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簡介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
摘要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的推動下，制造業發展的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和定制化趨勢不斷凸顯。為順應新技術革命及工業發展模式變化趨勢，需要對傳統工業化理論進行修正和創新。其中，對工業化水準的判斷标準從三次産業比重标準為主回歸到工業技術水準本身，并且要把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作為判别現代化工業水準的關鍵标準。新工業化理論要用知識密集型複雜勞動取代簡單勞動成為生産函數中的勞動要素投入，并把資料作為新的重要生産要素納入分析架構，同時還要把資源與環境、溫室氣體減排作為生産函數的硬限制。比較中國、美國、日本制造業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發展水準，結果顯示，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工業化水準差距較大。“十四五”期間，中國制造業的發展要由規模擴張轉向增強數字化和智能化技術創新及應用、産業更新要指向現代産業體系建構、結構調整重點是促進産業融合發展、發展空間優化要轉向全球價值鍊建構。
關鍵詞
新工業化；新技術革命；制造業發展方向
通訊作者：史丹（課題組組長），郵箱：[email protected]
課題組成員：李曉華、李鵬飛、鄧洲、渠慎甯、李鵬。基金項目：中國社會科學院登峰戰略（産業經濟學）項目。
從世界近現代發展曆程看，工業化在各國經濟發展中發揮着決定性作用。從20世紀30年代末開始，國外經濟學家對落後國家的工業化目标、路徑和政策設計做了大量研究。其中，結構主義視角的工業化理論影響最為深遠（Syrquin & Chenery，1989），其強調開發中國家普遍存在二進制經濟、結構性通脹等妨礙經濟起飛的障礙，并且認為結構剛性（structural rigidity）使得市場和價格機制難以有效發揮其資源配置作用，是以需要政府采取措施來克服結構性障礙，進而促進經濟發展（Chenery，1975）。為了将這些理論付諸實踐，Kuznets（1971）、Chenery等（1986）等經濟學家通過曆史統計分析與比較分析，提出了劃分工業化階段的标準，指出個人所得水準的變動、三次産業産值結構和就業結構的變動、工業内部機構的變動是衡量工業化階段演進的三個最主要名額。盡管20世紀80年代以來，新發展經濟學（Stiglitz，1986）以及基于新古典範式的新制度經濟學（North，1981）、新政治經濟學（Storm，2017）、新結構經濟學（林毅夫，2010）等理論流派，均對結構主義視角的傳統工業化理論有所批判和超越，但到目前為止，尚未提出不同于傳統的基于結構主義視角的工業化階段判别标準。
應當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借鑒傳統工業化理論的合理成分，并結合中國國情，通過促進産業結構調整等方式，有力推動了工業化程序。但是，時移世換，與傳統的工業化階段判别标準所分析的20世紀50~80年代相比，目前及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工業化面臨的環境及所要實作的目标都大不相同。就外部環境而言，“二戰”以來欠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面臨的是技術前沿相對穩定、全球化逐漸推進的國際環境，而在目前，新一輪科技和産業革命撲面而來，過往的全球化模式又面臨深度調整；從工業化目标看，傳統工業化理論研究的基本上都是欠發達國家的追趕過程，并把“以日益增長的本國物質、人力和技術投入不斷使制造業活動複雜化和深化”作為工業化成功的衡量标準（Lall，1991），然而，在發達國家競相“再工業化”的背景下，中國作為開發中國家絲毫不能沉醉于表面的“成功”工業化之中。面向未來的中國工業化新征程，迫切需要工業化新理論的指導。本文拟在分析新技術革命對工業發展模式的影響、闡述傳統工業化理論不足的基礎上，論述新工業化理論的創新點，探索建構用于判别新工業化水準的名額體系，并提出“十四五”時期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新方向及支撐措施。
