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語：王實味，作家，1906年生于河南省潢川縣。1926年，他在北京大學讀書期間加入中國共産黨。1937年10月，31歲的王實味來到延安，進入魯迅藝術學院的馬列學院編譯室，參與翻譯馬克思主義經典著作。他個性耿直狷介，1942年3月他将自己對延安生活的感受寫成5000多字的雜文《野百合花》，發表在中共中央機關報《解放日報》的文藝副刊。這篇文章為他惹來殺身大禍。
王實味烈士
【作者簡介】王實味（1906—1947），原名詩微，筆名實味、叔翰、實微。河南潢川人。翻譯家，還寫過一些文學評論和雜文。曾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藝研究室任特别研究員。因發表《野百合花》等文章，1942年在整風中受到批判，同年10月被開除黨籍，年底被關押。1946年被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1947年7月，在戰争環境中被錯誤地處決。據查，關于他是暗藏的國民黨探子、特務一事，不能成立。關于反革命托派奸細問題，1991年2月7日，公安部《關于對王實味同志托派問題的複查決定》中說，“在複查中沒有查出王實味同志參加托派組織的材料。是以，1946年定為‘反革命托派奸細分子’的結論予以糾正，王在戰争環境中被錯誤處決給予平反昭雪。”
《野百合花》（王實味著）
野百合花
文/王實味
前 記
在河邊獨步時，一位同志腳上的舊式棉鞋，使我又想起了曾穿過這種棉鞋的李芬同志——我所最敬愛的生平第一個朋友。
想起她，心髒照例震動一下。照例我覺到血液循環得更有力。
李芬同志是北大1926年級文預科學生，同年入黨，1928年春犧牲于她底故鄉--湖南寶慶。她底死不是由于被捕，而是被她底親舅父縛送給當地駐軍的。這說明舊中國底代表者是如何殘忍。同時，在赴死之前，她曾把所有的三套襯衣褲都穿在身上，用針線上下密密縫在一起：因為，當時寶慶青年女共産黨員被捕槍決後，常由軍隊縱使流氓去奸屍！這又說明着舊中國是怎樣一具血腥，醜惡，肮髒，黑暗的社會！從聽到她底噩耗時起，我底血管裡便一直燃燒着最狂烈的熱愛與毒恨。每一想到她，我眼前便浮出她那聖潔的女殉道者底影子，穿着三套密密縫在一起的襯衣褲，由自己的親舅父縛送去從容就義！每一想到她，我便心髒震動，血液循環的更有力！（在這歌啭玉堂春、舞回金蓮步的升平氣象中，提到這樣的故事，似乎不太和諧，但目前的現實——請閉上眼睛想一想吧，每一分鐘都有我們親愛的同志在血泊中倒下——似乎與這氣象也不太和諧！）
為了民族底利益，我們并不願再算階級仇恨的舊賬。我們是真正大公無私的。我們甚至盡一切力量拖曳着舊中國底代表者同我們一路走向光明。可是，在拖曳的過程中，舊中國底肮髒污穢也就沾染了我們自己，散布細菌，傳染疾病。 我曾不止十次二十次地從李芬同志底影子汲取力量，生活的力量和戰鬥的力量。這次偶然想到她，使我決心要寫一些雜文。野百合花就是它們的總标題。這有兩方面的含義：第一，這種花是延安山野間最美麗的野花，用以獻給那聖潔的影子；其次，據說這花與一般百合花同樣有着鱗狀球莖，吃起來味雖略帶苦澀，不似一般百合花那樣香甜可口，但卻有更大的藥用價值——未知确否。
1942年2月26日
一、 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
延安青年近來似乎生活得有些不起勁，而且似乎肚子裡裝得有不舒服。
為什麼呢？我們生活裡缺少什麼呢？有人會回答說：我們營養不良，我們缺少維他命，是以……。另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男女的比例是“十八比一”，許多青年找不到夫妻，是以……。還有人會回答說：延安生活太單調，太枯燥，缺少娛樂，是以……。
這些回答都不是沒有道理的。要吃得好一點，要有異性配偶，要生活得有趣，這些都是天經地義。但誰也不能不承認：延安的青年，都是抱定犧牲精神來從事革命，并不是來追求食色的滿足和生活的快樂。說他們不起勁，甚至肚子裡裝着不舒服，就是為了這些問題不能圓滿解決，我不敢輕于同意。
那麼，我們生活裡到底缺些什麼呢？下面一段談話可能透露一些消息。
新年假期中，一天晚上從友人處歸來，昏黑裡，前面有兩個青年女同志在低聲而興奮地談着話。我們相距丈多遠，我放輕腳步凝神谛聽着：
“……動不動，就說人家小資産階級平均主義；其實，他自己倒真有點特殊主義。事事都隻顧自己特殊化，對下面同志，身體好也罷壞也罷，病也罷，死也罷，差不多漠不關心！”
