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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科學進步讓越來越多的人相信人類進步是必然趨勢，且呈線性發展。這一樂觀觀點後來被稱為實證主義。
社會理論家們對工業社會的分析
奧古斯特·孔德（1798—1857）已經傳播了對科學的美好前景的信仰。孔德相信，科學發現已經經過了三個發展階段——神學階段、形而上學階段和“實證”（或科學）階段。孔德認為那個被他稱為“社會科學”的領域也會有這三個階段。他推斷，社會本身和自然一樣，可以通過科學方法來研究，其發展過程可以勾勒。孔德的實證主義要求人們積累能幫助社科學生了解社會發展的法則的有用知識。
實證主義者挑戰了國家教會的一些核心信條，尤其是天主教會的信條。天主教神學家堅信人性本質上恒久不變。達爾文主義（見第十八章）否認《聖經》中上帝七天創造世界的說法。許多教派的神職人員以及其他很多人一想到人類可能是猿類的後代，就感到十分駭然。當時的知識分子面對急劇的社會變革，看到他們身邊的社會在發生變化，試圖了解社會的結構。他們采用自然科學的模式，客觀系統地分析觀測到的社會資料。
漸漸地，社會學作為一門社會科學發展起來，它提出這樣一個問題：當經濟和社會力量試圖使社會分散時，社會如何繼續團結在一起？這個問題本身就表現了世紀末的文化危機。1887年，德國人斐迪南·滕尼斯（1855—1936）發表了一部開創性的作品——《共同體與社會》，他試圖糅合并應用曆史經驗來了解現代西方文明的發展。
馬克斯·韋伯（1864—1920）是現代社會思想和社會學的鼻祖之一，他曾受到滕尼斯的影響，同時被工業化社會的出現和國家的成長所吸引。韋伯希望創造一門客觀且“價值中立”（value-ree）的社會科學，并認為這樣的科學是指導未來的關鍵。韋伯曾在海德堡接受訓練，成為了一名法學教授，他對宗教和社會的關系十分感興趣。
《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
他在《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1904—1905）一書中，将“資本主義精神”定義為一種主張人隻要為追求利益而努力工作就是在履行道德義務的觀念。他将資本主義的起源與16—17世紀加爾文教派的企業家精神挂鈎。韋伯意識到，當下的政府結構有擴大的趨勢，國家、商業和政治體系傾向于官僚主義，他認為這标志着啟蒙運動提倡的理性主義的大獲全勝，以及社會分層的日益細化。
但是他還擔心，在這個前進中的缺乏人性的官僚體制時代，國家官員們會無視政治和社會理想。韋伯眼中的現代人似乎被困在他所說的“現代生活的鐵籠”中。作為理論家的韋伯身處一個讓人焦慮的時代，乃至他本人在世紀之交時經曆了一場精神崩潰。這個時代裡，醫生們确診了更多的疑病症、“憂郁症”和癔症病例。很多人将這些使人麻痹的精神失調歸咎于複雜的現代生活，它似乎對神經系統的刺激太過強烈。
神經衰弱似乎尤其是那個時代的特征，其症狀正好是對都市生活的兩大特色——燈光和噪音十分敏感，此外還有疲倦、憂慮和消化不良。酗酒問題也在很多國家造成了困擾。在英國，勞工們“時不時喝上兩杯”啤酒的習慣讓改革家十分憂慮。當時的一名調研人員稱，許多勞工将收入的四分之一花費在喝酒上。法國 、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葡萄酒産量急劇上升，充斥着市場，導緻價格大幅下跌。
在法國的一些地區，每年人均 消耗超過60加侖葡萄酒，此外還有啤酒、白蘭地和苦艾酒 。世紀之交時，法國有将近50萬商業機構獲準賣酒，相當于每54人擁有一家，相比之下，在英國差不多每843人有一家酒吧。法國的戒酒運動就像矮小的堤壩一樣無力阻擋飲酒狂潮。民族主義者擔心出生率下降過快，與一些醫生和改革者一同聲稱：由于人們可能因酗酒危害而失去繁殖能力，法國是以面臨着“種族退化”。
一些醫生譴責女人沒有做好自己的分内事，是以法國人口增加緩慢。女性主義崛起本身便面臨重重阻礙，這一論斷更是為其雪上加霜。一些女人開始将自己首先視為共和國内的母親，此後再要求更多權利。民族主義者堅持聲稱，隻有将人們團結在愛國精神周圍，法國才能避免徹底崩潰。英國的戒酒運動比法國更早，也猛烈得多。英國和瑞典的戒酒運動都和教會聯系緊密，瑞典的戒酒社團在1909年有近50萬簽署保證書承諾滴酒不沾的成員。
不幸的是，鴉片及其衍生物嗎啡 、鴉片酊 和海洛因，以及可卡因和印度大麻也成了藝術先鋒運動的一部分，多數人在很久以後才意識到這些毒品能産生多麼嚴重的後果。各色毒品從土耳其、波斯以及印度進入歐洲，用以提取可卡因的古柯則來自秘魯和玻利維亞。畫家巴勃羅·畢加索（1881—1973）曾經吸食印度大麻，這可能影響了他1905年到1908年間夢幻的玫瑰色畫作。
