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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共和後期，公民道德蕩然無存，甚至羅馬人自身都不願相信這種變化真的發生在自己身上，面對共和後期羅馬精英們的政治作秀，人們仿佛都已經接受了道德僅是利益與野心的遮羞布。
在羅馬，道德的腐敗與共和國根基的喪失有着緊密聯系，這一切都明顯表現在共和國存在的最後一百年，此時的羅馬充滿着糟糕的政治欺詐和政治壓迫。
羅馬道德滑坡産生的因素
羅馬的道德滑坡遠比羅馬政體變化來得更快，其中不僅有外來的影響，更有來自于羅馬本身對外界變化的不适應。
自布匿戰争以後，羅馬陡然間成為地中海的霸主，此時的羅馬雖然還沒能使地中海成為自己的内湖，但是擊敗迦太基人、平定東方希臘和調解小亞諸事務的羅馬顯然已經主導了地中海。
面對這一外部環境的變化，羅馬第一次認識到了城邦生存危機已經解除，當這種緊迫感消失，羅馬的精神狀态就松懈了下來，羅馬人開始關注他們從前未敢迷戀的物質享受，财富、貪婪和奢侈。擊敗迦太基以後，羅馬開始主導地中海的貿易，所擷取的東方财富滾滾而來。
陸路貿易和海路貿易是羅馬對外貿易的主要方式。在羅馬擴張之初，羅馬建設道路的目的是為了軍事需要，友善羅馬軍團運送軍隊和物資，為對外作戰提供後勤保障，當時的道路主要以羅馬城為中心向意大利本土和境外延伸。
之後，因軍事目的而建設的道路因為和平時代的到來，其經濟貿易功能凸顯，意大利的商人逐漸在地中海貿易中占據主導地位。意大利半島三面環海，在羅馬戰勝迦太基以後，羅馬的海路通道此時也得到發展。
羅馬通過對海盜的打擊保證海路暢通，同時羅馬還加大對港口的建設和維護力度，促進了羅馬和東方的貿易往來。共和國初期，元老因道德的戒律排斥經商，但是随着騎士商人通過經商獲得大量财富并擷取了政治權利，元老們也紛紛尋求代理人經營。
其次，大量的戰争賠款和戰利品也充斥着羅馬市場，人們更喜歡這種能展現個人财富的生活，随之而來的攀比炫富現象開始大範圍出現，羅馬城第一次充斥着對金錢财富的渴望。
此時的羅馬上層開始講求生活享受，崇尚拜金主義，人們普遍認為世界上最美好的事情是裝滿袋子的錢和錢所買到的莺歌燕舞。這種觀念形成以後，就連正常的商業貿易也無法滿足羅馬人的胃口，商業投機，高利貸牟利相繼成為了羅馬人渴望的暴利行業。
羅馬人為了享受奢靡的生活和擷取無盡的财富，甚至不惜出賣國家利益。朱古達曾說“如果能夠替羅馬找到一個買主的話，整個羅馬城都可以買得到。
即便朱古達在當時已經是羅馬的威脅，但朱古達依然依靠賄賂的手段收買了前來調解調查的元老，甚至讓歐皮米烏斯完全改變立場。
正是對财富的渴望，作為農業民族的羅馬開始更重視物質享受，而不在堅持早期的勤勞樸實，熱愛勞動的優秀品格，國家利益也可以是被金錢買賣的東西。
原本羅馬人親自耕種土地，種植的大都是羅馬人的口糧，現在羅馬人對财富和商業的渴望以及羅馬城對飲食需求的提高，經濟作物開始大面積在意大利本土種植。
意大利本土的耕地讓位于産生經濟效果的農産品，糧食開始嚴重依賴行省的供給。經濟作物的勞作開始使用奴隸，成為羅馬土地兼并，小農失業的因素之一。行省人口開始大量流向羅馬，這又加劇了羅馬本土的物資供給壓力，勞動力與土地間的沖突開始凸顯。
羅馬在布匿戰争以後，對外擴張的步伐加快，原本的公民兵制并非常備軍，所起到的作用也是為了維護城邦生存，但是持續的對外擴張使羅馬的公民兵被迫長期在外，而他們的土地無人耕種，逐漸成為生活在羅馬的有錢人看中的生産資源。
同時羅馬對外擴張公民大量死亡，美國曆史學家T·弗蘭克就認為公元前三世紀末，羅馬成年男性公民陣亡率高達50%，土地确權以及兼并問題愈加複雜。戰争結束後回到土地上的公民，因長期在外征戰，回鄉以後無法适應農耕生活，是以變賣土地。
由此很多小農失去土地，羅馬社會貧富差距擴大，經濟層面上的問題讓羅馬人難以通過虔誠的精神信仰維持不變的道德追求。
面對這種情況，格拉古兄弟緻力于土地改革并取得了一定成果，即便之後土地改革沒有被完全否定，但失敗的結果并未改變，羅馬的社會經濟基礎不可避免的發生了變化。
大土地所有制開始大規模出現，經濟作物如葡萄、橄榄已經取代了谷物的種植，大型牧場也開始出現。共和國晚期，經營牧場已經成為羅馬人最有利可圖的行業之一。
政治道德的崩壞
共和國最後一個世紀的曆史充滿着政治壓迫與欺詐。在羅馬的傳統習慣法看來，代表着共和國權利與尊嚴的元老不能夠從事商業活動。在共和初年這是反應羅馬社會美德的一部分，因為這象征着簡樸勤勞，安貧樂道的品德。到了共和末期這種傳統道德變成了一紙空文。
