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答辩”是一个围绕文史类新书展开对话的系列，每期邀请青年学者为中英文学界新出的文史研究著作撰写评论，并由原作者进行回应，旨在推动文史研究成果的交流与传播。
本期邀请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曹晓华与三位年轻学人讨论其新著《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简称《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本文为评论文章。
《白话》，1904年第1期，为秋瑾创办
晚清中国一直是中外学界的热点研究对象。近年来，许多学者通过发掘新的史料与视角，力求带领我们重回晚清，还原那个国势衰微、兵燹频仍的时代面谱下具体的生活样貌。作为一种独特的资源，众声喧哗、精芜并存的报刊为我们提供了重回晚清现场的一种可能。
在这样的可能性下，曹晓华博士的新著《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致力于观照这个重要的变革时期之下，语汇与性别、意识与书写、家事与国事的交织角力。
全书分为上下两编，共七章。上编四章着重于列举白话报章中具有代表性的文体，解析这些文体在新旧女学影响下的嬗变与传播。下编三章在家国一体的背景下，推究晚清女性如何在不同角色中获得主动意识，却仍然举步维艰。
曹晓华博士的故事从1898年这个“多事之秋”开始讲起。在第一章中，通过追溯由裘廷梁主编、其侄女裘毓芳主笔的《无锡白话报》，曹晓华在这一阶段的白话实践里准确识别出了一种挣扎：尽管白话演绎提升了实用知识与理念的可及性，晚清女性仍然处在传统女教规训的樊笼之内。不论是裘毓芳以内化的“母教”为基础的女学宣扬，还是更多晚清女性作为亟待启蒙的沉默大众的集体画像，在新旧女学之间，晚清女性实是两难。对这类势成骑虎的徘徊处境的关注，贯穿了作品的后续论述。第二章通过细读“敬告体”的演说类文章，梳理出晚清学人如何想象、演绎、解释，与利用女性的痛苦。演说者们试图展现“感动身受”，却悄然将女子身弱从而国弱的逻辑植于敬告之中。缠足于女子事小，于国家事大。第三、四章分别从时调新歌与改良新戏入手，探究它们与女学女诫的互动。在形式各异的媒介中，晚清的新歌与新戏都再次体现了这一时期女性的进退维谷：一方面，勉学歌、放脚歌、破迷歌等白话歌谣试图破旧立新，使传统的礼仪规范、民俗迷信广受抨击。另一方面，这些改良时调亦更新了对女性的期待与约束。它们对成为国民之母与卫国“英雌”的呼唤，谱出了女诫的另一变调。女学启蒙之热也蔓延到了戏台之上，诸如《惠兴女士传》、《女子爱国》一类的新戏切实推动了女学的普及。但是，正如第四章所写，这一阶段的“新”女性意识仍然要向“旧”妥协。戏台上下，女学的正名需要托身于孔教，女性进入学堂、戏院等公共场域时仍然被笼罩在父权礼制的凝视之下。
下编第五第六章，一讲男女平权，一讲自由婚姻。第五章着重于厘清“男女平权”如何构建了新的“女国民”形象与要求。在白话报章的助力之下，女性走向阃外，走进学堂、工厂成为一种可能。但与此同时，男女平权的呼号难逃成为救国救民主旋律的协奏的命运。新女性的形象，在纸上与现实中折叠出矛盾。女学生恽奇，因其一纸雄文关注于国民教育而非家庭教育，被女学校以拒之门外，甚至在坊间落得“野叉娘”的诨名。以母仪为方针的女学教育，和以男女有别为前提的平权运动，将如恽奇一样的“野叉娘”划进了灰色地带。第六章提醒我们，“自由婚姻”的概念在其传播过程中被拆分成了“自由”与“婚姻”。“自由”在译介过程中与优生学、进化论交织附和，婚事也因此成了国事。对晚清女性的期待，仍然囿于“母”与“妻”的定位当中。“婚姻”所肩负的责任确实是“自由”，只是这里的自由指向的并非个人，而是国族。国族话语对女性的渗透在第七章尤为显要。作为父权规制下的受害者，晚清女性摇身一变，成了国族危机的病因与解药。“新”女性在获得一定的能动性、扩大生活场域可能性之余，却发现自己只有一条道路：走向国家，承担母职，等待启蒙。女界之钟，要等待家国之力，通过男性的手臂敲响。由此，曹晓华提醒我们，国家话语的助力给了女性“发声”的机会。诚然，在晚清叙事中，我们发现国族才是女性问题的唯一解。我们无法想象在国族的缺席下诞生女性运动——而这也许更加值得一叹。
