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十多年前，美國社會學家邁克爾·哈靈頓出版了轟動一時的《另一個美國》，他在書中犀利地指出：在這個世界頭号資本主義國家，世人所看到的繁榮盛世背後卻是由四五千萬窮人構成的“隐形的國度” —— 另一個美國，貧困的美國，他們過去是窮人，現在還是窮人。而在21世紀的今天，哈靈頓所說的“另一個美國”不但沒有消失，反而随着貧富鴻溝的擴大而沖突加深。2022年，《惡魔銅頭蛇》這部小說在衆多主流媒體推薦書單和各大暢銷榜上嶄露頭角。這本出自美國著名當代作家芭芭拉·金索沃（1955-）的新作，一經推出即獲得英國文學界及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一度登上華盛頓郵報暢銷書榜首，被評為紐約時報“2022年度十大好書”，一舉囊括了極負盛名的2023年普利策小說獎之一（今年有兩本小說獲獎，這是該獎有史以來第一次）女性小說獎。普利策的頒獎詞中寫道，獲獎小說“由一個阿巴拉契亞的男孩講述，他以睿智而堅定的聲音講述了他遭遇的貧窮、成瘾、制度性失敗和道德崩潰”以及“他為克服這些而做出的努力”。
《惡魔銅頭蛇》的獲獎讓世人重新關注到阿巴拉契亞鄉村和更廣大的美國社會底層人群的存在，深刻而不加掩飾地揭露了關于鄉村貧困、兒童寄養、藥物濫用、勞動剝削等現代社會的頑瘴痼疾。美國前知名記者、紀實文學作者貝絲·梅西對此高度盛贊：“《惡魔銅頭蛇》是一個時代的聲音——它與《哈克貝利·費恩曆險記》和《大衛·科波菲爾》齊名，隻是表現得更加堅韌。”在一定意義上，小說本身就源于一場穿越時空的對話，是金索沃對英國作家查爾斯·狄更斯的《⼤衛·科波菲爾》的現代化改編與重述，狄更斯借社會底層“小人物”的成長故事揭示維多利亞盛世背後的殘酷現實，這為金索沃的創作奠定了故事架構和叙事邏輯。對于這位“天才朋友”，小說作者在書後緻謝道：“我感謝狄更斯寫了《⼤衛·科波菲爾》，他激昂地批評了制度性貧困及其兒童的破壞性影響。這些問題仍然存在于我們身邊。”站在巨人肩膀上的作者，将19世紀中葉英國史詩小說移植到20世紀末美國南部鄉村，讓故事的一切都指向了一個發人深省的問題：在這片貧瘠的土壤上的生命，能否開出美麗的花朵？
《惡魔銅頭蛇》英文版書封。
撰文｜侯樂妍 金衡山
寫滿苦難與偏見的曆史
“首先，我讓自己出生了。”當你讀到《惡魔銅頭蛇》開篇的第一句話，就會知道在接下來的數百頁中，将會有不同尋常的故事發生。1980年代末，主人公達蒙·菲爾茨（Damon Fields），诨名“惡魔銅頭蛇”（Demon Copperhead)，出生于阿巴拉契亞弗吉尼亞州的李縣。在這裡，貧窮仿佛是空氣中肆意彌散着的一種氣息，摸爬滾打的生活也不過是無數個平凡人一生的縮影。可以說，阿巴拉契亞地區本身一直就是金索沃寫作的主題之一。作者自幼在肯塔基州的鄉間長大，自诩為一名徹頭徹尾的阿巴拉契亞人。“這是我的家，”當在談及為什麼她的作品反複會回到阿巴拉契亞鄉村時，她坦言自己“一直想寫一部偉大的阿巴拉契亞小說”。《惡魔銅頭蛇》就是這樣一部取材于作者在故鄉的成長經曆、并緻力描繪阿巴拉契亞真實面貌的偉大作品。
芭芭拉·金索沃（Barbara Kingsolver），美國當代著名作家，美國人文領域最高榮譽“國家人文勳章”獲得者。代表作有《毒木聖經》《豆樹青青》《縱情夏日》《罅隙》等。
