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崗
高崗妻子李力群
2009年8月29日，高崗的半身銅像在陝西省橫山縣武鎮鄉高家溝村高崗的故鄉落成。據有關報道介紹，參加者有百姓逾千人。這個曾經跟随劉志丹，參與建立中共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的曆史人物終于魂歸故裡……
“跟定志丹鬧革命”與高崗三次遇險
高崗，原名高崇德，字碩卿，自小家境貧寒。高崗的降生給家裡帶來了一線希望，全家節衣縮食供他讀取橫山第一進階國小。在橫山高小期間，高崗積極參加學生運動，擔任學生自治會主席并是以被高小開除。但他很快又被著名進步人士、時任榆林中學校長的杜斌丞招收入校。榆林中學和“綏德四師”（綏德第四師範學校）可謂陝西革命史上的政治搖籃，後來名震西北的革命領袖劉志丹就是從榆林中學走出來的。進入中學的高崗可謂如魚得水，頻頻參加校内的進步活動，引起了校内中共黨組織的關注。
1927年，高崗赴西安中山軍事學校學習。該校是中共黨組織為培養軍政人才而倡導成立的，當時由共産黨員史可軒任校長，鄧小平任政治部主任。1927年春，高崗加入中國共産黨，此後，高崗在黨組織的上司下，舉辦農民運動通俗講習所，成立農民協會，并在佳縣、吳堡一帶組織群衆抗糧抗捐。1929年起，高崗被派往陝西地方軍閥部隊開展秘密兵運工作。
高崗前往的是蘇雨生部的王子元團。蘇雨生本是土匪頭子，被馮玉祥招安後改編為師，在“有槍便是草頭王”的年代裡，蘇雨生為了不讓同類吞并，不斷擴充私人武裝。中共地下黨組織利用這個機會，把高崗、張秀山等一批骨幹派了進去，也是在這次兵運工作中，高崗結識了劉志丹。對劉志丹的膽大心細、智勇雙全，高崗一直欽佩不已。從這時起，高崗在以後的歲月中幾乎從不間斷地追随劉志丹，為中共在陝甘邊地區播散火種不停奔走。高崗曾寫過一首詩，原稿已經遺失，隻有兩句流傳了下來：“跟定志丹鬧革命，一心向着共産黨”——這應該是高崗當時的真實寫照。
高崗在蘇雨生部擔任了一段學兵隊的隊長，同時兼任中共秘密黨組織特别支部委員、副書記。其間曾被捕一次，經營救後獲釋，這是高崗參加革命以來的第一次遇險。
劉志丹曾經說過：“利用軍閥是暫時的，利用軍閥的公開名義是搞不成的，準備好了條件，我們就單出去搞”。（王世泰《“九一八”以前志丹同志的軍事活動》）随着劉志丹政治、軍事思想的日漸成熟，中共上司下的紅軍遊擊隊在陝甘邊地區也日趨活躍。1932年5月10日，劉志丹被任命為中國工農紅軍陝甘遊擊隊總指揮。“梁掌會議”決定：紅軍遊擊隊整編為兩個步兵大隊和一個騎兵大隊，其中劉志丹第二大隊的兼職政委後來由高崗擔任。1932年5月，在臨真鎮戰鬥中，高崗由于自身原因導緻指揮不利，被撤銷職務。稍後，高崗調回中共陝西省委協助賈拓夫工作。
1933年7月28日，高崗第二次遇險。這一天，賈拓夫、袁嶽棟（中共陝西省委書記）、杜衡（中共陝西省委常委，曾任中共陝西省委書記、紅26軍政委）和高崗在西安騾馬市福盛樓飯館吃飯，研究西北抗日義勇軍王泰吉起義事宜。卻被已在1933年6月叛變的原中共陝西省委組織部部長程建文發覺，程随即帶領特務前來抓人。賈拓夫利用算賬的機會逃脫；高崗推開人群，繞道跑開；袁嶽棟、杜衡則被捕叛變，供出他們知道的所有中共陝西黨、團組織，使得全省的秘密組織遭緻重大破壞。而此前，在紅26軍主持工作的杜衡竟然排斥劉志丹，以所謂“百分之百布爾什維克”自居，這給高崗留下深刻印象。從此，他對這類教條主義者深惡痛絕，即便後來王明以共産國際的“欽差大員”身份莅臨陝北，高崗也毫不掩飾對他的輕蔑。
1933年8月14日，中共陝甘邊特委、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在耀縣陳家坡召開聯席會議，讨論要不要恢複紅26軍的問題。會議最後決定，聯合組成陝甘邊紅軍臨時總指揮部，由王泰吉任總指揮，劉志丹任副總指揮兼參謀長，高崗任政治委員。