曹晓华博士此作可以给读者以不同维度的启发。我们能否想象另一种女性意识与运动，在能给女性权益的同时可以不冠以国族的责任？换言之，在以男性为主导的国家话语以外，是否存在另一种重新想象与推动社会进步的可能性？女性意识与权益是否一定要建构于对女性的分化和规训的更新之上？国族话语和社会机制有没有性别？刘禾、瑞贝卡·卡尔（Rebecca Karl）和高彦颐（Dorothy Ko）共同编选的《中国女权主义的诞生》（The Birth of Chinese Feminism,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3）为解答这些问题提供了一部分重要线索。通过细读晚清女性主义理论家，《天义报》主编何殷震的批判与呼吁，我们发现何殷震的分析异于同时期的男性或女性知识分子。对于何殷震来说，“女性”不应该是解决“更大的”，诸如民族问题、国际关系、巩固男性权威等命题的途径或手段。在她笔下，“女性”成为一个超越历史的范畴，是各类社会权利不平等的集中产生与体现。“女性”与“性别”如何成为历史的生产方式，值得更多思考。
除此之外，如果让我们想象阅读晚清白话报章的女性读者，她们的阅读经验应不止于文字层面。各类报刊的视觉体验，作为一种感官冲击，同样来自插图、广告、排版，以及在这一阶段诞生的诸多石印画报。近年研究当中，陈平原等学者中已有出版一系列关于石印技术及画报视觉的论著，而本书采用的文学实践与女性研究的双重视维，或许亦可借鉴这一图文关系的视角，关注视觉体验对女性意识的描画与塑造。这些白话报刊带来的感官体验与其作为商品的流通属性，以及出版、促销、发行等一系列过程如何参与女性意识的建构，也应该为更多研究提供启发。
报刊媒体的视觉性成为近年学界的普遍关注。彭丽君（Laikwan Pang）在《哈哈镜：中国视觉现代性》（The Distorting Mirror: Visual Modernity in China,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07）第一章中察觉出晚清媒介中的“图像转向”（pictorial turn）：图像不再是文字的补充与装饰，而成为主力的信息载体。“看图”成为阅读体验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从图说先进机器的使用方法，到描绘赛马盛况，再到刻画洋人参观衙门刑具的体验，晚清报刊的图像弥漫着看与被看的兴奋与焦虑。读者“看以为真”，这种以视觉为中心的阅读体验，成为晚清大众，尤其是城市居民想象、了解、适应日常遽变的重要过程。以晚清报刊为节点，韩瑞亚（Rania Huntington）和包卫红分别将眼光投射至传统与将来。韩瑞亚在《The Weird in the Newspaper》（收录于Writing and Materiality in China: Essays in Honor of Patrick Hanan, 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 2003）一文中将清末报章对于“稀奇怪异之事”的摹写置入志怪的书写传统当中。点石斋画报等刊物以图像丰富了在中西碰撞之下对于新奇见闻、鬼怪故事、民间宗教等的想象。异国性（foreignness）成为了一种新的猎奇意趣。包卫红在《全景世界观：探求〈点石斋画报〉的视觉性》里关注到了作为视觉元素的观众。画报里的观众按照社会地位分组而立，性别与建筑的互动也显而易见。女人们通常在家门口、楼上或内宅门内参与观看，而妓女则较为经常地出现在公共场景当中。一个由城市里的好奇看客所形成的观看主体由此产生。包卫红极富洞见地将晚清画报中的围观与偷窥行为和早期影院的观影体验联系到一起。《点石斋画报》所采用并培养的全景式（panoramic）的视觉体验，塑造了一种现代的感知能力，并介入了早期电影传入中国的历史。