像狄更斯一樣，金索沃毫不掩飾自己的問題意識和政治色彩，被認為是美國當代重要政治作家之一。她的小說總是離不開對不公正問題的呈現，包括種族、政治、環境、性别等社會不公現象。在《惡魔銅頭蛇》中，颠沛流離的童年，吸毒成瘾的母親，早年喪命的父親，暴虐成性的繼父，肆意剝削的寄宿家庭......這是無數像達蒙一般命途多舛的普通人不得不直面的人生，他們在這片土地上長期地與貧困、暴力、毒品共伍，同時與不堪的生活作不甘的鬥争。
阿巴拉契亞的曆史，是被苦難寫滿的一頁又一頁，這兒曾有豐沃的資源，壯麗的風景，而今卻是充斥着喪屍般的貧困人民的“隐形的國度”。其實，這一主題并非無人涉獵。同樣生于阿巴拉契亞山區的作家J.D.萬斯，在近年出版了在美國社會引發熱議的《鄉巴佬的挽歌》。他在書中寫道，現在有兩個美國：一個是精英的、富裕的，仍在前進的美國；另一個則是平民的、困頓的，已被抛棄的美國 —— 這似乎回應了前⽂哈靈頓的觀點。用萬斯自己的話來講，這本書是“一群來自阿巴拉契亞的寒門子弟的眼睛所看到的機會與向上流動的曆史”。而這類“寒門出貴子”式動人故事的背後，是因地域和産業發展不均而被遠遠地甩在了後面的美國鄉村，是這裡的人們因沒有退路而選擇破釜沉舟的铤而走險。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阿巴拉契亞的曆史，也是滿篇寫滿了偏見與歧視。小說作者曾在采訪中表示，她喜歡住在這裡，盡管這片地區經常被主流媒體所誤解。小說從第68頁開始讨論鄉下人的身份。在美國社會，人們經常用“鄉巴佬”（Hillbilly）“紅脖子”（Redneck）等帶有貶義色彩的詞語形容掙紮求生的低教育低收入的南部白人農民。無論是過去還是當下，人們看待阿巴拉契亞鄉下人的眼光都帶有強烈的偏見，他們可悲又貧困，野蠻又落後。與很多美國社會中傳統的盎格魯-撒克遜⽩⼈新教徒（WASP）相比，他們就如同美國社會中的垃圾白人（White Trash）。
小說中，達蒙和母親居住在弗吉尼亞州李縣的兩座陡峭山脈之間，在這裡銅頭蛇随處可見。達蒙不僅在這裡土生土長，他的身上還流淌着默倫琴人的血脈（阿巴拉契亞山脈的印第安人、白人和黑人的混血後裔），繼承了深膚色、綠眼睛和紅頭發的父親的一些特征，似乎天然地與銅頭蛇存在一種呼應關系。而在世人眼裡，達蒙和他父親所代表的這類人就好比野性十足的銅頭蛇，既對他們冷眼相對又避之不及。校車司機日複一日地在達蒙的身後啪地把門關上，就像“狠狠地砸在尖尖的蛇臉上一樣”。這意味着，就像達蒙所說，在美國人眼裡，蛇就是“一條該死的蛇”，不像牧羊犬和小獵犬會被區分開來，因為蛇是不重要的，就像你是什麼樣的鄉巴佬也是不重要的。
沒有硝煙的“新鴉片戰争”
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指出：“資本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铤而走險；有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死的危險。”在逐利的資本的推動力下，煙草、藥物和毒品泛濫已經成為社會危機。