一、新技術革命對工業發展模式的影響
近年來，以新一代資訊技術、新材料、新能源、生命科學等領域的科技爆發為主要特點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産業變革正在全球興起。制造業發展呈現出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和定制化的趨勢，這四個趨勢性變化标志着新工業革命的開始，并從根本上改變着傳統工業的生産模式、産業形态群組織方式，同時也包括對傳統工業化的反思和修正。
第一，綠色化是新工業化差別于傳統工業化的價值觀。制造業發展的綠色化是指制造業向能源和資源節約、環境友好和低溫室氣體排放方向的轉變。綠色化的趨勢，一方面源于技術創新引發生産方式、商業模式等變革，這不但提高了高耗能、高污染、資源型行業能源轉化效率和資源利用效率，而且将促使各個制造業部門、制造業産業鍊的全流程和全生命周期的每個環節普遍采用更加綠色的生産裝置、生産工藝和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世界各國對制造業的原材料、生産工藝、最終産品、環境影響、回收循環等提出更高的環境标準，綠色發展越來越成為共識。綠色化的趨勢既會促進節能環保産業成為主導産業，也會使制造業的環境成本有所增加。對于那些缺乏綠色制造技術的企業來說，環境成本的增長可能會抵消已有成本優勢（史丹，2018）。
第二，智能化是邁向新工業化階段的關鍵變量。新一代資訊技術的發展使制造業向資料驅動、實時線上、智能主導的智能化方向發展。在人工智能技術的賦能下，生産裝置和産品将具有自感覺、自學習、自決策、自執行、自适應的能力。制造業的智能化将會重構制造業的生産方式、價值流程，使制造業提高研發與生産效率、加強市場反應、改善使用者服務。智能化還将使制造業結構發生根本性的變化，形成一批以軟體和數字傳輸、內建分析為主的新興戰略性産業，同時一些傳統産業因數字賦能而煥發生機。制造業的競争優勢是以向人力資本和知識密集方向轉變（李曉華，2019）。例如，食品制造業，印刷業和記錄媒介的複制，家具制造業和紡織服裝、鞋、帽制造業等這些勞動密集型行業，在高度自動化生産範式下正演變為對勞動力依賴度較低的資本密集型行業。
第三，服務化是新工業化的主要業态。資訊網絡技術為制造企業在生産分工的基礎上向用戶端延伸創造了條件。制造業正在由以産品為中心向以客戶為中心、由加工組裝為主向以産品服務包內建、由一次性交易産品向長期提供服務、由以産品為價值來源向以“産品+服務”的組合為價值來源的方向轉變，基于産品的內建化、定制化服務日益成為制造企業競争力的重要來源（劉尚文、李曉華，2019）。在制造業服務化背景下，三次産業結構等用以衡量工業化階段演進的名額的有效性大為降低。
第四，定制化是新工業化重要的價值創造。标準化、批量化生産是傳統工業化提高效率的主要途徑，新工業革命使得企業同時具備低成本、大規模和極端個性化的定制化制造的兩個條件。向特定客戶精确提供高度定制化的産品使得制造企業能夠擴充個性化的市場需求，獲得更多訂單和提高效益。個性化定制市場是在傳統的排浪式消費需求之後制造業擴充市場規模、形成競争新優勢的“金礦”。
二、傳統工業化理論的不足與修正
建立在傳統工業技術基礎之上的工業化理論，對新工業化呈現出的新的發展特征及其演進水準缺乏理論解釋，工業化理論創新明顯滞後于新工業化發展，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傳統工業化水準判定标準不能合理地确定産業融合趨勢下的工業化水準。傳統的産業結構研究有一個前提假設，産業間的界限是清晰的，不同産業部門之間比重關系的變化是産業結構更新的顯著特征。随着産品複雜程度的不斷提高，科技革命對産業的影響不僅表現在單項技術的突破，更多展現為多項技術的組合創新，在傳統産業分類的邊緣地帶和多個産業交融地帶滋生、壯大，并逐漸形成新的産業門類。産業的融合不僅展現在細分産業間（如資訊技術産業與傳統産業的融合），而且展現在三次産業之間，如制造業的服務化、農業的工業化。産業融合發展的現狀對基于清晰的産業邊界、根據三次産業結構劃分工業化階段的傳統工業化理論形成挑戰。傳統工業化理論也無法解釋發達國家再工業化現象，同時也難以用三次産業結構标準來分析産業融合發展條件下工業化水準和發展階段。