1934年7月28日，在南梁閻家窪子村召開了陝甘邊特委、紅26軍、陝甘邊遊擊隊總指揮部和陝北遊擊隊總指揮部聯席會議。會議上，紅26軍被指責犯了“右傾機會主義”、“逃跑主義”、“梢山主義”、“槍杆子萬能”、“ 濃厚的土匪色彩”等錯誤。高崗在會議上再度被撤職，丢了42師政委的頭銜。關于高崗的這次職務變化，張策（原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曾回憶說：“雖然受到了一大堆批評指責，陝甘邊特委的上司同志還是以德報怨，贈送了許多槍支經費，特别是把紅42師政委的位置讓了出來，由謝子長暫時代理，并派紅42師的部分主力紅3團到陝北協助作戰。”（張策《我的曆史回憶》，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可見，此次高崗被撤職的背景并不單純。
1935年2月5日，陝甘邊、陝北兩特委的聯席會議召開，中共西北工委、西北軍委先後成立。西北軍委主席由劉志丹擔任，副主席為謝子長、高崗。
就在西北革命形勢進一步高漲時，“左傾肅反”的狂飙悄然降落。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到了西北以後，聽信了有人對劉志丹、高崗的誣陷：“劉志丹、高崗一貫右傾，犯了右傾取消主義錯誤。高崗政治上弱，沒有能力，教育程度低，最調皮搗蛋，開過小差。”上級對劉志丹、高崗産生了懷疑。有一次，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找高崗談話，說是準備清理西北蘇區的“右傾取消主義”，被高崗一口回絕：“我們這裡就根本沒有什麼右傾取消主義！”1935年9月17日，在中央代表團負責同志的主持下，西北軍委改組，劉志丹不再擔任主席，高崗也不再擔任副主席。稍後成立的紅15軍團中，高崗被任命為政治部主任，對于這一任命，高崗表示不滿，遭緻批評。
1935年10月1日，陝北“肅反”拉開帷幕，這是高崗生平中的第三次遇險。高崗原來同紅15軍團政治部副主任郭述申住在一起，勞山戰役結束後不久，高崗即被逮捕。遭五花大綁的高崗碰見了紅15軍團團長徐海東，他對徐說：“說我是反革命這是愧心，前次紅軍打垮了，我化裝木匠逃回陝北又組織紅軍，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紅15軍團的政委叱責高崗，高崗不服，兩人吵了起來。一向待人寬厚的徐海東默默走開，自己在門外流了一陣眼淚，無話可說。（吳殿堯，宋霖《朱理治傳》，中共黨史出版社2007年版）
這次“肅反”造成的影響很壞，對西北蘇區的破壞程度也很大，幸而中共中央和毛澤東及時趕到，才把劉志丹、高崗、張秀山、習仲勳等人從左傾暴力的屠刀下解救出來。随着中共中央确定把革命的大學營放在西北，高崗本人的政治生涯也翻開了新的一頁。
毛澤東稱高崗為“我們的老高”
高崗獲得平反以後，擔任三邊特委軍事部部長。一開始，習仲勳、張秀山、高崗等一批原陝甘邊的骨幹力量在工作安排上一般說來是偏低的。李維漢回憶道：“由于‘左’傾路線沒有清算，陝甘邊蘇區的地方幹部和軍隊幹部仍然戴着右傾機會主義的帽子。是以對他們的工作配置設定，一般是不公正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版）但是，這一現象很快被毛澤東發覺，并且得到了根本的糾正。
胡喬木說過：“本地幹部、外來幹部的關系問題，毛主席一直非常強調。”（胡喬木《胡喬木回憶毛澤東》，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所作的口頭報告中專門指出：“要像看待自己的兄弟姐妹一樣看待本地幹部。”為什麼這樣說？這與毛澤東本人作過嚴密的調查研究有關。
