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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間，美加兩國對英國提供總計50億美元的金融信貸讓英國暫時獲得了喘息之機，1946 年出口貿易額的增加也讓其國際收支狀況得到改善，英國經濟看起來正在複蘇，但實際上是虛假繁榮。
由于缺少原材料和基本生活必需品，英國必須從國外進口，但美加等國的物價上漲讓原有的貸款數額消耗的更快。
經濟危機持續加深
1946年底到1947年初爆發的燃油危機，讓本就脆弱的英國經濟更雪上加霜。雖然煤炭産量在1946年持續增加，卻依舊無法滿足工業需要，到了年底短缺更為嚴重。
突如其來的寒冬讓能源不足成為了内閣每日首要讨論的問題，這場危機比預計更快的速度将艾德禮政府推到了風口浪尖。1月20日艾德禮政府釋出《白皮書》，稱:“不列颠處于極其危險的境地，全世界都看到大英帝國虛弱到快要死亡的地步，人人都在談論敦刻爾克。”
經濟危機的持續加深以及東西方對峙的加劇讓英國明白，原有的薩金特備忘錄已無法适應如今的局勢，是以需要重新思考外交政策，結果就是英美兩國的“盟友”關系更為緊密，同時外交部也加強了對蘇政策的分析評估。
在此之前，英國為了維持所謂的“全球使命”，決定保留作為三大國之一的角色，這促使外交部得出結論，鑒于實力的虛弱，必須獲得美國的支援，才能執行本國政策。
英國如此構想的原因是:美國在二戰後變的更為富有和強大，戰争期間美國本土并未遭到破壞，相反工業産能出現了過剩的狀況。
同時，英美兩國擁有共同的政治和文化價值觀、豐富的聯系，以及在相當程度上的互相依賴。面對戰後歐洲的境況，美國沮喪的認為自己從災難中拯救出來的世界，似乎無力有序恢複人們所期待的正常狀态。
一系列因素促使外交部官員認為憑借豐富的經驗和過人的智慧，能夠引導這個“笨拙的巨人”達到自己的目的。美國的孤立主義将被克服。英國作為一個“初級夥伴”，将利用美國的力量實作自己的政策目标。
然而實際情況卻是，從1945年到1946年初，英國外交部敏銳地意識到，美國不願與英國“結盟”，懷疑英國在試圖建立一個反對蘇聯的英美陣線。
1946年秋，英美關系發生了重大轉變，就蘇聯而言，美國的反蘇主義日益擡頭，導緻人們對英國的西方承諾産生了質疑。這種變化很大程度是因從莫斯科蔓延開來的共産主義學說，似乎在數量衆多的東歐國家(包括西歐)找到了肥沃的溫床。
一些人認為，工黨政府實行的社會主義式的改革使英國容易受到共産主義的攻擊。事态發展威脅着剛剛赢得的和平，阻礙了經濟發展的機會并構成了一種戰略威脅。
與此同時，面對蘇聯咄咄逼人的态勢，外交部對英蘇關系進一步分析。奧梅·薩金特和艾德禮都認為，英國需要自主調整外交政策。
貝文收到備忘錄後并未立即做出決定，原因是認為英國現在的經濟困境與蘇聯攤牌是不明智的，同時也不想放棄三大國體制，讓英國承受過重的外交壓力，而後在1947年1月5日與首相艾德禮進行了商讨。
艾德禮提出:“除非蘇聯堅定的緻力于統治世界的政策，否則在推行這一戰略時，應盡可能與蘇聯設法達成妥協。”這反映了他和貝文雖然具有良好的合作關系和共同的外交原則，但在對蘇政策上産生了分歧，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二者的政策理念不同。
對蘇政策的轉變标志着貝文企圖延續三大國體制的構想破滅，英國政府認為蘇聯在歐洲已經取得優勢地位。
由于情報主要來自于各國大使的檔案，因而倫敦的政策分析及調整也基于此，貝文同樣深受其影響，貫穿于整個任期内的經濟和安全問題嚴重制約了貝文的戰略構想。1947年的英國雖認為保持外交獨立性十分必要，但鑒于自身弱點和蘇聯因素考慮，太過獨立更為危險。
而此時的美國相較于1945年認為蘇聯威脅增強，貝文認識到形勢的顯著變化，開始有意識加大對美國的依賴，同時又想竭力維持英國的“自主性”，“第三條道路”前景愈發不明朗。
冷戰局勢更新、英美西歐外交分歧與貝文拒絕“小英格蘭方案”
