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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在新的智能傳播環境下，移動媒介的場景化、數字化趨勢帶來了人類認知、行為方式的變革，并對傳統“在場”和“缺席”的概念進行重新整合。實體的、數字化的、多重含義的傳播實踐賦予身體在場以更多的内涵與社會關聯。由此，本文基于“媒介—場景觀”、身體意象等理論架構，着力探讨在運動媒介實踐中，使用者的身體與環境、資訊、他者之間産生的新的關聯與互動情況，以及在此過程中對其身體認知與想象産生的深刻影響。通過組織半結構化深度訪談并結合運動媒介使用者的實踐經驗，本研究發現：一方面，在技術的參與和推動下，基于“場景化”（包括情緒場景、界面場景、話題場景）的媒介互動在使用者身體意象的喚醒、建構、重構環節中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其“嵌入”或“延伸”展現了技術或身體的勝利；另一方面，在光、電、聲等技術要素的推動下，個體通過“凝視”他者的資料身體以實作對自我資料身體的規訓與改造，在這一過程中，生理身體實際上是“缺席”的；同時，運動媒介使用者在“媒介—身體—生活”經驗不斷交織深化的過程中開始對身體主體性進行反思和追問，由此實作了“媒介—生命”體驗的激活，被技術切割、馴順的身體卻“更加鮮活”。
作者簡介
梁爽，北京郵電大學數字媒體與設計藝術學院副教授，網絡系統與網絡文化北京市重點實驗室成員。
基金項目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青年項目“智能新聞在‘資訊輿論戰’中的應用實踐與效能評估研究”（項目編号：22CXW005）的階段性成果。
一
問題源起與問題的提出
當今社會，基于iOS和Android平台的移動應用在VR、AI、5G、數字智能、雲計算等技術更新的影響下實作全球範圍的迅猛增長，成為人與人之間溝通、交流與關系延伸的重要媒介。研究表明，移動媒介使用者的線上參與活動對網絡社會的結構與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反映或影響作用（Bizman & Yinon，2002；Wann & Pierce，2003）。有學者指出，新傳播技術包含即時、強烈的互動場景，互動作用是關鍵，傳播實踐的規則與身體實踐密切關聯（孫玮，2018）。與其他移動媒介有所不同，運動媒介作為“心智、身體實踐典型經驗”（付若岚，2021），其“身體+社交”的原始屬性能更直覺地将使用者社交過程中的身體形象感覺情況呈現出來，更好地對該研究問題進行解釋。
可以說，随着技術的不斷發展演進，智能媒體與人類身體的連接配接與嵌入不斷更新。人的身體作為資訊加工的重要媒介（德雷福斯，1979/1986：244），将其納入資訊互動、媒介社會演進的讨論尤為重要。尤其是現階段，由技術所激發的身體參與（可穿戴裝置的日新月異、虛拟現實場景中的人機互動以及無所不在的互動界面等）非但沒有因其對離身觀念的強調而消退，反而在形式意義上獲得了某種程度的重要性（劉海龍，束開榮，2019）。在梅洛龐蒂看來，情境（或“處境”，situation）作為身體意義的诠釋，是身體與行為的交織（1964/2001：94-95）。本研究中探讨的“場景化（contextualization）”由社會學中的“情境”概念發展而來，它作為一種任務化背景（Cordova & Lepper，1996），以資料和連接配接為基礎，強調人與傳播内容所共生的時空、社交關系和心理氛圍的綜合系統（劉宏，周婷，2020）。身體意象（body image）作為一種由社會交往産生的自我評估方式，是主體對自我身材（shape）、特點的感覺形式（Gallagher，2005：2），被證明與社會環境密切相關（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付若岚，2021），是個體對自我身體的認知、态度的重要回報（Cash & Pruzinsky，1990：32；Muth & Cash，1997）。
不可否認，現階段，由虛拟現實、人工智能等智能技術條件衍生而來的“媒介—身體”景觀、身體認知想象與以往經驗發生了巨大變化。是以，有必要對其進行更為具體的經驗探究。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在運動媒介實踐中，使用者的場景化互動對其身體意象的建構與認知形成産生了何種影響，是怎樣産生的；以及在新媒介技術條件下，運動媒介使用者的身體（包括生理身體和資料身體）與環境、資訊、他者之間衍生了哪些新的關聯、互動方式，在此過程中是否産生了新的身體認知與想象。
二
文獻綜述
（一）虛拟社群互動與“場景化”
顯然，虛拟社群互動衍生自經典社會學的互動概念，指借助網絡彼此溝通的人們，共同分享知識和資訊，并在電子空間形成個人關系網的社會集合體（Rheingold，1993：5）。
近年來，研究者開始對“虛拟社群互動”這一概念進行正本清源的考察，嘗試從傳播學領域回應虛拟社群的互動機制問題，發現圍繞該領域進行的研究主要呈現兩種趨勢：一是關注媒介的原始屬性（如呈現方式、界面功能等）對虛拟社群互動（包括情感互動、認知互動和行為互動）産生的影響（潘文靜，劉迪一，2021）；二是特定媒介環境（如“場景化”）下的個體呈現與“個體—他者”（如個體—技術、個體—環境、個體—群體/社會等）的關系建構（周葆華，2020；彭蘭，2015）。
