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曆史解析#
中國科舉史上有一個非常有趣的故事。
康熙年間，翰林院的文士聚在一起閑談，聊到了家鄉特産。說起這個，來自天南海北的文人紛紛活躍起來，廣東人說有象牙犀角，陝西人說有狐裘毛氈，山東人說有蠶絲和海産品，湖北人說有優質木材……
大家“侈談備陳，以為歡笑”，唯獨蘇州人汪琬一言不發。衆人揶揄道：蘇州号稱天下名邦，你是蘇州人，難道不知道蘇州的特産嗎？汪琬不緊不慢地說道：蘇州特産極少，僅有兩樣東西，其一是梨園弟子。衆人撫掌稱是，随後汪琬就不說話了。
衆人見狀，非要逼問另一個是什麼，汪琬說道：“狀元也。”這般近乎炫耀的語言，大家卻無法反駁，于是紛紛散去。
清代文學家汪琬。圖源：網絡
科舉制實行了1200多年，文曲星的下凡遵循着中國曆史起伏的規律，科舉中心總是幾個省在來回争奪。
唐代是陝西和河南，安史之亂後，文化重心南遷，南方的教育後來居上。兩宋時期，時人說：“……範仲淹起于吳，歐陽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閩，杜衍起于會稽，餘靖起于嶺南，皆為一時名臣。……及紹聖、崇甯間，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有沉抑之歎。”科舉高地完全被南方占據，福建、江西、浙江、江蘇都是狀元聚集地，其中尤以福建、江西為盛。
明代之後，科舉中心移至太湖流域，浙江和江蘇出産的人才如洪流一般，一發不可收拾。到了清代，江蘇獨盛的局面已然形成。清末大臣陳夔龍曾感慨，蘇浙人憑借着強大的考試實力，“不識大魁為天下公器，竟視巍科乃我家故物”，這其中，“浙江一省所得之數，尚不及蘇州一府”，足見江蘇文教之昌盛。
明清時期，帝制中國迎來最後的巅峰，皇帝在北京遙制全國政治，帝國的穩定是一切的基礎。位于南部的江蘇省既是科舉中心、又是經濟中心、還是文藝中心，雖然皇帝對它總是懷有敵意和戒心，但絲毫不妨礙它成為帝國廣袤土地中最為耀眼的區域。
1894年，江蘇省出了最後一個狀元，南通人張謇。在太平天國的打擊之下，江蘇的科舉大受影響，卻依然在穩步恢複自己老大的地位。
正是這一年，清帝國墜入前所未有的危機之中。
01
在江蘇稱霸科舉之前，有一段頗為辛酸的曆史。
洪武初年，天下一統，可是血雨腥風并未停止。朱元璋在掃平群雄的戰争中，對張士誠據守的蘇州城圍攻最久，曆時十多個月。明朝建立後，他遷怒于江南士人與富豪，掀起了一場政治風暴，風暴的中心正是蘇南地區。
長洲人高啟，乃是享譽文壇的“吳中四傑”之一。當時，蘇州府衙在張士誠宮殿舊址上重修，他為此撰寫的《上梁文》有“龍蟠虎踞”四個字，被疑為歌頌張士誠，處以腰斬。昆山豪族沈萬三、顧阿瑛被迫谪戍遠方，客死他鄉。至于江南百姓，不得不承擔極重的賦稅，洪武二十六年，僅僅蘇州一地繳納的稅糧就接近全國稅糧的十分之一。
帝王的心思變幻莫測，仕宦生活朝不保夕，士人們能離官場多遠，就離官場多遠，生怕犯了哪條禁忌進而遭緻大禍。當時，江南形成了一種“以富為不祥，以貴為不幸”的風氣，江蘇的科舉事業陷入沉寂。
明清鼎革，皇帝對江南的戒心依舊不減。又是“戶部司官不用蘇松常鎮杭嘉湖之人”，又是分省錄取以降低南方的錄取名額，又是大興文字獄，總而言之一句話，盡可能打擊江浙兩省士人在科場、政治場的影響力。
明清帝王對江南都不太放心。圖源：影視劇照
