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書憶江青（11）對鄧公複出的态度 在批判“二月逆流”中的作用

作者：楊銀祿

1972年8月22日，江青到達廣州，住在珠島飯店，準備與美國女作家維特克夫人長談 (1) 。江青從25日一直談到31日，共談了7天，60個小時。在此期間，有一天，江青在與維特克夫人談話之前，叫我到她的辦公室，對我說：“小楊，你看看這份檔案。”我拿在手上一看，檔案上有毛主席的批示。因為她坐在沙發上，我站在她旁邊，她覺得緊張，受不了，于是就說：“小楊，主席的批示比較長，你要是仔細看，看的時間就長，你站在那兒我緊張得受不了啊。”她拍着一個沙發說：“你坐在那兒看好不好。”

我說：“好好好。”

我坐在沙發上仔細一看，是8月3日鄧小平緻毛澤東的一封信，信中批判了林彪。

14日，毛澤東在鄧小平的信上寫了一段批語：“請總理閱後，交汪主任 (2) 印發中央各同志。鄧小平同志所犯錯誤是嚴重的。但應與劉少奇加以差別。

（一）他在中央蘇區是捱整的，即鄧、毛、謝、古四個罪人之一，是所謂毛派的頭子。整他的材料是兩條路線，六大以來兩書。出面整他的人是張聞天。

（二）他沒曆史問題。即沒有投降過敵人。

（三）他協助劉伯承同志打仗是得力的，有戰功。

除此之外，進城以後，也不是一件好事沒有作的，例如率領代表團到莫斯科談判，他沒有屈服于蘇修。這些事我過去講過多次，現在再講一遍。”

我認認真真地看完以後，轉過身去對江青說：“江青同志我看完了。”

江青這時嚴肅地說：“我今天違反了保密紀律，叫你看了這樣重要的檔案。讓你看，主要是想聽聽你對主席批示的看法，你說說。”

我說：“我看了還沒消化，不敢說，怕說錯了。我想聽聽江青同志的意見。”

她狠狠地瞪了我一眼，大聲說：“你聽我說，還叫你看什麼？你說！說錯了沒有關系，不會定你什麼罪，大膽說，不要有任何顧慮，你說吧。”

她非叫我說，我就說：“第一，從主席的批示上看，鄧小平同志（鄧小平被打倒以後，就從未稱呼他‘同志’二字，主席在此次批示上稱呼他同志了，我也随即稱他為同志）與劉少奇是有差別的，是有本質上的差別的。第二，主席對鄧小平同志是肯定的。就這兩點看法。”

江青問：“你估計今後如何對待鄧呢？”

當時，我想這可能是江青叫我看檔案的主要目的，也是江青問我的中心話題。我就大膽地說：“可能主席準備要解放他，起用他吧。”

江青說：“第一點，第二點不用你說，主席批示講得很清楚了。第三點，你分析得有一定道理，算你有一定的政治頭腦和預測性。”

她不滿意地說：“我看主席已經下定了決心，要重新使用他了，主席下了決心，我也不好再說什麼了，隻有服從了，下級服從上級嘛。我是主席的學生，學生聽老師的，擁護和執行老師的決定。我相信主席的決定總是英明的。據說鄧的信是汪東興同志親自送給主席的。汪和鄧的關系很密切嘛。”

1972年12月17日晚，周恩來來到毛澤東處，談到老幹部的問題時，毛澤東談到了譚震林：“還是個好同志，應該讓他回來。”

次日，周恩來緻信紀登奎、汪東興，要他們具體承辦讓譚震林回來一事，同時也趁機提出：鄧小平同志一家曾要求做點工作，請你們也考慮一下，主席也曾提過幾次。随後，周恩來又找他們兩個人面談鄧小平複出之事。