一方面，是媒介原始屬性對虛拟社群互動産生的影響。移動媒介的智能化、碎片化屬性進一步促進了虛拟社群互動的儀式化程序，柯林斯将微觀社會學與宏觀社會學進行連接配接，認為互動儀式（interaction ritual）是人類社會的最基本的活動，将揭開大規模宏觀社會變遷的秘密（2004/2012：3）。近年來，不少研究者立足當下新型媒介技術環境，結合不同類别的移動媒介産品，對“人—機—環境”互動、新媒體使用者的認知體驗與關系連接配接等内容進行專門化研究（潘文靜，劉迪一，2021；喻國明，付佳，2020；何威，曹書樂，丁妮，馮應謙，2020；王建磊，2018）。可見，圍繞虛拟社群互動的相關研究不應僅聚焦于技術環境本身，更應結合媒介産品使用者的實際使用體驗、認知情況進行探讨。沿着既有工作的理論視角與研究脈絡，研究者試圖對移動虛拟社群的互動行為、認知及其影響情況作深入探究。
另一方面，是特定媒介場景下的情感連接配接與關系建構。有學者提出，移動傳播的本質是基于場景的服務（彭蘭，2015）。場景作為人在媒介與社會之間的連接配接，為今天圍繞運動媒介使用者互動的讨論開辟了新的時空次元。
圍繞虛拟空間場景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由“賽博空間（cyberspace）”轉化而來的虛拟空間從概念上被認為是人類意識與網絡空間相結合的狀态（胡楊，董小玉，2018）。20世紀90年代以來，随着移動流媒體技術對虛拟空間影響的不斷深化，學者們開始思考移動虛拟空間與現實空間的雙向互動，對衍生而來的場景化社會關系、社交行為、結構性演化進行了深刻探讨（喻國明，楊穎兮，2020；周葆華，2020；Wesselink，Hoppe & Lemmens，2015；Chitkara，Gothoskar，Harish，Hong & Agarwal，2017）。
尤其是梅羅維茨（Joshua Meyrowitz）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麥克盧漢（Marshall McLuhan）的理論基礎上，提出“作為社會交往場景的電子媒介”的觀點，認為“場景是超越物質上定義的社會場合，并且有着自己的規則和角色預期，由我們扮演和觀看的社會角色綜合決定的”（1985/2002：2），強調了媒介與資訊對使用者行為、心理氛圍的營造作用，電子媒介為個體提供了溝通、互動與社會交往的特定場景（1985/2002：157）。
有研究者進一步指出，場景作為人們的行為特點與需求特征的決定因素，由空間環境、使用者實時狀态、使用者生活習慣以及社交氛圍構成（彭蘭，2015）。由此，本研究結合運動媒介的功能特點，将進一步拓展“媒介場景觀”的理論範疇，将互動場景歸納為界面場景、情緒場景、話題場景三個次元，以探究場景化互動對運動媒介使用者之身體意象、身體認知産生的影響。
（二）技術參與下運動媒介使用者的身體意象
在伊格爾頓（1990/2001：7）看來，在今天的媒介技術環境中，身體被作為“管制、切割、解剖、規訓、争奪的對象”（孫玮，2018），是被“統攝、分解、利用”的（王曉華，2018）。類似福柯對“馴順的身體（docile bodies）”的闡述，身體一方面是“改造的”主體，另外一方面又是“被改造的”主體，可以被“駕馭、使用和改造”（1975/1999：154）。這一點正随着第二次現代技術革命（Ihde，2009：53）的深化，在當今世界進一步浮現，給今天讨論技術對運動媒介使用者身體的馴化和改造提供了更多經驗和可能性。
尤其是随着智能媒介形态、移動媒介技術的發展，抽象化、邏輯化、被整合化的“網絡身體（networked body）”開始接入人類網絡世界（虛拟網絡世界和真實網絡世界），進一步拓展了身體實踐與網絡技術的關聯（Hine，2015：19；劉海龍，謝卓潇，束開榮，2021）。
出于對身體與技術之間“純粹的”連結關系的思考（Michael，2000），不少研究者開始将目光轉向運動媒介（fitness media）。作為一種基于身體資料、旨在提升人類身體健康水準的媒介應用類型，運動媒介近年來成為“身體—技術”接合的一種新智能應用形态。
事實上，對于媒介使用者身體的讨論可追溯到上個世紀社會學家們對“身體張力（body tension）”的探索。社會學家奧尼爾（John O’neill）認為，人由兩種身體組成，一種是“生理的身體”，另一種是“交往的身體”（1985/1999：3）。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則在此基礎上進一步歸納為“生理的身體”和“社會的身體”，認為在兩種身體經驗之間存在着持續不斷的多重意義的交換，目的在于彼此加強（1973：93）。
縱觀近年來以身體、社交為切入點展開的運動媒介實證研究，整體而言，主要集中在運動媒介的社交屬性對使用者之行為決策、身體意象、社會認知等的影響探究（Oyibo & Vassileva，2018；付若岚，2021；劉雙慶，芮牮，2021；宋美傑，徐生權，2020）。具體而言，人們的身體意象展現在情感、行為、認知三個層面（Bane & McAuley，1998：331；Cash & Pruzinsky，2002：248）。
