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木木
編輯|觀星
“德惟善政，政在養民”是經筵講官經常選用的題材，乾隆時期及以後的經筵禦論，清代諸帝時常以此為題來探讨善政與養民之道，出現頻率特别高。
乾隆帝把善政之道首先歸結為儒家的仁政，而仁政的關鍵在于察人安民。乾隆四年仲秋經筵，直講官進講《論語》“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
一、善政之道、養民之道
乾隆帝在禦論中闡釋了自己對仁者的了解：仁者之能好人，夫人而知之矣。至于仁者之能惡人，則人或未之知也。是以聖人以之訓人焉。夫有情之人，孰無好惡。
然率好惡之良，雖愚夫愚婦，亦有得其正。而極好惡之量，即大賢大智，鮮能複其初。故好人而非淪于徇物之私，惡人而非同于嫉世之偏，是之謂能好能惡。
在這篇禦論中，乾隆帝認為識人察人、選賢用能是實作仁政的前提和基礎，隻有選賢服衆、知人善任才能實行善政，進而實作養民與德治、仁政的統一。
同期經筵直講官進講《書經》“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乾隆帝發表禦論并闡釋了善政與養民的
辯證關系：“二典三谟，皆論政之經。而提其要則莫過于德惟善政、政在養民二語。蓋視德與政為二者，莫不謂德為體而政為用，有内外之分焉。惟其分而為二，是物我之念生，而其愛物之政，究非體天之德也，夫聖人視德與政皆一體之事。”
乾隆帝這篇禦論是論述善政之道與養民之道關系的經典之作，他認為書經中所論述的二典三谟是帝王學習治國理政的基礎教材。
而概括其中的提要不過是德惟善政、政在養民，即德體政用。乾隆帝對善政和養民的深刻了解還展現在民為邦本和教民耕種的農耕本位思想上。
乾隆四年二月仲春經筵，直講官進講《孟子》“聖人治天下，使有菽粟如水火。菽粟如水火，而民焉有不仁者乎”。
乾隆帝在禦論中闡釋了農業生産和知禮移俗的關系：民為邦本，食乃民天，菽粟如水火。斯民敦禮讓之習，戶有盈甯之象，仁風于是乎興矣。
然菽粟全賴天時，而天時則不可保其必然。聖人之使有菽粟如水火，亦惟盡人事以贊天功耳，恐無所出也。
教民耕種，恐無所餘也。教民積貯，凡所為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者，何一非使菽粟如水火之道哉。
在經筵禦論中所談及的人道問題很難跳出君道範疇，對于帝王來說人道就是君道，君心關系民心，君心正則民心正。乾隆帝是從國家治理的角度去關心人道的實踐。
二、為學之道
關于為學之道，與康熙帝一樣，乾隆帝喜歡以君師雙重身份來教育天下讀書人，歸結其原因是學統關乎道統，而道統又關乎治統，乾隆帝極為看重讀書人的思想。
故而其為學之道實則維護統治之道。乾隆二十三年仲春經筵，直講官進講《論語》“博學而笃志，切問而近思，仁在其中矣”。
乾隆帝發表禦論認為為學之事看似四事其實是兩事，即笃志和近思：此非四事，蓋兩事耳。博學而不笃志則或涉為荒唐，切問而不近思則或入于無稽。
然志也，思也，一心之事耳，仁人心也，安見笃志近思而心常馳骛于外者哉？故曰：仁在其中。
朱注以為未及乎力行而為仁，此或為下學者言。夫笃志近思而不力行，則又安得謂之笃志、近思乎？子夏雖文學之科，此言實見道之論。故博學、切問仍文學之事欤？
而笃志、近思則心存矣。心存而仁存，是知學問、思辨智之事，而智亦仁之事。
關于為學之道，乾隆帝認為最重要的考量标準還是“仁在其中”，培養仁者仁心，心存則仁存，不失為一家之言。
