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刊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摘要
在新的智能传播环境下，移动媒介的场景化、数字化趋势带来了人类认知、行为方式的变革，并对传统“在场”和“缺席”的概念进行重新整合。物理的、数字化的、多重含义的传播实践赋予身体在场以更多的内涵与社会关联。由此，本文基于“媒介—场景观”、身体意象等理论框架，着力探讨在运动媒介实践中，用户的身体与环境、信息、他者之间产生的新的关联与互动情况，以及在此过程中对其身体认知与想象产生的深刻影响。通过组织半结构化深度访谈并结合运动媒介用户的实践经验，本研究发现：一方面，在技术的参与和推动下，基于“场景化”（包括情绪场景、界面场景、话题场景）的媒介互动在用户身体意象的唤醒、建构、重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嵌入”或“延伸”体现了技术或身体的胜利；另一方面，在光、电、声等技术要素的推动下，个体通过“凝视”他者的数据身体以实现对自我数据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生理身体实际上是“缺席”的；同时，运动媒介用户在“媒介—身体—生活”经验不断交织深化的过程中开始对身体主体性进行反思和追问，由此实现了“媒介—生命”体验的激活，被技术切割、驯顺的身体却“更加鲜活”。
作者简介
梁爽，北京邮电大学数字媒体与设计艺术学院副教授，网络系统与网络文化北京市重点实验室成员。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智能新闻在‘信息舆论战’中的应用实践与效能评估研究”（项目编号：22CXW005）的阶段性成果。
一
问题源起与问题的提出
当今社会，基于iOS和Android平台的移动应用在VR、AI、5G、数字智能、云计算等技术升级的影响下实现全球范围的迅猛增长，成为人与人之间沟通、交流与关系延伸的重要媒介。研究表明，移动媒介用户的线上参与活动对网络社会的结构与发展模式具有重要的反映或影响作用（Bizman & Yinon，2002；Wann & Pierce，2003）。有学者指出，新传播技术包含即时、强烈的互动场景，交互作用是关键，传播实践的规则与身体实践密切关联（孙玮，2018）。与其他移动媒介有所不同，运动媒介作为“心智、身体实践典型经验”（付若岚，2021），其“身体+社交”的原始属性能更直观地将用户社交过程中的身体形象感知情况呈现出来，更好地对该研究问题进行解释。
可以说，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演进，智能媒体与人类身体的连接与嵌入不断升级。人的身体作为信息加工的重要媒介（德雷福斯，1979/1986：244），将其纳入信息交互、媒介社会演进的讨论尤为重要。尤其是现阶段，由技术所激发的身体参与（可穿戴设备的日新月异、虚拟现实场景中的人机互动以及无所不在的交互界面等）非但没有因其对离身观念的强调而消退，反而在形式意义上获得了某种程度的重要性（刘海龙，束开荣，2019）。在梅洛庞蒂看来，情境（或“处境”，situation）作为身体意义的诠释，是身体与行为的交织（1964/2001：94-95）。本研究中探讨的“场景化（contextualization）”由社会学中的“情境”概念发展而来，它作为一种任务化背景（Cordova & Lepper，1996），以数据和连接为基础，强调人与传播内容所共生的时空、社交关系和心理氛围的综合系统（刘宏，周婷，2020）。身体意象（body image）作为一种由社会交往产生的自我评估方式，是主体对自我身材（shape）、特点的感知形式（Gallagher，2005：2），被证实与社会环境密切相关（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付若岚，2021），是个体对自我身体的认知、态度的重要反馈（Cash & Pruzinsky，1990：32；Muth & Cash，1997）。
不可否认，现阶段，由虚拟现实、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条件衍生而来的“媒介—身体”景观、身体认知想象与以往经验发生了巨大变化。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更为具体的经验探究。基于此，本文主要探讨在运动媒介实践中，用户的场景化互动对其身体意象的建构与认知形成产生了何种影响，是怎样产生的；以及在新媒介技术条件下，运动媒介用户的身体（包括生理身体和数据身体）与环境、信息、他者之间衍生了哪些新的关联、交互方式，在此过程中是否产生了新的身体认知与想象。
二
文献综述
（一）虚拟社群互动与“场景化”
显然，虚拟社群互动衍生自经典社会学的互动概念，指借助网络彼此沟通的人们，共同分享知识和资讯，并在电子空间形成个人关系网的社会集合体（Rheingold，1993：5）。
近年来，研究者开始对“虚拟社群互动”这一概念进行正本清源的考察，尝试从传播学领域回应虚拟社群的互动机制问题，发现围绕该领域进行的研究主要呈现两种趋势：一是关注媒介的原始属性（如呈现方式、界面功能等）对虚拟社群互动（包括情感互动、认知互动和行为互动）产生的影响（潘文静，刘迪一，2021）；二是特定媒介环境（如“场景化”）下的个体呈现与“个体—他者”（如个体—技术、个体—环境、个体—群体/社会等）的关系构建（周葆华，2020；彭兰，2015）。
