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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的多元力量
語言是人類存在的方式，具體而言，口語、書面語、圖像……都是語言的表達形式，也是人存在于世界的多種方式
通過文字，文學書寫詩意，講述故事；運用線條、色彩，繪畫描述世界，表達情緒；組合畫面和聲音，電影以銀幕呈現世界，傳達情感
劉恒認為，在表達相同内容的時候，選擇的語言表達形式不同，最後産生的效果具有差異性，而效果差異的背後，實際上是由不同語言表現方式的不同力量所決定的
圍繞電影的效果來說，劉恒指出電影的效果，展示出電影的力量；電影的力量包含三個部分，分别是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藝術力量
電影作為文化政治博弈，其政治力量展現出，從國家競争到人類創造的遞增
在電影的三個力量中，政治力量位居首位
目前國際社會，最鮮明的表征就是國與國之間的博弈，博弈并非由單一因素決定，而是融合政治、軍事、經濟、外交等，構成國家間的立體博弈，文化也屬于綜合立體博弈的一部分，電影作為文化政治博弈的一部分，承擔了鞏固國家安全與豐富人類創造成果的使命
一是守衛使命，對外來意識形态及文化的甄别過濾；二是輸出使命，電影的政治力量的關鍵在于本國文化的輸出，當然所有的文化都不是完全等同的，異質文化間遭遇之時，無法避免産生誤讀，甚至是沖突和沖突，是以，如何異中求同，怎樣異中存異，電影承擔了化解沖突和融合交流的任務
盡管在文化輸出的過程中，其他的力量也在發揮各自應有之力，比如小說跨國界的輸出，但是純語言文字的表達方式，在經曆翻譯的二次創作後，原作與譯作的間隙是難以彌合，小說文字間隐含的資訊解讀需要具備一定文字素養的閱聽人，閱讀小說的閱聽人遠遠低于觀影的人群
而電影傳遞資訊的容量和力度都更具優勢，它可以減少文字語言傳遞資訊中的阻力，并能以較為快捷和廉價的傳播方式，抵達國外大量的觀衆面前
電影作為社會教育，其社會力量内涵包羅萬象，而教育功能是最重要的部分，這展現在電影能夠傳達出正确的價值觀等正面力量，并能為觀衆接受
觀衆的接受基于普遍的人性，阿蘭·巴迪歐稱之為“一般人性”(humanitégénérique)”
比如，美國人、中國人、英國人、埃及人都能夠超越彼此之間的差異，喜歡卓别林的電影，并從中收獲人類共有的歡喜與辛酸；或者，從積極方面看待超級英雄影片的效果，此類電影展示了人類團結互助的情境，激發出人在現實生活中的正義感
電影作為一門大衆藝術，其閱聽人數量的龐大，使得其一旦發揮出教育的效果時，電影的社會力量則能夠勝任社會成員的教育
電影的藝術力量較政治、社會力量而言，更具深入性、牢固性和持久性，藝術力量是三重力量的核心
劉恒認為，藝術的力量來自于藝術經典
經典能超越時空，抖落曾經附着于其上的政治、經濟、社會的屬性，保持藝術純真的内涵本質，給予後世藝術滋養
換種說法，某藝術因其内在的深刻性，連接配接人類共通的感受
當人類的共通感在藝術經典中串聯時，藝術的力量得以顯現，它觸發人的感動，通過情感與理性的進一步交融，人意識到人生的意義，最終，電影的藝術力量孕育出涵化的作用
電影的政治力量、社會力量和藝術力量，三者
在各自的領域發揮作用，政治力量在國與國的競争中，展現出防守與輸出的态勢；社會力量在面對觀衆時，施展出教育宣傳的力量；藝術力量則抵擋時空的侵蝕，儲存了經典的價值，展示出化育人心的作用
找出不同領域、概念和事物之間的差異，其實是初步的，正如電影的三個力量，它們各自的屬性相異，但是如何求同存異，發掘差異中的共同之處，則需要哲學思維的介入
劉恒指出，三個力量的共性都涉及“形而上”“形而中”以及“形而下”的問題
形而上可以用中國道家的“道”解釋，了解為主旨或理念；形而中是共性中的核心，是指電影人的品質和狀态；形而下則可以了解為“器”，即運用具體的工具和創作手法
本質上，劉恒的分類範式反映出中國傳統的天人合一的哲學觀
他将形而上中下分别對應天地人三才
不同于西方的主客對立，中國的三才觀念是三者的緊密結合
劉恒在論述形而上中下時，并非泾渭分明、彼此毫無指涉，而是采用了十五組反義詞，清晰梳理出電影中具體的形而上中下,展現出互相連結的圓融平衡狀态
電影本體論:形而上
劉恒對電影形而上的看法，本質上是他的電影本體論觀點，他認為電影的本質是“道”的展現，“道”的内容具體表現為生死、愛恨、善惡、禍福和新舊等主旨或理念