然而，即便受到了最高權力的打壓，江蘇省依然在明清科舉史上留下了最濃墨重彩的一筆，可謂是挨最毒的打，培養最多的人才。反過來說，或許正是因為江蘇獨霸科場、縱橫士林的地位，才會遭緻皇帝的不安。
我們不妨來看看江蘇省的戰績是多麼的恐怖：
明朝江蘇省一省進士人數達2977人，全國排名第三。至清朝，江蘇一省的進士人數達2933人，位居全國第一，占清朝進士比例的十分之一。如果不是朝廷搞了一個分省錄取制專門針對，江蘇進士的數量還要更多。
江蘇省不僅輸送人才最多，品質也是最高。
明代一共出了89個狀元，江蘇有14人獲此殊榮，其中蘇州7人，常州4人，淮安2人，應天1人。清代狀元112人，江蘇就有49名，幾乎占了一半，其中蘇州（含太倉州）29人，常州7人，江甯4人，鎮江3人，通州2人，揚州2人，徐州1人，松江1人。榜眼和探花就更多了，就清代而言，江蘇士子考取榜眼人數為 26 名，約占全國的 23%；考取探花 42 名，約占全國的 37. 5% 。
别的地方出一兩個巍科人物（會元、狀元、榜眼、探花及二甲第一名的傳胪），就是值得誇耀的事情了。放在江蘇省，一兩個狀元顯得過于稀松平常，這裡的考生稍微一出手，就花式霸占了各種榜單。
正統四年，不僅狀元歸屬蘇州，而且連同二甲、三甲第一名都是蘇州人，被稱為“一郡三傳胪”。弘治六年、九年，連續兩次狀元都是昆山人。順治十六年、康熙十二年與嘉慶七年，狀元、榜眼與探花均被江蘇人包攬。
如果一個家族中了狀元，可以說是祖墳冒青煙了。那麼，很多江蘇家族的科舉成績實在太過顯赫，相當于祖墳着了火。
明代，太倉的王錫爵與其子王衡都考中了榜眼，王錫爵的弟弟也位列進士第五名。清代，吳縣的缪彤中了狀元，他的兒子缪曰藻稍遜一籌，中了榜眼。昆山徐氏家族則更為誇張，老大徐乾學是康熙九年的探花，老二徐秉義是康熙十二年探花，老三徐元文是順治十六年狀元，人稱“昆山三徐”。
徐乾學。圖源：影視劇照
對于廣袤的明清帝國來說，各地的差距過于巨大，江蘇省則是一個超标的存在。而在江蘇省内部，這種不平衡性同樣也很顯眼。
根據《明清進士題名碑錄》統計，江蘇明代各府、州進士情況是：蘇州府872人，常州府591人，應天府240人，揚州府226人，鎮江府155人，淮安府84人，徐州13人。蘇常兩府是巨無霸，領先地位無可撼動。
放到縣域對比，江蘇的進士們集中在武進、無錫、吳縣、昆山、長洲、常熟這些縣之中。這些縣很多是附郭縣，也就是說，大部分出頭的讀書人生活在蘇州、常州、鎮江這些大城市及其郊區。如果從家族入手，我們可以發現江蘇的進士也集中在幾家幾姓之中。比如長洲彭氏，在清代先後出了2個狀元，1個探花，14個進士，31個舉人。“科目之盛，為當代之冠”。
是以，江蘇科舉之盛，很大程度依賴于城市裡的簪纓望族。
02
清人張大純說：“吳俗之稱于天下者三：曰賦稅甲天下也，科第冠海内也，服食器用兼四方之珍奇，而極一時之華侈也。”
賦稅最重。最會考試。最奢侈。
最會考試自不必說。賦稅最重，說明農業實力雄厚，經得起折騰。集四方奢侈器物，說明交通便利、商業繁榮。像很多科舉發達的地區，要麼如福建、徽州，山地多，土地貧瘠，逼着人從商；要麼如江西，雖是魚米之鄉，商業卻差了點意思。而江蘇省兩者兼備，創造了一個經濟發達、流動性極強的社會。
位于南京的江南貢院。圖源：圖蟲創意
從事舉業，需要财力支援。蘇州人王世貞在《觚不觚錄》中說：“餘舉進士不能攻苦食儉，初歲費将三百金，同年中有費不能百金者。今遂過六七百金，無不取貸于人。蓋贽見大小座主，會同年及鄉裡，官長酬酢，公私宴醵，賞勞座主仆從與内閣吏部之輿人，比舊往往數倍，而裘馬之飾，又不知節省。”
