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省新安縣城西王莊村王氏家族，明清時期人才輩出，據其家譜記載“薦賢書二人，舉明經登仕籍七人，入膠庠三十二人。”王氏家族戶族浩大人口繁盛，但“積德以承前修，詩書以訓後人”的祖訓世代相傳，始終遵循着仁、孝、德、義的良好家風。由于存世實物和文獻的缺乏，這個家族曾經的輝煌久藏深閨，不被世人所知。筆者近年來一直關注并搜尋着王氏家族的曆史資料，集腋成裘略有所獲，璞玉得琢期以共識。
[一]王氏先世至王诰
據王莊《王氏宗譜》可知，王氏先祖兄弟共十八人，明洪武年間從山西洪洞遷豫以後，分散各地。“吾家為晉之洪洞人，明洪武初，一支諱十三徙濟源之南窖。吾始祖諱十二，渡河居新安之石井，後徙縣西七裡站，遂家焉。”排行十二、十三的兩位先祖徙居濟源的南窖村，後來十二公渡過黃河居新安縣下石井村，遂為王莊王氏之始祖。十二公育有三子，長子王整後來遷居縣西七裡站王莊村，定居于此。勤儉開家，耕讀啟後，韬光養晦，累世積德，傳至第六世王诰時，初登邑庠，打開了王氏家族書香世家的大門。從此青缃世守，代有文人，家族也聲名鵲起，一躍成為河洛地區的名門望族。
王诰，号前川，增廣生。縣志載其人“笃行嗜學，秉性端凝，氣宇豁達，持己嚴而禦人寬。”王诰的生卒年志中無載，據其孫王澤溢在《立先祖前川公墓碑文》中所寫“餘祖前川公卒於明崇祯六年（1633）”，結合《王氏十八公家乘》中有“前川公壽九十一歲寝化”，由此推算可知他生于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新安文廟大成殿後有明嘉靖四十五年（1566）刻立的《重修學宮碑記》，碑文介紹了嘉靖四十四年，因秋雨連綿導緻文廟部分建築坍塌，後經知縣王訓組織人員合力重建，“工始于乙醜之十一月，迄丙寅二月既望落成，時阖學廪增附貢員一百五十六名”，這156人的名字列在其後，多為新安後來之俊傑，如:孟化鯉、郭萬裡、徐自省、張其猷、郭時安等等，王诰之名也列其中，此時的他23歲。縣志載王诰“為孟雲浦先生所敬重，與之同講席，常卻客遺金”，孟雲浦即孟化鯉，字叔龍，号雲浦，萬曆八年（1580）的進士，他生于嘉靖二十四年（1545），比王诰小二歲。孟化鯉27歲時和堂弟孟化鲸創辦了川上書院，知王诰學識淵博，品德厚重，便邀請他到書院講學。王诰講課深入淺出通俗易懂，來聽課的人聚精會神，以緻錢袋遺落也渾然不知。王诰著有《簡韻》四卷，今已失。王诰和孟化鯉年紀相仿，性情相似，彼此甚為投契，引為同道。後來孟化鯉的小女兒嫁給了王诰之子，兩家結為秦晉之好，成為一段佳話。《建修觀音堂碑記》是王澤溢記述了祖父王诰之父身患惡疾，王诰為了讓父親早日康複，“祈祐於神葢，願力之所營也”，“堂建於明萬曆六年（1578），經度之宜，工料之需，皆餘王父之所營辦”。此時的王诰36歲，年富力強精明能幹，一手操辦了觀音堂的建造，可見其家産的殷實和個人的魄力。
萬曆二十五年（1598）孟化鯉病逝，其子孟一誡繼承父志，主持川上書院。此時的呂維祺才十歲，并未得到孟化鯉的耳提面命，稍長後求學于川上書院，是從書院走出去衆多學子中的佼佼者，官至南京兵部尚書。
