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君嵩是民國時的廣東合浦人（今屬廣西），出自黃埔一期的十九路軍将官。在1932年的淞滬抗戰中，他任十九路軍翁照垣旅446團團長，在上海閘北通庵路指揮全團打出了武裝反抗日軍的第一槍。
1933年十九路軍在福建失敗瓦解後，張君嵩是該軍唯一一個被選送至陸軍大學深造的軍官，張後為戴笠賞識，曾在戴的情報機關工作。
站立者（左）為張君嵩，前排左四為前十九路軍軍長區壽年
1936年陳濟棠下台，廣東歸順中樞，張君嵩調回粵工作，曾兼任稅警總團團長，與稅警總團的創始人宋子文發生淵源關系。抗戰後，張君嵩任暫二軍暫八師師長，參加過粵北會戰、長沙會戰、衡陽會戰等。
抗戰勝利後，張君嵩出任中訓團軍官總隊長（中将銜），後調回廣東出任第十清剿區司令。1947年9月，張君嵩兼任粵桂南剿總指揮部代總指揮，僅僅幾個月後，張在湛江遂溪點驗第十保安團時，被該團團長陳一林設局伏擊，身中數彈而亡。
陳一林是廣東梅州蕉嶺人，抗戰期間在第四戰區工作時，曾被張發奎選送去陸軍大學學習，後任戰區的情報科科長。1946年，廣東的正規軍鄧龍光部和餘漢謀部均北調參加内戰，張發奎擴充了負責地方綏靖的保安團部隊，陳一林由行營上校科長調任保安十團團長，負責湛江、茂名一帶的清剿任務。
從軍以來主要做參謀類工作的陳一林非常珍惜這個帶兵機會，他上任後一絲不苟的加緊訓練，落實編制，提高部隊的戰鬥力。
陳一林将《西線無戰事》的作者馬克說過的一句話“戰争抵抗死亡”，了解為要在槍林彈雨中排除滅亡，隻有拼命厮殺，方可從中打開生路。是以在對茂名、湛江交界的遊擊區進行掃蕩時，他身體力行，下手時毫不手軟，給以邊區遊擊隊以沉重的打擊。他親口承認對占領區實行過燒、劫、殺三光政策，還曾傳出保安十團擊斃過一位遊擊隊的司令員。
陳一林也因“赫赫戰功”，赢得了廣州行營的“傳令嘉獎”。正規軍北調後，保安團團長在廣東可是個要職，陳一林回廣州開會時，可以住當時最豪華的愛群酒店套房。
正當陳團長沉浸在仕途憧憬時，他的背景老闆、廣州行營主任（時已改為廣州行yuan的名稱，不過系統老認為是錯别字，隻好沿用原廣州行營的名稱）張發奎（廣東軍政一把手）被免職了。1947年下半年，國民黨在内戰中已曾每況愈下之勢，蔣介石為提前經營廣東，免去了一向恪守盡職但非嫡系的張發奎（張調任沒有實權的軍委會戰略顧問），安排不久前因“黃金風潮”而免職的大舅子宋子文接任該要職，同時由宋兼任廣東省主席。
宋子文
在講究山頭派系的民國，這個消息讓陳一林覺得很沮喪，他是搞情報出身的，戰争年代軍官因派系鬥争成為犧牲品的故事，他過去聽得太多了。
此時，國軍在北方戰場頻頻失利，許多失意政客、落魄軍人，跑到僧多粥少的廣州，特别是有些潰敗回來的粵軍袍澤，向陳一林傾訴兵前線敗如山倒的形勢，更讓他覺得膽戰心驚。
在這種躁動不安的情緒下，一向先知先覺的陳團長不得不思考起自己的前途。他趁在廣州出差時，找了原四戰區的好友李漢沖和陳郁萍一同聊這個問題，大家一緻認為，“大王”（很多下屬對張發奎的稱呼）不在，他們想去台灣也沒人指路。去香港和海外，腰包又不夠鼓，拖着一家老小，也寸步難移，而且大家幾十年來隻學了打仗殺人這套本事，出去外面也不知道能靠什麼謀生。
任廣州行營主任時的張發奎（左二為時廣東省主席羅卓英）
在形勢急轉直下的環境，三人認為沒有“大王”罩着，彼此猶如波浪中的浮萍，要掙脫這種命運，唯有緊緊抓着現有的實力，見機行事，走一條新路。
簡單一點說，張發奎被免去廣州行轅主任後，他這幾個機敏的部下根據當時内戰的環境，已有投誠起義的心思。
有了這個想法後，陳一林決定先去拜訪張發奎，聽下他對時局的看法，同時摸下老上司那邊還有沒什麼門路。
一個甯靜的夜晚，陳一林單獨到沙面張發奎公館拜訪，門口的衛士還認得他，将其領進房門見着了“大王”。
廣州沙面的民國建築
廣州沙面的民國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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