1947年2月21日，艾德禮政府釋出國防白皮書，承認1946年的财政赤字達4.5億英鎊，不得不大幅度削減海外支出和義務，同日還向美國釋出照會，聲稱國内嚴重的經濟困難迫使英國在3月31日後無法向希臘、土耳其提供援助。
對于希土危機，英國政府内部進行了激烈的争論。早在1946年9月希臘完成民主選舉時，英國政府就考慮撤軍，這也是早已計劃好的減少海外義務的一部分。
财政部認為，由于出口問題、無法預料的美元消耗以及1947年2月發生的燃料短缺危機，英國面臨财政上的“敦刻爾克”，艾德禮政府遭遇到了嚴重的統治危機，故休·道爾頓建議停止一切經濟和軍事援助。
但參謀部再次分析了希土問題，認為需要增加希臘軍隊并擷取美國的财政援助，并将問題送出至内閣，内閣同意了這一要求。
2月8日，貝文與道爾頓會面商讨了希土問題，二人分歧在于前者希望短期增加援助，緩慢減少并最終從希臘撤出，後者認為應立即取消援助，減少海外義務來着手解決國内經濟問題。貝文在權衡利弊後不顧外交部的反對向财政大臣道爾頓屈服，決定停止向希臘進行援助。
英國外交部在短時間内将無法援助希土兩國的消息通知美國有多重考量。一是在這一問題上，财政部的觀點占據了主導地位，服從于盡量削減海外義務、最大化維持戰後英帝國利益的大戰略。
二是早在1946年初，美國就利用蘇土争端和英國耗費巨資卻無法消滅希臘民主軍的困境，以援助的方式将勢力滲透到希土兩國。英國認為自己已無力改變現有局勢，于是主動退出，同時借機卸下部分海外負擔。
三是引導美國像自己一樣做出同樣的反應，并利用這個機會将美國勢力吸引入歐洲，借助美國力量抗衡蘇聯來緩解本國的軍事壓力，增強歐洲的防禦。英國的這一做法成功地讓美國産生了一種緊迫感，激發了後者的公衆輿論。
貝文的行動很大程度上促成了杜魯門主義和遏制政策的形成。艾德禮政府執政期間，外交部試圖影響美國輿論，重點在于讓其相信英國是一項良好的長期投資，是冷戰時期不可或缺的盟友和歐洲的上司者，并利用社會主義在美國的敏感性來推行英國的政策。
但1946-1947年，英國的表現讓美國懷疑其是否具備此項能力，擔心西歐國家無法抵禦蘇聯，同時英國也明白無力承擔相應責任,鑒于是歐洲反共堡壘，很有可能得到美國進一步的支援。
貝文也正是利用了這一微妙聯系，迎合美國的戰略需求和輿論動向，推動了冷戰局勢的更新。羅伯特·弗雷澤教授認為這似乎既不是由财政困難決定的，也不是正常政策制定程式的最終結果，而是政治家風範的靈機一動。
杜魯門主義的出台标志着美國外交政策發生革命性轉變、美蘇戰時同盟正式破裂和“孤立主義”思想的結束，同時這也符合英國的外交政策，但卻加深了對美國的依賴，雙方的沖突愈發激烈。
在西歐方面，早在1944年西歐諸國就希望英國能夠帶領歐洲實作經濟聯合，并承擔起保衛歐洲的重任。對戰後法國來說，本國軍事力量已消耗殆盡，是以安全目标需要通過外交手段來達到，需要建立一種歐洲的和全球的秩序。
随着冷戰局勢的更新，法國新的“1947年目标”愈發與“1944年目标”難以相容，内部弱點逐漸暴露出來，國内大多數人不僅關心蘇聯軍事侵略的可能性，而且還擔心法國共産黨的問題，是以對于美國所提出的杜魯門主義和馬歇爾計劃，法國政府極力支援。
對英國來說，蘇聯危險上升的确是事實，但貝文并不想強化英蘇兩國的對立，僅僅是想要利用外部威脅來尋求美反對歐洲的軍事安全承諾和推動西歐全方位聯合。
而且，美法的國家戰略需求和蘇聯對此的應對措施反而加劇了東西方對峙，貝文不得不屈從于兩國的政策壓力和歐洲局勢的變化。
國内左翼政黨人士批評政府政策的症結在于兩方面:一是認為英國對蘇聯懷有不必要的敵意，二是對美國過于順從。前者是由于這部分人與蘇東國家共産黨具有“天然”的親密關系,後者則因英美在博弈中時常處于下風和讓步地位。
比如在1946年11月， 英美就統一防空識别區的談判上本國的妥協，這讓左翼人士認為與1945年英向美貸款所付出的代價如出一轍，是以美國并沒有給予英國一個公平的待遇。
這種想法其實得到了貝文和艾德禮的認可，但由于國内輿論的整體轉向以及國際局勢的急劇變化，出于對整體國家戰略利益的考量，最終遭到了貝文的抛棄。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