明天啟二年(1622)，時任驗封司郎中，36歲的呂維祺，邀請縣内“年高有行者，王诰、遊汝桢十餘人”，在自己的私家園林“鬥園”内，盛情款待這些老者，談文論道，飲酒娛樂，雅集結束後，還贈送錢币禮物，讓這些老人們開心。此時的王诰已八十歲，年高德劭，即是書院前輩，又是恩師長輩，故排在首位以示敬慕。
崇祯六年（1633）高壽91歲的王诰，無疾而終。邑人感念他生平博施濟衆的恩德，公舉追谥“德行”，載入縣志。王诰逝後因災荒戰亂等諸多因素，墓碑一直未立，直到康熙三十七年（1698），王澤溢為祖父才勒碑立石，并請好友康熙十七年進士河南柘城人窦敏修，為祖父王诰撰寫了墓志銘。
王诰有五子，按排行分别是:王任賢、王尊賢、王親賢、王寶賢和王齊賢。除了第五子王齊賢末見到任何資訊，其餘幾人或多或少都有與其相關的線索，下面将分門梳理每門支系。
[二]王诰長子王任賢支系
王任賢，庠生，生平不詳。縣志上載有其妻張氏，“孀居三十餘年，撫五子成人，賊破高平寨，以死終其節”。從張氏孀居三十餘年來看，王任賢應該英年早逝，按《王氏宗譜》載王任賢有六子，縣志上說的五子應有誤。賊破高平寨指的是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軍圍攻鐵門，屠殺寨中拒不投降之人，張氏被害亦在其中。
王任賢六子中，除了第五子外其餘均為庠生。長子王澤周“鄉飲大賓”，鄉飲是古代一種慶祝豐收，尊老敬老的宴樂活動，凡參加鄉飲者均為德高望重的長者，他們治家有方，宗族和睦，造福鄉鄰，威望出衆。這項活動由當地官吏出資主持，是弘揚社會和諧尊賢敬老的隆重禮制。
王澤周有三子，第二子王樸之子王大成，乾隆十六年(1751)恩貢生。
據呂維祺撰文的《明故文學雲瀚孟公暨元配顔儒人墓志銘》，可知王任賢還有一女，嫁給了孟化鲸的孫子孟谕。孟化鲸，字鼎龍，号雲瀚，是理學名家孟化鯉的堂弟。孟化鯉之父孟秋兄弟三人，孟秋居長，孟化鲸父孟夏居次。孟化鲸協助孟化鯉共同創辦川上書院，雖經史通達，然終生不仕，晚孟化鯉23年後去逝。
王任賢孫輩中，以王桂名聲最顯，王桂之父王澤遠排行第三。王桂，字賓皇，“少失怙，澤溢猶子也”，失怙指喪父，王澤遠去世時，王桂才三歲，繼母薜氏視如己出，紡麻織布供養王桂，叔父王澤溢日常也對其特别照顧。王桂學習很刻苦“乘雪月讀不辍”，梅花香自苦寒來，康熙二十年（1681）王桂鄉試中舉，是王氏家族自王澤弘之後第二個舉人，曆任登封、永城教谕。
王澤溢的侄兒衆多，王桂排行第九，康熙二十二年（1683）王澤溢将王桂介紹給好友窦敏修，由他引薦緻嵩陽書院拜耿介為師，自己也修書一封《代九侄與逸庵耿先生書》，讓王桂到嵩陽書院進修深造三個月。耿介，字介石，号逸庵，河南登封人。順治九年進士，出仕後因母喪回籍丁憂，不再複出，此後主持嵩陽書院二十多年。有《敬恕堂文集》傳世，内有耿介寫給王桂書劄三通。
康熙二十四年（1685）當時書院缺個主持之人，耿介原本想請窦敏修過來主持，“此席以德行為主，文藝次之，自非平日知之有素，未敢率意敦請也，屈指同心，無如窦敏修先生者”。耿介與登封知縣王子明相商，懇請王子明修書一封，邀請窦敏修來掌席。但窦敏修有要事在身無瑕兩顧，就向耿介鄭重推薦了王桂。
耿介對王桂也是很賞識的，正合心意。在給窦敏修回信中寫到“今欲請王賓皇年兄來主斯席，朝夕切磋砥砺，為聖賢之學”。
