懸崖之上——唐肅宗李亨的太子歲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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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肅宗李亨是唐代帝王中經曆頗為坎坷的一位，在他尚未出生之時，父親李隆基擔心政敵攻讦，差點用堕胎藥将其打去；安史之亂時匆忙登基，在位短短7年一直在艱難平叛，卻沒能看到叛亂平息。不過，李亨一生中的幾次重大危機并非出現在這些非常時期，而是發生在李亨成為儲君之時。天寶年間的太子李亨，經曆了多次針對自己的陰謀，每每險象環生，如同身處懸崖之上。

“幸運”的新太子

李亨(李亨先後多次改名，為友善行文，本文中統一使用李亨)是唐玄宗李隆基的第三個兒子，生于景雲二年(711)。李亨的早年經曆中規中矩：兩歲時受封陝王的爵位；擔任過安西大都護等軍職，但僅僅是遙領，并未真正赴任；玄宗封禅泰山之後遷往“十王宅”居住，在皇帝的嚴格看管下學習各種文化知識。少年時代的李亨，除了長相類似先祖太宗李世民，在玄宗的諸多子嗣之中并無超群之處。

圖2-1丹鳳門模型

然而，唐帝國雲谲波詭的政治鬥争讓李亨本來平靜的生活發生了轉折。太子李瑛的母親趙麗妃去世之後，唐玄宗專寵武惠妃，武惠妃之子壽王李瑁也是以深受玄宗的喜愛，炙手可熱。李瑛與幾位皇子對武惠妃母子受寵頗有怨言，而武惠妃也想扳倒李瑛扶李瑁上位，太子與皇帝寵妃之間的沖突不斷激化，最終釀成了一場蕭牆之禍。開元二十五年(737),武惠妃與驸馬楊洄誣陷太子李瑛、鄂王李瑤、光王李琚互相串聯、圖謀不軌。盛怒之下的玄宗在得到中書令李林甫的支援後将李瑛等三人廢為庶人，旋即賜死。

李瑛死後，冊立新太子就成為擺在李隆基面前的一道難題。經過了一年多的反複權衡之後，開元二十六年(738)，李隆基冊立李亨為太子。那麼李隆基為何放棄風頭正盛的李瑁而選擇默默無聞的李亨作為新任太子呢？

李亨之是以能勝出，首要原因在于他在宮内和朝中均無奧援。李亨的母親楊氏和養育他的王皇後分别在開元十七年和開元十二年去世，其影響力在後宮中早已不複存在，是以李亨在後宮中并無援手。反之李瑁的母親武惠妃恩寵冠于後宮諸妃，差點成為皇後。雖然在李瑛被廢不久之後武惠妃即病死，但是擁有的影響力仍然難以忽視，尤其是她與中書令李林甫聲氣相通，關系密切。在李瑛剛剛獲罪之時，玄宗召見李林甫詢問新太子的人選，李林甫推薦的正是武惠妃之子李瑁。李隆基雖然專寵武惠妃母子，但是在鞏固專制皇權的問題上保持了清醒。比起風頭正盛、在後宮和朝堂都擁有強大盟友的李瑁，在政治上幾無羽翼的李亨更容易控制，對皇權的威脅也更小。是以，李亨成為太子的一個重要原因恰恰是因為他的相對弱勢地位。

其次，冊立李亨更有利于平息朝臣們的議論，穩定政治局勢。李瑛被廢殺造成了不小的波瀾，朝野間議論紛紛，玄宗也頗為苦悶，為此茶飯不思。顯然新太子的人選不僅要符合皇帝的意志，也要得到朝臣的普遍認可。從年紀上，李亨是玄宗的第三子，年長于李瑁，立李亨為太子符合唐代推長而立的傳統(慶王李琮雖然年長于李亨，但是沒有子嗣，且很有可能面部受過傷有容貌缺陷，是以不在太子人選之列)。這一點，高力士看得非常清楚，是以才敢明确建議玄宗冊立李亨。此外，李瑁的母親武惠妃是武則天的侄孫女，武則天曾經殘酷迫害李唐皇室。給朝臣們留下了極深的心理陰影，偏偏武惠妃權欲極重，頗有武後遺風，飽受朝臣質疑。早在開元十四年，玄宗想冊立武惠妃為皇後，就遭到大臣們的強烈反對。如果冊立李瑁為太子，必然會再次引起大臣們的不滿。是以相比較之下，年長且沒有出身問題的李亨成為太子，更容易得到朝野輿論的支援與認可。