二是傳統工業化分工理論難以解釋生産組織網絡化與平台化。在19世紀下半葉興起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的現代企業出現，成為社會生産的最主要組織形态。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移動網際網路、人工智能、區塊鍊等新一代資訊技術大幅度降低了市場交易成本，本身不直接提供商品和服務但聚合社會資源的網際網路平台大量湧現，企業的邊界日益模糊化，原有的競争對手或者不同産業的企業因為技術、産品或業務的橫向聯系形成了新型競争協同的網絡關系。依托網際網路平台、開源社群，大量分散化的小微企業、個人參與到産品和服務的研發和生産過程中，社會生産由原來企業進行決策、組織的科層制、中心化轉向自組織、扁平化、分布式協同。
三是傳統産業布局理論無法解釋産業布局虛拟化。傳統工業化理論認為，企業在特定地理範圍的高度集聚或産業叢集能夠降低運輸成本和交易成本，深化分工、促進創新，成為競争優勢的重要來源。新一代資訊技術發展所形成的新型通信手段、網際網路平台極大地降低了物流和運輸成本、交易成本、資訊比對和選擇成本、集聚的擁塞效應，集聚的知識溢出不再依賴于地理鄰近性，進而使産業集聚的範圍、内容和形式發生重大改變，傳統的地理空間集聚的重要性下降，基于網際網路的新一代資訊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虛拟集聚”的影響力不斷凸顯（王如玉等，2018）。虛拟集聚的出現可能會影響到産業梯度轉移規律，人才、技術等高端要素資源将進一步向發達地區聚集，使欠發達地區失去發揮低要素價格優勢參與産業分工、推進工業化的機會，有可能在低收入國家出現過早“去工業化”，形成新的發展鴻溝。
四是傳統生産理論、配置設定理論未能展現資料的貢獻。在人類工業化程序中，勞動、資本、土地、知識、技術、管理等先後成為重要的生産要素。随着新一代資訊技術特别是大資料、人工智能技術的發展，對資料的實時采集、深度挖掘、高效使用能夠節約資源、提高效率、降低成本、拓展服務，資料成為價值的重要來源和競争力的重要決定因素。資料一方面進入生産函數，成為關鍵生産要素，另一方面作為價值創造的重要來源，也參與到“由市場評價、按貢獻決定報酬”的配置設定之中。
為了适應工業發展新趨勢，需要對傳統工業化理論進行修正和創新。隻有這樣，才能對工業化發展方向形成正确的引領：
第一，對工業化水準的判斷标準從三次産業比重标準為主回歸到工業技術水準本身。按傳統工業化理論，工業化進入中後期的重要标準之一是工業增加值在GDP中占比逐漸下降，在一個完整的工業化過程中，工業增加值在GDP中的占比呈現倒U形變化。随着工業增加值占比的下降，服務業的增加值占比上升，這一趨勢是客觀的。但是，服務業占比的高低并不能完全反映工業化水準的高低。另外，對于已進入工業化中後期、完成傳統工業化的國家如何發展工業，傳統工業化理論并沒有給出方向。大陸目前已經建成了一個門類比較齊全的工業體系，但是從工業技術水準來看，大陸仍處于全球工業化水準的第三、四方陣。中國工業化程序仍然任重道遠。是以，判斷工業化發展階段要回歸到工業技術本身。技術水準包括基礎技術、應用技術和前沿技術。技術水準的判别遠比産業結構分析複雜，需要運用經濟學、工程技術學和基礎科學等方法綜合分析。是以，工業化發展階段不應隻是一個經濟學的概念，從工業發展新趨勢來看，經濟學家們借助産業結構的演變分析工業化發展階段具有很大局限性和片面性。
第二，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成為判别現代化工業水準的核心技術。英國工業革命以來，随着技術的發展，工業生産先後經曆了機械化、電氣化、自動化三個階段，其關鍵技術分别是機械加工技術、能量轉換技術、計算機技術。新一代資訊技術是新工業革命最重要的主導技術，雲計算、大資料、物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鍊等新技術在制造業的應用場景被不斷挖掘，制造業整體上沿着數字化、網絡化和智能化的方向轉型更新。是以，判斷一個國家和地區工業現代化水準，需要更多地考察其數字化和智能化的程度。數字化、智能化和網絡化技術業已成為工業現代化的關鍵技術。工業現代化是經濟現代化的基礎。國際金融危機以後，發達國家重新聚焦實體經濟，紛紛實施“再工業化”戰略，加強運用新技術的前瞻性布局，謀求占領全球産業競争的戰略制高點。反觀一些開發中國家，在工業化中後期由于未能堅持發展制造業，推動制造業的轉型更新，經濟現代化程序嚴重受阻。
