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辯”是一個圍繞文史類新書展開對話的系列，每期邀請青年學者為中英文學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寫評論，并由原作者進行回應，旨在推動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與傳播。
本期邀請上海社會科學院文學研究所助理研究員曹曉華與三位年輕學人讨論其新著《晚清白話報章與現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簡稱《晚清白話報章與現代女性意識》，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年）。本文為評論文章。
《白話》，1904年第1期，為秋瑾創辦
晚清中國一直是中外學界的熱點研究對象。近年來，許多學者通過發掘新的史料與視角，力求帶領我們重回晚清，還原那個國勢衰微、兵燹頻仍的時代面譜下具體的生活樣貌。作為一種獨特的資源，衆聲喧嘩、精蕪并存的報刊為我們提供了重回晚清現場的一種可能。
在這樣的可能性下，曹曉華博士的新著《晚清白話報章與現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緻力于觀照這個重要的變革時期之下，語彙與性别、意識與書寫、家事與國事的交織角力。
全書分為上下兩編，共七章。上編四章着重于列舉白話報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文體，解析這些文體在新舊女學影響下的嬗變與傳播。下編三章在家國一體的背景下，推究晚清女性如何在不同角色中獲得主動意識，卻仍然舉步維艱。
曹曉華博士的故事從1898年這個“多事之秋”開始講起。在第一章中，通過追溯由裘廷梁主編、其侄女裘毓芳主筆的《無錫白話報》，曹曉華在這一階段的白話實踐裡準确識别出了一種掙紮：盡管白話演繹提升了實用知識與理念的可及性，晚清女性仍然處在傳統女教規訓的樊籠之内。不論是裘毓芳以内化的“母教”為基礎的女學宣揚，還是更多晚清女性作為亟待啟蒙的沉默大衆的集體畫像，在新舊女學之間，晚清女性實是兩難。對這類勢成騎虎的徘徊處境的關注，貫穿了作品的後續論述。第二章通過細讀“敬告體”的演說類文章，梳理出晚清學人如何想象、演繹、解釋，與利用女性的痛苦。演說者們試圖展現“感動身受”，卻悄然将女子身弱進而國弱的邏輯植于敬告之中。纏足于女子事小，于國家事大。第三、四章分别從時調新歌與改良新戲入手，探究它們與女學女誡的互動。在形式各異的媒介中，晚清的新歌與新戲都再次展現了這一時期女性的進退維谷：一方面，勉學歌、放腳歌、破迷歌等白話歌謠試圖破舊立新，使傳統的禮儀規範、民俗迷信廣受抨擊。另一方面，這些改良時調亦更新了對女性的期待與限制。它們對成為國民之母與衛國“英雌”的呼喚，譜出了女誡的另一變調。女學啟蒙之熱也蔓延到了戲台之上，諸如《惠興女士傳》、《女子愛國》一類的新戲切實推動了女學的普及。但是，正如第四章所寫，這一階段的“新”女性意識仍然要向“舊”妥協。戲台上下，女學的正名需要托身于孔教，女性進入學堂、戲院等公共場域時仍然被籠罩在父權禮制的凝視之下。
下編第五第六章，一講男女平權，一講自由婚姻。第五章着重于厘清“男女平權”如何建構了新的“女國民”形象與要求。在白話報章的助力之下，女性走向阃外，走進學堂、工廠成為一種可能。但與此同時，男女平權的呼号難逃成為救國救民主旋律的協奏的命運。新女性的形象，在紙上與現實中折疊出沖突。女學生恽奇，因其一紙雄文關注于國民教育而非家庭教育，被女學校以拒之門外，甚至在坊間落得“野叉娘”的诨名。以母儀為方針的女學教育，和以男女有别為前提的平權運動，将如恽奇一樣的“野叉娘”劃進了灰色地帶。第六章提醒我們，“自由婚姻”的概念在其傳播過程中被拆分成了“自由”與“婚姻”。“自由”在譯介過程中與優生學、進化論交織附和，婚事也是以成了國事。對晚清女性的期待，仍然囿于“母”與“妻”的定位當中。“婚姻”所肩負的責任确實是“自由”，隻是這裡的自由指向的并非個人，而是國族。國族話語對女性的滲透在第七章尤為顯要。作為父權規制下的受害者，晚清女性搖身一變，成了國族危機的病因與解藥。“新”女性在獲得一定的能動性、擴大生活場域可能性之餘，卻發現自己隻有一條道路：走向國家，承擔母職，等待啟蒙。女界之鐘，要等待家國之力，通過男性的手臂敲響。由此，曹曉華提醒我們，國家話語的助力給了女性“發聲”的機會。誠然，在晚清叙事中，我們發現國族才是女性問題的唯一解。我們無法想象在國族的缺席下誕生女性運動——而這也許更加值得一歎。