默默無聞的李亨成為大唐的接班人，這對他而言不能不說是一種别具意味的幸運。然而李亨很快就會發現，那把承載了無數人一生夢想的太子寶座，坐起來卻遠沒有想象中那麼舒服。

圖2-2 摹張萱虢國夫人遊春圖(北宋，遼甯省博物館藏)

天寶噩夢

李亨性格溫和，為人低調，加上三位兄弟的前車之鑒，李亨更是謹言慎行、謙恭自抑。在舉行太子冊立儀式之前，李亨主動提出降低禮儀規格和着裝标準，得到了玄宗和朝野衆臣們的一緻稱贊。然而樹欲靜而風不止，從天寶五年(746)開始，權勢通天、炙手可熱的右相(原中書令)李林甫屢掀波瀾，矛頭直指李亨。

圖2-3 左銀台門遺址

天寶五年正月元宵節，李亨出遊時與太子妃兄長韋堅相見，之後韋堅又與不滿李林甫擅權專政的河西隴右節度使皇甫惟明密會于道觀之中。李林甫得知此事後，指令禦史中丞楊慎矜上書彈劾韋堅私會邊将，随後親自出馬上奏玄宗稱皇甫惟明和韋堅圖謀擁立太子為帝，試圖将李亨牽扯到此案之中。玄宗親自分析案情後認為韋堅與皇甫惟明私會雖然犯了大忌，但是李亨并沒有牽涉案中，是以隻将韋堅和皇甫惟明貶官外放，并沒有追究李亨的責任。雖然玄宗沒有聽信李林甫的讒言，但是李亨仍然采取了激烈措施撇清自己和韋堅的關系——李亨主動與摯愛的太子妃韋氏離婚，在玄宗面前表示不以親廢法。頗為值得玩味的是玄宗對于此事的态度，一方面好言安慰李亨，但另一方面卻并沒有阻止兒子與兒媳的離異。

僅僅十個月後，風波再起。左骁衛軍官柳勣因為家庭沖突，誣陷自己的嶽父杜有鄰“妄稱圖谶，交構東宮，指斥乘輿”。杜有鄰身份敏感，他的女兒是李亨的良娣(太子妾的一個品級)，而杜有鄰本人又是隸屬于東宮系統的贊善大夫。李林甫再次嗅到了機會，推波助瀾妄圖利用杜有鄰案把李亨拉下馬。玄宗雖然認為此案并不牽涉李亨，也并沒有對李亨加以懲處，但是聽任李林甫利用職務便利将李亨的嶽父杜有鄰杖斃在大理寺，也默許了李林甫以此案為借口賜死了之前被貶官的皇甫惟明和韋堅。倒黴的李亨隻能和杜良娣離婚，再次以家庭破裂的方式來證明自己的清白。

為了扳倒太子，李林甫不僅屢次以李亨的身邊人作為下手目标，還瞄準了邊疆的統兵大将。天寶六年(747)，大唐名将河西隴右節度使王忠嗣因反對玄宗攻取石堡城的作戰方略遭到将領董延光的誣告，随即被玄宗下獄審訊。王忠嗣幼年時代在宮中長大，與李亨私交很好，李林甫咬住這層關系不放，指使王忠嗣的部下向玄宗誣告王忠嗣以邊将身份私交太子，圖謀不軌。雖然玄宗認為李亨久居深宮，根本沒有機會與王忠嗣私下串聯交往，但仍然對王忠嗣進行了嚴厲處置，如果不是哥舒翰在玄宗面前冒死求情，王忠嗣幾乎被處死。随後王忠嗣被外放貶官，第二年就離奇暴死。