有研究者基于媒介使用者的身體意象，利用“情感—行為—認知”三元組，探讨了健身廣告對女性社會性體格焦慮的影響，認為運動媒介通過引發使用者的社會比較心态，以加劇對自我身體的不滿與焦慮，主要展現在情感和認知層面上（Sabiston & Chandler，2009）。另外，有研究者通過行為實驗發現，接觸更多理想化模特資訊的閱聽人，顯著産生了更強烈的内疚、缺乏自信的負面情緒（Stice & Shaw，1994）以及更低的身體意象水準（Jung，2006）。
由此，就運動媒介使用者身體意象探究的三個層面而言，情感層側重于特定場景（context）中人們的獨特情感體驗（Cash & Pruzinsky，2002：135），被驗證與焦慮、羞恥等特定情緒密切關聯（Cattarin，Thompson，Thomas & Williams，2000）；行為層主要關注使用者由外貌和身體感覺（body perceptions）而引發的行為（actions），通常是人們為增強和管理身體而進行的投資；認知層的關注點則是一個人對目前的身體狀态與理想的（或期待的）身體狀态之間的差異，往往來源于媒體所呈現的身體想象（Cash & Pruzinsky，2002：247）。
基于此，本文将借助“情感—行為—認知”三元組理論架構，進一步探究技術參與下，運動媒介使用者在與環境、資訊、他者産生連接配接、互動的過程中，是否對其生理身體和資料化身體産生新的認知與想象。
三
研究設計
（一）樣本的選擇
本研究之是以選擇運動媒介使用者群體作為案例樣本，一是當下快節奏的社會環境中人們對健康問題的關注急劇上升，運動類移動應用得到快速發展。資料顯示，截至2018年6月，運動媒介月活躍使用者達7100萬，使用者月使用次數達22.27億次，同比上年增長218%（艾瑞咨詢，2019），具有良好的發展前景和較大的使用者市場群體；二是作為與移動網際網路和移動應用良好結合的媒介載體，運動類移動媒介獲得使用者的極大好評（宋曉芬，武傳玺，許彩明，2016），且社交需求在該類媒介使用者需求中位列第二（艾瑞咨詢，2015）。調查資料表明，截至2018年9月，33.7%的使用者習慣線上運動社交，其中，65.5%的使用者會轉評贊，59.6%的使用者會互動聊天（艾瑞咨詢，2019）。
一般而言，運動媒介能幫助使用者記錄和分析運動及身體資料，在運動活動中提供各類運動指導與健康資訊，支援的功能包括：運動指導、運動計劃、GPS定位、資料記錄、商城、社交等。目前，市面上使用者量較大的運動社交App有Keep、Nike+、咕咚、佳明、悅跑圈等。
（二）研究對象
研究者基于立意抽樣和理論抽樣，選取熟練使用（連續使用兩個月及以上）并正在使用至少一種運動媒介的18名使用者，以現場或線上的形式展開半結構化深度訪談，且保證在性别、年齡範圍、受教育程度、經濟收入、職業、籍貫、生活地區等人口學變量上按比例分布。被訪者使用的運動媒介包括Keep、Nike+、咕咚、佳明、悅跑圈、每日瑜伽、馬拉馬拉、小米運動8種，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出于對訪談對象個人隐私的保護，文章在就被訪者表述進行分析與引用的過程中，均采用編号或縮寫的形式代替個人具體資訊。每位被訪者的訪談時間為60至80分鐘，被訪者中8人為男性，10人為女性；年齡方面，被訪者中年齡在18至20歲者1人，20歲至30歲者10人，30歲至40歲者6人，40歲至50歲者1人；學曆層次方面，被訪者中高中學曆者4人，大學學曆者7人，碩士研究所學生學曆5人，博士研究所學生學曆2人；每月經濟收入為人民币3500元至人民币42000元不等；職業、籍貫、工作地區分布各異，所有被訪者均能熟練使用（連續使用兩個月及以上）并正在使用至少一種運動社交類移動應用。
（三）研究方法與過程
深度訪談作為第一手經驗的資料收集方法，其基本假設是人們對體驗的了解和诠釋影響了其踐行相應經曆的方式（Blumer，1969：2）。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半結構化深度訪談法以對使用者媒介參與過程中的身體意象與認知情況進行探究。
預先設定好的訪談提綱分為四個部分，分别是：媒介使用情況、虛拟互動情況、互動體驗情況和“媒介—身體—環境”認知情況，各部分下又設定具體訪談問題若幹。其中，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訪談問題呈現較高程度的開放化，研究者以諸如“請你分享一下在使用運動媒介過程中的互動體驗情況，有哪些重要的片段和事件”“在使用軟體的過程中，對你産生的最大影響是什麼？”的半開放式問題作為引導句。
本研究中所有訪談在安靜、不被打擾的環境下進行。在訪談開始前，由研究者向被訪者提供一份紙質簽名版《運動媒介使用者深度訪談被訪人員知情同意書》，就研究用途、研究期限、訪談類型、是否需要錄音、是否用作商業用途、研究中可能出現的風險與不适、研究者姓名及機關、個人資訊保密情況、參與意願及退出意願、項目聯系人等具體情況向被訪者進行介紹。
研究中，共收回知情同意書18份，其中，15份為現場收回，3份為快遞收回。每位被訪者均以一對一的形式進行訪談，其中15人為面談形式，另外3人由于客觀原因采取網絡語音或電話訪談的形式。在口頭告知及書面告知被訪者的前提下，研究者對所有訪談過程進行了錄音并在後續研究過程中将語音材料整理為文字材料，每位被訪者在訪談結束後獲得一定數額的報酬。訪談提綱如下表1所示：