“哼，到處烏鴉一般黑，我們底××同志還不也是這樣！”
“說得好聽！階級友愛呀，什麼呀——屁！好像連人對人的同情心都沒有！平常見人裝得笑嘻嘻，其實是皮笑肉不笑，肉笑心不笑。稍不如意，就瞪起眼睛，搭出首長架子來訓人。” “大頭子是這樣，小頭子也是這樣。我們底科長，×××，對上是畢恭畢敬的，對我們，卻是神氣活現，好幾次同志病了，他連看都不伸頭看一下。可是，一次老魔抓了他一隻小雞，你看他多麼關心這件大事呀！以後每次看見老鷹飛來，他卻嚎嚎的叫，扔土塊去打它——自私自利的家夥！”
沉默了一下。我一方面佩服這位女同志口齒尖利，一方面惘然若有所失。
“害病的同志真太多了，想起來叫人難過。其實，害病，倒并不希望那類人來看你。他隻能給你添難受。他底聲音、表情、态度，都不使你感覺他對你有什麼關懷、愛護。”
“我兩年來換了三四個工作機關，那些首長以及科長、主任之類，真正關心幹部愛護幹部的，實在太少了。”
“是呀，一點不也錯！他對别人沒有一點愛，别人自然也一點不愛他。要是做群衆工作，非垮台不可……。”
她們還繼續低聲興奮地談着。因為要分路，我就隻聽到這裡為止，這段談話也許有偏頗，有誇張，其中的“形象”也許沒有太大的普遍性：但我們決不能否認它有鏡子底作用。我們生活裡到底缺少什麼呢？鏡子裡看吧。
二 、碰“碰壁”
在本報“青年之頁”第12期上，讀到一位同志底标題為“碰壁”的文章，不禁有感。
先抄兩段原文：
新從大後方來的一位中年朋友，看到延安青年忍不住些微拂意的事；牢騷滿腹，到處發洩的情形，深以為不然地說：“這算得什麼！我們在外面不知碰了多少壁，受人多少氣……”
他的話是對的。延安雖也有着令人生氣的“臉色”，和一些不能盡如人意的事物；可是在一個碰壁多少次，嘗夠人生冷暖的人看來，卻是微乎其微，算不得什麼的。至於在入世未深的青年，尤其是學生出身的，那就迥乎不同了。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教他們描摹單純和美麗的憧憬；現實的醜惡和冷淡于他們是陌生的，無怪乎他們一遇到小小的風浪就要叫嚷，感到從來未有過的不安。
我不知道作者這位“中年朋友”是怎樣的一個人，但我認為他底這種知足者長樂的人生哲學，不但不是“對的”，而是有害的。青年的可貴，在于他們純潔，敏感，熱情，勇敢，他們充滿着生命底新銳的力。别人沒有感覺的黑暗，他們先感覺；别人沒有看到的肮髒，他們先看到；别人不願說不敢說的話，他們大膽地說，是以，他們意見多一些，但不見得就是“牢騷”；他們的話或許說得不夠四平八穩，但也不見得就是“叫嚷”。我們應該從這些所謂“牢騷”“叫嚷”和“不安”的現象裡，去探求那産生這些現象的問題底本質，合理地（注意：合理地！青年不見得總是“盲目的叫嚣”。）消除這些現象的根源。說延安比“外面”好得多，教導青年不發“牢騷”，說延安的黑暗方面隻是“些微拂意的事”，“算不得什麼”，這絲毫不能解決問題。是的，延安比“外面”好得多，但延安可能而且必須更好一點。
當然，青年常表現不冷靜，不沉着。這似乎是“碰壁”作者底主題。但青年如果真個個都是“少年老成”起來，那世界該有多麼寂寞呀！其實，延安青年已經夠老成了，前文所引那兩位女同志底“牢騷”，便是在昏黑中用低沉的聲音發出的。我們不但不應該讨厭這種“牢騷”，而且應該把它當作鏡子照一照自己。
說延安“學生出身”的青年是“家庭和學校哺乳他們成人，愛和熱向他們細語着人生……”我認為這多少有些主觀主義。延安青年雖然絕大多數是“學生出身”，“入世未深”，沒有“嘗夠人生冷暖”，但他們也絕大多數是從各種不同的痛苦鬥争道路走到延安來的，過去的生活不見得有那樣多的“愛和熱”；相反他們倒是懂得了“恨和冷”，才到革命陣營裡來追求“愛和熱”的。依“碰壁”作者底看法，仿佛延安青年都是嬌生慣養。或許因為沒有糖果吃就發起“牢騷”來，至于“醜惡和冷淡”，對于他們也并不是“陌生”；正因為認識了“醜惡和冷淡”，他們才到延安來追求“美麗和溫暖”，他們才看到延安的“醜惡和冷淡”而“忍不住”要發“牢騷”，以期引起大家注意，把這“醜惡和冷淡”減至最小限度。
1938年冬天，我們黨曾大規模的檢查工作，當時黨中央号召同志們要“議論紛紛”，“意見不管正确不正确都盡管提”，我希望這樣的大檢查再來一次，聽聽一般下層青年底“牢騷”。這對我們底工作一定有很大的好處。
三、 “必然性”“天塌不下來”與“小事情”