元老與騎士開始合作，共同打破了這一規定，一開始元老的親屬是元老間接的商業經營者，後來元老開始公然從事商業活動，且商人擔任國家要職的情況也被大衆接受，例如共和後期的三巨頭之一克拉蘇便是當時羅馬有名的富商。
克拉蘇現象的背後凸顯着新元老、新騎士奪取政治權利和資源的手段，那就是财富與賄賂。在元老院中，精英們無不開始追逐行省任期和職位，因為在元老們看來最保守的擷取大量财富的方式是羅馬在行省的權利，這一點穩賺不賠。
他們常常勾結行省的包稅人，将繁重的稅負加在行省人民的頭上。羅馬的政治規範，精英的政治道德準則因為商業财富的泛濫成為一紙空文，政治權利的擷取變為财富的交易賄賂，社會觀念道德和法制的衰敗由此開始。
獨裁專政的出現
随着羅馬的擴張，到了共和國後期，羅馬已經是西方古典時代非常發達的奴隸制國家。格拉古、馬略、秦納和蘇拉，從羅馬的政治秩序失控開始，這些公民的存在讓共和國不可能維持下來，而恺撒、龐培掌權的那一刻起共和國便終結了。
共和國的城邦體制已經很難适應當時政治的變化，格拉古等人不斷提出改革方案，但都被元老貴族阻止。随後的社會動蕩開始沖擊共和國，權力、财富和榮譽都成為共和末期派系鬥争的因素。
共和國的政治傳統被一再破壞，這些為了達到政治目的而不惜違反傳統政治規則的執政官，正是利用群眾對自身利益的迫切需求和羅馬的混亂而選擇獨裁者。
在羅馬确立地中海霸權以後，羅馬在被征服地區得到大量财富，但是羅馬公民的經濟狀況并沒有得到改善，反而因為巨大的貧富差距而面臨更為嚴峻的挑戰。
羅馬人的社會風氣也受到了外界的影響，對于羅馬的窮人來說受外界影響還不明顯，但羅馬的富人感受就有很大不同。
社會生活的腐化
羅馬自身的社會調解能力也在逐漸喪失，共和羅馬是精英體制，但是随着羅馬的擴張，傳統精英逐漸失去了自己的主導權。雖然精英依然存在并發揮着作用，但是遭到的競争也十分明顯。
在共和前期，貴族與平民的沖突是主要沖突，但是兩者并非零和博弈，雙方的鬥争還處于國家權力的配置設定和立法階段。
馬略蘇拉時期，道德法律還是要被顧及的，即便是鬥争激烈之時。恺撒龐培時期，法律成為兩者宣傳自身合法性的關鍵，道德的淨化作用蕩然無存。到了屋大維與安東尼時期，幾乎沒有人還将道德與法律放在眼裡。
下層群眾的民粹化主要是因為社會經濟的變化導緻的，土地的喪失，軍隊服役期限的延長，奴隸勞動的大量使用，都使得傳統羅馬社會廣泛存在的自耕農受到嚴重打擊。
公元前225年，羅馬城内的人口大部分都不是自給自足的生産者，羅馬的無産者增多，依靠國家和貴族寡頭分發福利過活的人越來越多，誰能給他們帶來眼前的好處，他們自然就會站在哪一方。
再加上共和後期的政治鬥争不曾停歇，寡頭們持續收買賄賂下層群眾，以增加寡頭的社會支援，群眾民粹化傾向不可避免。
結語
羅馬共和國的繁榮離不開羅馬社會普遍的道德标準，這是羅馬人在古典時代生存競争中形成的自我限制，而羅馬公民道德的形成和發展以及最後的堕落也離不開外部環境和自身因素的影響。
羅馬自建城以來，圍繞公民集體的建設便以道德規範為核心，這與羅馬所處的意大利半島所賦予的生存環境有關，也與羅馬人如何看待自身并尋求發展有着密切的聯系。
正是因為羅馬人堅持追求美德、榮譽，羅馬共和國才能在長久以來的發展中表現出強大的生命力。羅馬人從不缺少創造力，羅馬人也從不固步自封，他們不斷吸收周邊文明的長處，在加強自身競争力的同時，鞏固本身的行為習慣。
羅馬人尤其是貴族還主動到希臘留學，恺撒、西塞羅和屋大維都是經過長期的希臘化的學習脫穎而出的。共和國時期的政治精英們有選擇的把包括希臘在内的地中海文化引入羅馬，包括宗教、哲學、文學、藝術，還有生活習慣、生活方式和價值觀。
這些最終都融入羅馬成為羅馬道德中的有益成分，但随之而來的也有奢靡與堕落。羅馬的傳統道德的衰落預示着這個偉大民族的堕落，羅馬最終免于毀滅僅僅是因為新王權的回歸，而不是數百年來羅馬公民道德傳統的回歸。
這樣的羅馬是不可能統治長久的，一旦王權出現動蕩，恺撒的繼任者出現任何問題，内戰的混亂局面随時都會降臨，其結果就是衰落和滅亡。西塞羅認為自己的實踐雖然失敗了，但是對共和國準則毀滅的拯救依然是可能的，但是羅馬的道德傳統被破壞以後，無論是社會利益還是個人利益都要求人們尋找一種更能控制局面的制度，王權又成為最不壞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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