一方面，是媒介原始属性对虚拟社群互动产生的影响。移动媒介的智能化、碎片化属性进一步促进了虚拟社群互动的仪式化进程，柯林斯将微观社会学与宏观社会学进行连接，认为互动仪式（interaction ritual）是人类社会的最基本的活动，将揭开大规模宏观社会变迁的秘密（2004/2012：3）。近年来，不少研究者立足当下新型媒介技术环境，结合不同类别的移动媒介产品，对“人—机—环境”交互、新媒体用户的认知体验与关系连接等内容进行专门化研究（潘文静，刘迪一，2021；喻国明，付佳，2020；何威，曹书乐，丁妮，冯应谦，2020；王建磊，2018）。可见，围绕虚拟社群互动的相关研究不应仅聚焦于技术环境本身，更应结合媒介产品用户的实际使用体验、认知情况进行探讨。沿着既有工作的理论视角与研究脉络，研究者试图对移动虚拟社群的互动行为、认知及其影响情况作深入探究。
另一方面，是特定媒介场景下的情感连接与关系建构。有学者提出，移动传播的本质是基于场景的服务（彭兰，2015）。场景作为人在媒介与社会之间的连接，为今天围绕运动媒介用户互动的讨论开辟了新的时空维度。
围绕虚拟空间场景化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84年，由“赛博空间（cyberspace）”转化而来的虚拟空间从概念上被认为是人类意识与网络空间相结合的状态（胡杨，董小玉，2018）。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移动流媒体技术对虚拟空间影响的不断深化，学者们开始思考移动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的双向互动，对衍生而来的场景化社会关系、社交行为、结构性演化进行了深刻探讨（喻国明，杨颖兮，2020；周葆华，2020；Wesselink，Hoppe & Lemmens，2015；Chitkara，Gothoskar，Harish，Hong & Agarwal，2017）。
尤其是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在戈夫曼（Erving Goffman）和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作为社会交往场景的电子媒介”的观点，认为“场景是超越物质上定义的社会场合，并且有着自己的规则和角色预期，由我们扮演和观看的社会角色综合决定的”（1985/2002：2），强调了媒介与信息对用户行为、心理氛围的营造作用，电子媒介为个体提供了沟通、互动与社会交往的特定场景（1985/2002：157）。
有研究者进一步指出，场景作为人们的行为特点与需求特征的决定因素，由空间环境、用户实时状态、用户生活习惯以及社交氛围构成（彭兰，2015）。由此，本研究结合运动媒介的功能特点，将进一步拓展“媒介场景观”的理论范畴，将互动场景归纳为界面场景、情绪场景、话题场景三个维度，以探究场景化互动对运动媒介用户之身体意象、身体认知产生的影响。
（二）技术参与下运动媒介用户的身体意象
在伊格尔顿（1990/2001：7）看来，在今天的媒介技术环境中，身体被作为“管制、切割、解剖、规训、争夺的对象”（孙玮，2018），是被“统摄、分解、利用”的（王晓华，2018）。类似福柯对“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的阐述，身体一方面是“改造的”主体，另外一方面又是“被改造的”主体，可以被“驾驭、使用和改造”（1975/1999：154）。这一点正随着第二次现代技术革命（Ihde，2009：53）的深化，在当今世界进一步浮现，给今天讨论技术对运动媒介用户身体的驯化和改造提供了更多经验和可能性。
尤其是随着智能媒介形态、移动媒介技术的发展，抽象化、逻辑化、被整合化的“网络身体（networked body）”开始接入人类网络世界（虚拟网络世界和真实网络世界），进一步拓展了身体实践与网络技术的关联（Hine，2015：19；刘海龙，谢卓潇，束开荣，2021）。
出于对身体与技术之间“纯粹的”连结关系的思考（Michael，2000），不少研究者开始将目光转向运动媒介（fitness media）。作为一种基于身体数据、旨在提升人类身体健康水平的媒介应用类型，运动媒介近年来成为“身体—技术”接合的一种新智能应用形态。
事实上，对于媒介用户身体的讨论可追溯到上个世纪社会学家们对“身体张力（body tension）”的探索。社会学家奥尼尔（John O’neill）认为，人由两种身体组成，一种是“生理的身体”，另一种是“交往的身体”（1985/1999：3）。道格拉斯（Marry Douglas）则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归纳为“生理的身体”和“社会的身体”，认为在两种身体经验之间存在着持续不断的多重意义的交换，目的在于彼此加强（1973：93）。
纵观近年来以身体、社交为切入点展开的运动媒介实证研究，整体而言，主要集中在运动媒介的社交属性对用户之行为决策、身体意象、社会认知等的影响探究（Oyibo & Vassileva，2018；付若岚，2021；刘双庆，芮牮，2021；宋美杰，徐生权，2020）。具体而言，人们的身体意象体现在情感、行为、认知三个层面（Bane & McAuley，1998：331；Cash & Pruzinsky，2002：248）。
