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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对文学感兴趣者皆约略知道文学的历史，但专业文学研究者却较难断定文学的真正源头，这是文学研究史上较难定论的一个难题。在文学体裁诗歌、散文、戏剧和小说四类中，诗歌发源最早，但究竟谁是世界上最早的诗人却一直存疑。
2022—2023年纽约银行世家摩根博物馆承办的上古苏美尔-巴比伦女诗人楔形泥板展览的诗稿把有史以来最早诗人的记录上溯到了4300多年前，从而改写了世界文学史。
人类公认最早的文学作品应该是诗。诗歌起源很早，但真正能在世界文学史上被记载下来的诗歌却要晚得多。
据考证，早在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就开始了文学艺术活动,学界考证诗歌和人类音乐的发明时间大致上同期，到青铜和铁器时代人类诗歌和叙事形式基本定型，但此期人类尚未发明文字。所以，人类早期的文学都是以口头或图画-视觉符号形式传承的,而今天“文学”这一术语的定义是指“写下来的作品”,其词源是litera/littera即“字母”。
因此，在文字和字母产生以前的文学只能被追认为“口头文学”或“前文学”。这样看来，人类文学发生的时间应该比能“写下来”的成文作品的时间要早得多；最早的文学跟人类语言发明应该几乎是同步的，而文字的发明却要晚很多。
人类从学会说话暨语言起源到发明文字中间应该相距有数以几万或几十万年的时光。在这漫长的史前时间里，人类虽然没有书写的“文学”,但却是不乏诗歌的。何以见得?
有大量的考古学和现当代原始部族田野工作的人类学资料可证。
这些材料证明，即使在无文字的史前社会，音乐舞蹈和说唱形式是发达的，这些音乐和说唱形式在文字发明以后记录下来成为诗歌，这些口头诗歌应该就是原始文学的源头。
因此，人类学研究者普遍认为，文学的源头应该跟音乐是共生的。远在人类发明书面文字记载诗歌之前，人类就创造了载歌载舞的诗歌和口头-说唱文学的形式了。
根据人类学和考古学研究，音乐产生的历史非常久远，它几乎和人类的进化和文明发达共始终。现代考古已经发现人类在5万到6万年前使用的骨笛，但据考证这远不是最早的乐器；因为人类最早使用的乐器大多是木制品、兽皮和其他随手撷取或易降解的物质而没能保存下来。
更有人类学者考证，人类音乐和语言的起源几乎是共生的，那就意味着早在远古时期，人类就具备了音乐表述的本能，而早在原始乐器发明以前，人类的人体本身就是最原始的乐器。他们在其生命活动中激动或需要表达时下意识地拍手、击节、鼓掌、拍臀、引吭高歌以及手舞足蹈等都是音乐发生的最早的本源。原始人载歌载舞时所载的“歌”就是诗歌。
按照这个线索，人类的诗歌史或文学的源头要往前追溯无数万年了。
但可惜，这些远古的诗歌和音乐随着岁月永远消逝了。口说无凭，后来世界各国文学起源的记载和定义则跟其有文字记载的最早文学起源相关。
基于此，后来判断一个国家文学起源的早晚端赖其文字发明时间的早晚为准绳。这样，文字发明早的文明就讨巧而其文学起源记录也早，而文字发明晚的民族其文学起源时间相应就会被研究者大大延后了。
因此，文字发明比较早的四大文明古国如苏美尔-巴比伦、埃及、印度和中国其文学起源书面记录就比较早；而澳洲和美洲原住民虽也有着上万年的诗歌和其他文学样式，但因为他们在近现代以前没有发明文字和书写系统，所以这些古老的文明被认为文学后起，它们的文学起源记录被大大推迟了。
譬如说，前述四大文明古国和希腊因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大致可被定为四五千年，而有些民族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和文学史至今才不过几百年(甚至有些近现代人类学家新发现散落在世界各地的当代原始部族至今仍然生活在无文字的史前时代)。
比如大洋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大部分地区以及美洲的部分地区在欧亚人到来之前大多没有发展出正规的文字系统，因此它们的史前史可以被追溯到相对较晚近的时期。例如，1788年通常被认为是澳大利亚史前史的终结。
由于没有文字记载的“正规”文学史料，所以这些地区的文学被认为起源很晚。其实，用人类学艺术起源和发展的理论来衡量，这类旧有的文学史观是有很大的局限的。
除了依靠上面言及的文字记载史证材源的这些证据外，文学研究者不得不承认，文化传播的硬实力也是文明和文学史宣传的利器。这种宣传也容易造成强化和误导。
比如，作为西方文明源头的古希腊和希伯来圣经文学相比前述四大古代文明应算后起，但因为文艺复兴以后西方影响的强势而让“西方文学”更为世界所知即是显例。基于欧美文化势力在近现代影响较大，谈及文学起源，很多学者往往“言必称希腊”,而忽略了远比希腊文学早得多的苏美尔文明和古埃及文明以及印度、中国文学等。其实，探寻希腊文明和文学的根源，它在发生学上的直接源头都能追溯到两河流域和近东的影响。
因此，在世界文学领域，说到最早的诗人，一般人耳熟能详往往以为是荷马(公元前9-前8世纪);而女诗人呢，大多认为是古希腊的萨福。其实，若论诗义和题材，且休说上古苏美尔和埃及文学，即使作为中国文学滥觞标志的《诗经》(约前11世纪-前6世纪)也要比希腊有文字记载的文学早得多；
而中国先秦女诗人许穆夫人(约公元前690年-?)要比萨福(约公元前630-前570年)早六十多年呢。萨福的作品多宣扬情爱和抒情，许穆夫人的诗歌却要深沉静穆得多。
大陆诗歌典籍《诗经》收录了许穆夫人的诗作《载驰》《泉水》和《竹竿》。许穆夫人是卫昭伯与宣姜的女儿，远嫁许国，后来其祖国几乎被灭，她奔赴母国救援，写出《载驰》这一流传千古的悲壮哀婉篇章。
她的其他诗篇也充满对故国悲戚怀念的深情，故她被尊为爱国诗人之祖(比屈原早约350年)。大陆诗歌宝库《诗经》仅收诗三百余首且多为无名作者，而许穆夫人能被录入三篇实乃胜过很多王公巨僚和文化名流，堪为上古时代的女中豪杰。
而且，纽约近期的一个上古女诗人文物大展完全改写了世界文学史乃至人类文明史在这方面的纪录。这个展览用上古巴比伦遗址出土的文物考证原始泥板告诉我们，前述中国和希腊两位女诗人尚远不是世界文学史上最早的女诗人。
展览资料显示出更早的女诗人是古美索不达米亚的苏美尔女祭司恩赫杜安娜(Enheduanna,约公元前2300年)。她生活在4300多年前的苏美尔-阿卡德时代，比前述两位女诗人整整早了近1600-1700年!根据大量的史料和实物考证，恩赫杜安娜不仅是有史以来可被实证的第一位女诗人，而且是有文字确证的人类最早的有姓名记载的作家——这个发现改写了人类文学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