第三，知識密集型複雜勞動逐漸取代簡單勞動成為生産函數中的勞動要素投入，并且資料成為新的重要生産要素。勞動力是經濟系統最基本的投入要素之一，傳統的工業化理論中将勞動力要素認定為是無差異的。在新工業革命條件下，機器人、人工智能将會取代重複性的體力和腦力勞動，大量的簡單勞動崗位将消失，但知識密集型和創造性工作對經濟發展的推動作用将越發突出，适應新工業革命時代的高端人才存在巨大缺口。勞動力的品質而不是簡單的人口數量和勞動力規模成為決定工業化水準的關鍵投入。此外，随着資訊技術深入發展和深度應用，資料已經成為生産經營活動必不可少的新生産要素。能否掌握資料資源并将其有效轉化為生産要素，已經成為衡量一個企業甚至一個國家競争力水準高低的重要因素。但資料創造價值的功能并不能直接實作，資料要素也不能直接參與價值配置設定，而是要經過資料創造、加工并傳輸給資料要素使用者後，才能創造價值、參與價值配置設定。由此可見，如何促進資料要素有效參與價值創造和配置設定，是新工業化理論差別于傳統工業化理論的重要内容。
第四，工業文明與生态文明相融合，除了傳統生産函數理論的技術限制外，資源與環境、溫室氣體減排成為生産函數的硬限制。傳統經濟發展理論認為，缺乏生态限制條件将造成能源資源的過度開發和使用。氣候變化引發人們對傳統工業化理論的深刻反思和批判，《聯合國氣候變化架構公約》的出台與各國面臨減排責任與義務使得經濟發展不再完全是經濟理性的，而是要服從于人類可持續發展的生存理性。經濟發展使得人類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充人類活動的領域，大自然則以自然災害、傳染性疾病“報複”人類，使人類付出經濟損失或人口減少的代價。建立在生态文明下的工業發展，非常重要的三點是：①工業生産的能量由化石能源為主向清潔可再生能源為主轉變，污染物排放要盡可能降低；②由自然資源加工而成的工業産品能夠回收與再利用；③工業生産對自然界的擾動要可修複，例如，開采地下資源對地表植被的破壞要在最短的時間内修複。綠色低碳能源産業、資源回收利用産業、生态環保産業是工業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門，這三個産業的發育程度也是判别現代工業化水準的重要标準。
三、新工業化水準的評價名額體系
為了對新工業化程序的智能化、服務化、綠色化、定制化特征進行綜合評價，在遵循科學性、合理性、代表性等原則的基礎上，本文建構用于評價新工業化水準的綜合名額體系。具體而言，該名額體系包含18項基礎名額，各子名額數量分布情況見表1。
從智能化的次元看，資訊和通信技術（ICT）、人工智能技術在制造業的廣泛應用是制造業實作智能化發展的主要基礎。由此，選取ICT投資占非住宅固定資産形成額的比重、軟體和資料庫投資占非住宅固定資産形成額的比重、ICT中間品投入占産出的比重、ICT中間服務投入占産出的比重、制造業中間投入品中ICT的占比、每百人員工擁有的機器人存量、工業領域人工智能PCT專利申請量7項名額作為衡量智能化水準的二級名額。
就服務化而言，制造業服務化水準不僅展現在内部服務的效率水準，還包含了與産品相關的外部服務對使用者的重要程度。是以，從要素使用與産出提供兩個方面講，制造業服務化直覺上可分為投入服務化與産出服務化。此外，中國作為貿易大國，基于制造業出口的服務投入增值率可視為反映制造業服務化水準的一個名額。是以，選取服務要素在制造業投入中的比重、服務産出在制造業産出中的比重、基于制造業出口的服務投入增值率3項名額作為衡量服務化水準的二級名額。
關于綠色化發展，不但要從能源要素投入的角度考察能源強度、可再生能源消費量占比等名額，還要考慮碳排放、資源回收利用及綠色技術創新等方面的情況。是以，以機關工業增加值能源消耗量、可再生能源消費占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機關工業增加值CO2排放量、資源回收利用産業在制造業産值中所占比重、綠色專利在專利授權中的比重5個二級名額來衡量綠色化發展水準。
從定制化看，新工業化背景下的消費更新尤其是可被制造業感覺和數字化的個性化需求促使許多制造行業的生産模式由規模化向定制化轉型。要實作大規模定制，除了要求企業自身的快速生産能力外，也需要企業具備對市場需求快速靈活的反應能力，及時捕捉消費者需求，縮短産品設計和生産周期。是以，選取使用者定制訂單占總訂單的比重、大規模個性化定制标準數量、客戶定制服務平台數量3個名額來衡量定制化水準。
