自一家，今分兩處。”
可見捶丸集社已發展為兩個組織，因技法規則相異，分為兩處。
（三）球戲規則的創新性
宋代“白打”風行，除去場地、球門等的限制主要展現控球技術和技巧；相較于唐代，馬球在宋代成為科舉考試的項目，武舉設有馬球科，策論進士科亦如此。
宋朝馬球賽分為兩種：一種是雙球門制的比賽，以擊入對方的球門先得三籌為赢；另一種是單球門制的比賽，兩隊都以擊球入盂為進攻目的，得分多為赢。
在君王倡導臣民“歌兒舞女以終天年”的氛圍下，宋代抛球歌舞進一步發展，出現了抛球比賽歌舞、宮廷娛樂歌舞等形式。
以杖擊球的運動，發展至宋代成為手持曲棍，分為擊球入門和擊球入穴兩種形式。《丸經》用上下卷三十二章，詳細闡述捶丸規則、技巧、方法、器具、品行要求等。
四、宋代球戲文化特征
（一）創新性及發展性
宋代文化是一種創新性文化，理性化成為宋代文官制的核心意義，各項事務均有完備的制度與程式可遵循。
執政、台谏、君主三權分立，同時宋代重“祖宗法制”，宋太祖趙匡胤開國之初立下“不可斬殺文臣和直言納谏者”，社會上形成了不畏權威，言論寬松的文化氛圍。
兩宋“變風俗、立法度”，是政治領域思想創新的展現，逐漸影響社會各個階層，使得“創新”成為社會主流。
“創新”蔓延至體育文化領域，創新在北宋末年出現的捶丸身上展現得淋漓盡緻。
首先是“新技術”。唐代專供于皇室貴族的絞胎器在宋代成為民間日常用品。絞胎技術應用于捶丸的制作中有全絞、半絞及局部鑲嵌3種。
紋飾多樣，瓷中“君子”的美譽正契合文人雅士“内外通透”“沉靜淡雅”的審美追求。
其次是“新規則”。捶丸以“擊球入穴”為特征，圍繞“穴”，捶丸開辟與以往蹴鞠、馬球、抛球完全不同的規則體系。
最後是“新場地”。宋代球戲突破場地設定，出現在瓦舍勾欄、園林廣場，“平坦無磚石”即可成為球戲之所。
捶丸場地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新發展，要求以郊外山野的高原地面為佳，地形地質“有平者，有凸者，有凹者，有峻者，有仰者，有阻者，有妨者，有迎者，有裡者，有外者”“有堅者，有坌者，有燥者，有濕者”。
（二）娛樂性及相容性
宋代人身依附關系減弱“士民相諧，雅俗共賞”成為宋文化的典型特征。
宋代球戲競技性逐漸弱化，娛樂性占據主流，全民參與，普及程度較高。
“作有時，天朗氣清，惠風和暢，饫飽之餘，心無所礙，取擇良友三三五五，于園林清勝之處，依法捶擊。風雨陰晦，大寒大暑，不與也。”
由此可知，人們參與捶丸運動并非争輸赢名分，更多是一種休閑娛樂。
捶丸的包容性不僅是對于球戲各個運動項目的兼收并蓄，也展現在馬球的杖逐漸分化為撲棒、杓棒和撺棒3種，由石球逐漸發展為墨玉、金剛石和瑪瑙、絞胎等制作的丸。
在其參與人員上，既有皇室貴族也有平民百姓，既有身強力壯的男性，亦有掙脫封建禮教規則的女性和天真可愛的孩童。
（三）限制性及和諧性
理學為宋代球戲開展提供思想基礎，統治者明确号召“以佛修心，以道養生，以儒治世”，更趨于注重道德修養。
宋明理學主張“格物緻知”“誠敬存養”“省察克己”“知行合一”“以靜養生”。
聖人和君子的人格是最終理想人格。是以理學思潮影響下，文人儒士逐漸放棄蹴鞠、馬球等競争激烈的運動項目，轉而向内尋求“理”，主張“存天理，滅人欲”。
“有節則志不妨。既不荒逸，志不邪矣。無時無節，則事廢而志妨；有時有節，則身安而志逸。”表明有節制地參與捶丸運動，可以達到修身養性、愉悅精神的目的。
《貴和章》中：“和而不同，君子貴之。貴賤有等，不相夷躐，成德者貴重之。”
捶丸運動中雖然再三強調人與人之間的和諧相處，其貴賤等級、尊卑禮儀始終限制人們的言行，成為不可逾越的無形鴻溝。
捶丸不僅是身處自然環境中人與自然的和諧、人際關系的和諧，更是參與者自身内心的和諧。
《知人章》：“觀心知己。内觀此心。則己之言行，亦可知也。心欲甯，心要靜定。志欲逸，志欲甯适”，“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
捶丸運動在實踐中涵養了宋明理學所積極倡導的理想人格。
五、結語
深入認知民族傳統體育項目是大衆自覺主動參與民族傳統體育項目和體育文化傳播與傳承的前提。
宋代是中國曆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的時代，寬松的政治環境、發達的商業經濟、平民化的社會表征為球戲發展提供豐厚土壤。
本文從時間、空間、參與人員、球戲裝備和規則等球戲關鍵要素出發，梳理彙總蹴鞠、馬球、步打球、抛球、捶丸發展規律，歸納宋代球戲文化特征。
汲取曆史智慧，切實成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的傳承者、守護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