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圖丨歐海
編輯丨雪梨王
萬聖書園把開業重張定在了2023年的最後一天。這次它搬進了商場裡——新店是上下兩層的格局，面積更大，空間和視野也更開闊，位于三層的店面擁有一整面朝東的落地窗。萬聖書園夾在兩家服裝店之間，大約十米之外，有一家電玩城。
書店暫停營業的日子裡，書商們從各地趕來支援，幫着把一架架的書打包、裝車、運輸，再重新上架；在年輕人聚集的社交平台上，使用者自發分享的圖檔、視訊夾雜着文字，雪片般湧入資訊流。
一家書店搬遷為什麼如此受人關注？就像莎士比亞書店之于巴黎，城市之光書店之于舊金山，在北京，萬聖書園是不折不扣的文化地标，也是這座城市的公共客廳。不确定的日子裡，人們來這裡找尋某種答案或慰藉。
書店開了30年，幾度遷址，并屢屢在挑戰中存活下來，并且“活得還算體面”。在一切都變得速朽的年代，這幾乎可以視作奇迹。
告别日
每年的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最熱鬧的日子。一撥又一撥的作家、學者、出版人會在這天擁進書店，三三兩兩地湊在緊鄰的醒客咖啡，或站或坐，熱情交談。書店取名“萬聖”，原本沒有什麼深長的意味，隻是淺顯的巧合——老闆劉蘇裡的生日恰逢萬聖節前夜，書店也在這一天誕生。
不同于往年店慶，今年10月31日是萬聖書園創辦30周年，也是它在成府路59号的最後一天。12月，它将搬進一公裡外的購物中心。
人們趕在最後一夜來告别。狹窄的過道裡擠滿了人，排隊買書的隊伍從收銀台一直延伸到廁所門口。氣氛并不傷感。店裡挂滿南瓜色紙燈籠、鬼臉和蜘蛛形狀的紙拉花，溫暖明亮。醒客咖啡一進門的長桌上鋪着印有黑貓“平安”畫像的橘色桌布，上面擺着蠟燭、蛋糕、葡萄酒和各種水果。在場的大多是熟面孔，他們天南地北地聊，時而哈哈大笑，時而又擺出端莊的姿勢，拉着劉蘇裡拍照。老闆娘張煥萍在一旁來回走動，挨個跟剛進門的朋友打招呼、擁抱，嘴角一直沒放下來。她個子不高，嗓門清脆，身穿一件大紅色襯衫，配一條黑色絲絨長裙。實在累了，就倚在門口，悄悄脫下一隻高跟鞋，踩在刻有“萬聖書園”字樣的石磚上休息。
作為書店經營者，劉蘇裡和張煥萍早就過了法定退休年齡，但比起書店那隻出名的黑貓“平安”——今年18歲，相當于一位80多歲的老人——夫妻倆還很年輕。每天出門前，張煥萍都會把“平安”抱在懷裡，臉貼住它的額頭，輕聲囑咐：“好好的，等媽媽回來”——她怕天黑回到家，“平安”就離開了。于是她一邊在心裡默默告别，一邊又計劃着，新店開業那天，要讓“平安”去跟新老讀者和店員們，再打個照面。
創辦于1993年的萬聖書園有種強烈的“old school”氣質。在這裡，書是真正的主角。店裡有八萬多種書，但其中超過一半的情形是，兩到三年才能賣掉一本。因為主營人文社科類圖書，萬聖書園也被視為中國當代學術思想的風向标。
光顧這裡的讀者多是知識分子和廣泛的精英階層。季羨林、何兆武、吳良镛、楊振甯、湯一介、樂黛雲、沈昌文、羅新、劉擎、周濂、劉瑜、羅翔、梁文道、馬家輝、許知遠……耳熟能詳的名字多得一口氣念不完。日子久了，醒客員工都了解了楊振甯喝咖啡的口味，見他走進來，就直接端一杯espresso過去。
成府路59号店（圖源：郭琛）
書店最早開在北三環西路三義廟，附近高校林立，人大、北理工、北外都在步行範圍内。而它真正成型是在成府街。這是一條東西向的小巷子，連通了北大東門和清華西門。書店搬到這裡，打通了與北大、清華的“血脈聯系”。再往後遷至成府路，背靠的藍旗營小區，是北大清華的教師宿舍。兜兜轉轉，萬聖書園始終沒有脫離自己的目标人群。