“我們底陣營存在于黑暗的舊社會，是以其中也有黑暗，這是有必然性的。”對呀，這是“馬克思主義”。然而，這隻是半截馬克思主義，還有更重要的後半截，卻被“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大師”們忘記了。這後半截應該是：在認識這必然性以後，我們就須要以戰鬥的布爾塞維克能動性，去防止黑暗底産生，削減黑暗底滋長，最大限度地發揮意識對存在的反作用。要想在今天，把我們陣營裡一切黑暗消滅淨盡，這是不可能的；但把黑暗削減至最小限度，卻不但可能，而且必要。可是，“大師”們不惟不曾強調這一點，而且很少提到這一點。他們隻指出“必然性”就睡覺去了。
其實，不僅睡覺而已。在“必然性”底借口之下，“大師”們對自己也就很寬容了。他們在睡夢中對自己溫情地說：同志，你也是從舊社會裡出來的呀，你靈魂中有一點小小黑暗，那是必然的事，别臉紅吧。
于是，我們在那兒間接助長黑暗，甚至直接制造黑暗！
在“必然性”底“理論”之後，有一種“民族形式”的“理論”叫做“天塌不下來”。是的，天是不會塌下來的。可是，我們底工作和事業，是否因為“天塌不下來”就不受損失呢？這一層“大師”們的腦子絕少想到甚至從未想到。如果讓這“必然性”“必然”地發展下去，則天——革命事業的天——是“必然”要塌下來的。别那麼安心吧。
與此相關的還有一種叫做“小事情”的“理論”。你批評他，他說你不應該注意“小事情”。有的“大師”甚至說，“媽的個×，女同志好注意小事情，現在男同志也好注意小事情！”是呀，在延安，大概不會出什麼叛黨叛國的大事情的，但每個人做人行事的小事情，都有的在那兒幫助光明，有的在那兒幫助黑暗。而“大人物”生活中的“小事情”，更足以在人們心裡或是喚起溫暖，或是引起寂寞。
四、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聽說，曾有某同志用與這同樣的題目，在他本機關底牆報上寫文章，結果被該機關“首長”批評打擊，緻陷于半狂狀态。我希望這是傳聞失實。但連稚弱的小鬼都确鑿曾有瘋狂的，則大人之瘋狂，恐怕也不是不會有的事。雖然我也自覺神經不像有些人那麼“健康”，但自信還有着足夠的生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至陷于瘋狂，是以，敢繼某同志之後，也來談平均主義與等級制度。
共産主義不是平均主義（而且我們今天也不是在進行共産主義革命），這不需要我來做八股，因為，我敢保證，沒有半個夥夫（我不敢寫“炊事員”，因為我覺得這有些諷刺畫意味；但與他們談話時，我底理性和良心卻叫我永遠以最溫和的語調稱呼他們“炊事員同志”——多麼可憐的一點溫暖呵！）會妄想與“首長”過同樣的生活。談到等級制度，問題就稍微麻煩一點。
一種人說：我們延安并沒有等級制度；這不合事實，因為它實際存在着。另一種人說：是的，我們有等級制度，但它是合理的。這就需要大家用腦子想一想。
說等級制度是合理的人，大約有以下幾種道理：
一、根據“各盡所能，各取所值”的原則，負責任更大的人應該多享受一點；
二、三三制政府不久就要實行薪給制，待遇自然有等差；
三、蘇聯也有等級制。
這些理由，我認為都有商量餘地。關于一，我們今天還在艱難困苦的革命過程中，大家都是拖着困憊的驅體支撐着煎熬，許許多多人都失去了最可寶貴的健康，是以無論誰，似乎都還談不到“取值”和“享受”；相反，負責任更大的人，倒更應該表現與下層同甘苦（這倒是真正應該發揚的民族美德）的精神，使下層對他有衷心的愛，這才能産生真正的鐵一般的團結。當然，對于那些健康上需要特殊優待的重要負責者，予以特殊的優待是合理的而且是必要的。一般負輕重要責任者，也可略予優待。關于二，三三制政府的薪給制，也不應有太大的等差，對非黨人員可稍優待，黨員還是應該保持艱苦奮鬥的優良傳統，以感動更多的黨外人士來與我們合作。關于三，恕我冒昧，我請這種“言必稱希臘”的“大師”閉嘴。
我并非平均主義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卻實在不見得必要與合理——尤其是在衣服問題上（筆者自己是所謂“幹部服小廚房”階層，葡萄并不酸）一切應該依合理與必要的原則來解決。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湯，青年學生一天隻得到兩餐稀粥（在問到是否吃得飽的時候，黨員還得起模範作用回答：吃得飽！），另一方面有些頗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緻下對上感覺他們是異類，對他們不惟沒有愛，而且——這是叫人想來不能不有些“不安”的。
老是講“愛”，講“溫暖”，也許是“小資産階級感情作用”吧？聽候批判。
3月17日
（原載1942年3月13、23日延安《解放日報》“文藝”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