有研究者基于媒介用户的身体意象，利用“情感—行为—认知”三元组，探讨了健身广告对女性社会性体格焦虑的影响，认为运动媒介通过引发用户的社会比较心态，以加剧对自我身体的不满与焦虑，主要体现在情感和认知层面上（Sabiston & Chandler，2009）。另外，有研究者通过行为实验发现，接触更多理想化模特信息的受众，显著产生了更强烈的内疚、缺乏自信的负面情绪（Stice & Shaw，1994）以及更低的身体意象水平（Jung，2006）。
由此，就运动媒介用户身体意象探究的三个层面而言，情感层侧重于特定场景（context）中人们的独特情感体验（Cash & Pruzinsky，2002：135），被验证与焦虑、羞耻等特定情绪密切关联（Cattarin，Thompson，Thomas & Williams，2000）；行为层主要关注用户由外貌和身体感知（body perceptions）而引发的行为（actions），通常是人们为增强和管理身体而进行的投资；认知层的关注点则是一个人对当前的身体状态与理想的（或期待的）身体状态之间的差异，往往来源于媒体所呈现的身体想象（Cash & Pruzinsky，2002：247）。
基于此，本文将借助“情感—行为—认知”三元组理论框架，进一步探究技术参与下，运动媒介用户在与环境、信息、他者产生连接、互动的过程中，是否对其生理身体和数据化身体产生新的认知与想象。
三
研究设计
（一）样本的选择
本研究之所以选择运动媒介用户群体作为案例样本，一是当下快节奏的社会环境中人们对健康问题的关注急剧上升，运动类移动应用得到快速发展。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6月，运动媒介月活跃用户达7100万，用户月使用次数达22.27亿次，同比上年增长218%（艾瑞咨询，2019），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和较大的用户市场群体；二是作为与移动互联网和移动应用良好结合的媒介载体，运动类移动媒介获得用户的极大好评（宋晓芬，武传玺，许彩明，2016），且社交需求在该类媒介用户需求中位列第二（艾瑞咨询，2015）。调查数据表明，截至2018年9月，33.7%的用户习惯线上运动社交，其中，65.5%的用户会转评赞，59.6%的用户会互动聊天（艾瑞咨询，2019）。
一般而言，运动媒介能帮助用户记录和分析运动及身体数据，在运动活动中提供各类运动指导与健康信息，支持的功能包括：运动指导、运动计划、GPS定位、数据记录、商城、社交等。目前，市面上用户量较大的运动社交App有Keep、Nike+、咕咚、佳明、悦跑圈等。
（二）研究对象
研究者基于立意抽样和理论抽样，选取熟练使用（连续使用两个月及以上）并正在使用至少一种运动媒介的18名用户，以现场或线上的形式展开半结构化深度访谈，且保证在性别、年龄范围、受教育程度、经济收入、职业、籍贯、生活地区等人口学变量上按比例分布。被访者使用的运动媒介包括Keep、Nike+、咕咚、佳明、悦跑圈、每日瑜伽、马拉马拉、小米运动8种，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出于对访谈对象个人隐私的保护，文章在就被访者表述进行分析与引用的过程中，均采用编号或缩写的形式代替个人具体信息。每位被访者的访谈时间为60至80分钟，被访者中8人为男性，10人为女性；年龄方面，被访者中年龄在18至20岁者1人，20岁至30岁者10人，30岁至40岁者6人，40岁至50岁者1人；学历层次方面，被访者中高中学历者4人，本科学历者7人，硕士研究生学历5人，博士研究生学历2人；每月经济收入为人民币3500元至人民币42000元不等；职业、籍贯、工作地区分布各异，所有被访者均能熟练使用（连续使用两个月及以上）并正在使用至少一种运动社交类移动应用。
（三）研究方法与过程
深度访谈作为第一手经验的资料收集方法，其基本假设是人们对体验的理解和诠释影响了其践行相应经历的方式（Blumer，1969：2）。在本研究中，研究者采用半结构化深度访谈法以对用户媒介参与过程中的身体意象与认知情况进行探究。
预先设置好的访谈提纲分为四个部分，分别是：媒介使用情况、虚拟互动情况、互动体验情况和“媒介—身体—环境”认知情况，各部分下又设定具体访谈问题若干。其中，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访谈问题呈现较高程度的开放化，研究者以诸如“请你分享一下在使用运动媒介过程中的互动体验情况，有哪些重要的片段和事件”“在使用软件的过程中，对你产生的最大影响是什么？”的半开放式问题作为引导句。
本研究中所有访谈在安静、不被打扰的环境下进行。在访谈开始前，由研究者向被访者提供一份纸质签名版《运动媒介用户深度访谈被访人员知情同意书》，就研究用途、研究期限、访谈类型、是否需要录音、是否用作商业用途、研究中可能出现的风险与不适、研究者姓名及单位、个人信息保密情况、参与意愿及退出意愿、项目联系人等具体情况向被访者进行介绍。
研究中，共收回知情同意书18份，其中，15份为现场收回，3份为快递收回。每位被访者均以一对一的形式进行访谈，其中15人为面谈形式，另外3人由于客观原因采取网络语音或电话访谈的形式。在口头告知及书面告知被访者的前提下，研究者对所有访谈过程进行了录音并在后续研究过程中将语音材料整理为文字材料，每位被访者在访谈结束后获得一定数额的报酬。访谈提纲如下表1所示：
表1：访谈提纲的结构及访谈问题的部分例举
（四）分析程序
