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坤一：晚清朝廷的“柱石之臣”

刘沛

刘坤一(1830—1902)，字岘庄，湖南新宁人，晚清湘军重要将领、中兴名臣。清咸丰五年(1855)，应族侄刘长佑之邀，以廪生(秀才)之身从戎，加入湘军楚勇，随军驰援江西，转战湖南、广西等地，因战功卓著而颇受清廷赏识，累迁至两江总督兼南洋通商大臣，主政一方，成为晚清朝廷的“柱石之臣”。张之洞称赞说：“居官廉静宽厚，不求赫赫之名，而身际艰危，维持大局，毅然担当，从不推诿，其忠定明决，能断大事，有古名臣风。”

整肃吏治，储养人才

晚清吏治腐败严重，戎马出身的刘坤一更是深有体会。他认为做官要“心地朴诚，操守廉洁”，如若“横征暴敛，则民不堪命，难以稳定政局”，故而“为政在人之道，要在正本清源”。整肃吏治、选贤任能，是其从政40年中贯穿始终的重要举措。

清同治四年(1865)，刘坤一出任江西巡抚。其施政的重点，一是追剿太平军余部，二是恢复和发展曾因战乱遭受到严重破坏的社会经济。与此同时，对吏治的整肃也丝毫不敢懈怠。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表示：“现值邻氛未靖，防务固未敢稍疏，而深维地方理乱之机，莫不关夫吏治。江西递经兵燹，民困未苏，民风渐薄，闾阎乐利，远不如前，务在守令得人，方足以资拊循而期振顿。臣自抵任以来，详加访察”。他着重整肃吏治和选拔贤能而爱民的地方官，惩治贪污无能之辈。接任江西巡抚仅四个月，刘坤一就撤换了建昌知府董敬宣、饶州知府吴秉衡、南康知府高延缓、署直录知州刘晋卿、新金知县程乃文、署崇义知县吴鸿庆、新昌知县姚近维、临川知县锡荣等地方官员。

清光绪三年(1876)，刘坤一出任两广总督。在任期间，除整饬吏治卓著成效、任用官吏不安插亲信外，他还放弃个人私利，在粤省库款空匮，递年常入不敷出，并无别项闲款可筹时，以廉俸所余，捐银十五万两，解交藩库作为公项，转发招商局按年取息，以为储养洋务人才之用，使之尽心西学，余款悉以助赈、修堤及各项善举。

清光绪十六年(1890)，刘坤一再任两江总督，并兼南洋通商事务大臣。上任之初，他即着手整顿吏治，大力奖励士风，淘汰贪婪无能之辈。为确立良好的政治风气，刘坤一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任用，曾向清廷力荐多位政绩良好的亲民之官，如扬州府知府许宝书、镇江知府王仁堪、候补知府阮祖棠、清河县知县翁延年等。对无能与卑劣的官吏，如安徽道员萧允文有吞没巨款、浮开煤价，向藩司索银，在上海冶游情事等劣迹，刘坤一将其呈报朝廷后，予以撤职惩办。两江三省的吏治经过刘坤一雷厉风行地整顿后，官吏的素质及行政效率均有比较显著的提高。

身际艰危，匡扶大局

刘坤一再任两江总督期间(1890—1902)，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日趋严重，国内外形势皆发生重大变化，湘军领袖曾国藩、左宗棠、彭玉麟等同治中兴时期的元老重臣皆已逝世，淮军领袖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失势，刘坤一以花甲之身，身际艰危，肩负重任，匡扶大局。

清光绪二十年十二月初二日(1894年12月28日)，刘坤一奉命担任钦差大臣，节制山海关内外各军，指挥对日作战。刘坤一表示，“当此倭氛不靖，军事日形棘手”之时，作为朝廷大臣，“惟有殚竭血诚，于一切防剿机宜，仰秉睿谟，悉心筹划……亟图补救，迅扫狂氛”。但是由于受命于败军之际，且强弱悬殊之势已成，湘军主力早已裁撤，新募的湘勇草率成军，无法抵御训练有素、装备精良的日寇，他虽竭尽全力，仍无法挽回颓势，徒留宝庆同乡魏光焘牛庄血战倭寇的湘军余晖。

《马关条约》签订前后，刘坤一曾三次致电清廷，力主“持久”“苦战”及“宜战不宜和”，这一持久战思想为几十年以后的抗日战争埋下了伏笔。他对清廷将辽东和台湾拱手相让，意识到会“贻患无穷”，曾三次上奏阻止，但无力回天，“愧愤填胸，寸心如结”。