曹曉華博士此作可以給讀者以不同次元的啟發。我們能否想象另一種女性意識與運動，在能給女性權益的同時可以不冠以國族的責任？換言之，在以男性為主導的國家話語以外，是否存在另一種重新想象與推動社會進步的可能性？女性意識與權益是否一定要建構于對女性的分化和規訓的更新之上？國族話語和社會機制有沒有性别？劉禾、瑞貝卡·卡爾（Rebecca Karl）和高彥頤（Dorothy Ko）共同編選的《中國女權主義的誕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為解答這些問題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線索。通過細讀晚清女性主義理論家，《天義報》主編何殷震的批判與呼籲，我們發現何殷震的分析異于同時期的男性或女性知識分子。對于何殷震來說，“女性”不應該是解決“更大的”，諸如民族問題、國際關系、鞏固男性權威等命題的途徑或手段。在她筆下，“女性”成為一個超越曆史的範疇，是各類社會權利不平等的集中産生與展現。“女性”與“性别”如何成為曆史的生産方式，值得更多思考。
除此之外，如果讓我們想象閱讀晚清白話報章的女性讀者，她們的閱讀經驗應不止于文字層面。各類報刊的視覺體驗，作為一種感官沖擊，同樣來自插圖、廣告、排版，以及在這一階段誕生的諸多石印畫報。近年研究當中，陳平原等學者中已有出版一系列關于石印技術及畫報視覺的論著，而本書采用的文學實踐與女性研究的雙重視維，或許亦可借鑒這一圖文關系的視角，關注視覺體驗對女性意識的描畫與塑造。這些白話報刊帶來的感官體驗與其作為商品的流通屬性，以及出版、促銷、發行等一系列過程如何參與女性意識的建構，也應該為更多研究提供啟發。
報刊媒體的視覺性成為近年學界的普遍關注。彭麗君（Laikwan Pang）在《哈哈鏡：中國視覺現代性》（The Distorting Mirror: Visual Modern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第一章中察覺出晚清媒介中的“圖像轉向”（pictorial turn）：圖像不再是文字的補充與裝飾，而成為主力的資訊載體。“看圖”成為閱讀體驗至關重要的一部分。從圖說先進機器的使用方法，到描繪賽馬盛況，再到刻畫洋人參觀衙門刑具的體驗，晚清報刊的圖像彌漫着看與被看的興奮與焦慮。讀者“看以為真”，這種以視覺為中心的閱讀體驗，成為晚清大衆，尤其是城市居民想象、了解、适應日常遽變的重要過程。以晚清報刊為節點，韓瑞亞（Rania Huntington）和包衛紅分别将眼光投射至傳統與将來。韓瑞亞在《The Weird in the Newspaper》（收錄于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一文中将清末報章對于“稀奇怪異之事”的摹寫置入志怪的書寫傳統當中。點石齋畫報等刊物以圖像豐富了在中西碰撞之下對于新奇見聞、鬼怪故事、民間宗教等的想象。異國性（foreignness）成為了一種新的獵奇意趣。包衛紅在《全景世界觀：探求〈點石齋畫報〉的視覺性》裡關注到了作為視覺元素的觀衆。畫報裡的觀衆按照社會地位分組而立，性别與建築的互動也顯而易見。女人們通常在家門口、樓上或内宅門内參與觀看，而妓女則較為經常地出現在公共場景當中。一個由城市裡的好奇看客所形成的觀看主體由此産生。包衛紅極富洞見地将晚清畫報中的圍觀與偷窺行為和早期影院的觀影體驗聯系到一起。《點石齋畫報》所采用并培養的全景式（panoramic）的視覺體驗，塑造了一種現代的感覺能力，并介入了早期電影傳入中國的曆史。