表1：訪談提綱的結構及訪談問題的部分例舉
（四）分析程式
在資料的分析階段，研究者借助計算機輔助質性資料分析軟體NVivo 11專業版，基于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三階段法對訪談資料進行編碼分析，即按照“開放式編碼—主軸編碼—選擇式編碼”的程式進行。
首先，在開放式編碼階段，研究者從原始訪談資料中歸納、提煉概念與範疇，并在資料分析過程中遵循持續比較分析原則，不斷對資料和理論進行比較、歸納、分類，直至理論飽和，将被訪者反複提及（N≥3）的80個概念标記為自由節點（a1……a80）；其次，在主軸編碼階段，為發現和建立概念間的互相關系和邏輯次序，研究者就80個自由節點進一步歸納，生成6個主範疇作為子節點（b1……b6），并對具體涵義進行解釋，為理論建構做準備；最後，在選擇式編碼階段，研究者對6個子節點進行系統歸納及深入分析，結合本研究關注的具體問題，以描述現象的“邏輯線”将子節點進行系統性聯結，提煉出2個核心範疇：“身體意象的喚醒與建構（D1）”“生理身體的缺席和資料身體的改造（D2）”（見下表2）。同時，研究者借助《運動媒介使用者深度訪談工作日志備忘錄》對訪談和資料分析過程中出現的思考進行記錄。
表2：編碼形成的初始概念、主範疇、核心範疇
四
研究發現與讨論
（一）基于“場景化”的身體意象喚醒、建構與重塑
在新的移動傳播環境下，數字媒介的場景化趨勢帶來了人類認知和行為方式的全面變革。個體對身體意象的認知作為媒介使用者基于現實、虛拟環境進行資訊處理、加工的關鍵環節和結果，同時也是對媒介滿意度、使用行為和決策的重要評判依據。
在對訪談資料進行分析的過程中，研究者借用Norman（2004：3-6）的認知三層次理論，即：認識事物是一個由淺入深的過程，并将其劃分為本能層、行為層和反思層三個層次。由于運動媒介“身體+社交”的原始屬性以及移動應用智能化、碎片化的技術特性，對運動媒介使用者而言，不同次元上的場景化建構對其情感、行為、認知水準上的身體意象産生一定的調節作用，分别對應個體認識事物之本能、行為、反思三個層面。
1.情緒化場景：身體意象的喚醒
從本能—情感層來看，由舒适社交氛圍建構的情緒場景，通過使使用者獲得獨特的情感體驗以提升個體對自我身體的滿意度，具體展現為對身體自信的提升、社交意願的增強等，是身體意象喚醒與建構的基礎。社交氛圍（social climate）作為場景組成的四個基本要素之一（彭蘭，2015），主要指信仰（beliefs）、價值觀（values）、習俗（customs）、實踐（practices）對個人、社群、系統的幹預（Watson et al.，2018），與參與者之間的互動意願、互動效果等密切關聯（Mirkin & Middleton，2014）。
在訪談過程中，“朋友（a1）”“溫暖（a2）”“志同道合（a3）”“陪伴（a4）”“共情（a5）”等關鍵詞被被訪者們多次提及，用以描述他們感覺舒适的社交氛圍并表示自己願意參與虛拟互動（C1、C3、C7、C9、C13、C14）。例如，有被訪者談到：“當我有一些飲食、健身動作，（遇到）問題和瓶頸的時候，就會在上面（軟體上）發問，會有線上的大神來給我解答。”（C1）“減脂可以說是一個‘獨自前行’的過程……每每和社群裡有相似經曆的朋友聊天才感覺我并不算太孤獨，有很多減脂成功的人會在網上曬自己前後的身材對比，很震撼也很有動力，好像也更相信自己能成為他們（減脂成功群體）中的一員了。”（C16）
可見，個體在積極的、正向的社交氛圍中不斷建構着對自我身體的了解和認知，而該影響又進一步延展到個體對其現實生活的體驗、态度和行為活動，這一點驗證了前期研究的相關結論（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劉雙慶，芮牮，2021）。有被訪者補充道：“在‘廣場’上認識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開始是在網上點點贊、留個言，互相打打氣，太陽、擁抱、大拇指、玫瑰花是我們之間常用的表情……心裡認可他們是我的‘朋友’，彼此陪伴，能夠感受到溫暖，自己對生活的态度也更積極向上了。”（C8）“大家的點贊會激發我的使用熱情，比如昨天發了一條‘#孩子陪我一起練’，收獲了好友好幾個‘打氣’，今天就想繼續運動、發動态，看看大家的回報。”（C18）
2.界面化場景：身體意象的建構
媒介的使用界面場景在行為層面上是生理身體與技術經驗開始結合的基礎，在此過程中，個體資料化的身體（datafied bodies）被塑造出來；同時，界面場景的簡潔性、易用性、可設定性對運動媒介使用者的互動意願提升、身體管理投資的增加産生一定的影響。在運動媒介中，界面場景指媒體的歡迎界面、功能排布、設計風格等，直接關系到媒介使用者的使用體驗，同時也對個體的互動意願、身體投資産生影響。
比如，在研究中，有被訪者談到：“這個軟體（Keep）的界面設計很簡約，是我喜歡的風格，很享受浏覽資訊和記錄、打卡的過程……看心情切換一下界面風格，比較放松。”（C18）“這個極簡界面看起來幹幹淨淨的，用起來比較舒服。”（C5）可見，被訪者使用“設計簡約（a15）”“切換界面風格（a17）”“享受過程（a16）”等内容，強調了界面場景的簡潔性、可設定性對其使用意願的正向促進作用。