圖2-4 唐代武士俑(現藏于英國巴拉卡特畫廊)

李林甫在短短兩年之内，就連續掀起三次針對李亨的大案，雖然在玄宗的幹預下，李亨并未丢掉太子之位，但是付出了極大的代價——被迫與兩位妻妾離婚，其中的韋氏與李亨已經育有四個子女，可謂情深意切；李亨的嶽父、妻兄均被李林甫弄死，童年的好友王忠嗣也死得不明不白。更讓李亨寒心的是，在這幾場無妄之災中，衆多朝臣畏懼于李林甫的嚣張氣焰，幾乎無人為他說話，反倒是有不少官員為虎作伥配合李林甫誣陷自己。

在這些重壓之下，李亨的精神受到了極大創傷，也讓他對李林甫的仇恨刻骨銘心。多年之後，已經登基稱帝的李亨與近臣李泌商量要将死去多年的李林甫挖墳掘墓、挫骨揚灰。後世的一些史家也認為天寶年間制造幾次針對李亨風波的元兇，無疑是李林甫，其目的也不過是私人争權。

然而，這種觀點将玄宗時代的政治鬥争進行了臉譜化的簡單處理，同時也忽略了李亨屢次遭難的幕後推手唐玄宗李隆基。

君父編織的牢籠

在唐代前期的政治生活中，太子擁有比較大的政治能量——太子擁有直屬的各級官吏，掌握有配屬東宮的武裝力量左右衛率，甚至可以監管禁軍。雖然具體到各個時期太子的權力有所消長，但總體而言，太子集團在上層統治階級中是一股舉足輕重的政治力量。

唐代前期的多位太子都參與到了血腥的權力鬥争之中。貞觀十七年(643)，在齊王李祐發動兵變不久之後，太子李承乾逼宮謀反，試圖扳倒唐太宗李世民未果；神龍元年(705)，太子李顯聯合宰相張柬之等人發動政變，逼迫女皇武則天退位，是為“神龍政變”。

親身經曆過多次宮廷政治鬥争的玄宗李隆基對這些往事自然爛熟于心，而他從唐廷政變往事中得到的一個教訓就是太子及其東宮體系擁有的權力過大，是皇權的首要威脅。而李瑛被廢一事牽涉到多位皇子，也很可能讓李隆基認識到太子如果聯合其他政治力量将直接動搖自己的統治根基，是以必須要采取措施限制太子的權力，将太子裝進玄宗精心打造的“牢籠”中。

從開元年間以來，李隆基多管齊下從各種次元打壓太子。

開元十三年(725)，玄宗下令太子不再居住在東宮之中，而居住在“乘輿所幸之别院”。表面上看，玄宗隻是調整了太子的居所，實際上此舉擁有着深刻的政治用意。在唐代，皇帝與太子被并稱為“兩宮”,是以東宮既是太子下屬官僚集團的所在地，也是權力核心的象征。李隆基将太子遷居别院，既在空間上切割了太子與太子下屬官僚的聯系，也在政治上削弱了太子的權力。如果結合玄宗在同一年将皇子統一安排居住在建立的十王宅之中的行動，那麼李隆基此舉的一個重要目的就不言而明，将太子安排在自己的身邊而不是聽任其繼續躲在自己的“獨立王國”東宮之中，更便于皇帝監控太子的一舉一動。

太子之是以在唐代政壇能夠呼風喚雨，是因為東宮擁有一整套完整的、實權在握的官僚系統。是以，玄宗系統性地削弱了東宮官員的實權，掐斷了下屬官僚與太子之間的密切關系。

圖2-5 唐三彩陶騎馬俑，現藏于美國大都會藝術博物館

開元之前經常由宰相兼任的東宮屬官太子詹事、左右庶子等要職，在開元年間變成了作為老病官員養老的閑職。比如天寶年間著名士人孫逖因為身體不佳難以勝任繁重的工作，被任命為太子左庶子，之後又轉任太子詹事。在當時無論孫逖還是朝野大臣，都認為這兩個官職不過是養老混日子的閑職。