在数据的分析阶段，研究者借助计算机辅助质性数据分析软件NVivo 11专业版，基于Glaser和Strauss（1967）提出的三阶段法对访谈资料进行编码分析，即按照“开放式编码—主轴编码—选择式编码”的程序进行。
首先，在开放式编码阶段，研究者从原始访谈资料中归纳、提炼概念与范畴，并在资料分析过程中遵循持续比较分析原则，不断对资料和理论进行比较、归纳、分类，直至理论饱和，将被访者反复提及（N≥3）的80个概念标记为自由节点（a1……a80）；其次，在主轴编码阶段，为发现和建立概念间的相互关系和逻辑次序，研究者就80个自由节点进一步归纳，生成6个主范畴作为子节点（b1……b6），并对具体涵义进行解释，为理论建构做准备；最后，在选择式编码阶段，研究者对6个子节点进行系统归纳及深入分析，结合本研究关注的具体问题，以描述现象的“逻辑线”将子节点进行系统性联结，提炼出2个核心范畴：“身体意象的唤醒与建构（D1）”“生理身体的缺席和数据身体的改造（D2）”（见下表2）。同时，研究者借助《运动媒介用户深度访谈工作日志备忘录》对访谈和资料分析过程中出现的思考进行记录。
表2：编码形成的初始概念、主范畴、核心范畴
四
研究发现与讨论
（一）基于“场景化”的身体意象唤醒、建构与重塑
在新的移动传播环境下，数字媒介的场景化趋势带来了人类认知和行为方式的全面变革。个体对身体意象的认知作为媒介用户基于现实、虚拟环境进行信息处理、加工的关键环节和结果，同时也是对媒介满意度、使用行为和决策的重要评判依据。
在对访谈资料进行分析的过程中，研究者借用Norman（2004：3-6）的认知三层次理论，即：认识事物是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并将其划分为本能层、行为层和反思层三个层次。由于运动媒介“身体+社交”的原始属性以及移动应用智能化、碎片化的技术特性，对运动媒介用户而言，不同维度上的场景化构建对其情感、行为、认知水平上的身体意象产生一定的调节作用，分别对应个体认识事物之本能、行为、反思三个层面。
1.情绪化场景：身体意象的唤醒
从本能—情感层来看，由舒适社交氛围构建的情绪场景，通过使用户获得独特的情感体验以提升个体对自我身体的满意度，具体体现为对身体自信的提升、社交意愿的增强等，是身体意象唤醒与建构的基础。社交氛围（social climate）作为场景组成的四个基本要素之一（彭兰，2015），主要指信仰（beliefs）、价值观（values）、习俗（customs）、实践（practices）对个人、社区、系统的干预（Watson et al.，2018），与参与者之间的互动意愿、互动效果等密切关联（Mirkin & Middleton，2014）。
在访谈过程中，“朋友（a1）”“温暖（a2）”“志同道合（a3）”“陪伴（a4）”“共情（a5）”等关键词被被访者们多次提及，用以描述他们感觉舒适的社交氛围并表示自己愿意参与虚拟互动（C1、C3、C7、C9、C13、C14）。例如，有被访者谈到：“当我有一些饮食、健身动作，（遇到）问题和瓶颈的时候，就会在上面（软件上）发问，会有线上的大神来给我解答。”（C1）“减脂可以说是一个‘独自前行’的过程……每每和社区里有相似经历的朋友聊天才感觉我并不算太孤独，有很多减脂成功的人会在网上晒自己前后的身材对比，很震撼也很有动力，好像也更相信自己能成为他们（减脂成功群体）中的一员了。”（C16）
可见，个体在积极的、正向的社交氛围中不断建构着对自我身体的理解和认知，而该影响又进一步延展到个体对其现实生活的体验、态度和行为活动，这一点验证了前期研究的相关结论（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刘双庆，芮牮，2021）。有被访者补充道：“在‘广场’上认识了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开始是在网上点点赞、留个言，互相打打气，太阳、拥抱、大拇指、玫瑰花是我们之间常用的表情……心里认可他们是我的‘朋友’，彼此陪伴，能够感受到温暖，自己对生活的态度也更积极向上了。”（C8）“大家的点赞会激发我的使用热情，比如昨天发了一条‘#孩子陪我一起练’，收获了好友好几个‘打气’，今天就想继续运动、发动态，看看大家的反馈。”（C18）
2.界面化场景：身体意象的建构
媒介的使用界面场景在行为层面上是生理身体与技术经验开始结合的基础，在此过程中，个体数据化的身体（datafied bodies）被塑造出来；同时，界面场景的简洁性、易用性、可设定性对运动媒介用户的互动意愿提升、身体管理投资的增加产生一定的影响。在运动媒介中，界面场景指媒体的欢迎界面、功能排布、设计风格等，直接关系到媒介用户的使用体验，同时也对个体的互动意愿、身体投资产生影响。
比如，在研究中，有被访者谈到：“这个软件（Keep）的界面设计很简约，是我喜欢的风格，很享受浏览信息和记录、打卡的过程……看心情切换一下界面风格，比较放松。”（C18）“这个极简界面看起来干干净净的，用起来比较舒服。”（C5）可见，被访者使用“设计简约（a15）”“切换界面风格（a17）”“享受过程（a16）”等内容，强调了界面场景的简洁性、可设定性对其使用意愿的正向促进作用。
另外，有多位被访者提到“易用性”对其分享、使用、消费等行为活动的影响（C1、C9、C11、C12）。“它（Keep）对新手来说很友好，操作比较简单，没什么技术门槛，谁都能用。我也推荐给了爸妈，让他们空闲时候也锻炼锻炼身体。”（C12）“‘商城’里介绍得很详细，系统还能结合‘个人计划’里的运动目标给你推荐装备、餐食、配饰等等，可以说很贴心了！尤其是对‘懒人’来说简直是救星，一键下单就可以了……不知不觉就依赖上这个软件了，基本上和运动相关的东西都从这里买的。”（C9）可见，“易用性（ease of use）”作为评价产品满意度的重要指标（Davis，1989），不仅在传统媒介时代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今天的移动媒介时代同样影响着人们的媒介感知与使用意愿。