另外，有多位被訪者提到“易用性”對其分享、使用、消費等行為活動的影響（C1、C9、C11、C12）。“它（Keep）對新手來說很友好，操作比較簡單，沒什麼技術門檻，誰都能用。我也推薦給了爸媽，讓他們空閑時候也鍛煉鍛煉身體。”（C12）“‘商城’裡介紹得很詳細，系統還能結合‘個人計劃’裡的運動目标給你推薦裝備、餐食、配飾等等，可以說很貼心了！尤其是對‘懶人’來說簡直是救星，一鍵下單就可以了……不知不覺就依賴上這個軟體了，基本上和運動相關的東西都從這裡買的。”（C9）可見，“易用性（ease of use）”作為評價産品滿意度的重要名額（Davis，1989），不僅在傳統媒介時代發揮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移動媒介時代同樣影響着人們的媒介感覺與使用意願。
值得注意的是，運動媒介具有監測、追蹤屬性，能夠将線性時空中轉瞬即逝的身體經驗轉化為得以長期儲存與即時調取檢視的媒介實踐（付若岚，2021），其重要結果即是對資料身體的塑造——人們借助媒介對自我身體資料進行實時監測、記錄與呈現，使“不可見之物隐喻式地顯現為在場之物”（朱耀平，2020）。這不僅是人體器官感覺功能延伸（麥克盧漢，2000/2011：61）的進步，同時也是技術嵌入人體的勝利。
3.話題化場景：身體意象的重塑
過往研究表明，人們在被事件性喚醒時通常會尋求别人的看法，個體會把自己的行為與别人進行社會比較，并以此來評價自身行為是否恰當（Festinger，1954；Wills，1981）。從“反思—認知”層來看，以“模特中心”而非“事件中心”的話題場景加劇了個體對自我形象與想象身體的差距，在社會比較中産生自卑、焦慮等負面情緒，并對其身體意象進行重構。
近年來社交媒體普遍存在販賣焦慮、宣揚“高、瘦、幼”審美等問題，借助廣告推送、大V賬号帶節奏等手段，使社會群體在社會比較中産生體格焦慮。有研究發現，社會性體格焦慮作為個體面臨他人對自己體格進行評價時所體驗到的焦慮程度，具有很強的場景化特質（如：社交場景、運動場景等），與個體對自我身體形象的想象及與他人身體形象的社會比較密切相關（Sabiston & Chandler，2009）。如被訪者談到的：“社交軟體上鋪天蓋地的‘5天快速減脂20斤’、‘産後10天恢複小蠻腰’，讓我喘不過氣。再低頭看看自己的産後大肚腩，和網紅們比差距太大了，一度想要放棄（減脂計劃）。”（C18）
越來越多的研究确定了場景化因素（contextual features）對社會性體格焦慮的促進性影響（Kowalski，Mack，Crocker，Niefer & Fleming，2006），尤其是話題場景對人們焦慮性認知的影響作用。有研究者發現，媒體曝光苗條美麗的女性形象對媒介使用者的身體意象和情緒狀态産生負面影響（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進一步的，有研究基于社會性體格焦慮的視角，發現以“模特中心”搭建的話題場景給社會群體尤其是女性帶來了情緒上的顯著變化（Sabiston & Chandler，2009），這一點在運動媒介使用者群體中也得到展現。
在訪談過程中，被訪者們用“想象（a27）”“身材評價（a31）”和“自卑（a29）”“焦慮（a30）”“絕望（a36）”“情緒崩潰（a39）”等詞描述自己的認知體驗。“最受不了的就是群裡有人一味鼓吹女生就該‘高、瘦、幼’，社交媒體上關于運動的高贊帖曬出的都是‘螞蟻腰’、‘纖女背’的女生，讓我之前很長一段時間以此為目标，最後發現自己根本實作不了，很痛苦。”（C9）可以說，這種以“模特”為中心的話題場景進一步加深了社會性體格焦慮，甚至給人們的精神健康帶來隐患。“受一些減脂部落客的影響，我開始從飲食、作息、運動上更加嚴格地限制自己……過了大約兩個月，我患上了進食障礙和精神焦慮症，情緒常常崩潰，尤其害怕别人評價我的身材。”（C7）
總體而言，媒介技術具有一種将近處東西送往遠處和将遠處東西帶到近處的能力（楊慶峰，2005：75），以瞬時的時間改變着空間以形成“場景化的無處不在”。可以說，在今天，情緒場景、界面場景和話題場景充斥在人們虛拟社交的各個角落，重新定義着人們對自我和外部世界的了解和認知。
在這一部分中，我們發現，運動媒介的場景化、監督、記錄屬性給使用者長期儲存并實時檢視身體資料提供了可能，在這一過程中，個體“資料化的身體”被塑造出來。可以說，不管是技術經驗與生理身體的結合，還是媒介實踐對人類資料身體的改造，都展現出技術對個體認知、行為影響的強度、潛力和優越性。那麼，技術之于身體的改造是如何實作的、又産生了怎樣的影響，下面的部分将着重讨論。
（二）“缺席”的身體：被切割、馴順，卻“更加鮮活”
前面提到，在移動網際網路環境下，人們的日常生活、行動正在被全面場景化和資料化操縱和改造（Sumartojo，Pink，Lupton & LaBond，2016；彭蘭，2015），在此過程中，媒介、技術與身體的嵌入（embedded）與互動（interplay）不斷更新。可以說，每一次傳播技術的發明，都是對人類身體實施的分割與重組的複雜過程（孫玮，2018）。在技術參與的解構、聚合下，“所謂的‘人’分裂成生理結構和資訊技術”（基特勒，1986/2017：17）。
1.“被切割的身體”：新的在場形式