雖然開在學校邊上，但它幾乎從不打折。圖書品牌“甲骨文”的創始人董風雲上大學那幾年，每周末都會騎着自行車逛書店。路線一般是從人大一路向北，先經過海澱圖書城，再到萬聖。大部分時間裡，他去萬聖隻是看，偶爾也買，“有些貴的，就跑到海澱圖書城去買打折的。”董風雲隐約記得，“後來大概買到100塊錢，有個九五折，反正最低好像就是九折。”
新東方聯合創始人王強是在萬聖買書最多的讀者之一。1996年他從美國回來創業，驚喜地發現北京出現了一批接近國外獨立書店概念的民營書店，“我記得有三味書屋、風入松、萬聖，離我最近的就是萬聖。”打那起，他就成了萬聖的常客。剛開始騎着自行車去，後來開車去，像逛shopping mall一樣，每次都能一口氣買滿兩大袋子，塞進後備廂。
在他的認知裡，好像去書店就等于去萬聖。
“流動的盛宴”
或許可以這樣說，萬聖之于讀者就如同巴黎之于海明威：假如你有幸在年輕時到過這裡，那麼此後一生中不論你去到哪裡，它都與你同在。從這個意義上說，萬聖是一席“流動的盛宴”。幾乎每一年，都有新讀者變成老讀者，老讀者變成好朋友。
書店開在三義廟那會兒，作家李靜還在北京師範大學讀書。有天她在校園裡騎車，迎面碰上教日本文學的老師，“他說他去萬聖，北京最好的學術書店。”那是李靜第一次知道萬聖，“那時候店面不是很大，書也擺得很樸素。”
中國人民大學教授周濂對萬聖最初的記憶則是一輛中巴車。一個周末的下午，他去北大著名的三角地，遠遠地就看到一輛中巴車，門口放着一塊廣告牌，上面寫着一些書名。他好奇地鑽了進去。中巴車不大，裡面放滿了書，大多是學術著作，年輕的周濂買了一本維特根斯坦的《哲學研究》，“商務印書館出版的，白底黃皮。”
後來，萬聖搬到了成府街的一處小平房。“當時到萬聖看書的窮學生多得要死。”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蕭瀚說，年輕時有些書買不起，隻能站在店裡看，“别的書店可能看你老不買書就會趕你走，蘇裡他們絕不會。”萬聖開了30年，他在萬聖看了28年書。1995年，蕭瀚辭掉在老家的工作到北京考研，就住在北大東門外的成府街上，離當時的萬聖隻有50米。“那時候年輕，精力也充沛，雖然準備考試的東西我沒什麼興趣，但是看别的書，我的興趣高得要死。”幾乎每天，他都會去萬聖看書。時間久了，劉蘇裡忍不住跟他開玩笑：“你究竟是來考研的，還是研究考研的？”
沒有收入的日子裡，去不去萬聖也需要進行一番思想鬥争——去呢，兜裡沒錢，看到想買的書又不敢買，“感覺很不好”；不去呢，又擔心錯過那些好書，“書店跟菜市場不一樣。菜市場的菜每天都有，甚至可能是一樣的。但是書店裡的書，每種可能隻進幾本，今天不買，明天就沒有了。”有一次，蕭瀚攢了好幾天才去，一進門冷不丁碰上了剛出版的《國史大綱》，他咬着牙買了一套，“當時覺得用不了一天，别人就會把它買光了。”
萬聖書園一角
上世紀90年代中後期的成府街充滿了理想主義色彩和文化氣息。萬聖對面的雕刻時光咖啡館，經常會放些小衆新潮的電影，與萬聖一牆之隔的“閑情偶寄”，每周舉辦學術沙龍。
出了這條街，整個北京還是灰蒙蒙一片。1997年，董風雲從雲南大理考入中國人民大學。他回憶，當時的北京風沙很大，人大東側的白頤路還沒有改造成後來的中關村大街，沒有高樓大廈，“都是平房，樹木也不像現在這麼多”。雖然校園生活很美好，學生們的願景很豐滿，但整個社會還處在上一個時代的審美和氣氛之中，色調是灰暗的。
萬聖在這個特殊時期進入董風雲的視野。“這不就是我們一直在找的東西嗎？”他強烈地感覺到，這家書店有别于當時整個的社會風氣和生活氛圍，“是超前的，活色生香的”，“首先它有一個不一樣的小鬼Logo，進去以後完全像是一個書屋，一眼望去什麼書都想買，買完書還可以蓋一個藍色的章。”有時候他不買書，也願意去萬聖泡着。