耿介在《與王賓皇書》中有“書院主持，極難得人。惟年道兄，金玉之品，學問涵養，皆底于純粹，王公亦久為服膺”。以耿介的地位和資曆說這些話并非奉承，而是禮賢下士求才若渴，是發自内心盛情的邀請。文中“王公”是指登封知縣王子明，王桂在登封任教谕，二人是熟識的，王子明對王桂來書院主持，也是極為贊成的。
這次機會對王桂來說是千載難逢的，但王桂繼母此時卻病倒了需要照料，在前程與孝道面前，他毫不猶豫選擇了後者。耿介很欣慰沒有看錯人，“知太夫人違和，年道兄終鮮兄弟，晨昏湯藥，誠難頃刻離。但孝思感格，自獲安善，仍宜虛席以待俟，太夫人尊恙平複，即遣奉迎。”他讓王桂在家好生照顧母親，等康複後再來書院，位置給他留着。
後來因種種原因，王桂沒能赴任，至永城縣做了一名教谕，教谕是個薪資較低的職位。康熙二十八年（1689）新安連續三年幹旱奇荒，“新邑文武生僅二百餘名人，戶僅二千餘丁，死者、逃者，儒學冊子，本縣丁糧簿，皆指名可數”。“進士關琇出走洛陽，舉人張射标逃荒魯山縣”，有功名的人尚不能溫飽自足，何況平民百姓呢。這場三年的大旱災直接導緻新安群眾逃散過半，“道路積屍，原野之狀，誠仁人君子觸目傷心，痛哭流涕者也”。而“鄉紳自進士、舉貢、監生廖廖十數人”，最後“存在家鄉紳止餘三數人”。王桂面對這場大災難也沒有辦法，“舉人王桂逃荒汝州矣”隻好攜家逃荒至河南汝州。
縣西七裡站有泰山廟，年久失修傾圯大半，廟前牆上嵌有《重修泰山廟記》石碑，碑文尚清晰可辨，碑的落款時間是“皇清康熙歲次甲午孟夏穀旦”，甲午是康熙五十三年(1714)，在碑文下部列有募化主的名單，第一排有“署永城教谕.王桂.錢貳百”，由此可知王桂一家在汝州度過災情後，又傳回故鄉生活。
新安人張步瀛，字翰仙，号漪園。康熙三十年（1691）進士，所著《周易淺解》一書，登封嵩陽書院耿介為之序，王桂亦是同人參閱之一，今有滋德堂版本傳世。王桂叔父王澤溢寫有《代張理齋祝渑池鄧父母壽序》，張理齋就是張步瀛之父。張含性，字理齋，順治二年（1645）舉人。
呂履恒《夢月岩詩集》中有《行經汝州感舊二首》，“總角情親幾弟昆，孝廉高誼至今存。佳遊並辔來風穴，密坐臨窗到日昏。燕市春花時濺淚，梁園雪夜未招魂。先鳴真媿同糠秕，猶憶論文碧樹村。”詩旁有注釋二句，一為“孝廉王賓皇卒於永城廣文”，一為“戊午夏同賓皇會文於薜村”。從詩的内容和注釋來看，呂履恒和王桂少兒時就是親如兄弟的玩伴，二人私交頗深，康熙十七年（1678）夏二人曾于薛村會面，吟詩論文不亦樂乎。可謂“知己難覓今已有，同為君子淡如水”。
從注釋可知王桂卒于呂履恒之前，據田從典撰文的《呂少司農履恒公墓志銘》可知呂履恒生于順治十年（1650），卒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那麼王桂應該就卒于1714年至1719年之間，逝後贈修職郎。王桂著有《四書講義》，《先儒格言輯錄》今已轶。
王桂有六子，第四子王大士，乾隆二十六年（1761）歲貢生，任桐柏縣訓導。
王任賢第五子王澤公有二子，次子王模，庠生，今有墓志存世，碑文雖然斑駁但主要資訊尚可辨認“公諱模，字範皇，行二，配陳氏，生一子大輿……公生於順治十年（1653）七月二十三日，卒於雍正八年（1730）七月……”由此可知王模享年78歲。這是目前所知王诰子孫中唯一可辨識的碑刻，對王氏族人生卒年的斷代是有重要參考依據的。