首先，劉恒對藝術的起源做了論述，進一步講解藝術的資源和動力
人類所有的生産生活活動都圍繞着生與死，藝術作品的主旨總是離不開生死的主題，其中，死亡是永恒的創作來源
劉恒從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威爾第的生命遭遇和藝術創作中，發掘出死亡對于藝術的啟發和推動，他回溯藝術與死亡的關聯，認為藝術起源于巫術，因為人對死去親人的回憶，以及對生的渴求，使得原始巫術産生出将人留下來的替代物，比如在死者臉上倒模，制作出面具，并在面具上做一定的描繪
面具的産生相當于死者的身體在場，這種轉換方式代表了早期藝術起源之際，人以圖像（面具）充當身體，以面具的在場象征生的在場
以至于出現岩畫、繪畫、雕塑等，今天視為藝術的産物，其背後都根植有深刻的生死觀念，以至于世紀出現攝影術之後，照片在很長一段時間裡專攻人像攝影，背後透露出人希望通過影像将生的另一種可能留在世界
正是在梳理藝術的起源問題上，劉恒發掘出，藝術的産生填補了人類“向死而生”的願望
藝術永恒的主題是生與死，本質上，藝術的永恒在于人本身，人對生的渴求是藝術不絕的源泉和永恒的動力支撐
他提出，由于競争的緣故，人産生了愛恨
愛恨的觸發點，都是人與人之間的利益之争，并産生出恨意和恨的行為
他關于愛與恨的解讀是從社會屬性的角度出發，比如，他列舉《小醜》《寄生蟲》等電影，指出影片中的主人公的恨，來自于社會競争的不公與打擊
但是，這一觀點有待補充
筆者認為愛并不僅僅來自于競争，比如父母與子女之愛，則更多地展現出了人類無私的情感範疇
例如《鋼的琴》裡的主人公，面對下崗和離婚的雙重打擊，想盡各種辦法滿足女兒擁有鋼琴的願望，最終，鋼琴真的以“鋼的琴”的方式出現
外國影片《美麗人生》也是講述了父親對孩子的疼愛，為了不讓兒子受到戰争的摧殘，父親
“欺騙”孩子說納粹集中營是一個赢取禮物的遊戲場所，用各種各樣的方式營造出童話的氛圍，最後，父親慘死在納粹槍口下
這兩部影片的主人公，本可把投入在孩子們身上的一切，轉為自己生命儲存的可能，但他們都選擇了前者，這都是出自于對子女無私
的愛，才會促使他們迎難而上，甘于奉獻自己的所有
為什麼劉恒沒有提及愛的無私之處？從另一個角度思考，或許可以解讀劉恒觀點的實質
劉恒的創作生涯起步于文學寫作，其小說《狗日的糧食》《伏羲伏羲》等作品中，都展示了小人物的生存狀态和悲觀主義的筆調，而這種創作傾向，也展現在他轉向電影劇本的創作領域，依然保留着對普通人現實處境的直接揭露，類似于魯迅對人性的冷峻的态度和一針見血的書寫
劉恒直言：“我讀了他幾乎所有作品，包括日記和書信
那種癡迷的閱讀剛好發生在我的青少年時期，印象太深了
我對他的崇敬之深，幾乎可以說是沒有理智可言
他對我的寫作産生了非常大的影響”劉恒的創作傾向，決定了他對人本身保有冷靜的思考，這是闡釋其電影創作美學不可忽視的方面
除此之外，還可以有另一種解讀，劉恒将人性的無私放在善與惡的抉擇中
在他看來，決定人類活動取向的是競争，正因為競争之殘酷，是以，造成了兩種分化
一種是“惡”的想法在競争中凸顯出來，諸如暴力電影；另一種則是“善”的觀念的突圍、競争而促發人性的正面性、光輝點和崇高處，如劉恒的《秋菊打官司》《漂亮媽媽》《張思德》《雲水謠》
正是因為對人的聚焦，對人的命運與個體的遭遇的關注，劉恒提出第四組反義詞——禍福
在他看來，禍與福的轉化都是人生的常态，因而人的命運具有不可預測性，所能擁有的幸福又總是相對的
面對禍福的劇烈變化，人總是會心生恐懼感，現代人的焦慮與日俱增，而藝術将這種不可預知的經過與未來剖析展示出來，創造出撫慰人心的精神價值
最後，劉恒的電影本體論落腳于對新舊的思考
他既不贊同“舊”阻礙“新”，也不贊成“新”打敗“舊”，而更傾向于新舊之間的平衡
其實，劉恒僅将這一組反義詞點到即止，但是從他的态度可以推知，電影的主旨與理念并不是固守的存在，也不是一味地逐新，人類藝術的主旨具有永恒性。
如生死、愛恨、善惡、禍福，都是曆史中人類需要面臨的主題，但是曆史的發展，不僅有共性，也有不同時代所産生的差異性，即新的主旨或理念、新的主題的出現，而這個“新”正是某一時代特有的産物
在這個意義上，我認為他所提出的新舊，正好概括了其電影本體論，電影的本質是“道”，“道”的内容是人類共有的、永恒的生死、愛恨、善惡和新舊的主旨，而新舊既屬于電影本質的不變性，也涉及了電影本質不變之中的變化，穩定之中的動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