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坤一：晚清朝廷的“柱石之臣”

劉沛

劉坤一(1830—1902)，字岘莊，湖南新甯人，晚清湘軍重要将領、中興名臣。清鹹豐五年(1855)，應族侄劉長佑之邀，以廪生(秀才)之身從戎，加入湘軍楚勇，随軍馳援江西，轉戰湖南、廣西等地，因戰功卓著而頗受清廷賞識，累遷至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主政一方，成為晚清朝廷的“柱石之臣”。張之洞稱贊說：“居官廉靜寬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際艱危，維持大局，毅然擔當，從不推诿，其忠定明決，能斷大事，有古名臣風。”

整肅吏治，儲養人才

晚清吏治腐敗嚴重，戎馬出身的劉坤一更是深有體會。他認為做官要“心地樸誠，操守廉潔”，如若“橫征暴斂，則民不堪命，難以穩定政局”，故而“為政在人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整肅吏治、選賢任能，是其從政40年中貫穿始終的重要舉措。

清同治四年(1865)，劉坤一出任江西巡撫。其施政的重點，一是追剿太平軍餘部，二是恢複和發展曾因戰亂遭受到嚴重破壞的社會經濟。與此同時，對吏治的整肅也絲毫不敢懈怠。他在給清廷的奏折中表示：“現值鄰氛未靖，防務固未敢稍疏，而深維地方理亂之機，莫不關夫吏治。江西遞經兵燹，民困未蘇，民風漸薄，闾閻樂利，遠不如前，務在守令得人，方足以資拊循而期振頓。臣自抵任以來，詳加訪察”。他着重整肅吏治和選拔賢能而愛民的地方官，懲治A錢無能之輩。接任江西巡撫僅四個月，劉坤一就撤換了建昌知府董敬宣、饒州知府吳秉衡、南康知府高延緩、署直錄知州劉晉卿、新金知縣程乃文、署崇義知縣吳鴻慶、新昌知縣姚近維、臨川知縣錫榮等地方官員。

清光緒三年(1876)，劉坤一出任兩廣總督。在任期間，除整饬吏治卓著成效、任用官吏不安插親信外，他還放棄個人私利，在粵省庫款空匮，遞年常入不敷出，并無别項閑款可籌時，以廉俸所餘，捐銀十五萬兩，解交藩庫作為公項，轉發招商局按年取息，以為儲養洋務人才之用，使之盡心西學，餘款悉以助赈、修堤及各項善舉。

清光緒十六年(1890)，劉坤一再任兩江總督，并兼南洋通商事務大臣。上任之初，他即着手整頓吏治，大力獎勵士風，淘汰貪婪無能之輩。為确立良好的政治風氣，劉坤一重視人才的培養和任用，曾向清廷力薦多位政績良好的親民之官，如揚州府知府許寶書、鎮江知府王仁堪、候補知府阮祖棠、清河縣知縣翁延年等。對無能與卑劣的官吏，如安徽道員蕭允文有吞沒巨款、浮開煤價，向藩司索銀，在上海冶遊情事等劣迹，劉坤一将其呈報朝廷後，予以撤職懲辦。兩江三省的吏治經過劉坤一雷厲風行地整頓後，官吏的素質及行政效率均有比較顯著的提高。

身際艱危，匡扶大局

劉坤一再任兩江總督期間(1890—1902)，帝國主義列強的侵略日趨嚴重，國内外形勢皆發生重大變化，湘軍領袖曾國藩、左宗棠、彭玉麟等同治中興時期的元老重臣皆已逝世，淮軍領袖李鴻章在甲午戰敗後失勢，劉坤一以花甲之身，身際艱危，肩負重任，匡扶大局。

清光緒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1894年12月28日)，劉坤一奉命擔任欽差大臣，節制山海關内外各軍，指揮對日作戰。劉坤一表示，“當此倭氛不靖，軍事日形棘手”之時，作為朝廷大臣，“惟有殚竭血誠，于一切防剿機宜，仰秉睿谟，悉心籌劃……亟圖補救，迅掃狂氛”。但是由于受命于敗軍之際，且強弱懸殊之勢已成，湘軍主力早已裁撤，新募的湘勇草率成軍，無法抵禦訓練有素、裝備精良的日寇，他雖竭盡全力，仍無法挽回頹勢，徒留寶慶同鄉魏光焘牛莊血戰倭寇的湘軍餘晖。

《馬關條約》簽訂前後，劉坤一曾三次緻電清廷，力主“持久”“苦戰”及“宜戰不宜和”，這一持久戰思想為幾十年以後的抗日戰争埋下了伏筆。他對清廷将遼東和台灣拱手相讓，意識到會“贻患無窮”，曾三次上奏阻止，但無力回天，“愧憤填胸，寸心如結”。