[三]王诰第二子王尊賢支系
王尊賢，增生，縣志載“曠達負義，每以陰骘勸人。歲荒，嘗全活其姻親數家。趙生系獄，尊賢典衣為贖罪。”他是個心胸豁達之人，每次都是無條件幫助别人，事後低調又不張揚。有個趙姓書生被捕入獄，王親賢為了救他，把自己的衣服都拿去典當幫其贖罪。平日裡未雨綢缪儲備物資，災荒之年不使家人挨餓受凍。他的繼妻李氏，在崇祯十四年（1641）嵩縣土寇于大中攻打新安時被殺害。
王尊賢有三個兒子，皆有顯名。長子王澤弘，号屏非，崇祯六年（1633）舉人，官漳縣知縣。
王澤弘是呂維祺的門生，《呂明德先生年譜》中有“崇祯六年八月，新安芝泉會門人中式，韓趙壁、王澤弘。”呂維祺的曾孫呂宣曾在《思認堂文集》序中也提到“伯兄屏非公又出先忠節門下”，是以可以肯定這個王澤弘就是新安人。有的文章将他定為湖北黃岡人，實是同名同姓之誤解。
康熙初年呂維祺之子收集其父去逝後，門生故吏同仁親友所寫的挽詞贈言，編輯成《忠節錄》一書，内有王澤弘所寫的《挽理學呂夫子俚制》一文。清中後期為了避諱清高宗乾隆帝弘曆之名，後人改弘為宏，是以乾隆年以後的文獻中都記載為王澤宏。
新安縣北冶駱嶺村有一武将，姓李名所問，字近槐，他知兵善戰平寇有功，被授于“都司”一職。在他的管轄下百姓安居樂業，人們親切尊稱他為“李老将”，他的父親李嘉時去世後，縣内知名士紳多為其父樹碑頌德，呂維祺的二個兒子呂兆璜、呂兆琳和衆仕子親赴吊唁，墓志銘則由王澤弘撰書，惜未見流傳。
順治十五年（1658）新上任的新安縣令佟希聖，聽上司說欲把新安縣廢除，将轄區分歸宜陽和洛陽。他心急如焚想方設法也要保住這座千年古縣，于是邀請縣内有名望的士紳集思廣議，邀請的有舉人呂兆琳、生員黨心正以及王澤弘和廪生王澤裕等人。王澤裕是王澤弘的二弟。
經過衆人精心謀劃，佟希聖和女婿劉蘭谷帶着保縣公文先上洛陽後赴開封，逐級申訴。見到府台賈大人後，“慟哭流涕，道民疾苦，以首觸地，皆流血滿面，為民請命”，一個花甲老人為了能保住新安縣，不惜舍命，實在令人深受感動。上級便派人到新安實地走訪，将情況如實上報，經朝廷準許，新安縣總算是保住了，佟公之功勞新安人要永遠謹記。
佟公女婿劉蘭谷後來将這些事情都記錄在了《新安令佟公事實叙述》一文中，“幾有所費，皆公竭力獨辦，絲毫不取之於民，惟呂、王二公有所資助”。呂公指呂兆琳，王公便指王澤弘，二人出錢出力幫助佟希聖将新安保住，其大義之舉令人欽佩。
八十年代縣文物普查從業人員在王莊村普查到了王澤弘夫婦的墓志銘，《封鄉進士特授知縣屏非王公暨配張孺人合葬墓志》收錄在《新安縣文物普查資料彙編》一書中，惜字迹磨損大部分辨識困難，書中沒有收錄志文内容，後來随着城市建設，墓志下落不明不知所蹤。
王澤弘有二子，長子王忠，庠生。次子王桢，貢生，任考城縣教谕，後遷陝西漳縣知縣。王桢有一子，王大書，貢生，《重修泰山廟碑記》捐資名單亦有其名。
王尊賢第二子王澤裕，号去非，廪膳生。縣志有載“清初新安賦徭錯亂，哀鴻遍野。澤裕與同志者籲呼請命，得減荒糧浮役，民出水火”。王澤裕對《春秋》研究的很透徹，悟有心得，來向他請教學習的人絡繹不絕。