毛初到陝北後，聽到一些閑話：“陝北人隻能建立蘇區，不能當紅軍。”等等。随即他便發現了問題所在，提倡“我們要把窗戶打開，讓空氣流通，聽聽消息，聽聽輿論，有缺點有錯誤的改正一下。”（《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共黨史資料》第48輯）毛澤東還特别提出：“隻有本地幹部大批的成長起來了，并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才能生根成長，否則是不可能的。”（《我的一生——師哲自述》，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由此，高崗的職務開始有了新的變化。1938年11月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決定成立中共西北工作委員會，由張聞天負責，成員包括高崗、肖勁光、謝覺哉、李維漢、賈拓夫、王若飛、高自立、李富春，該委員會全權負責西北五省區的白區工作和少數民族工作，權力較大。1941年5月13日，中共中央書記處正式發出關于成立西北局的通知，高崗任書記。
毛澤東很注意調整本地幹部與外來幹部的關系，這些幹部中也包括高崗。一次，毛澤東将著作《論持久戰》交給八路軍留守兵團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莫文骅想多讀幾遍，沒有來得及下發傳達，就被高崗告到了毛澤東那裡。莫文骅非常不高興，說了一些對高崗的意見，毛澤東則正告莫文骅：“你們駐在陝甘甯邊區要好好注意搞好與高崗的關系，你知道，中央的政策，高崗不點頭在邊區是行不通的。”（莫文骅《終生難忘的懷念》，《中共黨史資料》總第41輯）
陝甘甯邊區中央局成立時，毛澤東指出：“高崗的意見應成為主要的意見。”邊區百姓親熱地叫高崗為“咱們的高麻子”，胡喬木就此寫到了《解放日報》上，毛澤東看到以後改成了“我們的老高”。1953年東北人民出版社就以“咱們的老高”為題編撰了一本小冊子《咱們的老高——高崗同志在陝北的一個故事》，一度流傳甚廣。
後來，高崗參加了延安整風運動。1942年10月19日，西北局高幹會議正式召開。會議曆時88天，毛澤東親自參加會議的開幕式和閉幕式，并作了重要講話，朱德、劉少奇、任弼時、陳雲、彭真等中央上司人也紛紛到會講話，任弼時專門負責指導。這次會議規格之高、時間之長在黨史上是罕見的。
11月17、18日，高崗在高幹會上作了題為《邊區黨的曆史問題檢讨》的報告。數月後，這份報告被列為延安整風的重要檔案之一。1945年7月，根據中央的訓示，西北局在延安召開了西北黨史座談會，第一次大面積地觸及了西北黨史上的一些敏感話題。也就是在這次會上，西北革命根據地上司人的曆史地位排列上書寫了高崗的名字，最後确認的排名順序是：劉志丹、謝子長、高崗。毛澤東在中共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中指出：“這個邊區是高崗同志他們一手搞起來的”。（《毛澤東在中國共産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口頭報告》）
黨史上對于西北局高幹會議曆來有一些争議。原中共中央顧問委員會副主任李維漢曾經總結評價道：“第一，1942年西北局高幹會的路線是正确的；第二，高崗在邊區黨委和西北局的工作是執行中央路線的。”（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而由原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主任逄先知、副主任金沖及主編的《毛澤東傳1893－1949》也對劉志丹、謝子長、高崗這一排名再度作了科學的論證：“陝甘甯邊區是在劉志丹、謝子長、高崗等建立的西北革命根據地的基礎上建立起來的。”1945年召開的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高崗當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開始向一生的政治頂峰邁進，但也有人對高崗的擢升表示了不同意見。