值得注意的是，运动媒介具有监测、追踪属性，能够将线性时空中转瞬即逝的身体经验转化为得以长期保存与即时调取查看的媒介实践（付若岚，2021），其重要结果即是对数据身体的塑造——人们借助媒介对自我身体数据进行实时监测、记录与呈现，使“不可见之物隐喻式地显现为在场之物”（朱耀平，2020）。这不仅是人体器官感知功能延伸（麦克卢汉，2000/2011：61）的进步，同时也是技术嵌入人体的胜利。
3.话题化场景：身体意象的重塑
过往研究表明，人们在被事件性唤醒时通常会寻求别人的看法，个体会把自己的行为与别人进行社会比较，并以此来评价自身行为是否恰当（Festinger，1954；Wills，1981）。从“反思—认知”层来看，以“模特中心”而非“事件中心”的话题场景加剧了个体对自我形象与想象身体的差距，在社会比较中产生自卑、焦虑等负面情绪，并对其身体意象进行重构。
近年来社交媒体普遍存在贩卖焦虑、宣扬“高、瘦、幼”审美等问题，借助广告推送、大V账号带节奏等手段，使社会群体在社会比较中产生体格焦虑。有研究发现，社会性体格焦虑作为个体面临他人对自己体格进行评价时所体验到的焦虑程度，具有很强的场景化特质（如：社交场景、运动场景等），与个体对自我身体形象的想象及与他人身体形象的社会比较密切相关（Sabiston & Chandler，2009）。如被访者谈到的：“社交软件上铺天盖地的‘5天快速减脂20斤’、‘产后10天恢复小蛮腰’，让我喘不过气。再低头看看自己的产后大肚腩，和网红们比差距太大了，一度想要放弃（减脂计划）。”（C18）
越来越多的研究确定了场景化因素（contextual features）对社会性体格焦虑的促进性影响（Kowalski，Mack，Crocker，Niefer & Fleming，2006），尤其是话题场景对人们焦虑性认知的影响作用。有研究者发现，媒体曝光苗条美丽的女性形象对媒介用户的身体意象和情绪状态产生负面影响（Yamamiya，Cash，Melnyk，Posavac & Posavac，2005）；进一步的，有研究基于社会性体格焦虑的视角，发现以“模特中心”搭建的话题场景给社会群体尤其是女性带来了情绪上的显著变化（Sabiston & Chandler，2009），这一点在运动媒介用户群体中也得到体现。
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们用“想象（a27）”“身材评价（a31）”和“自卑（a29）”“焦虑（a30）”“绝望（a36）”“情绪崩溃（a39）”等词描述自己的认知体验。“最受不了的就是群里有人一味鼓吹女生就该‘高、瘦、幼’，社交媒体上关于运动的高赞帖晒出的都是‘蚂蚁腰’、‘纤女背’的女生，让我之前很长一段时间以此为目标，最后发现自己根本实现不了，很痛苦。”（C9）可以说，这种以“模特”为中心的话题场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性体格焦虑，甚至给人们的精神健康带来隐患。“受一些减脂博主的影响，我开始从饮食、作息、运动上更加严格地约束自己……过了大约两个月，我患上了进食障碍和精神焦虑症，情绪常常崩溃，尤其害怕别人评价我的身材。”（C7）
总体而言，媒介技术具有一种将近处东西送往远处和将远处东西带到近处的能力（杨庆峰，2005：75），以瞬时的时间改变着空间以形成“场景化的无处不在”。可以说，在今天，情绪场景、界面场景和话题场景充斥在人们虚拟社交的各个角落，重新定义着人们对自我和外部世界的理解和认知。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发现，运动媒介的场景化、监督、记录属性给用户长期保存并实时查看身体数据提供了可能，在这一过程中，个体“数据化的身体”被塑造出来。可以说，不管是技术经验与生理身体的结合，还是媒介实践对人类数据身体的改造，都体现出技术对个体认知、行为影响的强度、潜力和优越性。那么，技术之于身体的改造是如何实现的、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下面的部分将着重讨论。
（二）“缺席”的身体：被切割、驯顺，却“更加鲜活”
前面提到，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人们的日常生活、行动正在被全面场景化和数据化操纵和改造（Sumartojo，Pink，Lupton & LaBond，2016；彭兰，2015），在此过程中，媒介、技术与身体的嵌入（embedded）与交互（interplay）不断升级。可以说，每一次传播技术的发明，都是对人类身体实施的分割与重组的复杂过程（孙玮，2018）。在技术参与的解构、聚合下，“所谓的‘人’分裂成生理结构和信息技术”（基特勒，1986/2017：17）。
1.“被切割的身体”：新的在场形式
彼得斯“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实现身体的缺席”（1999/2017：264）的传播身体观，究其本质，是对人类交流互动中“多大程度在场”“如何在场”的追问（谭雪芳，2019）。不可否认，移动网络使得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实现远程在场，“在场”与“身体”史无前例地分离了，虚拟的身体被制造出来，主体的在场方式也被彻底更新（孙玮，2018）。