12月27日，紀登奎、汪東興，根據周恩來的訓示，寫出了恢複鄧小平副總理職務的建議信報周恩來。周恩來請示毛澤東，得到了毛澤東的同意。

1973年2月，中共中央正式通知鄧小平一家回北京。

1973年3月10日，根據毛澤東的提議，中共中央作出《關于恢複鄧小平同志的黨的組織生活和國務院副總理的職務的決定》。

江青看完這份中央檔案以後，指着檔案對我說：“看來你在廣州跟我講的‘主席要起用鄧小平’的話是對的，你看這不是開始起用了嘛，官複原職呀！以後還不知道怎麼使用呢？！我了解主席，疑則不用，用則不疑，主席将來很有可能叫他主持中央的日常工作。因為總理的身體不太好了。無論怎麼使用，我還是擁護主席的決定。”

從江青的表情看，從江青的語調聽，她口頭上講擁護主席的決定，但是，從她的骨子裡很不願意叫鄧小平出來工作，很害怕鄧小平出來工作，表裡很不一緻。

鄧小平從江西回到北京并恢複了他的副總理職務以後，江青很不高興，煩躁不安。

有一天，江青把鄧小平叫到她的住地釣魚台10号樓，江青對鄧小平不太尊重，既沒有請他到辦公室，又沒有請他到客廳去談話，而是叫他在門廳，又沒有說叫他坐下。江青一個人坐在椅子上，鄧小平站在江青面前，靜靜地聽江青講話。

江青說：“鄧小平同志，你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錯誤的，主席對犯了錯誤的人堅持懲前毖後、治病救人的方針。主席對你寬宏大量，不計前嫌，把你與劉少奇嚴格加以差別，叫你重新出來工作，并把你安排在如此重要的工作崗位上，你應該感謝主席，你要一邊工作一邊改正錯誤。人不怕犯錯誤，就怕不改，改了就好。”

鄧小平聽了以後，隻是說：“感謝毛主席，也感謝江青同志的提醒。”

在批判“二月逆流”中的作用

1967年“一月風暴”後，毛主席要進行新的戰略部署，訓示周總理開會研究讨論。

2月14日下午3時，周總理在中南海懷仁堂北側會議室主持召開黨政軍負責人參加的日常工作會議和中央文革成員的聯席碰頭會。出席會議的有陳毅、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李富春、李先念、譚震林、餘秋裡、谷牧、康生、陳伯達、王力、張春橋、姚文元等。會上以中央軍委、國務院的上司人為一方，以“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為另一方，圍繞着“文化大革命”的派性等一系列重大原則問題，展開了針鋒相對的鬥争。

中央軍委副主席葉劍英、徐向前對“中央文革小組”企圖搞亂軍隊的做法極為不滿。徐向前用大量事實批評了把劉志堅定為叛徒的問題。葉劍英對未經中央政治局開會研究讨論，就把上海市改為上海公社以及各機關沒有了黨的基層上司等極不正常的現象，提出了嚴肅的批評。

劉志堅是湖南平江人，1928年參加平江起義，他參加了長征，後擔任中央軍委情報部部長，新中國成立後，他擔任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宣傳部長、總政治部第一副主任。

“文革”中，劉志堅擔任“中央文革小組”副組長、“全軍文化革命小組”組長。“一月風暴”中，随着“中央第四号人物”（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陶鑄被打倒，劉志堅也成了打倒的對象。

1月3日，“紅衛兵”要揪鬥陳毅元帥，葉劍英讓劉志堅去平息。1月4日，周總理、劉志堅在人民大會堂跟學生代表談話。劉志堅說：陳毅同志對軍隊的講話如有不妥之處，首先的責任在他，因為他是全軍文革小組的組長。康生咆哮起來，說要揭開軍隊裡階級鬥争的蓋子，首先要批判劉志堅。從此，劉志堅被批鬥，最後被定為“叛徒”。

在2月16日的會議上，譚震林勇敢地批評“中央文革小組”說：“你們的目的就是要整掉老幹部。把老幹部一個一個地打掉……江青要把我整成反革命。照這樣，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砍掉腦袋、坐監牢、開除黨籍……”譚震林說完起身就要走。

陳毅接着譚震林說：“不要走，要跟他們鬥争！”

周恩來、葉劍英、李先念、餘秋裡等也就“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不正确的做法談了自己的看法。他們還對延安整風時，搶救運動中對老幹部的殘酷鬥争、無情打擊提出了批評。