那時候中關村一帶湧現出好幾家洋溢着人文氣息的書店。除了萬聖，還有國林風、風入松。風入松是北大哲學系教授王炜開辦的，周濂記得很清楚，那是個地下室，走進書店門口，擡頭就是海德格爾的名言，“人，詩意地栖居。”
但在董風雲的記憶裡，最好的書店就是成府街那家萬聖的樣子。“可能因為我們年輕時是那樣過來的，我們對那個時代的回憶，我們的青春，所有美好的東西，都留在了那間小平房裡。”
“偏執”的老闆
作為城市公共客廳，萬聖書園接待過的人既包括早年蕭瀚、董風雲這樣的窮學生，也不乏何兆武、吳良镛、楊振甯這樣的老先生。“許知遠自己開書店，可他老在我這兒買書。”劉蘇裡說，萬聖之外，他們是名人、是網紅。但在萬聖，所有人精神層面都是平等的，“都是萬聖的讀者。”
這其中當然也包括他自己。劉蘇裡家有五萬冊左右的藏書，每一本書都是從萬聖買回來的。王強問過他，擁有一家書店還用買書嗎？劉蘇裡的回答是肯定的。作為恪守商業規則的書店經營者，他需要把公私厘清楚。
但在王強的印象裡，劉蘇裡一直不太像書店老闆，而更像是一個資深讀者。他經常看到劉蘇裡戴着厚厚的眼鏡，在書店最深處的書架前翻一本哲學或是政治學著作，“你很少見到一個書店老闆是這樣的。”王強覺得，劉蘇裡就和書店那隻著名的黑貓一樣，“老是在書堆裡紮着，很有雕塑感。”
作家梁文道在文章中說，他每次到北京，一定要去萬聖報到，而且從來沒在那裡找不到自己要找的書，“很奇怪，它擺出來的書恰巧就是我想看的，而我不想看的，一本也見不着。”
“蘇裡自己就是個瘋狂看書的人，是以他知道市面上哪些書該看，哪些書不需要看但你得知道，還有哪些書付你錢你也不能看。”總的來說，蕭瀚覺得這位書店老闆還是寬容的，“他可能看不上這個人的書，甚至覺得這個人的學術、品格都不行”，但出于思想上的平衡和體系上的完善，有些書哪怕“隻具有零部件的意義”，也會被選入萬聖的書架。
李敖的書是個例外。蕭瀚問過劉蘇裡，萬聖為什麼一本李敖的書都沒有，得到的回答讓他至今記憶猶新，“我非常讨厭他，就是不賣他的書。”印象裡，這是蕭瀚唯一一次聽到劉蘇裡親口說自己不賣誰的書，語氣還很嚴肅，“他可能不喜歡李敖的文風——不厚道——而且不是一般的不喜歡，否則到不了這個地步。”
在蕭瀚眼裡，這是劉蘇裡骨子裡非常固執的一面。“萬聖能夠走到今天，有這樣的名聲、規模和象征性地位，都跟蘇裡的性格連在一起。他遠不隻是個賣書的，你說他偏執也好，堅持也好，總之他賦予了萬聖一個非常特别的靈魂。”
2020年店慶，也是老闆劉蘇裡60大壽（圖源：郭琛）
大多數人對劉蘇裡的第一印象都是嚴肅。他講話慢條斯理，配上東北漢子的高大身形，不怒自威。接受采訪時，劉蘇裡一落座就表明态度，“老問題我是不回答的。”
可真正聊起天來，他又像個憨态可掬的老頭。因為出生在烏蘇裡江畔，父母給他取名劉蘇裡。他是虎林這個縣級市第一個考到北京的大學生。聯考時，他原本填報的志願是淮北煤炭師範學院，沒想到放榜後收到一份教育部電報，說他的分數能上北大——那一年，他考了黑龍江省第13名，雖然數學隻有40分。
他前面的題都沒看，就做最後一道題，寫了三頁紙，最後給求證出來了，直角等于直角。熟悉劉蘇裡的人在一旁打趣，“估計老師也看煩了，給40分吧。”
排行榜
從北京大學國際政治系畢業後，劉蘇裡考入中國政法大學研究所學生院，攻讀政治學和公共行政學。盡管沒有成為一名著作等身的學者，但他一直在和書打交道。
李靜記得，萬聖開在成府街那會兒，有一天她去買書，看到劉蘇裡坐在門口，嚴肅又語重心長地跟一個大學生模樣的年輕人說話，“語氣很像一位嚴師，内容挺學術”。那時候她還不認識劉蘇裡，隻覺得這是一個“精神上自我定位超乎書店老闆的人”。
