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秋
編輯|北秋
從公元 3 世紀末到公元 7 世紀中葉，制作和設定獨立雕像的做法在整個羅馬帝國逐漸下降，直到幾乎消失不見。幾個世紀以來，地中海周圍的社群擠滿了公共和私人空間，上面擺滿了皇帝、貴族和青銅代表，慶祝社會和政治等級制度以及文化價值觀。
在整個中世紀，其他類型的雕塑，如浮雕和微縮模型，繼續在教堂和宮殿中被委托和展示，而放置在銘刻底座的雕像紀念碑已成為過去的幸存者。這種做法的衰落是古代晚期城市曆史中社會、文化和物質變革的一個關鍵方面。
一、古代羅馬晚期的雕像習慣
晚期的古董雕像呈現出連續性和創新性的複雜融合。從公元365年到284年，這期間，平均每年隻有1.02次奉獻。雖然無法确切地知道晚期古董數字的代表性，但很明顯，早期帝國奉獻的雕像要多得多。
與其他城市對比，羅馬人奉獻的雕像數量非常突出，君士坦丁堡除外。像以弗所和阿弗羅狄西亞這樣的地方，它們保留了充滿活力的雕塑傳統，并繼續生産雕像，大約在公元500年左右，也從未像舊帝國首都那樣規模大。
羅馬的奉獻可以分為四大類：獻給神靈的奉獻，還有“篡位者”，官員、運動員和牧師等非帝國人物的尊稱雕像，以及主題未說明的雕像，通常被視為美學價值而做出的奉獻。像這樣的分類總是有問題的，因為在許多情況下，奉獻可以分為多個類别，但它們表明晚期古董奉獻遵循與早期相同的模式。
從一般意義上講，正是這些風獻發生的背景，使晚期古董雕像的習慣會與衆不同。例如，在如今這個時期，雕像及其奉獻受到更嚴格的官方控制，城市長官在奉獻中發揮的作用就證明了這一點。
基督教的興起也必然使傳統類型的奉獻成為了關鍵問題：新宗教對雕刻的肖像持模棱兩可的态度，而伊恩·雅各布斯最近展示了在東方的情況下，即使是尊稱雕像也獲得了新的意義和聯想。
二、雕像習慣的終結
雕像習慣的衰落以地區差異為标志，每個地區都有自己的曆史。在羅馬，設定雕像的做法在公元4世紀下半葉失去了“反複出現、社會分散”的特征，當時它迅速而突然地衰落了。這一過程在公元380年後已經可見，從霍諾裡烏斯去世開始變得明顯，當時平均每年奉獻的雕像不到一尊。
随着衰落，獲獎者的優先事項也各不相同，人們重新關注這座城市的遺産和精英。最重要的是，随着參與雕像設定的主體多樣性減少，這樣就導緻古典雕像習慣的社會機制消失了。
這是通過雕像承認榮譽社會實踐的一場革命，現在僅限于一個非常狹窄的社會群體。狄奧多西二世和瓦倫丁三世的法律暗示了這一點，該法律雖然提到了君士坦丁堡，但也強調了西方的事态發展。
雕像即使是由行會或省級城市提供，那資金也必然是由貴族或官員支付，這代表了古典榮譽經濟學的戲劇性轉變。在早期，慷慨的捐助者通常會支付代表他們投票的榮譽費用。
然而，狄奧多西二世和瓦倫丁尼安三世的法律使這項交易成為雕像奉獻的強制性元素，承認這些紀念碑對非精英授予者的财務現實所代表的壓力。當雕像不再作為臣民與統治者之間或客戶與贊助人之間交流的元素時，古典雕像的習慣就結束了。
取而代之的是，他們現在由最頂層精英的成員為他們的同僚和同行建立。是以，雕像習慣的終結是羅馬政治生活更廣泛變化的一個方面，因為權力和榮譽與朝廷的聯系越來越緊密，元老院議員聲稱他們對羅馬及其空間的統治地位。
公元 4 世紀末以後建立的雕像揭示了新的優先事項，通過不同的社會機制表達出來，并在羅馬社會中發揮了新的功能。
三、雕像的晚期古董文化
雕像習慣的終結并不意味着雕像奉獻就此結束，雕刻的紀念碑仍然是城市景觀中的一個重要特征。例如，在羅馬廣場，舊古迹的修複和重新奉獻有助于重建羅馬的過去，強調公民身份和城市獨特的文化和政治地位。
正如羅伯特·科茨-斯蒂芬斯所展示的那樣，雕像在新的環境中被儲存、移動和重新奉獻，創造了新的雕塑合奏，并為城市的不同地方增添了意義。著名的古迹雖然被移除了，但一直被存放起來了，大概是在公元 5 世紀這座城市來到了軍事或内亂時期。
《僞撒迦利亞修辭家》的編年史描述了羅馬的輝煌，記錄了80尊黃金神像、64尊象牙神像、31座大理石大基座、3785尊皇帝和指揮官雕像、25尊大衛家國王和維斯帕先從耶路撒冷帶來的古代猶太曆史上其他人物的青銅雕像，以及兩尊巨大的雕像。雖然這份清單令人印象深刻，但不完整。
