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東京電力公司決定将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污染水排入海洋，這一舉措引發了關于核安全的熱議。1986年發生在蘇聯烏克蘭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也在公衆視野中被頻繁提及。哈佛大學烏克蘭史教授沙希利·浦洛基的《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下文簡稱《切爾諾貝利》）便是有關切爾諾貝利事故的權威史學著述。
該書從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誕生講起，詳細考察了事故發生的來因去果，并追蹤至21世紀事故核電站新石棺的落成。此書于2018年一經出版，便獲得當年英國頂級的非虛構文學獎——貝利·吉福德獎。
《切爾諾貝利：一部悲劇史（增訂版）》，作者：沙希利·浦洛基，譯者：宋虹 崔瑞，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11月
管理層、執行層以及普通百姓視角下的“切爾諾貝利”
通過對學術史的了解，我們可以更好地了解《切爾諾貝利》在史學界的地位。自該起事故發生以來，實體學家、生态學家和醫生們所作著述汗牛充棟，史學界的研究隻能說是後來居上。早期的西方著述常常落腳于事故所反映出的蘇聯體制缺陷及西方社會的優越性。而蘇聯的相關學術史，則不得不穿插在蘇聯國力式微、烏克蘭獨立與蘇聯最終解體的曆史洪流中（該書第十八節亦有所提及）。
蘇聯早期相關的史學著述為意識形态和政治因素所限，往往聚焦于普通事故清理者們的英勇氣概。随着戈爾巴喬夫不斷深入推行“公開性”（гласность）政策，對蘇聯政府應對切爾諾貝利事故的争論愈加激烈，并湧現出一批以阿拉·亞羅申斯卡娅（Алла Ярошинская）為代表的作家。他們披露了事故反應堆堆型及核電站的設計與建造中的缺陷、蘇聯及烏克蘭當地政府隐瞞事故規模并造成群眾身體健康受損的行為，持強烈的批判立場，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烏克蘭脫離蘇聯的程序。蘇聯解體後，與事故相關的檔案逐漸被官方解密，或為民間所披露，參與處理事故人員的回憶錄也日益豐富，圍繞切爾諾貝利事故出版嚴肅的史學著述成為可能。
浦洛基出生于蘇聯時期的俄羅斯，成長于烏克蘭。他不僅可以利用烏克蘭語、俄語、英語等語種進行相關研究，還擁有相關的文化背景和親曆者的視角。該書的史料主要來自烏克蘭國家檔案館、烏克蘭出版的檔案集、蘇聯和烏克蘭的報紙報道與期刊文章，以及事故親曆者的回憶錄和口述材料，是以叙述具有相對明顯的中下層視角，即展現了管理層、執行層以及普通百姓視角的“切爾諾貝利”。此書史料翔實、文字平靜而富感染力，總是能讓讀者感受到作者對人性的關懷。
《切爾諾貝利》（2019）劇照。
“蘇聯的事故”還是“核能的事故”？
或許可以從切爾諾貝利學術史中一個經典的問題出發，來解讀浦洛基對“切爾諾貝利”的關懷，即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是“蘇聯的事故”，還是“核能的事故”？支援前一觀點的學者，例如大衛·馬普爾斯（David Marples），強調蘇聯體制或是漏洞百出的蘇聯核工業導緻了事故的發生及後續的負面影響；秉持後一立場的學者，例如安娜·文德蘭（Anna Wendland），認為該起事故實際上反映了“技術和社會體制的不穩定狀态”，原則上可能發生于任何國家。
浦洛基的這本書，在較大程度上呼應着前一種觀點。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設計、建造和營運階段，各級從業人員都面臨着蘇聯式計劃經濟所施加的名額壓力。政府的經濟計劃要求配套的能源計劃，向執行者們索要的是更短的完工時間和更高的電力産能。是以，負責研發和設計核反應堆堆型的蘇聯科學院原子能研究是以及蘇聯中型機械制造部，選擇了發電更為高效、成本更加低廉的石墨反應堆（РБМК型，也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中的反應堆堆型），而非更安全的水-水動力型反應堆（ВВЭР型）；建造反應堆的管理者與施工者則出于最小限度延誤工期的目的，常常采取偷工減料、粗制濫造的行為（更何況原材料的短缺也常緻使建造無法按計劃進行）；新任蘇聯能源與電氣化部部長追求超額的生産任務，是以降低了核電站例行的檢查和維修頻率，以免核電站關閉的時間過長，耽誤電力的産出。
這些隐患不止一次導緻核電站出現故障，大型事故一點即爆。
《切爾諾貝利》（2019）劇照。