開書店的人大多都有幾分理想主義氣質。劉蘇裡的特别之處在于，他對書有着極其敏銳的判斷力。大部分書，他隻需要掃一眼作者、選題和目錄，再翻翻前言，幾分鐘就可以決定這本書能不能賣。
很多書都是這樣從萬聖走出去的。比如《曆史深處的憂慮》，這是作家林達“近距離看美國”系列的第一部作品。當時印出來七八千冊，三聯書店發行部的負責人找到劉蘇裡，“你幫着看看這書能賣嗎？”劉蘇裡翻了十來分鐘，說，“這是好書！這個作者太厲害了！”他當場采購了200本——1997年，這筆錢讓書店背負了不小的壓力。但劉蘇裡沒猶豫，“後來林達火到什麼程度大家都知道。”
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學者李碩的《翦商——殷周之變與華夏新生》。這部曆史學著作在去年10月出版，是萬聖當月推薦的新書之一。過去一年裡，它多次登上萬聖月排行的榜首，唯一一次沒上榜，是因為去年12月書店關門——當時萬聖的員工幾乎全員感染了新冠。
在出版業，萬聖的月排行和“年度圖書”具有極高權威性。“月排行是嚴格按照銷售量排序來的。”劉蘇裡唯一可以做調整的空間，是當銷量出現并列的情況，“比如第20名，可能有六七本書，我可以從中選一本。”算下來，書店老闆的個人意志大概占10%-15%，剩下的“都是讀者投票”。李靜還補充了這樣一個細節：如果是作者到萬聖買自己的書，無論買多少本，都隻算一本。在萬聖，買榜是不可能的。
萬聖書園排行榜2001-2023（圖源：小紅書賬号萬聖書園）
“早期免不了會夾帶私貨。”劉蘇裡有些不好意思，“張總（指張煥萍）接手管理之後已經杜絕這種現象了。”至于賣什麼書不賣什麼書，既不是追随市場潮流的結果，也不是劉蘇裡個人趣味能左右的，更多是“看學科需不需要”。他像搭建築一樣，為書店搭建了一套“産品體系”。
中間也不是沒有動搖過——有一兩年，學術思想類圖書“賣得不好”，劉蘇裡解釋，“實際上不是賣得不好，是因為你開始想賣别的品類的書了，沖淡了，資源配置設定就是那麼一個格局。我們不會追着讀者的興趣走，也不會不照顧讀者的興趣。與其說是照顧讀者的興趣，不如說是把着社會的脈搏。後來還是張總意識到，學術思想類的圖書依然是剛需，因為各方面形勢越來越差，人們想要從書中找答案。”
最近幾年，一些不易察覺的變化正在書店裡上演：有兩類圖書的銷量越來越突出。一類是科學人文，比如《量子實體如何改變世界》，老上榜。另一類是以《秋園》為代表的寫實類作品，“這些書替代了原來的那些時事評論。”劉蘇裡一一列舉，像《張醫生與王醫生》《鹽鎮》，包括羅新的《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漫長的餘生》，“9個月連續上榜，都排在前10名，有好幾個月都在第一第二，吓死了。”
“總指揮”
書店30周年店慶前，夫妻倆把1994年以來的年度圖書和2001年以來的月排行做成了一本紀念冊。“哎喲，看到有一些書上榜，我都替它不好意思。”劉蘇裡撇撇嘴，“沒辦法，那就反映了當時的社會風貌。”
紀念冊下印廠那天，張煥萍往微信群裡丢了幾張成品照片。周濂轉述梁文道的話，“印象中隻有美國的一家獨立書店幹過這事，國内絕無僅有。”在萬聖，印紀念冊這種大大小小的事務性工作，基本都是張煥萍在張羅。
劉蘇裡打了個比喻，“萬聖就像是一個樂團，張總是樂團裡的總指揮。”
工作很繁瑣，但張煥萍也有方法。她從來不召集員工開會，“有事說事，開什麼會啊。”在萬聖，員工會用最直接的方式彙報工作——每天早上老闆娘一進店，負責打掃衛生的員工就走到犄角旮旯，伸出手抹一下，再把手放在老闆娘面前，輕輕喊一聲“張總”，一句多餘的話沒有。張煥萍笑着回應，“好，可以”。