在确定18項基礎評價名額後，需要采用合理的方法進行綜合評價。目前，常用的名額合成方法主要有兩類：一是基于專家經驗對各名額進行打分賦權的主觀評價法，二是根據變量變動的特征來确定權重的客觀評價法。相較于前者，後者能更好地根據資料的自身特征來客觀反映名額的變動狀況，主要包括因子分析法、主成分分析法、熵值法等。然而，這些方法在進行多名額跨期比較時，均存在不足。為此，采用郭亞軍（2002）提出的“縱橫向”拉開檔次法予以客觀評價。該方法能夠有效彌補傳統截面評價方法在實作跨期比較中的不足，其具體評價過程如下。
占比來衡量服務化趨勢下的新工業化水準，并用能源強度、可再生能源消費占比這兩個名額從綠色化視角來衡量新工業化水準。
首先，從智能化的角度衡量，中國的新工業化水準低于美國、日本。許憲春和張美慧（2020 ）利用2012~2017年中國投入産出表的測算結果發現，雖然近年來中國數字經濟發展較快，2017年中國數字經濟占GDP的比重為6.46%，但與美國仍然存在一定差距，僅為美國數字經濟規模的58%左右。特别是，中國的制造業資訊化、數字化程度低于發達國家。利用投入産出表資料計算的結果顯示，2017年中國制造業中間投入品中資訊業的占比僅為0.36%，而同年美國這一名額的值為0.56%，日本在2015年就已達到0.6%。是以，“十四五”時期，要加大新基建的建設力度，更有效推動智能制造。
其次，從服務化的視角衡量，中國的新工業化水準顯著低于美國和日本。在服務化發展背景下，制造業中間投入品中服務的占比是衡量新工業化水準的重要标準。以投入産出表為基礎計算的結果顯示，2017年中國制造業的中間品投入中有16.50%來自服務業，分别低于美國0.69個百分點和日本2.11個百分點（見圖1）。
最後，從綠色化的角度衡量，中國的新工業化水準與美國、德國、日本互有高低。近些年來，中國積極推進能源生産和消費革命與生态文明建設，節能減排工作取得了顯著成效，綠色發展水準大幅提升。然而，從國别比較的結果看，中國的能源強度仍然顯著高于發達國家。根據世界銀行資料，2015年，中國能源強度為6.69兆焦耳/按2011年不變美元價格計算的購買力平價G D P，比德國、日本、美國分别高86%、79%、24%（見圖2）。另外，在可再生能源消費占終端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這個名額上，中國僅稍落後于德國，但大幅領先美國、日本（見圖3）。
四、“十四五”時期中國制造業發展的新方向
按照傳統工業化理論和工業化水準判别方法，會得出中國工業化水準進入中後期階段的結論。這會使人認為，制造業發展地位下降具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如果這成為社會共識，會使産業結構加速早熟，同時也會讓制造業發展失去方向（史丹、白駿驕，2019）。要深刻認識到，本輪新技術革命使全球進入了全然不同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其主要特征是能源基礎不同、生産要素不同、生産方式不同、發展理念不同。基于新技術革命的新工業革命将改變已有的工業格局和競争優勢，是以世界各國包括發達國家都在部署本國的工業發展戰略。按照新工業化理論，新一輪工業化中，中國與發達國家在某些方面都處于起步階段，但中國在産業融合、綠色化、數字化方面落後發達國家，是以，“十四五”時期中國制造業應順應新工業革命的趨勢，瞄準以下四個重大方向，在産業融合、數字化、智能化、綠色化等方面加緊搶跑，力争占領新興制造業的産業鍊高端。
第一，由規模擴張轉向增強智能化創新技術應用。“十四五”期間，制造業的發展要依靠技術創新特别是數字化、智能化技術創新的帶動，以發展品質提升彌補發展速度減緩的負面影響。從結構的角度看，制造業實作“高品質”發展的重點包括過程品質提升和結果品質提升。其中，過程品質提升是指制造業的營運過程中減少和優化要素投入，降低對環境社會的不良影響。在資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采用更環保的生産裝備和工藝，減少污染物的排放；在資本和技術投入方面，不斷提高制造業研發投入強度，重點推進制造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實作創新驅動制造業的發展；在勞動力投入方面，加強職業教育訓練和終身學習，實作制造業勞動生産率的明顯提升和制造業人力資本的明顯增加。結果品質提升是制造産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顯提升，先進制造業的比重明顯提高。