王世貞生活在嘉萬時期，僅僅會試一項，條件好的舉子用銀300兩，寒門子弟需銀100兩。到了明晚期，費用已經翻了幾倍。長洲人文震亨曆經11次會試才登第，花費的銀兩應是一筆天價，隻有富家大戶才能承擔得起。
這道經濟的鴻溝足以令絕大多數人止步，但在江蘇，寒素之家有非常多跨越階層的方法。
經營農田是其中之一。當時的江蘇省，農業精耕細作的程度冠于全國。雖然地少人多，“人耕十畝”，但農民的發财緻富方式非常多：種植經濟作物、婦女不從事耕作轉向蠶桑……往往一畝之收，可抵北方二十畝之産。蘇州人吳寬說“三吳之野，終歲勤動，為上農者，不知其幾千萬人。”
這些“上農”一旦經營得當，便有資本供子孫從事舉業。比如長洲任吳行，家裡世代務農，生活艱難，但他“内負幹力，奮自樹植，徙居蘇城，朝夕拮據，積二十餘年始複故業”，最終有一子入翰林。
商業緻富則更加普遍。嘉靖時位至大學士的顧鼎臣，父親就是一個開店的小商人。當時，江蘇省内還有一個“洞庭商幫”，其家鄉在吳縣洞庭東西山，明清兩代這裡一共出過2名狀元，1名探花，2名會元，50名進士。
傳統社會士農工商的等級制非常明顯，但在富庶的江蘇，随時有商人之子、農戶之子成為新的士，随時有士人落魄、泯然衆人，四民的身份界限非常模糊。這就相當于，江蘇的人才儲備除了傳統的讀書人之外，還有非常多博取功名的庶民群體。在他省，這樣的群體不是沒有，可是他們很難攢夠資本投入到燒錢的科舉事業中。
越來越多有潛力的人能夠參與到科舉之中，那麼江蘇的教育怎麼能不處于領先地位呢？
當然，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由于明清帝王對江南的戒備，配置設定給江蘇省的名額實際是非常有限的，而這裡又有着最多的考生。是以，江蘇省的科舉競争異常激烈。
沒有人比江蘇人更好學，也沒有人比江蘇人更卷。
蘇州人歸有光這樣描述自己的家鄉：“吳為人材淵薮，文字之盛，甲于天下。其人恥為他業， 自髫齡以上皆能誦習，舉子應主司之試，居庠校中，有白首不自已者，江以南其俗盡然。”上至白發老翁，下至青年小夥，無人不刻苦讀書。
歸有光自己就是一個活生生的例子，他出身于一個沒落的官僚世家，肩負振興家族的使命。他在追憶亡母的文章中提到：年少時，母親常在半夜醒來，讓他誦讀《孝經》，如果背的一字不漏，她便會十分高興。這種細節非常感人，也說明這些家族害怕科名不再的焦慮。歸有光一生前八次參加會試均名落孫山，直至六十歲才得中第。蘇人為了中舉，往往锲而不舍。
歸有光。圖源：網絡
激烈的競争使得江蘇省産生了最多的科舉失敗者。可是，沒能躍過龍門的鯉魚并未粉身碎骨，他們依然有平台可以一展才華。
我們可以看到一個奇怪的現象：一方面，江蘇的考生十分卷，功利心特别強；另一面，他們并不死讀書，既能撰寫時文，又能吟詩作曲繪畫。即便不能當官，他們寫幾篇小說、作幾幅畫，不說能成為一代大師，養活自己絕對沒有問題。最典型的就是“吳門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仇英。
用今天的話來說，這就是文化産業。科舉失敗者轉化成了小說家、畫匠、詩人、園林藝術家等等，進可奔赴科場，退可隐于城市。善科舉的不一定是人才，但無論你是會考試，還是有一技之長，都能在江蘇生存下去。
而這一點，唯有在經濟發達、流動性極強的社會才能做到。
03
家族與結社，也是江蘇科舉興盛的一個縮影。