晚清报刊的视觉体验中，女性至关重要。季家珍（Joan Judge）在《民国镜像：早期中国期刊中的性别、视觉和经验》（Republican Lens: Gender, Visuality, and Experience in the Early Chinese Periodical Pres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5）中就观照1911年发行的《妇女时报》背后的女性作者与读者。事实上，这些女性读者与女性作者群体高度重叠：同为思想进步、出身上流的职业女性和女学生。季家珍的研究观照“民国淑女”（Republican Ladies）这个独特的群体。这些新女性不同于传统闺秀或摩登女郎，她们通过写作与图像的形式记录并分享日常经验，尤其是对于怀孕、分娩等一系列女性经验的切身体会。基于她们的供稿与阅读，一个女性的社会化网络沿着报刊的发行蔓延开来。与此同时，季家珍也审慎提醒，《妇女时报》仍然是由男性编辑并主导的刊物。在很大程度上，它时常需要向男性编辑的价值观念、社会对女性形象的接纳程度妥协。对于《妇女时报》的作者与读者来说，形象可以进步，话语可以表达，但这一切都仍然广受男性主导的道德规范的制约。而日常的生活经验，也成为这类理念与实践交织拉扯的另一战场。对于识别晚清社会的激荡转型和性别意识的碰撞这一课题，日常性（quotidian）是极富成效的研究维度。关注日常性，即是关注思想理念如何被实践、体验、在地化、物质化、具身化的过程。通过对日常性的还原分析，反观整体化的历史阶段或社会变迁，在针对近代中国的研究中值得更多尝试。
我们不妨再将视线转向晚清至民国初期的湖南永州。清末撰写道县志和风俗志的汉族官员，观察到了当地以瑶族为主的女性经常选择“晚婚”——这里，“晚”的概念来自于与汉族婚嫁年龄的对比。这些汉族官员将这一猜测写进了县志：“愚氓欲留女力作也”。对于“女大不嫁”的现象，这些士大夫归因于“愚氓”需要女性的劳动力。同时，另一些学者将这类“晚婚”现象理解成为女性对儒家礼制的对抗方式之一。
永州下辖的江永等数县，孕育了一种特殊的文字文化系统——女书。女书是一种由女性创造并使用的文字，在江永等地区广为流传使用。尽管女书的起源至今难解，在南京发现的一枚太平天国时期带有女书字样的钱币提示我们，这一文字系统至少在清末就已经有所流传。女书文学以其“女性专属”的特点，记录了瑶族女性的心理线索与生活样态，并辅助建立了一系列结拜姊妹的风俗。然而，在女书文学当中，既没有对“晚婚”的焦虑，也极少关于劳作的描述。事实上，江永女性真正 “晚婚”的原因，也许正隐藏在光绪年间的另一条县志纪录中：“邑中风气，嫁女多主于妻。妇人无不昵爱其女，以故有迟至三十而嫁者。” 与之呼应的是，女书歌谣也记载了一系列母女与结拜姊妹间的情感联结与互动。所谓“晚嫁”，实为江永女性在母亲许可与姐妹情感联结之下所做出的选择，这样的选择原与反抗无关。尽管这些女性仍然难逃避婚嫁与母职的角色要求，但她们在社交网络、情感支持中展现的能动性，却在县志书写“她者”的想象与学者“抗婚”的建构等实践中被忽略了。
这一段旁逸斜出的故事，为我们提示另一种可能性。在还原晚清女性生活状态、权利意识、性别规训的过程里，我们如何真的让女性自己发声值得深究。我们能否脱离“汉本位”和“满/汉互动”的主流视角，代之以对更多地域性的回望，来补充或纠正普遍性的结论？对晚清女性意识的探求，也许需要更多在地性与想象力。
《晚清白话报章》一书以宏观史料与文本细读结合，旁征博引却也钜细靡遗。虽然其以晚清为研究对象，本书对当下却也有所启示。在性别议题时常引起共鸣与热议的今天，关于我们如何警惕被工具化的进步话语，我们如何将女性从等待救援的被动语境里解放出来，我们如何营造尊重与认可女性主体性的公共话语空间，这本书同样可以提供一些跨越时间维度的教训。
《晚清白话报章与现代女性意识的萌芽（1898-1911）》，曹晓华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22年8月，289页，58.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