萬聖的員工學曆都不高，來的時候十八九歲，高中或中專畢業。張煥萍雖然要求嚴格，但很少發脾氣。員工犯了錯隻要能舉手承認，就不算錯。她也不允許員工阿谀奉承，萬聖是以沒有所謂的辦公室政治。私下裡，沒有她不管的事。員工生病、談婚論嫁、生小孩、父母去世，甚至是家裡人被抓了，她都跟着操心打點。大部分正式員工一幹就是十五六年，離職的員工則會在每年10月31日準時回來看看。有員工離開北京回了老家，張煥萍年年春節給對方打錢買豬崽。
對大多數萬聖員工來說，老闆劉蘇裡更像是一個模糊的精神象征。張煥萍或許沒那麼耀眼，沒那麼名聲在外，但誰都知道，離了這位老闆娘，萬聖無法成為今天的萬聖。
劉蘇裡常戴着厚厚的眼鏡，在書店看書（攝影：李北葵）
劉蘇裡也承認，萬聖活到今天，活得還算體面，張煥萍功不可沒。比如，很多人都認為是醒客咖啡一直養着萬聖，“其實它從開業第一天就沒掙過萬聖。”醒客開業之前，張煥萍就提出來，書店和咖啡是兩門生意，各養各的。二者之間恐怕唯一的聯系是在給咖啡取名這件事上——方法很簡單，從萬聖月排行裡挑一些好聽的書名，比如周濂《你永遠無法叫醒一個裝睡的人》，搬到醒客的菜單上就叫“裝睡”，“如果周濂、劉瑜（兩口子）的書都在上面，買兩杯就打折。”
在朋友們眼中，張煥萍直爽、幹練、熱情，能說會道且幽默風趣，總之是一個活潑的人。她給劉蘇裡嚴肅、深沉的世界開了一扇窗。紀念冊裡，劉蘇裡原本寫了一些“煽情”的、對妻子表示感謝的話，最後都被張煥萍删掉了。她說自己不需要誇獎。“萬聖是一棵樹，我就負責好好澆灌它。”她對自己的定位是職業經理人，做着自己喜歡的事，不習慣也不願意“以萬聖的名義”說話，“我沒那麼大能量，就跟蘇裡打架時勁頭足，哈哈哈。”
兩人都有主見，也難免有争執，但絲毫沒影響感情。南韓出版家金彥鎬在《書店東西》一書中，摘錄了一段張煥萍2014年12月31日的日記：
“夫妻店好開也不好開，二十四小時在一起工作、生活的夫妻，凡不抓狂的，或是有暖男，或是有憨妻。我們倆的性格都強。劉蘇裡一身的大男子氣，我這個被逼出來的‘沒頭腦’，經曆了多少隐忍，那就不提了。好在蘇裡是有檢討力的人。比如當他發現他管不好錢時，就對錢再也不過問。日常生活中，我們常因為性格都太強而吵嘴，但是奇了，在工作上，在對待公共事務上，我倆很少分岐。我們有明确分工，他管采購和‘外宣’，其他的事我管，且互不幹涉内政。劉蘇裡和我都認為，萬聖的‘勝’和‘盛’都在書，我們隻懂書，不能做别的。是以萬聖走到今天，書仍是如此豐盛。”
總有人正年輕
“貓吃晚飯了嗎？”告别日的晚上，10歲的布谷關心起書店裡的貓。她是周濂和劉瑜的女兒，眼睛大大的，紮着兩條麻花辮，身高快要追上一旁的劉瑜。就在剛剛，大家分蛋糕的工夫，新任店貓叢叢懶洋洋地鑽出桌子，從布谷腳邊溜走了。
在萬聖書園，貓的元素無處不在——印在桌布和帆布包上、挂在牆上，張煥萍的微信頭像也是一隻思考的貓。
黑貓“平安”是萬聖書園最著名的貓之一。它來的時候隻有兩個月大。那天剛好是平安夜，張煥萍脫口而出給它起名“平安”。之後的日子，“平安”長得比别的貓都快，大家就開始叫它“大平安”。
張煥萍的日記裡提到過一個細節，“和蘇裡到店後一般我在收銀台看資料，他到辦公室開電腦。我當然會先撫摸書台上的平安，告訴它：‘去看看爸爸吧，爸爸來了。’平安便常常輕啊一聲，踱着貓步款款地，穿過長長的書架通道去辦公室視察。它知道爸爸來店裡要做訂書單，長年累月地堅持，也挺辛苦的。它知道給人以安慰，更知道這種時候它去比媽媽去更管用。常常會聽到從蘇裡辦公室傳出：‘哎呀，我們平安來啦，爸爸的大平安呢！’多少艱難與煩惱，都雲散了。”
艱難和煩惱不是沒有過。疫情期間，人出不了門，書店的讀者也少。最難的日子裡，劉蘇裡心生退意。兩年前，朋友們約着去郊外“放風”，晚上大家聚在院裡燒烤，他大概是說了幾句喪氣話。“我們當時都力勸他不可以關門，這麼多讀者這麼多年跟着你，再難也要堅持下去。如果資金上有問題，我們可以衆籌。”周濂記得，劉蘇裡當時态度很堅決，衆籌是不可能衆籌的，“這不是一個很健康的書店和讀者之間的關系。”