在新技术导致身体与在场分离的状态下，我们不能以形而上学最古老的“在场”“缺席”的定义，来解释新媒体传播造就的新型“在场”和“缺席”的状态（孙玮，2018）。文化研究中曾将“作为客体的身体”解释为“是管制、切割、解剖、规训、争夺的对象”，身体在此过程中被“统摄、分解、利用”（王晓华，2018），并逐渐沦为“残缺的身体”（伊格尔顿，1990/2001：7）。可以说，在今天的移动传播环境下，这一点被更加鲜明地显露了出来。
在分析访谈资料的过程中，研究者发现，在运动媒介用户的互动参与过程中，通常以视觉、听觉等“多通道”（multichannel）的形式进行场景接入与信息获取。尤其是光学、电学、声学等技术要素与文字、图片、视频等文本形态的结合，进一步实现了人体器官功能的分离与重新聚合。在移动网络技术的加持下，这种分离、聚合又迅速转而促进了人之生理结构与信息技术的分裂与接合，创造了新的、更加节点化、碎片化的知觉方式，这一点在运动媒介形态中体现得更加明显，进一步拓展了基特勒“技术带动数据流‘分离—聚合’”（1986/2017：201）的理论实践。
被访者们用“眼睛（a45）”“耳朵（a46）”“屏幕（a41）”“全身（a42）”等词汇来描述该种媒介感官体验。“和以往单纯调动运动知觉的方式有很大不同，在配合软件运动尤其是户外运动的时候，可以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来形容了：眼睛要时刻关注着周遭环境，包括避开车辆、行人等等，同时也要瞄着肢体动作、呼气吸气到不到位，还要时不时看屏幕里虚拟教练的动作示范；耳朵也得同时听着软件的背景音乐、虚拟教练的提示、自己的呼气吸气，甚至周遭环境的声音。感觉全身都被调动起来了。”（C11）
这一点恰恰在新的移动媒介场景中验证了梅洛庞蒂的观点。在梅洛庞蒂看来，“知觉是身体的知觉……知觉奠定了一切”（1962/2001：20）。对于运动媒介用户而言，技术的透明化（孙玮，2018）越来越深地嵌入人类身体，全方位地参与到人们的身体经验。它打破了不同感官、不同场景的界限，实现了身体与技术、环境、信息更加紧密的、嵌入式的接合；同时，也创造了一种更具开放性、连续性、多通道性的身体知觉，为媒介用户的在场开辟了新的判断维度。同时，技术通过新的知觉形式也实现了对身体的进一步切割和规训。前面提到，生理结构与信息技术的分裂（基特勒，1986/2017：17）促进了媒介用户数据身体的产生，为人们生理身体的“缺席式”在场提供了技术前提。这与上世纪70年代社会学家提出的人之“生理身体”和“社会化身体”的二重划分不谋而合（Douglas，1973：93）。在道格拉斯看来，社会身体构成了感受生理身体的方式，身体生理的经验总是受到社会范畴的更改，正是通过这些社会范畴，身体才得以被认知。在这一过程中，两种身体在媒介实践和发展演进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着意义交换和彼此加强。
2.身体的驯顺：“凝视”与“被凝视”
正如福柯对“驯顺的身体（docile bodies）”的阐述，身体一方面是“改造的”主体，另外一方面又是“被改造的”主体，可以被“驾驭、使用和改造”（1975/1999：154）。这种“被改造性”强调了社会经验对人之身体意象、认知形成的重要性。不可否认的是，在今天，移动媒介通过议程化内容与算法规则的设置，实则加速了对用户身体（生理身体、网络化身体）的驯顺与操作（manoeuvre）。
对运动媒介用户而言，个体通过关注和被关注实现与其他用户的连接，人们可以在“广场”“社区”等栏目发布信息，也得以观看好友们的动态。归根结底，人们正是通过这种基于社交媒体的“凝视”，实现对“活动的控制”（福柯，1975/1999：169）和对自我身体的规训。在福柯看来，凝视是一只洞察一切的眼睛，是分层的、持续的、无处不在的监督的一种（1975/1999：200）。
基于“广场”“社区”等运动社交栏目，个体通过“凝视”他者以文字、图片、视频等文本呈现出的数据身体，同时也进行着对自我数据身体的“凝视”和“比较”，并在此过程中对身体意象进行不断重构和调整。例如，有被访者谈到：“当看到满屏的高瘦美女和‘好女不过百’的宣传口号，我本能地也被迫接受了这种社会审美的设定，拼命地节食、运动，想跟上这种潮流‘节奏’。”（C9）
然而，不难发现，在这种基于社交平台的“数字凝视”中，个体的生理身体实际上是缺席的，个体对他者真实生理身体的认知、判断全然基于虚拟网络，是人为的、主观建构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是基于身体缺席的想象，也是来自赛博格空间的想象。这种基于“赛博格想象”的身体意象被实在地建构出来，又进一步推动着个体对自我生理身体的改造。
在访谈过程中，被访者们用“本能的（a52）”“被迫接受（a53）”“拼命（a59）”等词来描述自己的这种媒介体验，可以说，这种对自我身体的驯顺和改造不单纯是人们自觉的、内心欢愉的冲动，更多的是以“规范（norm）”的形式，强制或迫使个体进行被动迎合与自我适应（或是福柯认为的“强迫劳役”）。尽管如此，我们必须认识到，信息技术对身体的操纵绝非止步于数字化的虚拟范畴，而是进一步改变人之生理身体和认知精神，并产生多种经验反复交换、循环往复的实际意义，技术的优越性赋予了这种反复、循环以时刻发展的动力。
3.“更加鲜活”：身体主体性的反思