公元6世紀的東哥特宮廷仍然任命了一名官員，明确負責照看羅馬的雕像。凱撒利亞的普羅科皮烏斯在公元6世紀中葉通路了這座城市，他認為值得登記他在和平神廟中看到的著名希臘雕塑家的雕像。
更重要的是，雕像仍然被認為是紀念重要參議員、東哥特國王狄奧德裡克，甚至拜占庭統治者福卡斯的合适紀念碑。盡管雕像習慣已經結束，但雕像仍然具有重要的意義，那麼問題來了，我們應該如何看待這些紀念碑，以及如何描述晚期古羅馬的雕像文化。
正如上文提到的，學者們在傳統上要麼将尊稱紀念碑作為政治變革的證據，要麼将修複的雕像作為公民自豪感和對城市遺産的關心的标志。
為了了解古代羅馬晚期雕像的作用和意義，有必要将這兩種類型的奉獻看做同一文化的一部分。城市長在這一領域發揮了關鍵的作用，公元 5 世紀中葉，魯菲烏斯·瓦萊裡烏斯·梅薩拉将維多利亞雕像作為 Vicus Patricius 的裝飾品。
幾十年後，阿尼修斯·阿西利烏斯·阿吉納修斯·浮士德“為了時代的幸福”，将密涅瓦的模拟物獻給了奧古斯都，并在論壇參議院入口處的中庭密涅瓦中修複了一部分。
基督教在城市生活中也發揮了重要作用，這些省長選擇強調雕像的異教徒身份，而不是不說明這個主題。維多利亞和密涅瓦是在羅馬的曆史和身份中發揮重要作用的神靈，這些省長明确承認他們的重要性。
公元5世紀下半葉，城市長官法比尤斯·費利克斯·帕西菲盧斯·保利努斯在雅典娜神廟奉獻了兩座主題，但并沒有說明雕像的主題。
也正是因為如此，這成為了古代羅馬晚期珍視雕像的主要原因之一。将特定作品的雕塑家确定為過去的著名藝術家是突出這一方面的一種受歡迎的方式。
例如，在公元4世紀初，執政官加盧斯奉獻了4世紀 Euphranor 的巴克斯雕像。公元前雕塑家，根據普林尼的說法，他在羅馬的各個著名場所展出了雕像。
正是在這種背景下，我們看到一組刻有銘文的底座，不過除了雕塑家的名字之外沒有提供其他資訊，例如在尤利亞大教堂附近的羅馬廣場發現的 Opus Polyclit、Opus Praxitelis、。
盡管銘文沒有準确記載這些奉獻的日期，但學者們一緻認為這些信件的風格屬于古代晚期，從公元3世紀末到公元5世紀，建議各不相同。
論壇基座最有可能的日期是公元4世紀末至5世紀初：也就是說，在奎裡納爾山上的奎裡納爾廣場中，有兩個這樣的底座支撐着巨大的迪奧斯庫裡雕像，這進一步表明了這一點。
盡管這些雕像可追溯到公元2世紀末至3世紀初（可能是在卡拉卡拉的上司下為附近的塞拉皮斯神廟委托建造的），但銘文将它們确定為希臘雕塑家普拉克西特勒斯和菲迪亞斯的作品。
在1589年搬到現在的位置之前，這些雕像及其底座是位于同一區域的紀念性結構的一部分，正如我們從兩幅當代圖紙中所知道的那樣。
意大利雕塑家弗拉米尼奧·瓦卡目睹了建築群的破壞和雕像的拆除，他觀察到它們所在的地下室完全由掠奪材料建造，很可能來自塞拉皮斯的塞維蘭神廟。盡管我們謹慎地接受一個紀念碑的識别，但其地位仍然沒有得到學者的認可。
正如科茨-斯蒂芬斯所觀察到的那樣，用從任何寺廟中取出的重複使用材料建造的紀念碑最有可能的日期是公元5世紀中葉，當時城市長官Petronius Perpenna Magnus Quadratianus恢複了相鄰的君士坦丁浴場，可能是在刻有銘文的底座本身生産的時候。
古代晚期在羅馬奉獻的尊敬紀念碑數量的減少意味着城市中可見的大多數雕像，無論是否尊敬，都是指遙遠過去的事件和英雄。是以，這些紀念碑開始接受新的解釋，有時基于古物知識，但有時基于純粹的推測。
卡西奧多羅斯對聖座大道上大象的解釋可能與這些發展有關：即使以不同的文化術語來看待，這些雕像仍然值得關注和照顧。普羅科皮烏斯為這一過程提供了一個有趣的例子，他觀察到Clivus Capitolinus上的圖密善雕像，那裡有一座寺廟供奉皇帝的父親維斯帕先，是由皇帝肉體重新組裝的碎片制成的模型的精确複制品。
值得一問的是，在這種情況下，将雕像授予東哥特國王狄奧德裡克或論壇中的皇帝福卡斯在多大程度上了解了共和國晚期發展起來的榮譽體系與他們的祖先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