晚清報刊的視覺體驗中，女性至關重要。季家珍（Joan Judge）在《民國鏡像：早期中國期刊中的性别、視覺和經驗》（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中就觀照1911年發行的《婦女時報》背後的女性作者與讀者。事實上，這些女性讀者與女性作者群體高度重疊：同為思想進步、出身上流的職業女性和女學生。季家珍的研究觀照“民國淑女”（Republican Ladies）這個獨特的群體。這些新女性不同于傳統閨秀或摩登女郎，她們通過寫作與圖像的形式記錄并分享日常經驗，尤其是對于懷孕、分娩等一系列女性經驗的切身體會。基于她們的供稿與閱讀，一個女性的社會化網絡沿着報刊的發行蔓延開來。與此同時，季家珍也審慎提醒，《婦女時報》仍然是由男性編輯并主導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它時常需要向男性編輯的價值觀念、社會對女性形象的接納程度妥協。對于《婦女時報》的作者與讀者來說，形象可以進步，話語可以表達，但這一切都仍然廣受男性主導的道德規範的制約。而日常的生活經驗，也成為這類理念與實踐交織拉扯的另一戰場。對于識别晚清社會的激蕩轉型和性别意識的碰撞這一課題，日常性（quotidian）是極富成效的研究次元。關注日常性，即是關注思想理念如何被實踐、體驗、在地化、物質化、具身化的過程。通過對日常性的還原分析，反觀整體化的曆史階段或社會變遷，在針對近代中國的研究中值得更多嘗試。
我們不妨再将視線轉向晚清至民國初期的湖南永州。清末撰寫道縣志和風俗志的漢族官員，觀察到了當地以瑤族為主的女性經常選擇“晚婚”——這裡，“晚”的概念來自于與漢族婚嫁年齡的對比。這些漢族官員将這一猜測寫進了縣志：“愚氓欲留女力作也”。對于“女大不嫁”的現象，這些士大夫歸因于“愚氓”需要女性的勞動力。同時，另一些學者将這類“晚婚”現象了解成為女性對儒家禮制的對抗方式之一。
永州下轄的江永等數縣，孕育了一種特殊的文字文化系統——女書。女書是一種由女性創造并使用的文字，在江永等地區廣為流傳使用。盡管女書的起源至今難解，在南京發現的一枚太平天國時期帶有女書字樣的錢币提示我們，這一文字系統至少在清末就已經有所流傳。女書文學以其“女性專屬”的特點，記錄了瑤族女性的心理線索與生活樣态，并輔助建立了一系列結拜姊妹的風俗。然而，在女書文學當中，既沒有對“晚婚”的焦慮，也極少關于勞作的描述。事實上，江永女性真正 “晚婚”的原因，也許正隐藏在光緒年間的另一條縣志紀錄中：“邑中風氣，嫁女多主于妻。婦人無不昵愛其女，以故有遲至三十而嫁者。” 與之呼應的是，女書歌謠也記載了一系列母女與結拜姊妹間的情感聯結與互動。所謂“晚嫁”，實為江永女性在母親許可與姐妹情感聯結之下所做出的選擇，這樣的選擇原與反抗無關。盡管這些女性仍然難逃避婚嫁與母職的角色要求，但她們在社交網絡、情感支援中展現的能動性，卻在縣志書寫“她者”的想象與學者“抗婚”的建構等實踐中被忽略了。
這一段旁逸斜出的故事，為我們提示另一種可能性。在還原晚清女性生活狀态、權利意識、性别規訓的過程裡，我們如何真的讓女性自己發聲值得深究。我們能否脫離“漢本位”和“滿/漢互動”的主流視角，代之以對更多地域性的回望，來補充或糾正普遍性的結論？對晚清女性意識的探求，也許需要更多在地性與想象力。
《晚清白話報章》一書以宏觀史料與文本細讀結合，旁征博引卻也钜細靡遺。雖然其以晚清為研究對象，本書對當下卻也有所啟示。在性别議題時常引起共鳴與熱議的今天，關于我們如何警惕被工具化的進步話語，我們如何将女性從等待救援的被動語境裡解放出來，我們如何營造尊重與認可女性主體性的公共話語空間，這本書同樣可以提供一些跨越時間次元的教訓。
《晚清白話報章與現代女性意識的萌芽（1898-1911）》，曹曉華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22年8月，289頁，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