李鸿章失势后，刘坤一与张之洞就成了清朝推动洋务新政的主要人物。除妥善处理辖区内之政治、财政、军政外，刘坤一以务实的精神继续推行洋务新政，筹办海防及江防，筹议外交政策，并与张之洞合奏《遵议廷臣条陈时务折》，提出修铁路与办矿务、造机器自制西洋枪炮、练新军除旧习、立学堂习西学等六项自强之法，力促清廷变法图强。

废帝立储，直言无忌

戊戌政变后，清光绪皇帝在政变后被囚禁于瀛台，慈禧太后曾打算废黜光绪帝。刘坤一先是于清光绪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1898年10月12日)上奏表示反对，并有请曲赦康有为、梁启超之意;继又致电总理衙门劝阻：“国家不幸，遭此大变，经权之说须慎，中外之口宜防。现在谣诼纷腾，人情危惧，强邻环视，难免借起兵端。伏愿我皇太后、我皇上慈孝相孚，尊亲共戴，护持宗社，维系民心。并请查照八月十一日、十四日两次谕旨，曲赦康有为等余党，不复追求，以昭大信，俾反侧子自安，则时局之幸矣。”在电文最后，刘坤一表示，“当此事机危迫之际，不敢顾忌违而甘绒默”，所以才披沥具陈。据张謇《啬翁自订年谱》记载，光绪二十四年八月条载：“为新宁(作者注：指刘坤一)拟《太后训政保护圣躬疏》，大意请曲赦康、梁，示宫庭之无疑贰，此南皮(张之洞)所不敢言。”

清光绪二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四日(1900年1月24日)，慈禧太后以光绪帝“痼疾在躬，艰于诞育”为由，宣布立溥俊为大阿哥，国内外对此议论纷纷。兼管外交事务的大学士荣禄，“尝以私意阴示刘坤一”。刘坤一复书曰：“君臣之分久定，中外之口宜防，坤一所以报国在此，所以报公亦在此。”

据胡思敬《国闻备乘》记载，刘坤一获悉立大阿哥之事后，曾约张之洞(字孝达，号香涛)一起力争。张本已答应，但随即又反悔。此时奏折已经发出，刘坤一命人将折子追回后，去掉张之洞的名字，单衔上奏，一人挺身独任。他说：“香涛见小事勇，见大事怯，姑留其身，以俟后图。吾老朽，何惮!”由此可见刘坤一毅然担当之正气。

忠定明决，能断大事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春夏之际，以“扶清灭洋”为旗帜的义和团运动在京、津地区呈燎原之势。帝国主义列强以“保护使馆”为由派兵攻入京津，清廷下诏对各国宣战，北方随之大乱。为了谋求东南半壁或更大地区免遭战火蹂躏，防止民众置身于水深火热之中，刘坤一冒天下之大不避，承担着斩首灭族的后果，与各省督抚张之洞、李鸿章、许应骙等合作，共同抗拒朝命，促成“东南互保”的局面。“上海租界归各国共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以保全中外商民人命产业为主”，使东南半壁避开了一场战火的浩劫。

在商议辛丑和约期间，李鸿章和俄国秘密商议《东北交收办法》，当时俄国企图长期占领我东北，强迫清廷承认签约。刘坤一、张之洞闻讯后，致电军机处，揭发俄国野心，主张俄约千万不可答应，建议将俄方要求的密约稿件公布，“借求列邦公断，合阻俄人野心”。清廷权衡利害，未予批准。俄国在各国压力及中国朝野反对之下，不得不将此密约废除。

经过义和团运动和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清朝统治者深感“内忧外患”迫在眉睫，再也不能照旧统治下去了。清光绪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日(1901年1月29日)，朝廷为了摆脱统治危机，发布实行新政上谕，饬令朝臣、督抚就有关政治、经济、军事及教育等方面各抒己见。刘坤一与张之洞曾先后三次联衔上奏(史称“江楚会奏变法三折”)，系统地提出了兴学校、练新军、奖励工商实业和裁减冗员等改革措施，成为清政府实施新政的蓝图。

清光绪二十八年九月初五日(1902年10月6日)，刘坤一卒于两江总督任上，终年七十二岁。清廷发布了慈禧懿旨，称刘坤一“老成朔望，实为国家柱石之臣”，追封其为一等男爵，晋赠太傅，予谥忠诚。身后哀荣，在晚清之世，罕有其匹。

(作者系邵阳市蔡锷故居管理局文保股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