傳統的世家大族大概是這個樣子：在農村擁有廣闊的田土，聚族而居，不含他姓，有一個大大的祠堂，規矩森嚴。
在江蘇的富庶地區，由于商業的沖擊，傳統的結構瓦解了，世家大族的形态變了。他們或經商，或仕宦，需要到處奔波，于是紛紛住進了縣城或者府城，和土地的關系就減弱了。搞點宗族活動，還得往返于城鄉之間，和宗族的關系也漸漸淡了。
根據《明清以來蘇州社會史碑刻集》，蘇州的家族規模就非常小，每個家庭平均 6—8人，大概也就兩三代同居，和那些幾世同堂的大家庭完全不一樣。
順治三年，常熟人孫朝讓感歎說：“嗚呼！世之有力而能文者，往往構園林、廣甲第而宗祠不立，著書盈缃架而譜牒阙如，此皆忽宗譜之傳而尊祖敬宗之心已薄也！”人們隻知道修園林，卻不知修祠堂，隻知道寫書，卻不知修家譜。江蘇人的家族觀念何其淡漠。
這些住進城市裡的家族，遠離土地和宗族，為了維系自身，隻能寄托于科舉或者文化。有一部分成了科舉世家，比如前文提到的昆山徐氏。昆山徐乾學的父親徐開法，為了督促自家兒子，将明代八十八科、累計萬人的進士、舉人榜親自抄錄了一遍，在這樣嚴格的家教熏陶下，難怪他的三個兒子能取得一狀元、兩探花的科舉佳績。
另一部分仕途不暢，但卻在某一領域享譽全國，比如文徵明和沈周兩大藝術世家。
文徵明。圖源：網絡
在他們的引領之下，江蘇文風蔚起，人才輩出。
科舉不僅是文人晉身的階梯，也是文人們互相聯系的紐帶。因為科舉，文人們互相結成文社，研習八股文；因為科舉，他們可以結成同年會，師生會。因為科舉，他們互相鼓勵，成為至交好友。
“君子不黨”雖是古訓，可是士人成群結伴卻是曆史的常态，剛好江蘇擁有數量衆多的考生，也就形成了一個龐大的人才集團。這些人大都未取得功名，沒有遭受過官場的毒打，富有正義感。在曆史的關鍵時刻，他們往往憑着自己内心的一腔熱血，挺身而出。
晚明，顧憲成擔任無錫東林書院的山長，進行講學。他“憂時如疾痛”，在講學之時往往針砭時弊，引得無數人欽慕。天啟四年，張溥在常熟建立倡立應社，後來合并到複社之中。這兩個士人組織，本來都是研習科舉、講求學問的文社，但随着它們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召集的士人越來越多，幹預政治的意願越來越強，“社”就變成了“黨”。
東林書院。圖源：攝圖網
政治層面的黨社運動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失敗。在科場，同社的士人往往互相吹捧、請托包庇，比如張溥就不遺餘力地利用複社的影響力舉薦自己人，這無異于作弊。同時，不是自己文社的人則會遭到排擠，朝堂和科場成了士人黨同伐異的戰場。明朝政局糜爛、黨争不斷，多半由此。
不可否認的是，社會層面的黨社運動取得了成功。清軍入關之後，複社士人在江蘇一帶奮起抵抗，慷慨就義也不在話下。除了殉國者，活下來的，要麼遁入空門，要麼終身高隐。
太倉人杜登春在回憶明末文社時說：“使非平生文章道義，互相切磋，安得大節盟心，不約而同若此哉？”正是士人切磋文章時的思想碰撞，讓彼此産生“吾道不孤”的想法，進而堅定了拯救世道、舍我其誰的信念。
清朝，文社被拔掉了牙齒，江蘇士人又回到抱團謀求科名、唱和詩詞的時代。
04
關于中國科舉有一種流行的看法：八股取士非常僵化，使得考生“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扼殺了他們的創造力。這種制度就是一個毒瘤，要為中國近代的屈辱背鍋。
可是，當我們把目光看向江蘇，就很難得出這樣一個結論。