毛說過：“高麻子這人能幹事”
高崗頗有工作能力。毛澤東曾對秘書葉子龍說過：“高麻子這人能幹事。”（《葉子龍回憶錄》，中央文獻出版社2000年版）1937年底，王明、康生返國，王明被譽為 “昆侖山上下來的神仙”，高崗卻異常反感這些教條主義者，在背後提醒說：“原來我們以為蘇聯飛機給我們帶來了什麼好東西，卻不知道原來是禍從天降！”（《我的一生——師哲自述》）而作為旁觀者的蘇聯駐延安觀察員弗拉基米洛夫也說高崗是一個“能幹的、意志堅強的人”。1941年6月3日，陝甘甯邊區政府召開縣長聯席會議，延川縣代理縣長李彩雲被突如其來的雷電擊死，事後在集市上有個農民說了一些過激的話，保安處知曉後即拘捕了這個農民。高崗把這一消息告知毛澤東，毛澤東摸清情況後，作出了正确的決定，減輕了邊區農民的負擔。（《我的一生——師哲自述》）
1943年4月28日，中央政治局在讨論任弼時送出的《特務活動與中央對特務的鬥争》的報告時，決定成立一個在中央書記處上司下的反内奸鬥争專門委員會，成員有劉少奇、康生、彭真、高崗，劉少奇任主任。
高崗在“反内奸鬥争”中還是比較注意方式和火候的，他指出：“反特鬥争要堅決采取群衆反奸路線與公開合法鬥争方式；應嚴格差別黨内反特鬥争與黨外反特鬥争，穩定多數、打擊少數。已經逮捕審訊清楚并有改悔表示的可以釋放，少數必須槍斃的也暫不槍斃。”（高崗、周興緻習仲勳、師哲電——與敵特作鬥争的訓示，《中共中央西北局檔案彙集1941－1945》）當康生推行的“審幹”、“搶救”等極左的政治運動進入白熱化時，高崗主動向毛澤東彙報了實情：“西北幹部都是一塊戰鬥過來的，怎麼能同特務聯系上？”（《我的一生——師哲自述》）由于周恩來、任弼時、張聞天、徐特立、高崗等人的如實彙報，引起了毛澤東的高度重視，進而一舉中止了“搶救運動”，赢得了幹部群衆的歡迎。
抗戰結束後，毛澤東把戰略目光投向了東北，為此專門成立上司機構——中共中央東北局。派出大量幹部前往東北，高崗也加入了這一行列。1945年6月16日，中央來電，全面改組東北局上司層。以林彪為東北局書記、東北民主聯軍總司令兼政治委員，彭真、羅榮桓、高崗、陳雲為副書記兼副政治委員。
6月24日，高崗兼任東北局秘書長，成為林彪在東北地區的主要助手。1949年3月11日，高崗正式就任東北局書記。
在高崗主導東北期間，東北地區的工業經過三年多的恢複，在1952年工業生産總值已經超出曆史上最高水準（1943年）10%以上。而農業生産也與曆史最高水準相近，百分之六七十的農戶已經上升為中農，其中一部分即20%還是富裕中農。嚴濟慈後來回憶說：“金雞報捷，始自東北，三年國民經濟恢複，新中國的工業與科研，也可以說是在東北首唱建設之歌。”
除了狠抓工農業生産，高崗還在用人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以“誠招天下士、廣攬四方才”來形容東北局的用人政策并不過譽。東北解放後，大批幹部被抽調入關，人才儲備出現了真空。
針對這一現狀，高崗積極采納陳雲、張聞天的建議，不僅派專人到北京、上海、武漢、南京等大城市招聘知識分子，動員一些著名大專院校的畢業生到東北工作，本人還親自在黨代會上作《站在經濟建設最前面》的報告，号召“幹什麼學什麼，幹什麼就成為内行，成為專家”，鼓勵技術人才脫穎而出。經過三年的不懈努力，截至1952年，東北培養了10萬餘名新生幹部投入一線，稍後培養出來的8萬多名勞工幹部也成為工業戰線的骨幹。高崗還同張聞天研究，請張出面起草了一封緻斯大林的信，報經中央審批，信中提到了請蘇聯對東北地區施以援助。1949年7月，高崗随同劉少奇訪蘇，代表東北人民政府與蘇聯政府簽署了12個月的易貨貿易協定，蘇方派出近200名專家來華支援建設。
高崗的用人雖有所偏狹，但在東北時期至少保持了一部分“五湖四海”的優良傳統。他不以“山頭”為唯一依歸，強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不搞論資排輩”。像馬洪、華明、安志文等人都是在高崗身邊工作過，并被一點點發現培養起來的。對于那些因為黨内鬥争而坐了“冷闆凳”的老同志、“老資格”，高崗也不避忌諱，一體信用。