2月16日的會議上，“中央文革小組”這一方被搞得很狼狽。他們明的不行來暗的，當天夜裡，康生指使張春橋、姚文元、王力到人民大會堂，按照他們需要“集體核對”了碰頭會記錄材料。

然後，由江青帶領他們到中南海向毛主席彙報，并有意誇大譚震林要離開會場的情形，說譚震林說了：讓你們這些人幹吧！我不幹了！他們還說，陳毅、葉劍英、李先念對文化大革命表示了十分不滿。他們一夥這樣斷章取義，誇大其詞地向毛主席彙報，目的就是激起毛主席對老帥們的不滿。

2月18日晚上，毛主席召集部分中央政治局委員開會，對老帥們在碰頭會上的表現進行了嚴肅的批評。

“中央文革小組”的一夥人，尤其是江青覺得時機到了，開始向老帥們進行攻擊。從25日開始，連續召開了七次所謂的生活會。會上江青一夥氣急敗壞地大喊大叫，說什麼幾位老帥的發言是“反對毛主席的革命路線”，是“反對無産階級文化大革命”。

并說：“否定延安整風運動，就是反對毛主席”，“保護老幹部就是保護一小撮走資派，保護叛徒、内奸、特務。”說他們“反對毛主席，其目的想為劉少奇、鄧小平翻案！”江青的進階軍師康生還把碰頭會說成是“一種政變預演，一種資本主義複辟的預演！是十一中全會以來發生的一次最嚴重的反黨事件！”

“生活會”結束後，中央黨、政、軍、文“碰頭會”，也就此取消了，由“中央文革小組”代替中央政治局，軍委辦事組代替軍委常委。江青一夥的權力從此更大了起來，江青也就更加肆無忌憚地打擊反對他們的人。

有一天，江青找戚本禹和北京師範大學的造反派頭頭密謀，他們認為“反譚震林可以從大寨展覽開刀”。第二天，北京市就出現了“打倒譚震林！”“徹底擊潰反革命複辟逆流！”等智語。後來，北京市十幾個造反組織召開了“擊退資本主義複辟逆流誓師大會”。北師大造反派頭頭帶領千餘人高喊：“譚震林的黑報告是二月逆流的宣言書！”“譚震林欺騙毛主席罪該萬死！”等口号。

在江青的煽動下，反“二月逆流”的運動越搞越大，聲浪越來越高。3月中旬的一天，北京十萬學生組織了大規模的示威遊行，遊行隊伍高喊“用鮮血保衛中央文革！”等支援“中央文革小組”的口号。

3月24日，北京成立首都無産階級革命派“批判餘秋裡聯絡站”。4月1日，外事口成立“批判陳毅聯絡站”。4月5日，國家計委、工交、基建口各部委等成立“鬥薄（一波）批餘（秋裡）批谷（牧）聯絡會”等組織。在這些聯絡會組織的帶動、影響下，批譚、批陳、批餘、批谷的運動，在北京及全國的一些大城市一浪高過一浪。

在制造、批判“二月逆流”的運動中，江青起了決定性的作用。 (3)

1970年夏季，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特别是從1971年9月13日林彪逃跑摔死以後，毛主席開始對文化大革命的發生、存在的問題進行冷靜的思考，對一些錯誤的做法開始糾正。

1971年10月13日，毛主席決定撤銷軍委辦事組，成立由軍委副主席葉劍英主持的軍委辦公會議，負責軍委日常工作。14日，毛主席接見成都地區座談會的成員時，為“二月逆流”平反說：“你們再不要講他們（指葉劍英等同志）‘二月逆流’了。‘二月逆流’是什麼性質？是他們反對林彪、陳伯達、王、關、戚。”

江青得知毛主席為“二月逆流”平了反，一是感到驚訝，二是感到不安。

10月15日下午2時，江青叫我打電話請康生、張春橋、姚文元到釣魚台10号樓。她吩咐我打電話以後，就到大客廳等候他們。接到電話他們很快就來了，我把他們引進大客廳就出來了。