即便是東宮官員的實權遭到了大幅削弱，玄宗仍然不放心，李隆基要求東宮屬官與太子間的交往不能越界。這一點變化在史料中記載不多，但是仍然有蛛絲馬迹可循。在天寶五年的杜有鄰一案中，杜有鄰的罪名包括三條：妄稱圖谶，交構東宮，指斥乘輿。

值得注意的是“交構東宮”這一條罪名，杜有鄰的職務是贊善大夫，屬于東宮屬官。按常理而言，既然是太子的下屬，和太子結交就屬于正常情況，而杜有鄰被指控“交構東宮”，說明制度上已經做了規定要求下屬為太子服務時不能越過某些界限。這種嚴格限制，無疑是玄宗削弱太子權力的一種手段。

玄宗削弱太子權力的另一項重要舉措是徹底切斷宰相與太子之間的隸屬關系。從武德到景雲年間，宰相在東宮兼任職務的情況非常常見，可以視為唐廷的一種正常制度性安排。宰相既聽命于皇帝，也直屬于太子。太子與宰相間的隸屬關系在鞏固太子朝廷地位的同時，也為二者互相串聯、威脅皇權創造了條件。玄宗當然不希望這種内外呼應的潛在威脅繼續存在，是以着力切斷外朝重臣與太子之間的聯系，從李林甫開始，宰相不再兼任東宮的官職。

玄宗一方面将宰相剝離了太子屬官系統，另一方面又通過增加宰相庶務權力的方式将其利益與皇帝死死地綁在一起，使宰相在遠離太子的同時成為皇帝的忠實奴仆。以李林甫為例，雖然長期以來其人都被視為奸佞弄權之徒，但是無論是傳統史料還是現在的觀點都承認他擁有出色的政務處理能力，能夠将紛繁複雜的政務打理得井井有條，而且能讓玄宗稱心如意，是以玄宗也有意提高李林甫的權力地位，賦予他更多的職務。這一點，從李林甫時期宰相人數的減少和李林甫兼領的各類職銜數量達到數十個之多上可以看出。單純從管理的具體政務範圍而言，李林甫稱得上是權相，但值得注意的是，玄宗在将大量的庶務交給李林甫打理的同時，仍然保留着最高決策權。

宰相權力的擴大與太子權力地位的下降，一方面讓天寶年間的政治形勢變得異常複雜，發生沖突的可能性不斷增加；另一方面也讓李林甫擁有了挑戰太子地位的能量。李林甫為人擅權專政，又善于窺察皇帝的心思，他察覺出玄宗對太子的提防和限制日益明顯，加上李林甫曾經推舉過的太子人選并非是李亨而是李瑁，是以從現實利益角度考量，扳倒李亨更能保證自己的安全。李林甫既有能力又有動機，是以在天寶年間屢掀風波，想将李亨拉下馬。

李林甫固然是台前迫害李亨的直接兇手，但是李隆基對太子的猜忌打壓和對宰相權力的提升無疑是造成李亨處境維艱的根本原因——如果沒有玄宗在制度上對東宮的種種削弱之舉，李林甫恐怕沒有膽量對太子發難；沒有玄宗将政務大權幾乎悉數交給李林甫，讓李林甫的黨羽遍布朝野，李林甫就算想挑戰李亨也沒有能力。

當李林甫再三地掀起冤獄牽連李亨時，唐玄宗雖然沒有讓李林甫完全得逞，卻也僅僅是保護了李亨，而坐視李亨妻離友散、飽受折磨。對李林甫構陷李亨的行為，玄宗沒有絲毫懲戒。

圖2-6 大明宮麟德殿遺址

可見，天寶年間的李隆基對太子的猜忌和防範已經深入骨髓，他默許了宰相對太子的屢次發難，即便這些指責與誣陷沒有事實依據，玄宗的目的無外乎利用宰相不斷敲打太子，讓其不敢有絲毫不臣之心，進而確定皇權。而李林甫正是察覺到了玄宗的這種微妙心理，才敢肆無忌憚地羅織罪名打擊李亨，并以此作為政治資本得以加官進爵，恩寵不斷。

