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土狹小的日本，在文物收集與儲存方面卻堪稱大國。就書畫古董而言，日本本土的儲存量大，而且富藏海外名品，其中尤以中國的為多。近年來，大陸藝術品拍賣市場上的字畫等文物，有不少就是從日本回流的。
不過，對重視文物保護的日本來講，地震一直是困擾着人們的一大禍患。不少貴重文物屢遭地震劫難，其中一些已化為灰燼。僅以1923年9月1日關東大地震為例，從當時損失的部分中國文物，即可略知受災狀況之一斑。
大倉集古館的佛像
大倉集古館創設于1917年，号稱是日本最早的私立美術館。館内文物為大倉财閥創始人大倉喜八郎長期擲重金收集而來，其中不乏一些國寶級名品。
該館初設于大倉府邸，分一、二、三号館和資善堂四部分，因場館本身為私宅改建而成，并非專業美術設施，故在地震中損失慘重。在關東大地震中，除一号館（鋼筋混凝土結構）的書畫古籍部之外，其餘均遭焚毀。僅燒掉的中國文物，如敦煌佛經、古陶瓷器、雕漆玉器、銅鏡銅器、曆代樂器、古代磚瓦、甲骨版片、漢代封泥、墓碑、道釋雕像等就難計其數。其中的墓碑包括當今中國亦罕見的晉代墓碑等。就連被認為是從三國時代曹操銅雀台遺址出土的石雕獅子，也在此次震災中未能幸免，被燒得近乎面目全非。該石獅亦傳為後漢都城洛陽城門所飾之物，民國初期，在它即将被出賣給美國之際，恰值東京大學建築與考古學者關野貞在華從事調查活動。經其多方奔走斡旋，終于将此稀世珍品購往日本，沒想到數年後卻遭此地震大火。地震後，為存其形骸作為震災紀念，雕刻專家對破損的石獅加以修複，使其重返展台。如今在位于東京赤坂大倉飯店近旁的大倉集古館，仍可目睹這尊曆經火難的石獅。石獅還曾于1933年被認定為日本“重要美術品”。
震災前的石獅
震災後修複的石獅
震災前，大倉集古館最具規模的收藏乃是世界諸國的佛像雕刻，當時甚至有人講：“若研究佛像，不必去印度，也不必去中國，去東京的大倉集古館就行了。”當然，這是一種誇張的說法，但由此也不難想像其佛像收藏之富。可惜的是，這類佛像八百七十餘尊也在地震中被毀于一旦。僅來自中國的佛像、佛具等就有五百餘件葬身火海，其中包括六朝及隋代銅佛七尊、唐代金銅大五钴、金代銅闆千體佛等珍品。當然，也有個别銅佛劫後餘生，“騎象普賢菩薩像”即其中之幸存者。
難得的郎世甯畫作
近年來，随着海内外拍賣市場上郎世甯作品的走俏，其名聲亦愈來愈大，有關他的專題報道，甚至電視劇等也應運而生。身為宮廷畫家的郎世甯，其作品原本秘藏于宮中，在民間極為罕見。自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起，其作才流失于外，辛亥革命以後更多有散佚。日本人對其畫作尤為推崇和珍視，并極力求購。
康有為在其《萬木草堂藏畫目》（1917年）中，論及中國畫學衰弊，希冀有所改良時，曰：“……墨井寡傳，郎世甯乃出西法，他日當有合中西而成大家者。日本已力購之，當以郎世甯為太祖矣。若仍守舊不變，則中國畫學，應遂滅絕。”想必康氏正是基于當時的中日畫界實況而出此言。日本大型美術雜志《國華》第260期（1912年1月發行）以珂羅版刊載了羅振玉收藏的郎氏《猿猴圖》，并附帶簡介。筆者管見所及，此為日本最早的對郎世甯畫作的普及性介紹。其後，集作家、詩人與美術評論家為一身的木下杢太郎，在《美術新報》第10期（1917年4月）發表長文《高其佩與郎世甯》，對在北京文華殿古物陳列所及其他展覽會上觀賞到的郎世甯繪畫，做了精彩的描述和鑒評，對這位中西合璧的洋人畫家給予高度評價。《國華》第357期（1920年2月）又登載了郎世甯與唐岱合筆的《桃花喜鵲圖》，并配有美術評論家田中倉琅子的長篇解說文。至此，郎世甯其人其作在日本廣為人知。遺憾的是，一場大地震，竟燒掉兩幅郎世甯作品，一幅即上述《桃花喜鵲圖》，另一幅為《八駿圖卷》。
郎世甯與唐岱合筆的《桃花喜鵲圖》
前者為古籍書畫商、文求堂店主田中慶太郎所藏，是其藏畫中的得意之作。該畫絹本設色，縱七尺一寸，橫四尺二寸，描繪精緻，色彩絕妙，左下落款“臣郎世甯恭畫花鳥臣唐岱恭畫湖石”。上方有“怡親王寶”印，據此可知，此畫為康熙帝十三子和碩怡親王允祥所藏，或者專為其而作。據傳，此巨幅佳作是八國聯軍入侵北京之際，由日軍聯隊長攜回日本的，後為田中慶太郎收購。這也是最早傳至日本的郎世甯作品。另外，田中藏畫中堪稱國寶的敦煌石室本《天龍八部圖》，也在此震災中化為烏有。