暴利的煙草生意勢頭強勁，濫用止痛藥物的現象有增無減，毒品合法化之路越走越遠，一場沒有硝煙的戰争已經在美國國内打響。小說中有大量與現實相呼應的部分：美國政府在曆史上曾發錢補貼阿巴拉契亞山區的農戶種植煙草；全球第一大煙草公司菲利普·莫裡斯随處發放印有“自豪的煙草農場主”的宣傳貼紙；美國大型連鎖藥店沃爾格林不當分銷類鴉片藥物；地方診所給所有人提供由止痛藥羟考酮（Oxy)、肌肉松弛藥卡異丙多（Soma）和鎮靜劑藥阿普唑侖（Xanax）“三位一體”構成的合法處方……當資本與權力的合力傾軋，利益集團的大行其道，最終受害的還是無辜百姓。
早在媒體聚焦阿巴拉契亞地區的藥物濫用危機之前，小說作者就意識到了家鄉存在的問題的嚴重性。她在接受《獨立報》采訪時稱:“在我小時候，流行的是啤酒、威士忌和大麻，現在則到處是毒品和成瘾性的藥物。”近半個世紀以來，阿巴拉契亞地區正陷入越來越窮的窘地，就像小說中所描寫的堕落現象，有無數年輕人中斷學業、放棄事業，轉向了吸毒、販毒的不歸路。在小說故事發生的上世紀末，阿巴拉契亞地區就已淪為成瘾問題的重災區。在這片美國“鴉片戰争”的主要戰場上，因過度用藥而導緻的死亡率比美國其他地區足足高出百分之六十有餘。在曆史上，僅在弗吉尼亞州李縣，普渡制藥公司推出的奧施康定上市五年内，就有四十餘人因過量用藥喪命；而在小說中的李縣，達蒙的母親和女友多莉都因受其荼毒，在戒毒失敗後因吸毒過量而早早地離開了人世。
然而，這本小說的本意不是為了批判鄉村人的堕落，而是希望讀者“更好地了解和同情這個地區和這種疾病”。小說讓人們更客觀地思考這一現象背後的深層原因，讓人們看到在阿片類藥物泛濫的大環境下底層人民困獸之鬥般的苦苦掙紮，看他們是如何一步步從誤入歧途、到深陷成瘾漩渦、再到努力自救的過程。就連因毒品釀成的悲劇而無家可歸的達蒙，也不可避免地陷入了毒瘾怪圈。被著名高中足球教練賞識的他，曾短暫地成了體育明星，但因意外撕裂半月闆後，對隊醫給他使用的止痛藥産生了藥瘾。他自認為隻是“遵醫囑行事”，卻不料被藥物壓垮了身體，還誤入了母親曾踏入的成瘾歧途。盡管人們習慣于理所當然地認為“瘾君子”都是自作自受，這背後真正反映的其實是民生的問題，是人民不堪生活的重負而選擇在愉悅的緻幻泡沫中尋求安慰和解脫。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留下希望的注腳
書寫苦難，從來不是為了歌頌苦難，小說既奏出了一曲壯烈的阿巴拉契亞悲歌，也唱出了屬于這片土地的生命的贊歌。如果說小說描寫的主要人物代表了一個被遺忘、抛棄和背叛的群體，作者從不曾忘記和放棄他們。小說既将人物打入黑暗的深淵，卻又在絕望之境中給予他們希望的光亮。貫穿小說始終的是命定論與個人奮鬥神話之間的博弈，這也是美國社會存在的一個重要争議問題。一方面，如果說身份是一個标簽，似乎每個人一旦降生被貼上了貧窮或富裕、城市或鄉村、主流或邊緣等等字眼，在描寫達蒙在簡陋的拖車房裡呱呱墜地的段落裡有這樣一句話：“任何人都會告訴你，每個出生在這個世界的人都被标記了赢家、輸家與出局者。”然而，另一方面，同樣的人生開端，結局卻可以不同。在向死而生的一生中，唯一确定的隻有不确定性，這也許是作者想要與讀者讨論的一個話題。