王澤裕有三子，均為庠生。第二子王植有二子，長子王大鹳，庠生。次子王大鶴，字靖圃，庠生。“父病，日侍湯藥，不解衣者三月。友愛兄弟，成就後學周貧急，死無所歸者葬之。”可見王大鶴孝父愛兄，又有仁慈行善的義舉。王莊有乾隆二十年(1755)王氏建立祠堂碑記，碑文即為王大鶴所撰寫。另有一方“囗囗合葬墓”石碑，因有殘缺碑文無法通讀，不過根據“孫、兆興”查閱宗譜可知兆興的祖父即王大鶴，是以可以斷定這方殘碑就是王大鶴夫婦的合葬墓志。碑文中有“元配孟氏，動靜語默，間不越，雲浦先生……”，可知王大鶴之妻孟氏，是理學名家孟雲浦的後裔。
王尊賢第三子王澤隆，庠生，自幼習武，身手靈活。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攻打新安，縣城被占，城牆被毀，知縣陳顯元無險可守，隻好退居阙門寨（今鐵門），李自成又卷土重來，兵圍寨門，發令牌讓陳顯元繳械投降，陳顯元将令牌砸碎抛出寨門，甯死不降。雙方相峙月餘，陳顯元兵少力衰，寨子被攻破。陳顯元父子被抓後怒罵不止，領軍大怒将其支解分屍。對寨中之人也盡屠之，王澤隆寡不敵衆也被殺害于順慶寺門前。
[四]王诰第三子王親賢支系
王親賢，字希明，庠生，縣志有載“性穎異，豪軒不羁，日讀書萬言”。王親賢少年時跟随孟雲浦學習，天資聰慧悟性極高，孟雲浦對他青眼有加。
據楊東明所撰《明理學雲浦孟公墓志銘》可知，孟雲浦有一兒兩女，長女嫁給了孟津人，明隆慶二年（1568）進士梁許的長子梁允濟。次女“适邑庠生王诰子生員親賢”。
王親賢“年高德劭，舉鄉飲大賓”，晚年他潛研儒家經典，日益精深，為前來請教的人傳道解惑，猶如夜路明燈。書院為表彰其高尚品行，敬贈“儒林淵海”匾額。
崇祯十四年（1641），李自成攻打新安，王親賢帶領家人外出躲避戰亂，據其子王澤溢所述“扶六十八歲之衰翁，攜不能行步之幼子，逃避深山”，“下臨奔湍之黃流，上視劍芒之荊山”。可知他們一家躲藏至縣北石井鎮荊紫山附近。
從王親賢此時的六十八歲，可以推算出王親賢約生于明萬曆元年（1573），後來幾經輾轉，“予父攜予父子率安人同返故莊，三日而始達”，從石井回到王莊後，“予父徙居缺門（今鐵門）”，為什麼要去鐵門呢？據《王氏宗譜》記載，在鐵門南王莊等地尚有王氏同宗族衆，并且他的長兄妻張氏、二兄長妻李氏、還有侄兒王澤隆等親人均在鐵門遇害，推測他年近古稀，為避兵亂又奔波勞累，精力大不如前，也許自感時日無多，便在有生之年到鐵門和幸存的族親見上一面，安撫生者，哀思逝者。在鐵門沒住多久“予父病故”，王親賢就去逝了，後以子貴敕贈承德郎。
王親賢有二個兒子，次子王澤溢，字型謙，号澹庵，順治五年（1648）拔貢，任湖廣德安府通判（今湖北安陸縣），在湖北任職期間，他百忙之中抽空就四處尋訪打聽陳顯元的親人，當年陳顯元父子在鐵門寨被殺後，葬于新安。幾十年間無人過問，他敬佩陳公的忠烈，欲尋後人讓陳公遺骸遷回家鄉，後來尋訪到了陳公的外甥，王澤溢給予資助，讓陳顯元父子魂歸故裡。然後又向上級請示将其列入名宦祠，讓後人紀念永世流芳。
王澤溢在職期間，兢兢業業，朝廷征收的稅糧均能按時并超額完成。稅糧裝船運輸時，他逐船核查，盤驗無誤後才準起運。後來因為受到他人連累被查處，降職調為縣令。王澤溢早已厭倦了仕途的險惡，心灰意冷遂棄官還鄉。
歸鄉後“與心齋陳先生、逸庵耿先生、永光冉先生、敏修窦先生講學嵩陽書院”王澤溢家學淵源，自幼耳儒目染，對濂洛關閩之學造詣頗深，“文章根級理要，熔鑄經史，中州推為文獻典型”。