第二，産業更新指向現代産業體系建構。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層面看，按照傳統的統計口徑，作為主要物質産品生産部門的制造業在中國經濟由大變強的過程中需要保持與經濟發展水準相适應的比重，扭轉和抑制“脫實向虛”的趨勢。通過傳統産業轉型更新、新興産業培育壯大，制造業占GDP的比重在“十四五”期間應保持在27%以上。大陸制造業在大多數細分領域都實作了從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産品的技術水準、産品性能、穩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壽命等方面整體上與世界領先水準存在性能差距。基礎不牢、缺乏核心技術成為制約大陸制造業高品質發展的瓶頸，也使大陸在國際經貿沖突中處于被動地位。推動制造業高品質發展，需要找準關鍵“痛點”下功夫，加強在核心基礎零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産業技術基礎以及工業軟體等方面的産業基礎能力建設，打響中國品牌，補齊大陸制造業的短闆，建構現代化産業體系。
第三，結構調整重點在産業融合發展。傳統的産業政策和規劃的目标是調整優化産業間的比重關系，但所謂“高技術産業”“新興産業”或者“數字經濟”本身難以劃定邊界，目标的制定和實作标準模糊不清。在新工業革命背景下，“十四五”時期的制造業結構調整應當更加注重制造業與其他産業的融合發展，而不是一些特定制造業部門産值比重的提高。一是推進制造業與數字經濟深度融合。積極推動數字技術在制造業的應用場景創新、試點，将制造業和網際網路産業各自的競争優勢進行融合，大力發展智能制造、工業物聯網系統、工業大資料，成為全球領先的“智能+制造”應用國。二是推進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将先進制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作為制造業與服務業深度融合創新實踐的觸發點，重點支援高端裝備制造、電子資訊制造、新能源汽車、生物醫藥等先進制造業與軟體和資訊服務業、金融業、科技研發和科技服務業等現代服務業間的深度融合。
第四，發展空間優化轉向全球價值鍊建構。近些年，中西部地區以勞動力為代表的要素價格與東部發達地區的差距不斷縮小，中西部地區招商引資形勢日益嚴峻，巨大的政策“透支”招商使得部分中西部城市在産業發展的同時并沒有實作财政收入的增加和民生的改善，還浪費了珍貴的土地和資本資源。中國制造業的發展已經到了必須“走出去”實作全球布局的階段。“十四五”時期，制造業區域結構調整的重點除了繼續優化各個産業部門在國内不同發展水準區域間的布局，更要通過國際産能合作、對外直接投資來加強和優化中國制造企業在全球的布局，逐漸構架由中國參與的、差別于發達國家過去僅僅利用當地廉價勞動力資源的、最大程度實作雙邊或多邊共赢的國際制造業分工新架構。
五、支撐中國制造業沿着新方向發展的政策措施
一是提高全社會對制造業的重視程度，打造中國特色“制造文化”。制造業是立國之本、強國之基、富國之源，肩負創造物質财富的曆史責任，是科技創新和民生發展的堅實基礎，也是創造精神财富的實踐源泉。新科技革命和産業革命浪潮中，大陸要進一步縮小與世界領先水準的差距，其根本還是制造業的發展和更新。“十四五”期間，國家戰略設計、産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都要賦予制造業重要的戰略地位，地方主導産業選擇和規劃中，要根據自身特點和基礎重視傳統制造業的轉型更新和新興制造業的培育。通過教育和宣傳，不斷提高制造業部門對人才市場、資本市場的吸引力，通過統籌協調、部門協同和各級關聯，推動政策、資金、技術、人才等要素向制造業彙聚。
二是大力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建設“制造強國”。加強基礎研究和原創型創新，強化制造業正向設計能力，聚焦電子資訊、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使能作用的基礎技術研發，奠定制造業未來競争力發展技術基礎。繼續實施國家制造業創新中心等工程，聚焦戰略性、引領性、重大基礎共性需求，建成一批高水準制造業創新中心。加強應用基礎研究，拓展實施國家重大科技項目，加大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和成果轉化力度，培育一批創新型領軍企業。繼續實施工業強基工程，建構體系化、長效化推進機制，突破重點領域發展的基礎瓶頸。