法國政府在過了很多年以後，才因為一系列毒品相關的自殺案而開始禁毒。異國秘術、神秘主義、通靈術 和對神秘事物的癡迷相對不那麼危險，它們的流行史無前例。這是拒絕科學和與此相關的對非理性的着迷的另一标志。現代生活似乎證明工業化和城市發展正在讓傳統價值逐漸消亡。犯罪率日益增高。
在尋求解釋此現象的過程中，法國社會理論家愛米爾·塗爾幹（1858—1917）相信，大都市迅速而看似無法控制的增長摧毀了傳統社會中支撐個人的道德紐帶。塗爾幹相信，宗教活動的衰微已經破壞了權威，是以也破壞了社會的凝聚力。塗爾幹對自殺行為進行量化研究，進而得出結論：随着人們生活的工業化水準和城市化水準越來越高，這種生活所帶來的壓力和緊張日益讓人感到虛弱。
他認為被毫無特色的城市和工業世界所淹沒的個人将會“失範”。不過，他樂觀地相信，對社會問題進行系統科學的研究，可以解決這些問題。塗爾幹并不是唯一一個這麼想的人：在鄉村人口大批進城的潮流中，城市發展催生了社會的病态，而犯罪隻是其中一種表現。1895年，古斯塔夫·勒龐（1841—1931）出版了《烏合之衆》一書，在書中他憂慮現代生活将個體淹沒在“烏合之衆”當中。
他曾警告，騷亂和罷工正在成為政治程序的一部分。他認為群體極其不穩定，有時候甚至很危險，像醉酒的人一樣。恰巧那也正是一個逐漸意識到酗酒危害的時代。一些民族主義者擔心他們的民族正在被“種族退化”所侵蝕，這種退化通過遺傳上的劣化危及進化這一自然過程。一些科學家聲稱，可以在某些特定民族身上找到種族之間的巨大差異，是這些差異導緻了犯罪率飙升、酗酒、瘋癫、梅毒，甚至大衆政治行為。一名意大利人類學家相信，罪犯身體和心理的發展都相對較差，并聲稱這些差異可以通過測量頭骨得以确定。
尼采對非理性的擁護
弗裡德裡希·尼采（1844—1900）是當時對啟蒙運動的理性主義作出最尖銳抨擊的哲學家。尼采的父親是德國的一名信仰新教的嚴格的律師，尼采很小時他便去世了。尼采由他霸道的母親撫養長大。長大後，他在瑞士巴塞爾成為了一名古典學教授。由于飽受病痛折磨，尼采之後不得不離開了大學，搬去了瑞士阿爾卑斯山地區，此後便以寫作維生，但成就不大。45歲時，尼采給一些朋友發送了署名“釘在十字架上的人”的電報，随後不久便精神崩潰。
他在被關進精神病院不久之後，就去世了，一個愛說笑話的人這樣評論：“他終于去了該去的地方。”尼采一視同仁地憎惡一切宗教，認為它們通過強行強調一緻性，摧毀了個人自然發展和自我實作的能力。他成為了無神論者，聲稱“上帝已經死了……我們已經殺死了他”。他努力試圖說明宗教不足以提供道德指導，沒有任何一種道德對所有人都适用。
尼采認為需要“用錘子從事哲學”，他期待着英雄人物，那是一種高貴的人——“超人”，通過“權力意志”對人進行統治。黑格爾與達爾文都曾認為，人類可以進化到更高的層次，雖然尼采的思想間接受到他們的影響，但他的思想标志着對之前的一切哲學的徹底否定。
他相信所謂的“生命力”隻能在像他一樣的新哲學家身上找到，而這樣的生命力将權力和鬥争理想化，在道德上是沖突的。尼采寫道：自由人“是戰士”。但盡管尼采在一段種族主義發展顯著的時期談了“主人種族”和“奴隸種族”，他嚴厲譴責狂熱的德國民族主義者和反猶太主義者如獸群一般的本能。
參考資料：
StauterHalsted Keely.Violence by Other Means: Denunciation and Belonging in Post-Imperial Poland, 1918–1923[J].Contemporary European History,2021,(1)
Defense of Western Civilization or "Polish Imperialism?"[J].The Polish Review,2013,(4)
Toivo U. Raun.Tuomo Polvinen. Imperial Borderland: Bobrikov and the Attempted Russification of Finland, 1898–1904 . Translated by Steven Huxley.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ix, 342. $29.95[J].The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199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