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安禄山的反叛，节度使这个制度可行吗？如果回顾这个制度的发展历史，会发现它并不合理。
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中，节度使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地方管理制度，曾深刻影响了唐朝乃至于后来的辽朝的政治格局。
尽管该制度因节度使滥用职权和权力过度集中而饱受诟病，特别是在安禄山之乱后，但它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时的政治需求和地方治理的现实。
节度使制度源于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都督。当时，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管控，中央政府设立都督，赋予其统领地方政务和军事的权力，并兼任所在州的刺史职务。
至北朝时期，这一职位更名为“总管”，职责依旧，然而，隋朝末期，隋炀帝废除了总管之职，这一职位一度消失。
唐朝建立后，总管职位得以恢复，并在武德七年（624年）重新命名为都督。
在李唐初期，都督主要负责地方军防，而不像之前的总管那样全面掌控地方政务，直到唐高宗永徽年间，都督开始持节，象征性地代表皇帝处理地方军事，由此演变为真正的节度使。
随着唐朝社会环境和边疆形势的变化，节度使的权力不断扩张。
唐玄宗时期，节度使不仅掌管地方军事，还获得了对地方财政的控制权，从而拥有了比魏晋南北朝的都督或总管更大的权力，这导致了节度使麾下的机构规模不断扩大，最终形成了独特的节度使制度。
唐朝初年，边疆地区的战事增多，导致边防军人数量激增。这种客观情况使地方长官的权力随之膨胀，为节度使权力的扩张提供了土壤并且这也加强了节度使的实力。
自武则天时期起，唐朝朝堂上的腐败现象日趋严重，其中原因有二。
一方面，边将热衷于发动战争以图个人功名，另一方面，贪腐的地方官需要更有权势的上级来约束，因此，节度使的权力得到了进一步巩固，特别是当他们掌握了地方财政权之后。
唐朝实行的均田制在实施过程中逐渐名存实亡，大量土地落入地主豪强之手，为了保护自身利益，这些地主豪强纷纷与地方上有实权的节度使结交，寻求庇护。
由于朝廷难以全面控制这些地主豪强，节度使因此在地方上得到了稳固的支持。
节度使制度的过度膨胀，导致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崛起，削弱了中央政府的权威，对社会稳定造成了严重威胁。
安禄山的反叛便是典型例证之一，此外，唐肃宗李亨未能从安史之乱中汲取教训，反而对叛乱势力加以提拔，致使河朔三镇等割据势力形成。
唐朝灭亡后，节度使制度并未完全消失，辽朝时期的节度使制度在某种程度上继承了唐朝的制度，同时又有所创新。
辽朝的节度使分为实权节度使和虚衔节度使两大类，包括宫帐节度使、部族节度使等多种类型，辽朝的节度使制度更为复杂，但其性质已与唐朝时期的节度使制度有所不同。
节度使制度虽然在唐朝期间带来了诸多问题，如地方割据、朝廷权威的削弱等，但这并不代表该制度本身一无是处。
实际上，它反映了当时社会环境下对地方管理的现实需求，评价一项制度的好坏，需将其放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中进行综合考量。
同时，节度使制度在辽朝时期的延续与发展也表明，该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适应了不同时期、不同地域的政治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