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的“中國偏見”，從何而來？如何破局？

中新社北京7月7日電 題：西方的“中國偏見”，從何而來？如何破局？

作者 彭大偉 吳家駒

中德兩國文化交流源遠流長。在曆史長河中，德國看待中國的方式經曆了怎樣的轉變？有哪些中國文化藝術名人在德國家喻戶曉？在“一帶一路”倡議等議題上，如何消除西方存在的偏見？

近日，中新社“東西問·中外對話”邀請歐洲著名漢學家、波昂大學教授、中國汕頭大學特聘教授顧彬(Wolfgang Kubin)和上海外國語大學歐洲研究負責人、德國研究者胡春春，圍繞上述議題展開對話。

兩位專家指出，對話是消除誤解和偏見的關鍵。顧彬表示，盡管德國人眼中的中國形象受到美國影響，但德國與中國無疑是朋友。胡春春則表示，在西方與中國的接觸中，“歐洲中心主義”貫穿始終，關鍵是中國如何應對歐洲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把中國作為他者”的觀念。

對話實錄摘編如下：

德國社會的中國認知，受歐洲中心主義和美國影響

中新社記者：在曆史上和當代，德國是如何看待和了解中國的？

顧彬：從哲學來看，德國尋找的是一種拯救，它的拯救首先從神學來，然後從哲學來，最後從中國來。但是後來，随着中國越來越強大，中國的形象發生了變化。

要注意的是，我們總說“西方”這個概念，但是美國與歐洲差別很大。我還記得，20世紀50年代德國的少年兒童總愛看美國電影，當時看《傅滿洲博士》系列影片，電影裡“傅滿洲博士”要控制整個世界。現在很可笑的是，不管是德國的記者，還是德國的政治家，全都覺得中國是新的“傅滿洲”，要控制整個世界。中國不是新的“傅滿洲”，恰恰相反，中國要的是合作，中國和德國是朋友。

德國目前的問題在于，德國覺得自己是“弱者”，中國是“強者”。但德國與中國是朋友，中國要的是能夠跟包括德國在内的歐洲國家以及美國做好朋友，而美國不要。

胡春春：曆史上，歐洲接觸中國的時候，世界上還沒有美國，歐洲受到美國“中國觀”的影響，是20世紀以後的事情了。

我曾經嘗試研究過西方、歐洲、德國和中國的接觸，從最早的耶稣會時期至今，我以三個學者為标志，一個是德國哲學家、數學家萊布尼茨，一個是德國哲學家黑格爾，還有一個是法國哲學家米歇爾·福柯。我總結出了一種歐洲和中國雙元論的模式。

我的一個德國同僚也認為，無論是萊布尼茨、黑格爾，還是德國哲學家雅斯貝爾斯，實際上都是歐洲中心主義。是以我們需要讨論的是，中國應該如何應對和克服歐洲幾個世紀以來形成的這種“把中國作為他者”的觀念。

在當代德國社會中，有關中國的資訊和知識的來源已經被“智庫化”，而不太會去和中國研究界或者漢學界進行交流。是以很有可能，德國主流的對于中國的了解和認識，出現了一些讓中國人覺得很吃驚的問題。

德國的主流輿論，可能确實需要更好地了解和認識中國，否則在德國人看中國、中國人看中國、其他非歐洲國家、非西方世界國家看中國之間，可能會出現很大的落差，這就可能會産生誤解。

中德文化巨匠，搭起溝通橋梁

中新社記者：中國與德國、歐洲文化，有哪些共通之處？

胡春春：中國文化和德國文化、歐洲文化的共通之處非常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中國和德國、歐洲都生活在現代的秩序裡。現代的種種優點和缺點，實際上就是共同點。

比如，中西方文化中，都有一種對于善的追求，對于更好的追求。而這種善和好，無論是在個人意義上，還是在社會意義上，并沒有太大的差別，雖然不同的價值排序可能不一樣。

中新社記者：不少中國人對馬克思、恩格斯、歌德、尼采、貝多芬等德國人耳熟能詳，有哪些中國文化藝術名人和學者，是德國群眾比較熟悉的？

顧彬：孔子、老子、莊子在德國讀者心中，有固定的地位。他們可以幫助德國讀者、德語國家的讀者尋找自己的道路。德國人需要靈魂上的拯救，而孔子、老子、莊子等能給他們帶來拯救。此外，德國人也知道莫言，莫言的作品在德國印刷得很多。

中新社記者：利瑪窦是中西方交流史上非常有名的一位人物。在中德交往史上，有哪些人物曾為促進兩國交流帶來啟示？

顧彬：我在中國已經十年了，我總強調對話的重要性。對話的重要性是德國當代哲學最重要的題目，而對話的可能性是從耶稣會的利瑪窦開始的。此外，從德國來看的話，促進兩國交流的還有衛禮賢、赫爾曼·黑塞等人。

胡春春：除了利瑪窦，談到中西方文化間的交流者、對話者，我想到的也是衛禮賢。比如，我們可以通過衛禮賢的著作了解到，第一次世界大戰前後，在那樣一個動蕩的時代，衛禮賢是怎麼看待中國的。

中西方可用交流消除偏見

中新社記者：兩位老師都曾在此前提及，西方在“一帶一路”、全球抗疫等議題上存在對中國的偏見，如何看待這種偏見？

顧彬：20世紀60年代，魯爾區是德國非常富裕的工業區，後一度衰落，而德國到現在也沒找到拯救魯爾區經濟的辦法。

但中國的方案可以“救”杜伊斯堡等魯爾區城市。中國看得非常遠，“一帶一路”是一個看得非常遠、能給所有國家帶來好處的倡議。

疫情是一個太複雜的問題，而我們應該合作，21世紀所有的問題都是合作，但是美國不合作，試圖破壞歐洲抗疫，還想破壞中國抗疫。

德國當代的哲學家們，都在批判西方的個人主義，認為德國應該回到一種集體主義，需要一種新的、符合歐洲需要的集體主義。

胡春春：從中國的角度來看，“一帶一路”倡議本身是一種促進經濟有更多聯通性、流動性的很好的方式。中國願意把自己在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經驗進行分享，中國人的經驗就是“要想富，先修路”。但沒想到“一帶一路”倡議會被部分歐洲政客視作一種“戰略威脅”，這是荒謬的。

在疫情中，大家産生了很多誤解。不同的社會、文化對于疫情的反應，肯定是不一樣的。中國對于疫情的應對，可能歐洲人、德國人不懂。我們還是需要交流，其中不應該有任何的偏見和障礙。

同時，美國在全球抗疫中發揮了很大的破壞性作用。本來抗疫是全社會、全世界的事情，但是美國首先把抗疫政治化，這是很不應該的一件事情。(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