醉駕新規今起施行，提案者回應争議

醉駕新規今日起施行。

18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司法部聯合釋出《關于辦理醉酒危險駕駛刑事案件的意見》（以下簡稱2023年版《意見》）。《意見》于2023年12月2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檢察院 公安部關于辦理醉酒駕駛機動車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幹問題的意見》（法發〔2013〕15号）（以下簡稱2013年版《意見》）同時廢止。

《意見》中，80毫克/100毫升、150毫克/100毫升兩組數字引發關注。從“80”到“150”，醉駕入刑的标準變了嗎？刑事追究标準的提高是否代表醉駕管理的放寬？新規施行将對地方執法、司法有何影響？近日，中新網對話中國醉駕入刑提案者，第十一、十二屆全國政協委員，四川鼎立律師事務所律師施傑，作出專業解讀。

資料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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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場悲劇與一件提案

2010年全國兩會期間，全國政協收到了一件名為《關于增加危險駕駛類新罪名的建議》的提案，這一提案源于因醉駕導緻4人死亡、1人重傷的“孫偉銘案”。2009年5月，法院以危險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對孫偉銘判處死刑，立即執行。

作為該案的二審律師，施傑向中新網回憶道，事後，剛步入而立之年的孫偉銘談到自己很後悔，後悔給受害者和家人造成傷害，也後悔自己的理想和前途因為幾杯酒毀于一旦。“這個案件對我的沖擊特别大，當時我在想，這個世界上有沒有後悔藥？答案是沒有的，因為法律是看結果的。”

從那之後，作為全國政協委員，施傑開始思考推動立法的調整，着手查詢資料、多方調研，希望盡可能避免悲劇再次發生，減少因醉駕造成的傷害以及社會管理成本。

施傑“醉駕入刑”提案的受到全國人大常委會的高度重視及采納。2011年2月，《刑法修正案（八）》獲得通過，并于當年5月開始施行，危險駕駛罪正式被納入大陸《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

施傑談到，改革開放以來，汽車快速進入人們的生活，與中國傳統酒文化之間發生了沖撞。醉駕入刑之前，《道路交通管理條例》（後被取代為《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有相關規定，但無論酒駕還是醉駕，都屬于行政處罰的範疇，扣分、罰款，最為嚴厲的也就是吊銷駕照半年或行政拘留15天。那時，酒後駕車是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人們雖然知道酒駕是一種違法行為，但對這種行為可能給自己和他人造成什麼後果沒有太多認識。

醉駕入刑十餘年來，“開車不喝酒，喝酒不開車”已經成為全國人民的普遍行動與共識。2021年4月，公安部公開資料顯示，2020年每排查百輛車的醉駕比例比“醉駕入刑”前減少70%以上。在機動車、駕駛人數量保持年均1800萬輛、2600萬人的高速增長情況下，全國交通安全形勢總體穩定，酒駕醉駕肇事導緻的傷亡事故相比上一個十年減少了2萬餘起，挽救了數萬家庭免于破碎、返貧。

在施傑看來，這兩組一升一降的資料，代表着醉駕入刑成為了老百姓心中敬畏法律的典範。

02

科學調整而非放寬管理

近日，一些輿論對2023年版《意見》中關于醉駕入刑标準的問題産生質疑，對此，施傑作出了回應。

2013年版《意見》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屬于醉酒駕駛機動車，依照刑法第一百三十三條之一第一款的規定，以危險駕駛罪定罪處罰。

2023 年版《意見》第四條規定，在道路上駕駛機動車，經呼氣酒精含量檢測，顯示血液酒精含量達到80毫克/100毫升以上的，公安機關應當依照刑事訴訟法和本意見的規定決定是否立案。對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不認為是犯罪的，不予立案。

第十二條規定，醉駕具有下列情形之一，且不具有本意見第十條規定情形（從重情節）的，可以認定為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依照刑法第十三條、刑事訴訟法第十六條的規定處理，其中包括血液酒精含量不滿150毫克/100毫升的。

第十四條規定，對符合刑法第七十二條規定的醉駕被告人，依法宣告緩刑。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一般不适用緩刑，其中包括血液酒精含量超過180毫克/100毫升的。

施傑對中新網表示，對于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兩次司法解釋，最核心的一點就在于入刑标準從“80”調整到了“150”，他認為，除15種從重情節外，醉駕入刑标準發生了實質性地調整，但這不意味着對醉駕管理的放寬。

施傑認為，人們對于80毫克/100毫升的血液酒精含量的承受能力如何，超出這一标準後是否會導緻行為失控，是否會在《刑法》意義上對不特定的多數人造成危害，應該有非常嚴密的科學認證。醉駕入刑後，施傑一直在思考這一問題，也曾在兩會提案中建議，酒駕和醉駕酒精含量判斷标準可依據實際情況科學調整。

“這一調整應該是根據十幾年的司法實踐和科學認定作出的，從當下來看是較為合理的。”施傑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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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統一執法司法标準

除科學調整醉駕入刑基準線外，施傑對中新網表示，2023年版《意見》更加明晰了量刑标準。

2017年5月起試行的《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常見犯罪的量刑指導意見(二)(試行)》對醉駕型危險駕駛罪的量刑作出規定：“對于醉酒駕駛機動車的被告人，應當綜合考慮被告人的醉酒程度、機動車類型、車輛行駛道路、行車速度、是否造成實際損害以及認罪悔罪等情況，準确定罪量刑。對于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予定罪處罰；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

之後，多地陸續出台相關規定。例如，浙江省于2019年出台的《關于辦理“醉駕”案件若幹問題的會議紀要》規定：“醉酒駕駛汽車，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且認罪悔罪，符合緩刑适用條件的，可以依法适用緩刑。酒精含量在 170mg／100ml 以下，認罪悔罪，且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犯罪情節輕微的，可以不起訴或者免予刑事處罰。酒精含量在 100mg／100ml 以下，且無上述 8 種從重情節，危害不大的，可以認為是情節顯著輕微，不移送審查起訴。”

施傑認為，危險駕駛罪是“行為犯”，隻要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就構成犯罪。是以，對于醉駕，應強調的不是造成了何種後果才追究責任，而是要将這種行為制止在危害發生前，即隻要血液酒精含量達到一定程度，就判定若放任這一行為極有可能對他人造成傷害，并進行法律制裁，進而形成一條不能碰的高壓線。

“然而，各地标準不一，在司法實踐當中開始不斷松綁，實際上根據醉駕的危害後果來量刑，出現了司法亂象。新規的施行，意味着‘兩高兩部’承擔了統一醉駕量刑标準的責任。”施傑指出。

醉駕入刑以來，“浪費司法資源”的觀點不絕于耳。施傑依然認為，簡單談司法成本就會出現一個個新問題，不能以降低司法成本為由犧牲生命安全，關鍵在于，應在嚴格執法司法、盡可能避免傷亡事故發生的同時，跟進司法解釋，科學界定人們對血液酒精含量的承受能力，并統一醉駕管理标準。

據中新網 K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