康熙五年（1666），王澤溢參與了《安陸縣志》的編修，并撰寫序文。
康熙七年（1668），王澤溢又參與了《雲夢縣志》的編修。
康熙二十年（1681）新安知縣張綏遠出資主持了石井鎮荊紫山通仙觀的重建，觀建成後由王澤溢撰寫了《重修金紫山通仙觀碑記》，碑今仍存于山下。
康熙三十三年（1694），新安知縣韓佑唐纂修《新安縣志》，志成之後，也請王澤溢撰寫了序言。
王澤溢有《思認堂文集》傳世，文集前有康熙五十三年(1714)新安舉人呂宣曾、雍正五年(1727)洛陽進士李學裕、康熙五十二年(1713)雲南進士張漢三人所做的序言，此書對了解王氏家族以及王澤溢個人，還有鄉土文獻都是頗為難得的珍稀史料。
王澤溢先出仕官宦後又執教書院，與其來往密切的交遊圈中，多為名重一時載入史冊的人物，如耿介、窦敏修、冉永光、王子厚、李九畹等，本縣的有裴袠、陳愹、呂維禔呂兆琚父子、呂兆琳呂履恒父子、張理齋張步赢父子等等。這些人中大多都是進士出身，其家世、修養、學識無不是當時之翹楚。習氣相染近賢則聰，和這些良師益友的交往，對王澤溢的思想和學問都有了更高層次的提升。
關于王澤溢的生卒年，未見記載。據呂宣曾為《思認堂文集》做序所寫“新安志舊序出先中丞手，新序出王澹庵先生手……然先生之生與先中丞同時”，先中丞指呂宣曾的祖父呂兆琳，呂兆琳，字叔玉，順治十八年(1661)的進士，官陝西西鄉縣令，後升至福建道監察禦史。為此王澤溢曾撰文《賀叔翁呂親家榮擢台谏序》恭賀親家遷升。據耿介所撰《呂叔玉先生墓志銘》、呂履恒《先府君行狀》和《呂明德先生年譜》可知呂兆琳生于萬曆四十七年(1619)十月，那麼“先生之生與先中丞同時”就是說王澤溢和呂兆琳年齡相當，都是1619年出生的。
王澤溢寫有《呂艮石傳》，呂艮石就是呂維祺同父異母的弟弟呂維禔，字是儒，号艮石。文中寫有“餘與公齊年，餘丙子歲入庠，公已食餼數年矣”，丙子是崇祯九年(1636)，古人以虛歲記齡，此時王澤溢18歲。
王澤溢在給祖父王诰立墓碑時說到“今歲戊寅率子侄其鑒貞石”，戊寅是康熙三十七年(1698)，此時的王澤溢虛齡已經80歲了。
王澤溢的文集是他去逝後，由其子孫整理刊刻的，他的孫子王大翰在跋中說到“先君即當求，蘆院裴先生銘諸幽，坦庵呂先生為之傳”。坦庵呂先生就是呂履恒，字元素，号坦庵，新安橫山人。康熙三十三年(1694)進士，官至戶部右侍郎、總督倉場，他撰寫了《王澹庵先生傳》，傳記中有“年未五旬，因公註誤，空遷知縣調用，絕意仕進，逍遙林泉著書立說垂三十年”。年未五旬就是快五十歲了但還不到，再加上之後的三十年，那麼王澤溢的大概年齡就是80歲左右。
“蘆院裴先生銘諸幽”，是指王澤溢的墓志銘由裴蘆院撰寫。裴袠，字九章，因居住在蘆院村是以号蘆院，順治十六年(1659)的進士，官至武選司員外郎。裴袠的卒年據呂履恒撰寫的《裴蘆院先生志銘》“時康熙四十三年九月十七日也”，康熙四十三年是1704年，由此推斷王澤溢卒年至遲應該在1700年之前。
王澤溢的妻子常氏，卒于王澤溢之前，王澤溢寫有《祭安人常氏文》。“安人與予生同庚，十七歲而歸予”，那麼常氏和王澤溢同歲也是生于1619年，“孝事舅姑，順志承顔，懂理家務，克勤克儉”可見常氏是位非常賢惠淑德的夫人。