既然江蘇是明清帝國科舉最為發達的地區，那麼它也應該是創造力最受束縛的地區。然而，江蘇不僅是科舉中心，還是經濟發達之地，也是人才噴湧而出的地區。雖然，苦讀的江蘇人非常多，但絲毫不影響他們在各行各業幹出成績。
事實上，這是現代人的一種傲慢。我們理所當然地把古代的教育了解為背誦經典和寫作訓練，但這并非它的全貌。
太倉州人陸世儀就曾主張：學校不應該隻進行道德教育、經義教育，而兼有天文、地理、水利、兵法。杭州人李之藻說：“古者教士三物而藝居一，六藝而數居一，數于藝猶士于五行，無處不寓。”這裡明确把實用數學列為必學科目。
當這些想法頻繁地出現在士人的筆記之中，就證明人們對于精英教育有非常多的期待，絕非作的一篇好文章那麼簡單。
而從江蘇培養的諸多人才來看，對實用知識的學習應該已成風氣。天文有王錫闡、王貞儀，地理有徐霞客、顧祖禹，人口學有洪亮吉，醫學有王肯堂、吳有性、葉天士、徐大椿，水利有沈啟，兵器制造有龔振麟，機械制造有徐壽、華蘅芳。
徐壽是中國近代化學的啟蒙者。圖源：網絡
而且，由于四民的界限非常模糊，很多讀書人為了生計，不得不從事幕僚、賬房等工作，這些同樣也需要實用知識的教育。
即使在八股之外，教育也同樣沒有缺失。史稱江南“人皆知教子讀書”，即便是偏遠鄉村，也設有學堂，并且有句讀師專門教育兒童。基本的教育可以分為兩類，一類是識字教育，即《三字經》、《百家姓》和《千字文》；另一類就是計算教育，其中珠算是必修課。
明人周忱曾說：“天下之民出其鄉則無所容身，蘇松之民出其鄉則足以售其巧。”事實上，由于江蘇的商業異常繁榮，很多勞動者不得不面對風雲詭谲的市場，基本的讀、寫、算能力是他們的護身符。
《警世通言》中記載了一個普通人的故事：蘇州府吳江縣有個盛澤鎮，鎮上的居民皆以養蠶織綢為生。有個叫施複的人，勤懇老實，但是又不乏經營者的眼光。他靠着養蠶織綢攢錢，買了幾張織綢機。随着生意逐漸變好，光顧的客商絡繹不絕。施複買下了幾間大房子，安置了三四十張織機，雇傭很多機工做事。
這就是一個簡單的資本家發家史。在蘇州這樣一個充滿機遇的地方，必須要擁有“企業家”的野心和算計，才能立足。不然很有可能淪為雇工、出賣體力。新的生産關系已經醞釀。
這也從側面說明，大衆教育的普及讓一部分底層百姓獲得了馳騁商場的能力。
曆史書常常告訴我們，科舉教育是僵化的，明清兩代是黑暗腐朽的封建王朝的末日，中國在步入近代之前就已經奄奄一息了。
事實上，作為明清帝國最發達的省份之一，江蘇早已孕育出許多近代化的特征：高度商業化、地主城居化，雇傭勞動出現，等級制瓦解……中國曆史從來沒有堕入循環之中，它的車輪一直前進着。
西方堅船利炮的到來，或許是打斷，或許是啟發，但可以确定的是，我們再難跳出西方走過的道路，去追尋“現代”。
在丈量曆史的時候，我們發現過去是多麼不符合“現代”，多麼“落後”。這是因為，我們心裡的尺，名叫西方。我們丢了自己的那把尺。
參考文獻：
範金民：《明清江南進士數量、地域分布及其特色分析》，《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2期
李伯重，《八股之外：明清江南的教育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清史研究》，2004年第1期
唐力行：《從碑刻看明清以來蘇州社會的變遷》，《曆史研究》，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