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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對文學感興趣者皆約略知道文學的曆史，但專業文學研究者卻較難斷定文學的真正源頭，這是文學研究史上較難定論的一個難題。在文學體裁詩歌、散文、戲劇和小說四類中，詩歌發源最早，但究竟誰是世界上最早的詩人卻一直存疑。
2022—2023年紐約銀行世家摩根博物館承辦的上古蘇美爾-巴比倫女詩人楔形泥闆展覽的詩稿把有史以來最早詩人的記錄上溯到了4300多年前，進而改寫了世界文學史。
人類公認最早的文學作品應該是詩。詩歌起源很早，但真正能在世界文學史上被記載下來的詩歌卻要晚得多。
據考證，早在石器時代晚期人類就開始了文學藝術活動,學界考證詩歌和人類音樂的發明時間大緻上同期，到青銅和鐵器時代人類詩歌和叙事形式基本定型，但此期人類尚未發明文字。是以，人類早期的文學都是以口頭或圖畫-視覺符号形式傳承的,而今天“文學”這一術語的定義是指“寫下來的作品”,其詞源是litera/littera即“字母”。
是以，在文字和字母産生以前的文學隻能被追認為“口頭文學”或“前文學”。這樣看來，人類文學發生的時間應該比能“寫下來”的成文作品的時間要早得多；最早的文學跟人類語言發明應該幾乎是同步的，而文字的發明卻要晚很多。
人類從學會說話暨語言起源到發明文字中間應該相距有數以幾萬或幾十萬年的時光。在這漫長的史前時間裡，人類雖然沒有書寫的“文學”,但卻是不乏詩歌的。何以見得?
有大量的考古學和現當代原始部族田野工作的人類學資料可證。
這些材料證明，即使在無文字的史前社會，音樂舞蹈和說唱形式是發達的，這些音樂和說唱形式在文字發明以後記錄下來成為詩歌，這些口頭詩歌應該就是原始文學的源頭。
是以，人類學研究者普遍認為，文學的源頭應該跟音樂是共生的。遠在人類發明書面文字記載詩歌之前，人類就創造了載歌載舞的詩歌和口頭-說唱文學的形式了。
根據人類學和考古學研究，音樂産生的曆史非常久遠，它幾乎和人類的進化和文明發達共始終。現代考古已經發現人類在5萬到6萬年前使用的骨笛，但據考證這遠不是最早的樂器；因為人類最早使用的樂器大多是木制品、獸皮和其他随手撷取或易降解的物質而沒能儲存下來。
更有人類學者考證，人類音樂和語言的起源幾乎是共生的，那就意味着早在遠古時期，人類就具備了音樂表述的本能，而早在原始樂器發明以前，人類的人體本身就是最原始的樂器。他們在其生命活動中激動或需要表達時下意識地拍手、擊節、鼓掌、拍臀、引吭高歌以及手舞足蹈等都是音樂發生的最早的本源。原始人載歌載舞時所載的“歌”就是詩歌。
按照這個線索，人類的詩歌史或文學的源頭要往前追溯無數萬年了。
但可惜，這些遠古的詩歌和音樂随着歲月永遠消逝了。口說無憑，後來世界各國文學起源的記載和定義則跟其有文字記載的最早文學起源相關。
基于此，後來判斷一個國家文學起源的早晚端賴其文字發明時間的早晚為準繩。這樣，文字發明早的文明就讨巧而其文學起源記錄也早，而文字發明晚的民族其文學起源時間相應就會被研究者大大延後了。
是以，文字發明比較早的四大文明古國如蘇美爾-巴比倫、埃及、印度和中國其文學起源書面記錄就比較早；而澳洲和美洲原住民雖也有着上萬年的詩歌和其他文學樣式，但因為他們在近現代以前沒有發明文字和書寫系統，是以這些古老的文明被認為文學後起，它們的文學起源記錄被大大推遲了。
譬如說，前述四大文明古國和希臘因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大緻可被定為四五千年，而有些民族有文字記載的曆史和文學史至今才不過幾百年(甚至有些近現代人類學家新發現散落在世界各地的當代原始部族至今仍然生活在無文字的史前時代)。
比如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區以及美洲的部分地區在歐亞人到來之前大多沒有發展出正規的文字系統，是以它們的史前史可以被追溯到相對較晚近的時期。例如，1788年通常被認為是澳洲史前史的終結。
由于沒有文字記載的“正規”文學史料，是以這些地區的文學被認為起源很晚。其實，用人類學藝術起源和發展的理論來衡量，這類舊有的文學史觀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除了依靠上面言及的文字記載史證材源的這些證據外，文學研究者不得不承認，文化傳播的硬實力也是文明和文學史宣傳的利器。這種宣傳也容易造成強化和誤導。
比如，作為西方文明源頭的古希臘和希伯來聖經文學相比前述四大古代文明應算後起，但因為文藝複興以後西方影響的強勢而讓“西方文學”更為世界所知即是顯例。基于歐美文化勢力在近現代影響較大，談及文學起源，很多學者往往“言必稱希臘”,而忽略了遠比希臘文學早得多的蘇美爾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及印度、中國文學等。其實，探尋希臘文明和文學的根源，它在發生學上的直接源頭都能追溯到兩河流域和近東的影響。
是以，在世界文學領域，說到最早的詩人，一般人耳熟能詳往往以為是荷馬(公元前9-前8世紀);而女詩人呢，大多認為是古希臘的薩福。其實，若論詩義和題材，且休說上古蘇美爾和埃及文學，即使作為中國文學濫觞标志的《詩經》(約前11世紀-前6世紀)也要比希臘有文字記載的文學早得多；
而中國先秦女詩人許穆夫人(約公元前690年-?)要比薩福(約公元前630-前570年)早六十多年呢。薩福的作品多宣揚情愛和抒情，許穆夫人的詩歌卻要深沉靜穆得多。
大陸詩歌典籍《詩經》收錄了許穆夫人的詩作《載馳》《泉水》和《竹竿》。許穆夫人是衛昭伯與宣姜的女兒，遠嫁許國，後來其祖國幾乎被滅，她奔赴母國救援，寫出《載馳》這一流傳千古的悲壯哀婉篇章。
她的其他詩篇也充滿對故國悲戚懷念的深情，故她被尊為愛國詩人之祖(比屈原早約350年)。大陸詩歌寶庫《詩經》僅收詩三百餘首且多為無名作者，而許穆夫人能被錄入三篇實乃勝過很多王公巨僚和文化名流，堪為上古時代的女中豪傑。
而且，紐約近期的一個上古女詩人文物大展完全改寫了世界文學史乃至人類文明史在這方面的紀錄。這個展覽用上古巴比倫遺址出土的文物考證原始泥闆告訴我們，前述中國和希臘兩位女詩人尚遠不是世界文學史上最早的女詩人。
展覽資料顯示出更早的女詩人是古美索不達米亞的蘇美爾女祭司恩赫杜安娜(Enheduanna,約公元前2300年)。她生活在4300多年前的蘇美爾-阿卡德時代，比前述兩位女詩人整整早了近1600-1700年!根據大量的史料和實物考證，恩赫杜安娜不僅是有史以來可被實證的第一位女詩人，而且是有文字确證的人類最早的有姓名記載的作家——這個發現改寫了人類文學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