常氏的卒年據文中“安人每味必親奉葢，五十年如一日也”，她生于1619年，十七歲出嫁時是1635年，再加上五十年的相夫教子，就是1685年，祭文開篇有“嗚呼，安人竟溘焉長逝也，值此兇荒旬有二日而始。”說明常氏去世時正值災荒年，查縣志有康熙28年連續三年大旱的記載，另外王澤溢也寫有向縣令申訴災情的公文《災荒呈》，“新民罪孽深重慘造三年奇荒”。是以推斷常氏應卒于康熙二十八年(1689)，享年71歲。逝後诰命賜封安人。常氏據各種資料聯系分析，應該是順治八年(1651)舉人常景星之妹，因暫末發現直接證據，姑且存疑。
王澤溢有二個兒子，長子王端，字發皇，康熙三十六年(1697)恩貢，“性至孝，守義安命”是個安守本分堅守道義的孝子。
王端有三個兒子，次子王大宣，字旬卿，增生，好學博古，著有《柯山樵吟》、《課餘草》。
渑池縣上洪陽《劉氏宗譜.藝文卷》有《家先生孝義君傳》，文中寫到乾隆年間，劉濬慷慨仗義好善樂施，“新安文人王大宣有文以志其事”，可惜末見此文傳世。
據呂履恒撰文《先兄素園先生行狀》可知王端還有一女。素園先生是呂履恒的兄長呂贲恒，字文啟，号素園。本是呂兆琳之子，後來過繼給呂兆琳哥哥呂兆璜為子。呂贲恒之妻常氏，是常景星之女，育有六子，第二子呂緒曾“娶王氏德安府通判澤溢女孫，歲貢生端女”。
王澤溢的次子王翊，字贊皇，号立齋，康熙十一年(1672)撥貢，授正陽縣教谕。呂履恒《夢月岩詩集》版本訂正人員名單中列有其名。《重修泰山廟碑記》施捐功德主名單中也有他和兄長的名字“貢生王端、真陽教谕王翊錢各一百”。此處的正陽寫作真陽，并非筆誤，而是原名就是真陽縣，後來為避諱雍正皇帝胤禛的禛字，改真陽縣為正陽縣。
王翊和呂謙恒是交好的摯友，呂謙恒是呂兆琳的第三子，康熙四十八年(1709)進士，官至光祿寺卿，和其兄呂履恒在新安呂氏家族中聲名最隆，人稱“新安二呂”。據呂謙恒所作的《秋夜同王贊皇飲庭墀柳下》，可知二人飲酒消遣侃侃而談是私交挺深的好朋友。
康熙五十一年新安教谕馮宗班撰寫了《登仕郎贊皇王公傳》，“先生庭訓最嚴，行年五十，當以小，故施杖慄慄受責俟。”先生指王澤溢，雖然王翊都五十歲了，犯點小錯也要用拐杖打幾下以示受罰。由此可見嚴以律己的家風，與其祖王诰“持己嚴而禦人寬”一脈相傳。
縣志烈女篇有于氏，“正陽縣教谕王翊繼室，夫亡，守節撫孤，辟垆課子，曆四十餘年以疾終。”
王翊有一子，王大翰，字宗卿，貢生，和呂履恒之子呂宣曾過往甚密。呂宣曾，康熙五十三年(1714)舉人，官至靖州知州，據呂宣曾所言“宗卿吾家所自出，旬卿師先司農(指呂履恒)凡數年，先司農甚器之”。可知王大翰曾跟随呂履恒學習過幾年，深受呂履恒的偏愛。
呂宣曾著有《柏岩詩集》，詩集中有三首詩和王大翰相關，分别是《讀王旬卿詩有贈》、《八月十五夜同王生志暹訪旬卿於餐霞亭》、《季父晚秋過半山園贈王旬卿元韻》。八月十五中秋之夜，呂宣曾和王志暹與王大翰相約雅聚，王志暹，字庚士，康熙五十八年(1719)歲貢生，呂履恒弟子。花間一壺酒，對飲成三人，舉杯邀明月，人生有幾何！人生之樂莫過如此。
後一首詩中的季父是指呂兆琳第四子，呂宣曾的叔叔呂復恒，康熙二十五年(1686)拔貢，任儀封教谕。新安呂氏一門不但仕途顯赫，還以詩文見長，《中州詩鈔》收錄呂氏15人詩作242首，可見詩風昌盛。呂王二家有幾世相交之誼，“此淵源切磋所自來，可由家學而推者也。”兩個家族子弟談文論詩互相熏陶切磋，延續着良好的學術氛圍。