运动媒介作为身体与技术之间“纯粹的（pure）”的连结（Michael，2000），为人们提供了社交互动、建构身体意象并调整认知的媒介场。前面提到，在技术的支持下，个体以切割、分解、汇合的方式开辟出新的在场方式，并在“凝视”与“社会比较”中实现对自我身体的规训和改造。
然而，在访谈资料的分析中，研究者发现，技术对媒介用户身体进行切割、驯顺的同时，伴随着其对身体之主体性的追问和反思。这一发现进一步从运动媒介的实践中验证了前人的观点，当技术终于使人摆脱身体在场的面对面的局限，实现了梦寐以求的远距离精神交流后，反而激发了人们对身体的渴望（刘海龙，2018）。
正如一位被访者谈到：“作为一个全职妈妈，玩儿Keep的十几分钟是我一天里最期待的一项活动，它把我从琐碎的家庭任务中解脱出来，真正做回‘我自己’，正视自己的身材和健康。通常是晚饭后的一个小时，娃爸会带着娃下楼读绘本，我就有十几分钟的独处时间，刷刷软件首页的‘热议话题’或‘百科知识’版块，算是个短暂的‘抽离’和‘寻找自我’的过程，这让我暂时地将‘娃妈’的身份抛之脑后。”（C18）
可见，对于运动媒介用户而言，其互动参与的过程不再是单纯的信息获取或是媒介功能的实现，更多的是个体基于生活经验的对身体主体性的追问和反思。类似于梅洛庞蒂“考虑到具体生存处境的身体”（1964/2001：162）的论述，不能脱离生活世界的处境来讨论主体性、存在性的重要意义。运动媒介用户之“做回自己（a66）”“寻找自我（a71）”“直面自己的身体（a77）”的反思密切基于其“全职妈妈”“家庭任务”“娃妈”的生活经验，可以说，在此过程中，个体的媒介经验、身体经验和生活经验不断交织和深化，并对其身体主体性的建构提供推动力。
同时，研究者发现，运动媒介用户在对身体主体性进行反思的过程中，也实现了对“媒介—生命”体验的激活。技术不可避免地对人进行“去自然化”的驯化和改造，却也带来对个体对自我、他者认知的更新和激活。多位被访者以“解脱出来（a65）”“感觉还活着（a67）”“回到年轻的时候（a76）”等高情感浓度的短语以描述自己“鲜活的”“生动的”媒介—生命体验。
总而言之，今天我们之所以意识到身体问题的重要性，是因为我们正体验着身体在传播中重要性下降所带来的空虚感（刘海龙，2018）。在移动传播活动中，技术正在场景化、碎片化地将人类器官和认知通道进行切割、驯顺和重新激活，给人们的在场与缺席带来新的体验与实践。在这一过程中，新的、多通道的知觉和认知方式被创造出来，人类生理身体与数据身体的界限被重新定义。
在这一部分中，我们具体讨论了技术对生理身体和数据身体的改造，尤其是在生理身体缺席的条件下，数据身体是如何被切割、驯顺、激活的，对身体意象的认知重构产生了怎样的现实影响。我们必须认识到，出于人类认知—行为系统的一致性，信息技术对身体的改造绝非止步于数字化的虚拟范畴，而是进一步改变人之生理身体和认知精神，并产生多种经验反复交换的、循环往复的实际意义，技术的优越性赋予了这种反复、循环以时刻发展的动力。
五
结语与余论
麦奎尔认为：“地理媒介创造的在场与远程在场的融合方式，使我们或可认识并发展出新的交流实践：新的社会偶遇形式，与他者新的关系，以及与千里之外或近在咫尺的他者和谐共处的方式。”（2016：165-168）的确，在今天，技术作为“人为了满足需求而强加于自然的改造”（吴国盛，2008：266），使“再现的身体与表现的身体通过不断灵活变化的机器界面结合了起来”（海勒，1999/2017：36）。不可否认，技术正在给人类传播实践乃至生活方式、认知体验的改变带来不可逆转的影响。
本文结合运动媒介用户的实践经验，从“媒介—场景观”、身体意象理论框架入手，试图回答以下两个问题：第一，运动媒介的“场景化”表征在用户的身体意象建构与认知形成的过程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产生了何种实际效果；第二，在新技术条件下，运动媒介用户的生理身体与数据身体，与环境、信息、他者之间产生了怎样的关联与交互，又对其身体认知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基于此，文章的核心论点有三：其一，是在运动媒介技术语境中，“场景化”（包括情绪场景、界面场景、话题场景）在媒介用户身体意象的唤醒、建构、重构环节中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其“嵌入”或“延伸”的结果体现了技术或身体的胜利；其二，在光、电、声等技术要素的推动下，个体通过“凝视”他者的数据身体以实现对自我数据身体的规训与改造，在这一过程中，生理身体实际上是“缺席”的，个体对他者身体的认知、判断是基于人为的、主观建构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是基于身体缺席的想象，亦是在赛博格基础上的想象；其三，是运动媒介用户在其“媒介—身体—生活”经验不断交织深化的过程中开始对身体主体性进行追问和反思，并由此实现了“媒介—生命”体验的激活，被技术切割、驯顺的身体却变得“更加鲜活”。