例如張聞天，他雖在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實際上已沒有多少權力。但高崗對張聞天很尊重，稱他是“翰林”，認為張聞天有學問、有能力，在制訂很多重大方針、政策時都請張聞天過目或起草。高崗甚至還提議張聞天重新擔任東北局組織部部長，但被劉少奇否決，因為劉認為張聞天是“教條主義者，不能管黨”。（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張明遠《我的回憶》）
凱豐（何克全）是“二十八個半布爾什維克”之一，在1947年以後，凱豐逐漸淡出高層，以後擔任了中共沈陽市委書記，高崗對他仍舊很尊重，看重他的理論水準。對于在工作中有分歧的上司幹部，高崗還表現出難得的寬容。他和張秀山是多年的戰友，在一些問題上各執己見，甚至到了争吵的地步。有的人看到了，對張秀山說：“你怎麼跟高主席這樣争吵”，張秀山則說：“有不同的意見就要争論，在紅26軍、在延安時，讨論問題經常是這樣的。”這說明高崗并沒有把彼此争論問題時持有的态度帶到個人看法上。林楓在彭真的去留問題上與林彪、高崗有很大的異議，但就是這樣，在高崗行将離開東北時，卻囑咐張明遠說：“由林楓主持東北局的工作，由他管全面。”（張明遠《我的回憶》；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
有人曾在背後說高崗上司的東北局是“西北局搬家”，劉少奇針對這一不負責任的說法批評道：“東北局的幹部是中央調配的，不是高崗自己拉去的。”并請東北局組織部副部長陳伯村轉告高崗，不要聽那些閑話，更不要是以而背包袱。（張明遠《我的回憶》）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高崗當選為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1951年11月5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員會第13次會議決定增補林彪、高崗為人民革命軍事委員會（即當時的中央軍委）副主席。是時，黨内上司人兼任軍委副主席的隻有劉少奇、朱德、周恩來、彭德懷四人而已，高崗跻身其中，說明了他的分量。
上世紀50年代初，抗美援朝戰争爆發，高崗坐鎮大後方，殚精竭慮為協助彭德懷的前方作戰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彭德懷獲得北韓最高勳章——一級國旗勳章後，在志願軍黨委會議上說：“如果論功行賞的話，這個勳章從大後方講應該給高崗，從前方講應該給洪學智，我隻是作為代表去接受這枚勳章的。”（洪學智《洪學智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後來軍内還流傳一個有關高崗支援前方志願軍戰士吃“炒面”的笑話。
1953年6月16日上午，秦基偉奉命去見毛澤東，毛澤東問及志願軍戰士的吃穿問題，說戰士們作戰很苦。秦基偉說：“戰士們都說毛主席對我們最關心，專門給高崗副主席打電話，叫給志願軍吃好點。高崗副主席聽錯了，聽成讓給志願軍吃炒面，是以志願軍天天吃炒面。”毛澤東信以為真：“我沒有這樣說呀。”秦基偉說：“是戰士們講高崗副主席的俏皮話，算是個笑話。”毛澤東聽後大笑：“還是不願吃炒面啊。”（秦基偉《秦基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2007年版）
高崗雖人在東北，卻對身處北京、操勞國務的毛澤東的身體健康極為惦念。有一次，他打了一隻老虎，用虎骨泡酒專程送給毛澤東滋補。毛澤東看後，說了一句：“這個高麻子。”這些虎骨酒的下落後來在聶衛平回憶胡耀邦的文章中找到了答案：“當時，胡耀邦見我把茅台酒留給了中國足球，便又送給我一瓶虎骨酒。這瓶虎骨酒也頗有些來曆：五十年代初，高崗還在當‘東北王’時，曾親手打死一隻老虎。他用老虎的骨頭泡了一壇酒，并将這壇酒送給了毛澤東主席。