彼得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實作身體的缺席”（1999/2017：264）的傳播身體觀，究其本質，是對人類交流互動中“多大程度在場”“如何在場”的追問（譚雪芳，2019）。不可否認，移動網絡使得人們可以随時随地實作遠端在場，“在場”與“身體”史無前例地分離了，虛拟的身體被制造出來，主體的在場方式也被徹底更新（孫玮，2018）。
在新技術導緻身體與在場分離的狀态下，我們不能以形而上學最古老的“在場”“缺席”的定義，來解釋新媒體傳播造就的新型“在場”和“缺席”的狀态（孫玮，2018）。文化研究中曾将“作為客體的身體”解釋為“是管制、切割、解剖、規訓、争奪的對象”，身體在此過程中被“統攝、分解、利用”（王曉華，2018），并逐漸淪為“殘缺的身體”（伊格爾頓，1990/2001：7）。可以說，在今天的移動傳播環境下，這一點被更加鮮明地顯露了出來。
在分析訪談資料的過程中，研究者發現，在運動媒介使用者的互動參與過程中，通常以視覺、聽覺等“多通道”（multichannel）的形式進行場景接入與資訊擷取。尤其是光學、電學、聲學等技術要素與文字、圖檔、視訊等文本形态的結合，進一步實作了人體器官功能的分離與重新聚合。在移動網絡技術的加持下，這種分離、聚合又迅速轉而促進了人之生理結構與資訊技術的分裂與接合，創造了新的、更加節點化、碎片化的知覺方式，這一點在運動媒介形态中展現得更加明顯，進一步拓展了基特勒“技術帶動資料流‘分離—聚合’”（1986/2017：201）的理論實踐。
被訪者們用“眼睛（a45）”“耳朵（a46）”“螢幕（a41）”“全身（a42）”等詞彙來描述該種媒介感官體驗。“和以往單純調動運動知覺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配合軟體運動尤其是戶外運動的時候，可以用‘眼觀六路耳聽八方’來形容了：眼睛要時刻關注着周遭環境，包括避開車輛、行人等等，同時也要瞄着肢體動作、呼氣吸氣到不到位，還要時不時看螢幕裡虛拟教練的動作示範；耳朵也得同時聽着軟體的背景音樂、虛拟教練的提示、自己的呼氣吸氣，甚至周遭環境的聲音。感覺全身都被調動起來了。”（C11）
這一點恰恰在新的移動媒介場景中驗證了梅洛龐蒂的觀點。在梅洛龐蒂看來，“知覺是身體的知覺……知覺奠定了一切”（1962/2001：20）。對于運動媒介使用者而言，技術的透明化（孫玮，2018）越來越深地嵌入人類身體，全方位地參與到人們的身體經驗。它打破了不同感官、不同場景的界限，實作了身體與技術、環境、資訊更加緊密的、嵌入式的接合；同時，也創造了一種更具開放性、連續性、多通道性的身體知覺，為媒介使用者的在場開辟了新的判斷次元。同時，技術通過新的知覺形式也實作了對身體的進一步切割和規訓。前面提到，生理結構與資訊技術的分裂（基特勒，1986/2017：17）促進了媒介使用者資料身體的産生，為人們生理身體的“缺席式”在場提供了技術前提。這與上世紀70年代社會學家提出的人之“生理身體”和“社會化身體”的二重劃分不謀而合（Douglas，1973：93）。在道格拉斯看來，社會身體構成了感受生理身體的方式，身體生理的經驗總是受到社會範疇的更改，正是通過這些社會範疇，身體才得以被認知。在這一過程中，兩種身體在媒介實踐和發展演進的過程中不斷進行着意義交換和彼此加強。
2.身體的馴順：“凝視”與“被凝視”
正如福柯對“馴順的身體（docile bodies）”的闡述，身體一方面是“改造的”主體，另外一方面又是“被改造的”主體，可以被“駕馭、使用和改造”（1975/1999：154）。這種“被改造性”強調了社會經驗對人之身體意象、認知形成的重要性。不可否認的是，在今天，移動媒介通過議程化内容與算法規則的設定，實則加速了對使用者身體（生理身體、網絡化身體）的馴順與操作（manoeuvre）。
對運動媒介使用者而言，個體通過關注和被關注實作與其他使用者的連接配接，人們可以在“廣場”“社群”等欄目釋出資訊，也得以觀看好友們的動态。歸根結底，人們正是通過這種基于社交媒體的“凝視”，實作對“活動的控制”（福柯，1975/1999：169）和對自我身體的規訓。在福柯看來，凝視是一隻洞察一切的眼睛，是分層的、持續的、無處不在的監督的一種（1975/1999：200）。
基于“廣場”“社群”等運動社交欄目，個體通過“凝視”他者以文字、圖檔、視訊等文本呈現出的資料身體，同時也進行着對自我資料身體的“凝視”和“比較”，并在此過程中對身體意象進行不斷重構和調整。例如，有被訪者談到：“當看到滿屏的高瘦美女和‘好女不過百’的宣傳口号，我本能地也被迫接受了這種社會審美的設定，拼命地節食、運動，想跟上這種潮流‘節奏’。”（C9）
然而，不難發現，在這種基于社交平台的“數字凝視”中，個體的生理身體實際上是缺席的，個體對他者真實生理身體的認知、判斷全然基于虛拟網絡，是人為的、主觀建構的、甚至是想象出來的——是基于身體缺席的想象，也是來自賽博格空間的想象。這種基于“賽博格想象”的身體意象被實在地建構出來，又進一步推動着個體對自我生理身體的改造。
在訪談過程中，被訪者們用“本能的（a52）”“被迫接受（a53）”“拼命（a59）”等詞來描述自己的這種媒介體驗，可以說，這種對自我身體的馴順和改造不單純是人們自覺的、内心歡愉的沖動，更多的是以“規範（norm）”的形式，強制或迫使個體進行被動迎合與自我适應（或是福柯認為的“強迫勞役”）。盡管如此，我們必須認識到，資訊技術對身體的操縱絕非止步于數字化的虛拟範疇，而是進一步改變人之生理身體和認知精神，并産生多種經驗反複交換、循環往複的實際意義，技術的優越性賦予了這種反複、循環以時刻發展的動力。