当下，技术的高度发展为媒介场景的拓展、翻新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也对今天媒介用户的认知、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由此，基于当下移动智能传播的新属性、新模式特点，探究移动虚拟社群的互动、交流及其伴随出现的身体认知、参与问题，具有明确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本研究基于运动媒介用户的实践经验，进一步延展了媒介身体观、媒介场景理论的分析框架和应用范畴，具有一定的创新性。一方面，本文从媒介场景分层的视角上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分析抓手。本研究结合认知心理学的“认知三层次”理论和身体意象“情感—行为—认知”三元组理论，提出媒介场景化表征的“本能—情感层—行为层—反思—认知层”框架，并进一步验证了媒介情绪场景、界面场景、话题场景对个体身体意象建构与认知调节的影响作用；另一方面，本研究结合经验资料中体现的运动媒介特殊属性（如监测、标记、追踪等），在前人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深挖，对个体虚拟互动过程中“数据身体”的“建构（调节）—重塑（驯顺、激活）”机制，以及融合了技术经验的“生理身体”的缺席进行深入探讨。在此需要说明的是，文章中探讨的身体缺席的想象，是基于生理身体缺席而引发的个体对自我/他者身体（生理身体/数据身体）的认知与想象。可以说，技术的无处不在给人对自我、他者身体的想象提供了无限蔓延的空间。
一方面，运动媒介用户的虚拟互动在情绪、界面、话题等场景化要素的影响下，不断实现着对个体身体意象的唤醒、建构与重塑，“数据的身体”在这一过程中被构造出来。场景化作为虚拟社群互动的任务化背景（Cordova & Lepper，1996），是人与机器、环境产生关联的综合系统。这一点恰恰验证了经典场景感知理论（situational awareness）的观点——个体在一定的时间和空间内对环境中的各组成成分（如：氛围、他者等）进行感知、理解，进而形成相应的意象（image）和认知（cognitive）——认为个体意象和认知的形成与存在的环境、有意识和无意识的想象虚构（imaginative）密不可分（Endsley，1988；Smith & Hancock，1995）。本研究结合运动媒介的实践经验，验证了媒介场景观提出的场景化、数据化对人们生活、行动的操纵和改造（Sumartojo，Pink，Lupton & LaBond，2016）。同时，研究中引入身体意象的“情感—行为—认知”三元组理论（Bane & McAuley，1998）和认知三层次理论（Norman，2004），也为媒介场景观的进一步拓深、延展提供了更可靠、多维的分析框架。
另一方面，在技术的参与下，个体的生理身体和数据身体不断被切割、调节和驯顺，同时也带来个体对身体之主体性的不可避免的激活，基于“凝视”与“被凝视”，用户的媒介经验、身体经验、生活经验实现了反复交换，新的、多通道的知觉和认知方式被创造出来。在这里，研究发现，个体对自我数据身体的改造建立在“凝视”他者与感觉“被凝视”的基础之上，类似福柯（1975/1999：200）看来的“洞察一切的眼睛”，对个体进行着持续而无处不在的体格监督。吊诡的是，个体在对自我数据身体的驯顺和改造的过程中，生理身体实际却是缺席的——个体在对他者身体的认知、判断是基于赛博格的、主观建构的、甚至是想象出来的。这一点与哈拉维和福柯的身体观不谋而合。受他者影响的、去自然化了的身体，如同语境、符号、时间一样，是被制造出来的（Haraway，1991：280），于运动媒介用户而言更是如此，其数据身体和生理身体在多重经验交织的过程中不断影响与被影响，既是“改造的主体”又是“被改造的主体”（福柯，1975/1999：154），这种驯顺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技术嵌入人类认知、行为的优越和潜力。
不可否认，当下的新媒体活动正在对“在场”和“缺席”的概念进行重新整合。物理的、数字化的、多重含义的传播实践，赋予参与其中的虚拟身体在场以更多的内涵与社会关联。正如海勒（1999/2017：185）提到的，要理解新技术所带来的变化，必须抛弃传统的身体在场/缺席的观念，回到控制论的模式/随机的观念。过去被认为是干扰的噪音，现在变成了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刘海龙，2018）。
我们必须认识到，身体不仅是可塑性的、被切割和驯顺的被动客体，更是不断生产、演进、激活的能动主体。未来，对传播效果的讨论必将重新聚焦和放置到身体主体上，才能探寻用户认知体验与技术、环境、社会系统的根本性关联。总之，不管怎么样，我们无法否定这个媒介化生存时代的存在，也无法阻止传播技术的前进（尼葛洛庞帝，1995/1997：269）。不论是彼得斯对身体在场的强调，还是当下基于互联网的新媒介互动对“数据身体”演化趋势的探讨，毋庸置疑，人们对身体媒介参与、身体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正在不断丰富。媒介不是独立于人而单独存在的简单工具，而是与人之生命体验、身体结构与多感知觉通道相辅相成的。因此，对新媒介环境下互动交流与身体体验的探讨，必须回归传播与身体关系的本质，才能对社会现实问题进行回应。
本文系简写版，参考文献从略，原文刊载于《国际新闻界》2023年第4期。
封面图片来源于网络
本期执编/宇恒
订阅信息
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国际新闻界》，国内邮发代号：82-849，欢迎您订阅！
您还可访问《国际新闻界》官方网站 http://cjjc.ruc.edu.cn/ ，免费获取往期pdf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