三是推進教育改革，轉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人力資源競争優勢。教育改革既要為制造業技術進步和産業發展提供足夠的人才支援，又要樹立制造業在國民經濟中起基礎作用的思想認識。教育的目标由知識的傳授轉變為能力的培養，技術進步會逐漸替代很多傳統崗位，僅僅掌握知識不能應對未來人工智能社會的挑戰，創造能力、創新能力、創意能力的培養應該成為教育改革的重要方向。教育的重點環節由課堂教育延伸到職業教育訓練，制造業的智能化、融合化、國際化發展需要大量複合型人才，具體到每一種應用場景，課堂教育都難以提供相應的教學和實踐，需要專業化、定制化、細分化的職業教育來滿足複合型人才培養的需求。
四是優化制造業發展環境。全面推進依法行政，深化“放管服”改革，強化涉企收費目錄清單管理，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業稅費負擔。加強知識産權保護，激發創新創業活力，引導技術創新成果在制造業中的産業化。保障能源、土地要素供給，進一步改革優化稅收制度，降低制造業發展成本。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地區壁壘，形成工業品全國統一市場，實作要素價格的合理化、促進制造業要素的自由流動。
五是更新制造業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交通基礎設施，重點改善制造業中間品運輸、危化品運輸、貨運航空、管道運輸、冷鍊運輸、長江珠江黃金水道運輸的硬體設施和軟體系統，運用資訊技術大力提升交通設施的使用效率，提高運輸安全，大幅降低物流能耗和成本。通過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大力推進5G、物聯網在智能制造中的應用。加強與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國家基礎設施的接駁，推進跨境公路、跨境鐵路、跨境高速鐵路、跨境管道、跨境通信光纜的規劃建設。
六是進一步引導金融業服務制造業發展。不斷增強金融業自身競争力，提高金融業營運效率，降低制造業投融資成本，建立與國際接軌的國内統一的信用評判體系，降低金融風險。不斷增強制造業自身的融資能力，拓寬制造業融資管道，提高制造業資本效率。根據制造業發展的總體思路，着重引導金融業服務傳統制造業的改造更新、新興技術的産業化項目和優勢制造業部門的國際市場開拓。
七是全方位推進實施“智能+制造”，培育制造業的數字化比較優勢。根據智能技術發展趨勢，調整電子資訊制造業發展重點，加快培育具有未來競争力的新興産業部門。根據不同制造業特征、發展階段和現階段發展需求，推廣智能工業裝備、智能工業軟體，提高制造業生産效率和資本效率，促進制造業高品質發展。利用智能技術再造制造業生産組織方式，在工廠中的房間層面，提高生産的柔性化程度；在價值鍊層面，實作制造與研發、營銷的同步；在區域層面，形成虛拟的産業叢集。利用智能技術推動制造業業态創新，促進制造業的數字化發展和服務化發展。
八是推動國内外制造業協作，開辟制造業對外開放新格局。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推進重點産業領域國際化布局。健全産業安全審查機制和政策法規體系，營造穩定公平透明可預期的營商環境。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端制造領域，鼓勵在大陸設立全球研發機構。深化技術和産能國際合作，建設一批境外合作園區。以數字經濟發展與“智能+制造”為契機，以工業生産貿易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帶動制造業網絡的形成，産業鍊的對接，重點形成與南亞、東南亞的資訊網絡和制造業供應鍊體系。
九是大力發展中小微企業，注重民營經濟在制造業中的作用。積極推動建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将支援民營企業發展實體經濟、開展技術創新等工作情況，納入幹部考核内容。對民營企業内部的新型産業技術研發機構，在承擔政府科研項目、人才引進、職稱評審、建設用地、投融資等方面，實施與國有科研機構同等的支援政策。完善制造業中小微企業公共服務平台網絡，建立中小微企業資訊互聯互通機制，為制造業中小微企業提供創業創新、投融資等專業化服務。