太子李亨在父親的打壓和權臣的挑戰面前戰戰兢兢、如履薄冰，如同行走在懸崖之上，稍有不慎就會墜入萬丈深淵。然而，玄宗和李亨都不會想到，天寶末年的一場驚世劇變，以一種戲劇性的方式将李亨拉出了這種令他心力交瘁的困境。

禍兮福所倚——安史之亂對于李享的複雜意義

天寶十四年(755)，範陽、平盧、河東三鎮節度使安祿山以讨伐宰相楊國忠為名起兵反叛，改變大唐國運走向的“安史之亂”爆發。

平叛初期，唐廷應對失當、反應遲緩，在東都洛陽陷落後，玄宗态度才有所轉變。玄宗下旨準備禦駕親征，讓太子李亨監國。玄宗的這個方案，引起了楊國忠的極大恐慌。

早在李林甫秉政之時，楊國忠就與其沆瀣一氣羅織罪名陷害李亨。雖然後來楊國忠與李林甫決裂，但是在打壓太子一事上，二人并無差別，是以楊國忠也被李亨視為必欲除之而後快的政敵。如果李亨按照玄宗的安排成為監國，無疑在政治上獲得了掌握實權的機會。而一旦太子的權力得到加強，楊國忠很可能成為被打擊的首要目标。

圖2-7 衆内侍(唐墓室壁畫，陝西省乾陵懿德太子墓)

對于這一可怕的前景，楊國忠非常恐慌，立即搬出了玄宗最為寵愛的楊貴妃，力阻皇帝親征、太子監國。

如果從李亨登基之後一些言行來看，楊國忠的這種擔心并不是杞人憂天。說到底，楊國忠與李亨之間的沖突，仍然是天寶年間宰相與太子政治鬥争的延續，而且二者之間的政争波及後宮，一向較少幹預政務的楊貴妃也牽涉其中。可以說，楊貴妃日後的悲劇性命運，在她向玄宗“銜土請命”之時已經埋下了伏筆。

玄宗放棄親征之後，在楊國忠的極力慫恿下強令鎮守潼關的哥舒翰放棄堅固城防主動迎戰風頭正盛的叛軍，導緻靈寶之戰全軍覆沒。随後，玄宗丢棄長安出逃蜀地。當逃亡隊伍行進到今天的陝西興平市西北時，發生了著名的馬嵬驿之變。

如果從一些細節來分析，這次兵變是一次有預謀、有計劃、有指揮的行動，絕非偶然事件。

禁軍發動兵變的目标非常明确，就是要除掉楊國忠及其親屬黨羽，而基本上沒有發生毫無目的的濫殺行為。宰相韋見素在兵變之時遭到過禁軍的短暫圍毆，但是很快就被認出不是楊國忠一黨而保住了性命；在楊貴妃被賜死之後，禁軍迅速恢複了紀律，繼續保護玄宗入蜀，并沒有繼續鬧事。這些事實都證明，即便是在發生流血事件的緊張時刻，禁軍仍然處于可控的狀态，

沒有像一般的兵變那樣濫殺無辜、胡作非為；發動兵變的禁軍和其背後的主謀目的性非常強，一旦達到目的立即收手。

那麼，這場有組織有預謀的兵變，與李亨又有怎樣的關系呢?可以肯定的是，無論李亨是不是主謀，他都參與了兵變的謀劃，是關鍵人物之一。

根據《舊唐書·韋見素傳》中的記載，兵變中跳到前台的龍武将軍陳玄禮在起事之前，就通過李亨的親信李輔國與李亨商量除掉楊國忠。陳玄禮之是以找李亨，一方面是為了能夠得到太子的支援，進而讓誅殺楊國忠的行動擁有一定的正當性，另一方面也因為此時部分禁軍掌握在李亨手中，如果李亨反對兵變，就算陳玄禮貿然起兵也可能會遭到李亨的鎮壓而功虧一篑。是以，在馬嵬驿之變的前夜，李亨有能力阻止兵變的發生。但是，李亨并沒有這樣做，而是同意了陳玄禮的方案。在李亨和陳玄禮的共同掌控下，禁軍發動了以消滅楊氏兄妹為目标的可控兵變。