3.“更加鮮活”：身體主體性的反思
運動媒介作為身體與技術之間“純粹的（pure）”的連結（Michael，2000），為人們提供了社互動動、建構身體意象并調整認知的媒介場。前面提到，在技術的支援下，個體以切割、分解、彙合的方式開辟出新的在場方式，并在“凝視”與“社會比較”中實作對自我身體的規訓和改造。
然而，在訪談資料的分析中，研究者發現，技術對媒介使用者身體進行切割、馴順的同時，伴随着其對身體之主體性的追問和反思。這一發現進一步從運動媒介的實踐中驗證了前人的觀點，當技術終于使人擺脫身體在場的面對面的局限，實作了夢寐以求的遠距離精神交流後，反而激發了人們對身體的渴望（劉海龍，2018）。
正如一位被訪者談到：“作為一個全職媽媽，玩兒Keep的十幾分鐘是我一天裡最期待的一項活動，它把我從瑣碎的家庭任務中解脫出來，真正做回‘我自己’，正視自己的身材和健康。通常是晚飯後的一個小時，娃爸會帶着娃下樓讀繪本，我就有十幾分鐘的獨處時間，刷刷軟體首頁的‘熱議話題’或‘百科知識’版塊，算是個短暫的‘抽離’和‘尋找自我’的過程，這讓我暫時地将‘娃媽’的身份抛之腦後。”（C18）
可見，對于運動媒介使用者而言，其互動參與的過程不再是單純的資訊擷取或是媒介功能的實作，更多的是個體基于生活經驗的對身體主體性的追問和反思。類似于梅洛龐蒂“考慮到具體生存處境的身體”（1964/2001：162）的論述，不能脫離生活世界的處境來讨論主體性、存在性的重要意義。運動媒介使用者之“做回自己（a66）”“尋找自我（a71）”“直面自己的身體（a77）”的反思密切基于其“全職媽媽”“家庭任務”“娃媽”的生活經驗，可以說，在此過程中，個體的媒介經驗、身體經驗和生活經驗不斷交織和深化，并對其身體主體性的建構提供推動力。
同時，研究者發現，運動媒介使用者在對身體主體性進行反思的過程中，也實作了對“媒介—生命”體驗的激活。技術不可避免地對人進行“去自然化”的馴化和改造，卻也帶來對個體對自我、他者認知的更新和激活。多位被訪者以“解脫出來（a65）”“感覺還活着（a67）”“回到年輕的時候（a76）”等高情感濃度的短語以描述自己“鮮活的”“生動的”媒介—生命體驗。
總而言之，今天我們之是以意識到身體問題的重要性，是因為我們正體驗着身體在傳播中重要性下降所帶來的空虛感（劉海龍，2018）。在移動傳播活動中，技術正在場景化、碎片化地将人類器官和認知通道進行切割、馴順和重新激活，給人們的在場與缺席帶來新的體驗與實踐。在這一過程中，新的、多通道的知覺和認知方式被創造出來，人類生理身體與資料身體的界限被重新定義。
在這一部分中，我們具體讨論了技術對生理身體和資料身體的改造，尤其是在生理身體缺席的條件下，資料身體是如何被切割、馴順、激活的，對身體意象的認知重構産生了怎樣的現實影響。我們必須認識到，出于人類認知—行為系統的一緻性，資訊技術對身體的改造絕非止步于數字化的虛拟範疇，而是進一步改變人之生理身體和認知精神，并産生多種經驗反複交換的、循環往複的實際意義，技術的優越性賦予了這種反複、循環以時刻發展的動力。
五
結語與餘論
麥奎爾認為：“地理媒介創造的在場與遠端在場的融合方式，使我們或可認識并發展出新的交流實踐：新的社會偶遇形式，與他者新的關系，以及與千裡之外或近在咫尺的他者和諧共處的方式。”（2016：165-168）的确，在今天，技術作為“人為了滿足需求而強加于自然的改造”（吳國盛，2008：266），使“再現的身體與表現的身體通過不斷靈活變化的機器界面結合了起來”（海勒，1999/2017：36）。不可否認，技術正在給人類傳播實踐乃至生活方式、認知體驗的改變帶來不可逆轉的影響。
本文結合運動媒介使用者的實踐經驗，從“媒介—場景觀”、身體意象理論架構入手，試圖回答以下兩個問題：第一，運動媒介的“場景化”表征在使用者的身體意象建構與認知形成的過程中，發揮了怎樣的作用、産生了何種實際效果；第二，在新技術條件下，運動媒介使用者的生理身體與資料身體，與環境、資訊、他者之間産生了怎樣的關聯與互動，又對其身體認知帶來了怎樣的影響。
基于此，文章的核心論點有三：其一，是在運動媒介技術語境中，“場景化”（包括情緒場景、界面場景、話題場景）在媒介使用者身體意象的喚醒、建構、重構環節中發揮了重要的調節作用，其“嵌入”或“延伸”的結果展現了技術或身體的勝利；其二，在光、電、聲等技術要素的推動下，個體通過“凝視”他者的資料身體以實作對自我資料身體的規訓與改造，在這一過程中，生理身體實際上是“缺席”的，個體對他者身體的認知、判斷是基于人為的、主觀建構的、甚至是想象出來的——是基于身體缺席的想象，亦是在賽博格基礎上的想象；其三，是運動媒介使用者在其“媒介—身體—生活”經驗不斷交織深化的過程中開始對身體主體性進行追問和反思，并由此實作了“媒介—生命”體驗的激活，被技術切割、馴順的身體卻變得“更加鮮活”。