乾隆時期的“經筵禦論”展現了皇帝的儒學功底和儒學見解，其内涵和外延所展現的是皇帝的治國理政思想。
“經筵禦論”主題的宣揚，不僅直接關乎清代統治的正當性維護和皇權擴張的需要，還是考察乾隆帝治國理政思想的重要依據。
乾隆帝在經筵禦論中的話語最大特點就是建構皇極之義，即“建中立極”思想。可以說“建中立極”是乾隆時期皇權符号的重要展現。
所謂“建中立極”，就是恪守中庸之道，融合易學剛柔并濟的理念，采取“寬嚴相濟”的“中道政治”，形成“建中立極”的皇極思想。
乾隆五年八月仲秋經筵，乾隆帝發表題為“執其兩端，用中于民”的經筵禦論，闡釋“中道”。
他說道：夫建中謂何？義禮是也。事有萬端，而總不出一義。心操萬化，而總不出一禮。心者，事之體。事者，心之用。
然未有體立而用不随，亦未有用彰而體不附者。若分動靜内外而言，則義禮判為兩途，又何能制事制心哉？故義非特制事，亦以制心。禮非特制心，亦以制事。
張廷玉評價道：“皇上一中建極，體用同原，聖訓精微。”在今天看來，“經筵禦論”是“建中立極”皇極思想建構的載體和手段，大概更符合“經筵禦論”的本質。
乾隆帝從即位到乾隆五、六年之間反複講論“中”之義，把中庸之道作為自己的帝王心法。
乾隆六年二月仲春經筵，直講官進講《尚書》“罔違道以幹百姓之譽，罔咈百姓以從己之欲”時，乾隆帝在禦論中闡釋帝王心法：“舜之戒禹曰：惟精惟一，允執厥中。中者無過不及之謂也，而必其精一之至。人心盡泯，道心常存，然後措之施行。”
同時，強調“盡道者何？中之謂也”。此時他已經把“中”提升至“道”的層次，符合“建中立極”的中庸之道就是其建構皇極之義的基礎。
三、經筵禦論
乾隆時期“經筵禦論”中一個常見的主題就是道統之論。乾隆帝在道統方面堅持宋漢并用。
初期尊崇程朱理學，後期尊崇漢代經學，其一生遊離于漢宋之間，借助學術與事功的博弈維護自身的統治。從乾隆二十一年起，他開始對朱子學說産生質疑。
乾隆二十三年經筵講論再舉，乾隆帝首次對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表示異議。此後一直到乾隆六十年，在32次經筵中，有17次發表質疑朱子學說的禦論。
乾隆五十六年二月仲春經筵，講論《論語》“回也，聞一知十；賜也，聞一知二”時，乾隆帝在禦論中公開質疑朱子之學：“若以朱注視之，則其所知，亦不過賜之流而已，其去一貫之道遠矣，未必似曾子之能聞諸夫子也。”
在這段禦論中，乾隆帝貶低朱子未必趕上曾子，表明其對朱子之學的認可已經不及從前。
乾隆五十七年二月，講論《論語》“君子不思其位”，乾隆帝發表禦論說：“此雖曾子重述夫子之言，以兼舉‘艮’大象之語，然其義各殊，朱《傳》所引程、範，均未道及。”
同日，進講《易經》“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乾隆帝在禦論中闡述了與朱熹不同的見解：“《易》之道，通天地貫古今。自虞翻解此章，分屬之蓍與卦，而朱子遂以《易》為占蔔之書，視《易》小矣。其然豈其然哉？予之遲速論中略見之。”
盡管乾隆帝在經筵禦論中表現出尊宋抑漢或者尊漢抑宋的傾向，但是這種帝王權謀之術無論是在道統之争還是在其他方面都能得到展現，也從側面反映出乾隆帝作為政治家的高明之處。
鄭彜元認為，道統就是一種文化哲學思想，以“三才貫一、執兩用中、内聖外王”為内涵。
這可以用來解釋乾隆時期“經筵禦論”中的“貫一”“執兩用中”“内聖外王”等概念。特别是在漢宋之間“執兩用中”展現了乾隆帝的政治智慧。