兵變發生後，李亨并沒有繼續跟随玄宗入蜀，而是與兒子李俶等親信率軍北上，脫離了玄宗的控制。雖然李亨當時并沒有立即明确進軍靈武，但是其與玄宗分道揚镳的方針是明确的。如果李亨事前對兵變不知情或者沒有深度參與，很難想象他能在較短時間内做出這樣重大的戰略規劃。而脫離玄宗率軍北上，是李亨未來能夠登基稱帝的最重要的前提。可以說，從馬嵬驿之變的後果來看，李亨是獲利最多的人。

之前在政争中屢次被對手逼到牆角幾乎沒有回旋餘地的李亨，在馬嵬驿之變中居然擁有了能夠影響政變走向的力量，導緻這種戲劇性轉變的根本原因正是安史之亂後太子政治地位與實力的提升。

對于唐玄宗和大唐而言，安史之亂是一場空前的災難，但是站在太子李亨的角度，這場劇變帶有一種“禍兮福所倚”的意味。安史之亂爆發後，玄宗不得不改變态度給太子賦予了一定的權力，以幫助自己迅速平息叛亂。最能展現出這種變化的，就是玄宗曾經想讓太子監國，并任命哥舒翰為“皇太子先鋒兵馬元帥”。雖然在此時李亨還沒有真正染指軍權，但是其作為太子有權統攝軍隊的事實得到了皇帝的認可，政治影響力得到了極大提升。

玄宗狼狽逃出長安之後，為了保障逃亡隊伍的安全，讓不少宗室負責率軍扈從，其中李亨的兒子建甯王李倓等人掌握了一部分禁軍殿後。這部分人馬大約有兩千人左右，其中包含了精銳的飛龍禁軍。李亨通過兒子們掌握了這樣一支重要的武裝力量，使其政治實力得到了實質性提高，一定程度上可以與陳玄禮率領的龍武軍抗衡。此時的李亨既擁有太子的大義名分，又擁有握在手中的精銳部隊，實力與之前隻有空頭名号之時不可同日而語。是以，在馬嵬驿兵變之前，陳玄禮先與太子商量，得到太子的支援之後才敢誅殺楊國忠，逼玄宗賜死楊貴妃。而李亨也敢于在馬嵬驿之變後果斷率軍北上，脫離了玄宗的控制，獲得了獨立登上政治舞台的機會。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幾乎傾覆大唐的安史之亂，對于處于君父牢籠之中的李亨不吝是一次跳出父皇手心的千載良機。天寶年間多次被政敵擠到懸崖之上岌岌可危的太子李亨，以此為契機一舉消滅了與自己為敵多年的楊國忠。而如果沒有這場突如其來的劇變，李亨恐怕還要在險象環生的政治鬥争旋渦中掙紮多年難以脫身。

後記

李亨登基稱帝後，對于自己身處懸崖之上、如履薄冰的東宮歲月一直耿耿于懷，他曾與近臣李泌商量要将政敵李林甫挖墳掘墓洩憤，李泌則點出此舉會讓尚在人世的太上皇李隆基慚愧不悅，可見君臣二人對于李亨屢遭迫害的幕後推手心知肚明，隻是不便明言。

讓人唏噓的是，飽受父皇打壓的李亨掌握了至高無上的皇權之後，并沒有吸取這段父子相疑的教訓，對自己的兒子們同樣屢加猜忌防範，像玄宗一樣演出了冤殺親子的人間悲劇。在父子親情與最高皇權之間，李隆基選擇了後者，李亨也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