當下，技術的高度發展為媒介場景的拓展、翻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機遇，也對今天媒介使用者的認知、行為産生了深刻的影響。由此，基于當下移動智能傳播的新屬性、新模式特點，探究移動虛拟社群的互動、交流及其伴随出現的身體認知、參與問題，具有明确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本研究基于運動媒介使用者的實踐經驗，進一步延展了媒介身體觀、媒介場景理論的分析架構和應用範疇，具有一定的創新性。一方面，本文從媒介場景分層的視角上為後續研究提供了理論依據和分析抓手。本研究結合認知心理學的“認知三層次”理論和身體意象“情感—行為—認知”三元組理論，提出媒介場景化表征的“本能—情感層—行為層—反思—認知層”架構，并進一步驗證了媒介情緒場景、界面場景、話題場景對個體身體意象建構與認知調節的影響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結合經驗資料中展現的運動媒介特殊屬性（如監測、标記、追蹤等），在前人相關研究的基礎上進一步深挖，對個體虛拟互動過程中“資料身體”的“建構（調節）—重塑（馴順、激活）”機制，以及融合了技術經驗的“生理身體”的缺席進行深入探讨。在此需要說明的是，文章中探讨的身體缺席的想象，是基于生理身體缺席而引發的個體對自我/他者身體（生理身體/資料身體）的認知與想象。可以說，技術的無處不在給人對自我、他者身體的想象提供了無限蔓延的空間。
一方面，運動媒介使用者的虛拟互動在情緒、界面、話題等場景化要素的影響下，不斷實作着對個體身體意象的喚醒、建構與重塑，“資料的身體”在這一過程中被構造出來。場景化作為虛拟社群互動的任務化背景（Cordova & Lepper，1996），是人與機器、環境産生關聯的綜合系統。這一點恰恰驗證了經典場景感覺理論（situational awareness）的觀點——個體在一定的時間和空間内對環境中的各組成成分（如：氛圍、他者等）進行感覺、了解，進而形成相應的意象（image）和認知（cognitive）——認為個體意象和認知的形成與存在的環境、有意識和無意識的想象虛構（imaginative）密不可分（Endsley，1988；Smith & Hancock，1995）。本研究結合運動媒介的實踐經驗，驗證了媒介場景觀提出的場景化、資料化對人們生活、行動的操縱和改造（Sumartojo，Pink，Lupton & LaBond，2016）。同時，研究中引入身體意象的“情感—行為—認知”三元組理論（Bane & McAuley，1998）和認知三層次理論（Norman，2004），也為媒介場景觀的進一步拓深、延展提供了更可靠、多元的分析架構。
另一方面，在技術的參與下，個體的生理身體和資料身體不斷被切割、調節和馴順，同時也帶來個體對身體之主體性的不可避免的激活，基于“凝視”與“被凝視”，使用者的媒介經驗、身體經驗、生活經驗實作了反複交換，新的、多通道的知覺和認知方式被創造出來。在這裡，研究發現，個體對自我資料身體的改造建立在“凝視”他者與感覺“被凝視”的基礎之上，類似福柯（1975/1999：200）看來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對個體進行着持續而無處不在的體格監督。吊詭的是，個體在對自我資料身體的馴順和改造的過程中，生理身體實際卻是缺席的——個體在對他者身體的認知、判斷是基于賽博格的、主觀建構的、甚至是想象出來的。這一點與哈拉維和福柯的身體觀不謀而合。受他者影響的、去自然化了的身體，如同語境、符号、時間一樣，是被制造出來的（Haraway，1991：280），于運動媒介使用者而言更是如此，其資料身體和生理身體在多重經驗交織的過程中不斷影響與被影響，既是“改造的主體”又是“被改造的主體”（福柯，1975/1999：154），這種馴順則在一定程度上展現了技術嵌入人類認知、行為的優越和潛力。
不可否認，當下的新媒體活動正在對“在場”和“缺席”的概念進行重新整合。實體的、數字化的、多重含義的傳播實踐，賦予參與其中的虛拟身體在場以更多的内涵與社會關聯。正如海勒（1999/2017：185）提到的，要了解新技術所帶來的變化，必須抛棄傳統的身體在場/缺席的觀念，回到控制論的模式/随機的觀念。過去被認為是幹擾的噪音，現在變成了社會發展的重要因素（劉海龍，2018）。
我們必須認識到，身體不僅是可塑性的、被切割和馴順的被動客體，更是不斷生産、演進、激活的能動主體。未來，對傳播效果的讨論必将重新聚焦和放置到身體主體上，才能探尋使用者認知體驗與技術、環境、社會系統的根本性關聯。總之，不管怎麼樣，我們無法否定這個媒介化生存時代的存在，也無法阻止傳播技術的前進（尼葛洛龐帝，1995/1997：269）。不論是彼得斯對身體在場的強調，還是當下基于網際網路的新媒介互動對“資料身體”演化趨勢的探讨，毋庸置疑，人們對身體媒介參與、身體主體性的認識和了解正在不斷豐富。媒介不是獨立于人而單獨存在的簡單工具，而是與人之生命體驗、身體結構與多感覺覺通道相輔相成的。是以，對新媒介環境下互動交流與身體體驗的探讨，必須回歸傳播與身體關系的本質，才能對社會現實問題進行回應。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于《國際新聞界》202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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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執編/宇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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