敦煌本《天龍八部圖》
《八駿圖卷》為華僑實業家林文昭所藏，同為絹本設色，高約一尺，長約一丈。該畫是1922年5月于東京舉辦“日華聯合繪畫展覽會”時，由畫家金紹城攜帶而來，為流傳于民間的極少部分郎世甯作品中的一幅。這兩幅作品的消失，對研究或傳承郎世甯藝術，可謂不小的損失。除《八駿圖卷》之外，林文昭還損失了不少中國珍貴書畫，其中的《宋銅匣蘭亭帖》尤令人惋惜，内有翁方綱細字題跋五千餘字，實屬難得的墨寶。
收藏家菊池長四郎家族的寶物
菊池長四郎家族為關東地區屈指的富豪和書畫收藏名家。其家族不僅代代經營有方，還都酷愛書畫古董，并精于鑒賞，收藏甚富，尤其是對中日書畫名迹等多有積累。家族第四代菊池晉二（1867-1935），号惺堂，尤以收藏文人畫而著稱。地震使其位于東京新橋與下谷的兩處府邸、藏庫起火，曆代所積累的無數字畫等文物幾乎被毀一空。其中包括來自中國的敦煌寫經、五代及宋元明清書畫等大批珍貴文物。例如，董源《寒林遠岫圖》（收入《宣和畫譜》），米芾《山水圖》（仇遠題詩，鮮于樞于引首詳記其傳來，左右柱題分别有文徵明、董其昌、畢沅等名家題字），米友仁《山水圖卷》（羅振玉舊藏），蘇轼《四竹圖卷》（“風、晴、雨、露”四客圖，各圖均有題詩，有陸心源題字及收藏印，另有諸大家題跋），夏圭《山水圖》（有明朝王府印），王蒙《雅宜山隐圖》《山水圖》和《松山書屋圖》，倪瓒《優缽昙花圖》（有乾隆帝禦題、玉玺）、《寒林山水圖》和《倪雲林手書詩稿》，文徵明《山水圖》《桃源圖卷》，戴進《赤壁圖》，沈周《仿梅道人山水圖卷》，董其昌《山水畫冊》（十二頁），仇英《百美圖卷》（文衡山題贊），唐寅《前後赤壁圖》（祝允明狂草賦書、趙之謙舊藏）和《山水圖》，徐天池《雜畫冊》（七十六頁），倪元璐《花卉竹石山水畫冊》（陸心源舊藏）和《墨竹巨岩圖》（王文昭舊藏），徐贲《山水圖自題》（有乾隆禦覽等印），王建章《山水圖》，恽壽平《山水畫冊》(八頁，首頁有成親王，即乾隆帝十一子永瑆的題字）等，不勝枚舉。
王蒙《雅宜山隐圖》
徐渭《雜畫冊》之一頁
在火勢洶湧之際，菊池惺堂冒死從火海中搶救出五件寶物，其中兩件為中國文物，一是舊傳李公麟《潇湘卧遊圖卷》（實為南宋李姓者之作），另一是蘇轼《寒食帖》，也算是不幸中的“小幸”。此舉在日本書畫界一時傳為佳話。因為蘇轼墨寶《寒食帖》于中國曆盡周轉遞藏，又幾經禍患，險遭焚毀，1921年後流落日本，又突遇震災，多虧藏家冒險搶救，才得以存世。“二戰”後期，東京屢遭美軍空襲轟炸，但《寒食帖》還是幸存了下來。後來，王世傑覓得其下落，遂以重金購回，現為台北故宮博物院收藏，成為該博物院十大重寶之一。《寒食帖》自誕生至入藏台北故宮博物院，其間曆經滄桑和周折，幾成神奇故事。
自鴉片戰争開始，截至關東大地震發生時的1923年，中國文物流失日本，曾有幾個顯著時期。一是太平天國運動後，江南經濟與文化遭受嚴重創傷，不少富豪文人為生活所迫，不得不變賣所藏書畫古董，其中一部分通過各種管道流落日本。二是甲午戰争之後，特别是義和團運動及八國聯軍入侵北京時期，赴華日本人劇增，被他們帶回日本的中國文物也随之增多。而且八國聯軍的入侵及掠奪，使京城文物遭受前所未有的災難，尤其是宮廷及王府内所藏寶物被盜嚴重，不少文物精品落入日本人之手。三是辛亥革命前後，随着封建王朝體制的動搖和崩潰，以皇家藏品為主的珍貴文物開始外流。由于日本與恭親王、慶親王、肅親王等晚清皇族顯要的“特殊”關系，加上美術商山中商會的活躍，諸王府的文物大量流入日本。另外，素有收藏癖的端方，在保路運動中死于非命後，其大量金石書畫被日本人購取。還有羅振玉、廉泉等人的書畫藏品大多亦落入日本人之手。
中國文物的海外流失，有其複雜的國内及國際背景，是涉及中外關系史研究領域的一大課題。筆者這裡信手拎出關東大地震時部分中國文物蒙難的事例，意在期待能有更多的朋友關心中國文物及其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