李鴻章失勢後，劉坤一與張之洞就成了清朝推動洋務新政的主要人物。除妥善處理轄區内之政治、财政、軍政外，劉坤一以務實的精神繼續推行洋務新政，籌辦海防及江防，籌議外交政策，并與張之洞合奏《遵議廷臣條陳時務折》，提出修鐵路與辦礦務、造機器自制西洋槍炮、練新軍除舊習、立學堂習西學等六項自強之法，力促清廷變法圖強。

廢帝立儲，直言無忌

戊戌政變後，清光緒皇帝在政變後被囚禁于瀛台，慈禧太後曾打算廢黜光緒帝。劉坤一先是于清光緒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98年10月12日)上奏表示反對，并有請曲赦康有為、梁啟超之意;繼又緻電總理衙門勸阻：“國家不幸，遭此大變，經權之說須慎，中外之口宜防。現在謠诼紛騰，人情危懼，強鄰環視，難免借起兵端。伏願我皇太後、我皇上慈孝相孚，尊親共戴，護持宗社，維系民心。并請查照八月十一日、十四日兩次谕旨，曲赦康有為等餘黨，不複追求，以昭大信，俾反側子自安，則時局之幸矣。”在電文最後，劉坤一表示，“當此事機危迫之際，不敢顧忌違而甘絨默”，是以才披瀝具陳。據張謇《啬翁自訂年譜》記載，光緒二十四年八月條載：“為新甯(作者注：指劉坤一)拟《太後訓政保護聖躬疏》，大意請曲赦康、梁，示宮庭之無疑貳，此南皮(張之洞)所不敢言。”

清光緒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後以光緒帝“痼疾在躬，艱于誕育”為由，宣布立溥俊為大阿哥，國内外對此議論紛紛。兼管外交事務的大學士榮祿，“嘗以私意陰示劉坤一”。劉坤一複書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是以報國在此，是以報公亦在此。”

據胡思敬《國聞備乘》記載，劉坤一獲悉立大阿哥之事後，曾約張之洞(字孝達，号香濤)一起力争。張本已答應，但随即又反悔。此時奏折已經發出，劉坤一命人将折子追回後，去掉張之洞的名字，單銜上奏，一人挺身獨任。他說：“香濤見小事勇，見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後圖。吾老朽，何憚!”由此可見劉坤一毅然擔當之正氣。

忠定明決，能斷大事

清光緒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際，以“扶清滅洋”為旗幟的義和團運動在京、津地區呈燎原之勢。帝國主義列強以“保護使館”為由派兵攻入京津，清廷下诏對各國宣戰，北方随之大亂。為了謀求東南半壁或更大地區免遭戰火蹂躏，防止群眾置身于水深火熱之中，劉坤一冒天下之大不避，承擔着斬首滅族的後果，與各省督撫張之洞、李鴻章、許應骙等合作，共同抗拒朝命，促成“東南互保”的局面。“上海租界歸各國共同保護，長江及蘇杭内地均歸各督撫保護，兩不相擾，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産業為主”，使東南半壁避開了一場戰火的浩劫。

在商議辛醜和約期間，李鴻章和俄國秘密商議《東北交收辦法》，當時俄國企圖長期占領我東北，強迫清廷承認簽約。劉坤一、張之洞聞訊後，緻電軍機處，揭發俄國野心，主張俄約千萬不可答應，建議将俄方要求的密約稿件公布，“借求列邦公斷，合阻俄人野心”。清廷權衡利害，未予準許。俄國在各國壓力及中國朝野反對之下，不得不将此密約廢除。

經過義和團運動和八國聯軍侵華戰争，清朝統治者深感“内憂外患”迫在眉睫，再也不能照舊統治下去了。清光緒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朝廷為了擺脫統治危機，釋出實行新政上谕，饬令朝臣、督撫就有關政治、經濟、軍事及教育等方面各抒己見。劉坤一與張之洞曾先後三次聯銜上奏(史稱“江楚會奏變法三折”)，系統地提出了興學校、練新軍、獎勵工商實業和裁減冗員等改革措施，成為清政府實施新政的藍圖。

清光緒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902年10月6日)，劉坤一卒于兩江總督任上，終年七十二歲。清廷釋出了慈禧懿旨，稱劉坤一“老成朔望，實為國家柱石之臣”，追封其為一等男爵，晉贈太傅，予谥忠誠。身後哀榮，在晚清之世，罕有其匹。

(作者系邵陽市蔡锷故居管理局文保股股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