乾隆帝深谙修己治人之道，其典型案例就是關于“君道”和“君德”之論。他認為，帝王之道就是修己治人。
乾隆十一年八月仲秋經筵，乾隆帝就帝王修身發表禦論：“天子、庶人其分雖殊，而修身則無二緻。修身者，天子之是以為天子，庶人之是以為庶人也。故《中庸》曰：‘修身以道，修道以仁。’仁者，人也。此以見身為心之所托，而家國、天下之本也。正心以上，皆是以修身，而齊家以下，則舉此而措之。”
這裡乾隆帝認為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是君道的核心要義，君心正則天下正。
在滿漢一體的政權下，君主強權，臣子倔強，共理政事，沖突在所難免，皇權不集中，很難提升國家治理的效率和能力。
為了應對複雜的政治、經濟、文化狀況和現實，乾隆帝基于主客觀方面的考慮，進一步加強集權，其所推崇的中庸之道及“執兩用中”思想，貫徹到意識形态領域，也難免具有濃厚的文化專制主義色彩。
乾隆帝加強經筵講學，建立“經筵禦論”的宣講機制，其目的是以思想文化建設推動政治秩序建設。
馬克斯·韋伯曾說過：“政治行為的最終結果，往往不如人願，與當初的意圖相違，甚至常常相反。這種情形是百分之百的真實，是一切曆史的基本事實。”
乾隆帝最初創立“經筵禦論”制度，可能是為了站在儒家道統的制高點，但是其後的實踐和影響可能更為真實。
長期的宣講難免會形式化、空洞化和乏味化，但是乾隆帝畢竟是一代政治家，經筵禦論終究會被其賦予超越經筵本身的内容，這就是政治符号的建設。
乾隆時期“經筵禦論”的核心内容主要是皇帝學習儒家的四書五經及經史典籍的心得體會。
所不同的是乾隆帝把儒家中庸之道及“執兩用中”的思想方法用于“經筵禦論”及皇權意識形态建設。受中庸之道及“執兩用中”思想的影響。
乾隆帝治國理政思想最大特點就是建構皇極之義，“獨制于天下而無所制也”。
清自入關以後，堅持崇儒重道和經筵問政，把學術與事功統一于經筵和日講之中，經筵制度成為皇帝求學和問道的工具。
到雍正、乾隆時期，經筵制度逐漸變成宣傳治國理政思想的載體和手段，雍正時期開始導入“經筵議論”，乾隆時期正式确立“經筵禦論”的格式和程式。
乾隆時期的“經筵禦論”最大特征是其政治性，其功能是強化皇權的形式化、儀式化，把帝王的求學、問道，變成帝王發表禦論并闡述治國理政理念的傳播過程。
首先是闡述帝王治國理念，比如仁政、忠恕、以孝治天下等儒家理念等等；其次是彰顯皇權至高無上，儀式上滿漢大臣跪拜以及賜宴、賜茶的程式，均彰顯了皇帝的權威。
第三，弘揚崇儒重道傳統，經筵禦論主要取材于四書五經，所發禦論也是圍繞儒家經典展開，更多展現的是以儒立國的執政思想。
第四，尋求治國理政的思路和對策，“經筵禦論”形成的過程就是君臣互動的過程，有助于帝王解決現實中存在的問題。
從某種意義上說，清代皇帝的“經筵禦論”具有傳統儒學與經學的雙重特性，本質上是皇權極端化的表現，也是清代禮制文化政策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經筵禦論”的最大功能，就是為皇帝掌控道統、維護政統服務，進而確定治國理政思想和觀念得到貫徹執行。
乾隆帝借助“經筵禦論”宣揚并實踐“建中立極”的統治思想，實際上是為其政治主張和國家治理服務，是從維護國家統治的角度去權衡道統、治統、學統甚至是宗統、族統之間的關系。
較好地把儒家治國理政思想和帝王權術糅合在一起，形成其獨具特色的統治思想和政治主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