2023年10月31日深夜，店員撫摸店貓劉叢
“平安”退休後，接班的是一隻長得像海盜的小花貓“叢叢”。它更年輕，也更懶，用劉蘇裡的話說，“懶到家了”。搬遷前一晚，收銀台前排隊的讀者一直沒有斷過，接近午夜，徘徊不肯走的大多是附近學生。而此刻叢叢已經癱倒在地，任由店員随意撫摸、擺弄。
營業時間早就過了，還有人往書架前面沖。那是個年輕女孩，一頭淺綠色長發，鼻子上架着一副眼鏡。張煥萍在門口叫住她，抱歉地說，“不好意思，閉店了”。女孩怔了一下，轉身走開，過了一會兒又舉着手機跑回來，像是急得快要哭出來，“我就找一下這本書可以嗎？”張煥萍心一軟，“進去吧”，并招呼店員幫女孩找書。
年輕讀者越來越多。這種變化始于書店上一次搬遷。當時為這事，王強沒少在背後奔走牽線——前一個店址租約到期，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去處，最壞的打算是關門。王強聽了，當即在飯桌上表态，“我雖然不開書店，但是看看能不能做點什麼。”之後他便想辦法托人幫忙，2012年年底，書店向東挪了198步，從成府路123号搬到了59号。
那兩年正好碰上全國範圍内獨立書店的倒閉潮，很多書店都以“尋求新位址”為由歇業，但很少真的會重張。怕讀者擔心，張煥萍就在微網誌上“直播”搬家過程，隔些日子發幾張照片，報告裝修進展。“那時候微網誌還是最熱鬧的，那些所謂的大V帶動了一批以前不知道萬聖的新讀者。”
自那以後，萬聖40歲以上的讀者比重從七成掉到了三成，而30歲左右、掙到錢的進階白領、職業經理人和IT創業者一躍成為這家書店的主力客群。2016年，自媒體作者小西受當時的機關委派，到北大進修。一天傍晚，他被同學帶到萬聖，燈光昏黃，書架通天，他甚至能聞到書散發出來的氣味，“像木頭的香味”。小西覺得自己像是走進了《哈利·波特》中的“奧利凡德魔杖商店”。他從書架上抽出一本伽利略的《關于兩門新科學的對話》，一口氣讀了下去。
“我當時覺得這本書就是我的魔杖。”那是小西第一次意識到，伽利略不僅是一個天文學家，還是一個“相當偉大的文學創作者”。之後每到周五，他都要去一趟萬聖，“随便看哪本書，總會有點啟發”。有時候隻是粗略地逛一圈，“接觸一下最前沿的（學術思想）潮流”。小西覺得，這是圖書館提供不了的視角。
“資訊時代的主題是揀選，要從大量龐雜的資訊中選擇有效的資訊和知識，如果碰到懂行的書店老闆，幫你過濾一些書，會大大節省你的時間。”在小西看來，關于“人們是否還需要實體書店”這個問題，萬聖給出了答案。
2023年10月31日，萬聖書園閉店後
最近這段時間，萬聖書園陸續在一些新興的社交平台上開了賬号。10月份，劉蘇裡還做了三場直播。
劉蘇裡說，他們一直想找一條有萬聖特點的賣書管道——既不想學傳統電商，“據說傳統電商現在已經落後了，屬于外婆級的”；又不想去吆喝，“像一些小商家就靠打折”。這樣看來，新興社交平台的出現就成了契機，“轉悠了幾天了，我發現它的玩法有點像微網誌，這個我有經驗啊。”他嘿嘿一笑，“還得再觀察觀察。”
眼下他最放心不下的是貓。新店開在購物中心，書店裡養貓或許不再可行，“這可能是最終最大的遺憾，還在交涉。”至于書店的未來，他覺得沒什麼好擔心的。成府路59号最後一夜，将近零點，門口還聚集着些許年輕人，遲遲不願離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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