王澤溢去逝後，其文集由子孫輯錄校刊，“旬卿、宗卿先生之裔孫也，彙輯先生遺文於兵火散失之後，即成帙，乃郵寄京師，較訂於李太史餘三，并囑餘為之序。”對于王大宣和王大翰能将祖父文集出版，呂宣曾曰“而二子之孝思友誼，實予所深景深愧者也。”張漢曰“吾於是服宗卿之能孝其先世也。”衆人皆交口稱贊。
族譜是記述家族世系之文字，猶如國之有史，古人謂以“國有史以記賢佞，家有譜以序昭穆；國無史則賢佞不着，家無譜則昭穆不明。”王氏家族對于族譜的續修也十分重視，王氏宗譜自六世祖王诰第一次續修以來，至今四百餘年間共續修十次。王澤溢和王大翰祖孫二人主持了第三次第四次的續修工作，王氏雖戶族浩大但支派統系昭然不紊，這和宗譜的曆次撰修精心儲存有着密不可分的關系。修譜的目的在于尊祖敬宗懷念先德，期待後世子孫有仁孝之心，如譜中所言“上以溯先世之淵源，下以垂後嗣之統緒”。
[五]王诰第四子王寶賢
王寶賢生平不詳，據萬曆十七年（1589）進士郭如星撰文并書的《明壽官韓公洎配許氏合葬墓志銘》可知墓主韓士登，号西樓，祖上多人步入仕途，也是個官宦之家。韓士登有四子，長子韓廷幹，萬曆四年（1576）舉人，他的三個兒子所娶妻子皆是名門之女。長子娶郭萬裡之女，次子娶張其猷之女，三子娶孟化鲸之女。郭萬裡、張其猷和孟化鲸與王诰都是同年校友，彼此之間都是熟知的。
韓士登第三子韓廷翰有一女，“适生員王诰子寶賢”。
[六]王诰之女
據王澤弘所書的《明徐伯子玄初公暨配王太孺人合葬墓志銘》可知王诰至少有一女。徐伯子，諱還淳，字複樸，号玄初，生于萬曆八年(1580)，他的父親徐自省，是萬曆十七年（1589）的進士，和王诰是同年庠生。
徐玄初元配王太孺人“邑耆儒前川王诰之仲女也”。王太儒人“誕生萬曆間，與公并歲，時在二月十有三日，其殂落也，則後五年，而為崇祯之甲戌十二月十五日。”這就是說王太儒人和徐玄初同歲，也生于萬曆八年(1580)，而卒于崇祯七年(1634)，享年55歲。
這合墓志由王太孺人的娘家侄子王澤弘所書，天啟二年（1622）進士孟津著名書法家王铎篆蓋。
以上是王氏家族主要的人物介紹，雖然從品級上來看并不是特别的顯赫，但是在封建社會大部分的讀書人考其一生，屢試不第，在一無所獲的失望中郁郁而亡。如廣東人謝啟祚98歲了還參加鄉試，陸從雲考了一輩子卻與仕途無緣，102歲向皇帝乞求賜予舉人身份。教課書中《儒林外史.範進中舉》的故事更是讓國人深刻了解到了古代科舉制的殘酷與諷刺。是以說像王氏家族這些知識分子所創造的成就，在本地也是屈指可數的。古往今來沒有一個家族會長久持續的興盛，随着家族人物的生老病死，以及所處朝代的更疊，幾世興旺，幾世衰落，這是一個亘古不變的自然、人文規律。王氏家族亦是如此，從第六世開始興起，至十世以後漸無聞人，這五世的輝煌在曆史的長河中，猶如昙花一現隻是一個瞬間，但被定格為永恒。他們所創造的學術和榮譽，不但為本家族赢得了聲望，也提升了新安的地域文化和品位，是新安也是王氏後人彌足珍貴的精神财富。
作者：高紅濤 洛陽新安縣人，地方文獻愛好者。秦時明月漢時關，我的家鄉是新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