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沒有安祿山的反叛，節度使這個制度可行嗎？如果回顧這個制度的發展曆史，會發現它并不合理。
在中國古代封建社會中，節度使制度作為一項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曾深刻影響了唐朝乃至于後來的遼朝的政治格局。
盡管該制度因節度使濫用職權和權力過度集中而飽受诟病，特别是在安祿山之亂後，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的政治需求和地方治理的現實。
節度使制度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都督。當時，為了加強對地方的管控，中央政府設立都督，賦予其統領地方政務和軍事的權力，并兼任所在州的刺史職務。
至北朝時期，這一職位更名為“總管”，職責依舊，然而，隋朝末期，隋炀帝廢除了總管之職，這一職位一度消失。
唐朝建立後，總管職位得以恢複，并在武德七年（624年）重新命名為都督。
在李唐初期，都督主要負責地方軍防，而不像之前的總管那樣全面掌控地方政務，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間，都督開始持節，象征性地代表皇帝處理地方軍事，由此演變為真正的節度使。
随着唐朝社會環境和邊疆形勢的變化，節度使的權力不斷擴張。
唐玄宗時期，節度使不僅掌管地方軍事，還獲得了對地方财政的控制權，進而擁有了比魏晉南北朝的都督或總管更大的權力，這導緻了節度使麾下的機構規模不斷擴大，最終形成了獨特的節度使制度。
唐朝初年，邊疆地區的戰事增多，導緻邊防軍人數量激增。這種客觀情況使地方長官的權力随之膨脹，為節度使權力的擴張提供了土壤并且這也加強了節度使的實力。
自武則天時期起，唐朝朝堂上的腐敗現象日趨嚴重，其中原因有二。
一方面，邊将熱衷于發動戰争以圖個人功名，另一方面，貪腐的地方官需要更有權勢的上級來限制，是以，節度使的權力得到了進一步鞏固，特别是當他們掌握了地方财政權之後。
唐朝實行的均田制在實施過程中逐漸名存實亡，大量土地落入地主豪強之手，為了保護自身利益，這些地主豪強紛紛與地方上有實權的節度使結交，尋求庇護。
由于朝廷難以全面控制這些地主豪強，節度使是以在地方上得到了穩固的支援。
節度使制度的過度膨脹，導緻了地方割據勢力的崛起，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權威，對社會穩定造成了嚴重威脅。
安祿山的反叛便是典型例證之一，此外，唐肅宗李亨未能從安史之亂中汲取教訓，反而對叛亂勢力加以提拔，緻使河朔三鎮等割據勢力形成。
唐朝滅亡後，節度使制度并未完全消失，遼朝時期的節度使制度在某種程度上繼承了唐朝的制度，同時又有所創新。
遼朝的節度使分為實權節度使和虛銜節度使兩大類，包括宮帳節度使、部族節度使等多種類型，遼朝的節度使制度更為複雜，但其性質已與唐朝時期的節度使制度有所不同。
節度使制度雖然在唐朝期間帶來了諸多問題，如地方割據、朝廷權威的削弱等，但這并不代表該制度本身一無是處。
實際上，它反映了當時社會環境下對地方管理的現實需求，評價一項制度的好壞，需将其放在特定的曆史背景中進行綜合考量。
同時，節度使制度在遼朝時期的延續與發展也表明，該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應了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的政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