讀者們不難發現，《惡魔銅頭蛇》這部小說在深刻批判社會弊病的同時，還是将高光放在了對美好事物——正義，堅強，寬容，仁愛的肯定上。作者巧妙地運用了不同的叙述色彩對比，使讀者了解人物命運并參透故事情節。作者主要采用冷色調來講述小說中出現的邪惡、暴力與黑暗的元素，而暖色調則主要出現在對正義、溫情與光明的描述。從整體上來看，小說雖以偏為陰沉的冷色調打底，符合故事本身所反映的沉重制實話題，但卻并沒有讓它成為故事的全部，而是以細膩的筆觸為人物所處的苦澀灰暗的世界加入了暖色調，恰如其分地勾勒出了人性中的溫情與意志上的光輝。
電影《鄉下人的悲歌》劇照。
人與人之間存在的愛意與善意，能夠為孤單前行的人照亮遠方的道路。作者對人物形象的處理不是扁平化的，每個角色都被賦予了獨一無二的人格色彩。對達蒙而言，親生父親的缺位和殘暴冷酷的繼父讓母親在他的心中占據着不可或缺的位置。盡管他的母親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合格母親，在寄養家庭長大的她不曾真正嘗過親情的滋味，在飽經苦楚的日子裡沾染上了毒瘾，但她努力以自己的方式撫養和照顧達蒙，讓他感受到愛與希望，即便深陷沼澤也要掙紮着試着爬起來，對達蒙日後的生長産生了巨大影響。達蒙的祖母貝琪是他生命中另一位重要的女性。老人隻撫養那些需要家的女孩，但并不參與寄養制度，當無父無母、走投無路的達蒙來尋求幫助之時，她并沒有讓他回到條件惡劣的寄宿家庭，而是托曾經的寄養女兒之一的丈夫收留了他，自此扭轉了他人生的軌迹。
人性之間的溫情讓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而真正的希望其實來自一個人自身。小說成功地塑造了靠自身努力走出了一條生存之路的人物。例如，達蒙的好友麥格特的姨媽瓊，從社群大學畢業後當上了護士，在城裡住上了寬敞的較高價的電梯大廈。負責對接達蒙與寄宿家庭的巴克斯小姐，一邊在社會保障部門工作，一邊苦讀夜校備考教師資格證，是她告訴達蒙“不要放棄，有時候你隻能做第二選擇”。達蒙從脆弱頹廢到自我發現的成長旅程，更是讓我們看到了人在身處逆境中展現的可貴潛力。藝術在他與貧窮和成瘾的鬥争中提供了慰藉與力量，好比是一座在他黑暗世界裡照亮前方希望的燈塔。他在當地報紙上匿名連載連環畫，作品大獲成功，獲得了出版這些漫畫的官方合同，他的高中藝術老師安妮夫人後來主動給了他一本圖畫小說的提案，他在戒毒後的幾年裡寫完了這本小說。這種對于個人曲折成長經曆的描寫一方面來自狄更斯《大衛·科波菲爾》的描寫套路和靈感，另一方面也暗合了美國夢的實作路徑。小說作者通過這個故事向經典緻意，同時也表現了人物精神履曆中的美國性，這多少帶有些許勵志的意味。
故事到了最後一頁，過往和光陰都重疊，達蒙與暗戀他許久的女孩安格斯再次相遇，他們在彼此身上找到了真正的、無條件的愛，心意相通的二人驅車出遊，朝着達蒙心之所向的一處地方前行——大海，這裡既是慰藉的港灣，又是重生的起點。如果說這本小說向讀者傳遞了一個重要的訊息，那就是永遠不要忽視和貶低那些從世界上最黑暗苦澀的地方生長出來的花朵，因為正是它們展現了生命真正的韌性與力量。與此同時，關于黑暗生活的描述本身也是對美國社會最清醒的提醒，美國的另一半何時可以走出陰影，這委實是一個問題。
作者/侯樂妍 金衡山
編輯/李永博
校對/盧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