十是促進制造業産業轉移，實作東中西實作高水準對接。以深化“放管服”改革、創新園區管理模式和運作機制、健全完善績效激勵機制為重點，通過賦予中西部地區各級經濟開發區更大改革自主權，持續改善中西部地區承接産業轉移環境，增強中西部地區的内生産業發展動力，以優良的産業發展環境和強大的産業配套能力，吸引聚集各類生産要素，促進東中西部地區良性互動，逐漸形成基于互補性區域優勢的産業布局體系。依托西部地區沿邊重點口岸城鎮區位和資源優勢，以試點建設自貿區、綜合保稅區為抓手，更大力度推進西部地區對外開放，改善西部地區的加工貿易配套條件，促進加工貿易在從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實作轉型更新。
[1] Chenery, Hollis. 1975. “The Structuralist Approach to Development Policy.”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5(2):310-315.
[2] Chenery, Hollis, Robinson, S. and Syrquin, M. 1986. Industrialization and Growth.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3] 郭亞軍：《一種新的動态綜合評價方法》，《管理科學學報》，2002年第2期.
[4] Kuznets, Simon. 1971. Economic Growth of Nations: Total Output and Production Structur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5] Lall, S. 1991. “Explaining Industrial Success in the Developing World.” In Current Issues in Development Economics, edited by Lall,Sanjaya and Balasubramanyam, Vudayagiri N. Hampshire: Macmillan Education.
[6] 李曉華：《數字經濟新特征與數字經濟新動能的形成機制》，《改革》，2019年第11期.
[7] 林毅夫：《新結構經濟學：重構發展經濟學的架構》，《經濟學（季刊》，2010年第1期.
[8] 劉尚文,李曉華：《中國服務型制造的發展現狀、問題與對策》，《中國浦東幹部學院學報》，2019年第3期.
[9] North, D. 1981. Structure and Change in Economic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0] 史丹,白駿驕：《産業結構早熟對經濟增長的影響及其内生性解釋——基于網際網路式創新力視角》，《中央财經大學學報》，2019年第6期.
[11] 史丹：《綠色發展與全球工業化的新階段:中國的進展與比較》，《中國工業經濟》，2018年第10期.
[12] Stiglitz, J. 1986. “The New Development Economics.” World Development, 14(2):257-265.
[13] Storm, S. 2017.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Industrialization.” Development and Change, 48(1):1-19.
[14] Syrquin, Moshe, and Chenery, Hollis. 1989. “Three Decades of Industrialization.” The World Bank Economic Review, 3(2):145-178.
[15] 王如玉,梁琦,李廣乾：《虛拟集聚：新一代資訊技術與實體經濟深度融合的空間組織新形态》，《管理世界》，2018年第2期.
[16] 許憲春,張美慧：《中國數字經濟規模測算研究——基于國際比較的視角》，《中國工業經濟》，2020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