1986年4月25日夜裡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四号反應堆的渦輪機測試，就是這根導火索。消防員、工程師、士兵和科學家們，無論是對情況稍有了解或是為宣傳所蒙蔽，無論是被威逼或是為利所誘，都在事故現場以極大的犧牲精神前赴後繼，也在曆史上留下一曲悲歌。浦洛基的文字，将讀者帶入了那個滿目瘡痍的災後現場。我們仿佛聽到事故清理者和調查者們一邊竭力工作，一邊無奈歎息。與此同時，官場百态也展現于紙上。受宣傳影響，一些官員堅信反應堆堆芯不可能發生爆炸，進而低估了事故的規模；一些官員由于害怕作出錯誤嘗試而擔責，未得訓示不敢擅自行動，耽誤了災後管理工作的推進。政策研究者愛德華·蓋斯特（Edward Geist）也指出了這些現象，并提出蘇聯各機構風險評估不同結果間的沖突，耽誤了蘇聯政府對事故作出及時反應：一方面，蘇聯體制所特有的機密性和孤立性，阻礙着這些風險觀念在組織内部群組織之間的交流；另一方面，切爾諾貝利事故發生之初的資訊失真，加劇了蘇聯政府對事故反應的功能失調。
由于上述諸多蘇聯特有的弊病，事故發生時蘇聯政府的遲緩反應及其他不合時宜的舉措，為日後自身合法性被動搖埋下了禍根。例如，在事故發生一天多後，核電站周圍居民的撤離工作才開始進行；蘇聯及烏克蘭政府起初有意向群眾隐瞞了事故及災後輻射水準的資訊；嚴格限制災區同外界的通信往來；西方電台甚至先于蘇聯官方向蘇聯人民發出了做好輻射預防措施的通知；等等。與此同時，蘇聯決策者們顧慮的是避免群眾恐慌，避免西方攻擊蘇聯的核工業和科技水準。于是，在能源與電氣化部（負責管理核電站）和中型機械制造部（負責設計反應堆）早就開始互相推诿的背景下，為保護蘇聯核工業和科技水準的名聲，最高法院判決核電站方全責，即将事故完全歸咎于渦輪機測試操作員的失誤。而蘇聯核工業的開拓者葉菲姆·斯拉夫斯基所管理的中型機械制造部，則在事故定責中隐去了身形。
更有甚者，有關事故原因的這一結論，也被蘇聯送出至國際原子能機構，成為向全世界宣布的事故起因（見該書第十七節）。而在這個過程中，蘇聯官員們并未将災區居民們的身體健康狀況放在首要位置。如此一來，對于普通居民和事故清理者而言，面對災難無所依的無力感，很容易使他們從無神論者變成神的信徒。民心業已動搖。在戈爾巴喬夫推行“公開性”政策的旗幟下，切爾諾貝利核災難在烏克蘭孕育出一場來自下層的獨立運動，并最終危及蘇聯政府的合法性。
烏克蘭獨立、蘇聯解體後，“蘇聯體制”不再，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際遇又如何？浦洛基繼續講述着切爾諾貝利“劫後重生”的離奇命運。被人民選舉出來的烏克蘭新政府，并未下令關閉核電站，反而出于經濟考量，意欲繼續利用它發電。如同放棄核武器換取美國的巨額貸款，烏克蘭政府亦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作為籌碼，同西方展開了經濟援助的談判。浦洛基敏銳地指出，這不僅是“核勒索”，更是一國“追求經濟發展與世界安全的沖突”。不過，這又何嘗不是蘇聯當年因經濟計劃名額而不得不面對的沖突之一呢？
《原子與灰燼：核災難的曆史》，作者：[美]沙希利·浦洛基，譯者：李雯露 王梓誠，版本：萬有引力·廣東人民出版社2023年10月
為了回應那些對蘇聯政府在切爾諾貝利事故中的反應是否“獨特”的疑問，浦洛基于2022年出版了新作《原子與灰燼：核災難的曆史》（Atoms and Ashes: A Global History of Nuclear Disasters）。他在書中分析了六起重大核事故的來龍去脈。盡管每起核事故的起因不盡相同，但浦洛基注意到各國政府處理核事故時一些共有的模式。例如，冷戰雙方和早期核軍備競賽的參與國，為了實作國際或國内目标，都準備冒險使用未經測試的核技術；不同國家的政府在處理事故後果相關資訊時，起初都會本能地隐瞞、壓制和扭曲資訊。然而，浦洛基也明确指出，即使不同國家發生核事故的原因存在某種程度的共性，蘇聯核事故的起因仍有其“特别”之處。例如，僅有蘇聯的管理人員和工程師為實作越來越高的生産配額目标，會有意違反安全規定，政府也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也隻有蘇聯的媒體在報道事故資訊時，扮演了截然不同的角色。
浦洛基以福島核電站為例，指出核事故仍會繼續發生。換言之，他在一定程度上同意，切爾諾貝利事故自有其“核”事故的一面，并呼籲，無論核事故因何而起，保持發展核項目的國家之間緊密的國際合作，才是人們應當從切爾諾貝利中吸取的教訓。
《切爾諾貝利》（2019）劇照。
弱化了蘇聯高層的相關活動
浦洛基的《切爾諾貝利》為讀者展開一幅有關切爾諾貝利前世今生的百态繪卷，是了解這起核事故以及蘇聯末期社會生活的最佳讀物之一。
不過這幅繪卷仍有待繪制之處。該書相對明顯的中下層視角，突出來自下層的獨立運動不可小觑，不過也弱化了蘇聯高層的相關活動。蘇共中央政治局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工作組，事實上是政府事故處理最高委員會的頂頭上司，負責協調所有相關部門之間的工作。1986年5月初，“公開性”政策的創始者雅科夫列夫（А. Н. Яковлев）作為事故資訊釋出的負責人，加入政治局工作組。圍繞事故資訊的釋出政策，蘇共上司層内部的政治鬥争本就暗流洶湧。雅科夫列夫的加入，意味着戈爾巴喬夫早先提出的“公開性”和“新思維”（новое мышление），抓住了得以進一步推行的機會。這對于日後的蘇聯而言，亦是一場不容忽視的來自上層的變革。
撰文/陳波 張菊萍
編輯/張進
校對/趙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