不知出于什麼考慮，毛澤東叫人将這壇酒埋在了地下。幾十年來風雲變幻，當年埋酒的人早已不知去向，這件事似乎也已被人遺忘了。直到粉碎‘四人幫’後，在清理毛澤東的遺物時才發現這壇酒。酒封得好好的，上面還有個說明，這樣人們才知這壇酒的來曆。後來酒被分成了十幾瓶，分别送給了當時中央的老同志，胡耀邦也分得一瓶。然而，平易近人的胡耀邦又把這瓶酒轉送給了我，怎不令人感動！”（聶衛平《圍棋人生》，中國文聯出版社1999年版）
毛又指出：“高崗聽不得反對意見”
然而，伴随着高崗優異工作能力的還有他的一些缺點和缺陷，從某種意義上說，他的負面與他的正面同樣突出。
建國後，毛澤東一次同羅榮桓談及高崗時指出：“高崗聽不得反對意見。”（《羅榮桓年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李銳作為高崗的秘書和助手，因長期接觸，對高崗的缺點看得一清二楚。1950年，他與黃克誠坦率談及高崗：“其一，此人根本不讀書，文化也低；其二，生活作風太亂；其三，用人搞小圈子，對不喜歡的幹部排斥甚至記仇。”（宋曉夢《李銳其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事實上，在與黃子文、李德仲、李之琏這幾個人的關系上，的确反映出高崗“聽不得反對意見”的一面。
黃子文是陝西關中人，“黃埔軍校”出身，與習仲勳同鄉。習仲勳後來如此評價他—— “黃子文入黨早，經驗豐富，看問題全面而且很有見解……黃子文、黃子祥弟兄在渭北很有影響，全家為革命犧牲了好幾個人。”（《習仲勳革命生涯》，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年版）可是，這樣一位毀家纾難的黃子文因為曾經揭發過高崗一次嚴重違紀行為，被高崗懷恨在心，多次準備拿掉黃子文，都因為習仲勳的勸阻才作罷。
李德仲是中共黨史上著名的“革命軍中馬前卒”。抗戰前為中共北方局交通員，單身一人跑遍了平西、太行一帶，獨立恢複和建立河北省17個縣的黨組織。因為李德仲的出色工作，使得中央決定把原定的白區中共黨組織“百分之百的損失”的提法改為“基本損失”。
1946年李德仲任中共松江省委副書記，在執行土改政策時非常得力。1946至1948年，松江省共擴軍12.7萬人，補充主力部隊達8.7萬之多，這在一個僅有210萬人口的松江省是非常難得的，這凸顯了李德仲的非凡能力。（張秀山《我的八十五年》）高崗對這樣的幹部當然高看一眼。但李德仲性格耿直。高崗同中共吉林省委書記劉錫五關系不睦，一怒之下準備把劉錫五調走，李德仲出于公心前去勸阻。談話中，李的幾句“逆耳忠言”刺激了高崗，惹得高崗當場大怒。
此後，劉錫五調走，李德仲代理吉林省委書記。“三反運動”時，吉林省省長周持衡因A錢公款被撤職，李德仲向中央檢讨省委的失誤，高崗借機建議中央對李德仲“應長期降職降級使用”，李德仲不久就被打發到撫順某煤礦擔任礦長。“高饒事件”發生以後，李德仲并沒有因為高崗整過他而落井下石，仍舊以德報怨。（尹西林《周總理智救李德仲》，《縱橫》2005年第3期）
建國後曾任中共中央宣傳部秘書長的李之琏在高崗手下工作時，對東北局内部刊物《工作通訊》的突然停發發表了一點個人看法，說看不到這本“通訊”有點“被堵嘴”的感覺。這件事讓高崗知道了，大發脾氣，沖着李之琏喊道：“是對我的路線有意見嗎？你說說誰堵你的嘴？”後經解釋高崗才算平息怒火。（楊立《帶刺的紅玫瑰——古大存沉冤錄》）
這些性格上的緻命缺陷，終因高崗地位、身份的變化和政治角色的更替，成為壓倒“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
原載于《同舟共進》201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