大約3時，總理來電話找江青，我到大客廳門外敲門（這是規矩，她的門不能随便讓你進去，有事要進必須先敲門，她應聲允許進才能進去，否則，就會大禍臨頭），我聽到江青說“進來”，我才蹑手蹑腳地開門進去。

在一般情況下，他們商量問題時，見我們從業人員進去，怕我們聽到他們所談問題，都不說話了，這次可能是江青太激動了，見我進去，卻一反常态，并沒有住口，她說：“對‘二月逆流’怎麼能一風吹呢？找機會我要跟主席說說。”

老謀深算的康生說：“主席也沒有責怪我們，何必引火燒身呢？主席的話就是最高訓示嘛（康生當時說話的語氣是諷刺性的），不要再說什麼了，你應該了解主席的脾氣。”

張春橋說：“康老講得有道理，如果找主席說這件事，就好似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有什麼問題。”

姚文元瞪着大眼睛，沒有說話，隻是點頭，表示同意康生、張春橋的意見。

我進去以後，站在他們對面，江青也不問我有什麼事？她談話的興趣正濃，我又不敢向她報告，她不叫我出去我也不敢走，這使得我很尴尬。

當他們稍微停頓了一下，我有意向前邁了一步，江青問我：“小楊有什麼事？”

我說：“總理請你接電話。”

江青站起來向大門口走了幾步，又回頭對他們三位說：“是不是他（指總理）影響了主席呢？為什麼‘二月逆流’的問題說吹掉就吹掉了呢？”

江青的話他們聽了沒有任何表示。江青出了大客廳門口，問：“總理的電話在哪裡？”

我回答：“在你的辦公室。”

江青接完電話，從辦公室出來，一副很不高興的樣子。

他們走了以後，江青把我叫去，問：“我們剛才的談話你聽到了吧？快跟你的主子報告去吧！老娘不怕你告狀！”

江青怕我将他們談話的内容報告給周總理，但又不願意正面對我說，而是故意拿着主人對仆人講話的架勢與口氣吓唬人。

我說：“我不明白江青同志說的是什麼意思？向誰告什麼狀？”

“你一個聰明人裝什麼糊塗？我說的是剛才我和康老、春橋、文元同志談對‘二月逆流’的事，向你的主子彙報去吧！”

我說：“我根本沒有聽清你們談的是什麼意思，當時我的任務是報告你總理來電話，請你去接電話，并沒有注意你們在說什麼，我也不知道你所說的我的主子是誰。”

“楊銀祿，你今天比以前長膽量了，你敢對我頂嘴了，竟敢向我質問了，你不得了了，這樣發展下去，你知道将會有什麼後果？”江青惱羞成怒後極不耐煩地對我說，“你出去！你在這兒我感到緊張！”

我回到我的辦公室等待她發落。但是，我又很坦然，我沒有做什麼錯事，當時我想：如果江青對我采取什麼管制措施，一定要想辦法向總理報告問題的真相。

江青對為“二月逆流”平反問題看得很重，是以對我的“頂嘴”、“質問”放到一邊了。她吃過晚飯，打鈴叫我，對我說：“你給主席那兒打個電話，如果主席精神好的話，我想去看看主席。”

黨的九屆二中全會以後，江青到主席那裡去非常困難，這一次不知為什麼，主席很快回複：“請江青來吧。”那個時候路上的汽車還不多，不堵車，大約15分鐘就從釣魚台到了中南海。

江青進入主席的住處40多分鐘就出來了。隻見她緊皺眉頭，臉色發青，從神情上可以看出，這次談話是不愉快的。

江青為“二月逆流”平反的問題去找主席，引火燒身了，據知情的人對我說：主席對江青阻撓為“二月逆流”平反很不高興。

主席對江青說，老帥們反對林彪、陳伯達、王、關、戚，也是反對你的。主席指了指江青說，你去查一查，是誰最先提出了“二月逆流”這個詞的？你不是對為“二月逆流”平反很看重嗎？你查清楚最先提出這個詞的人，告訴我。

江青從中南海回到釣魚台以後，火氣可就大了，她質問我：“關于我們談到‘二月逆流’的問題你是不是向總理報告了？不然，我跟主席談到對‘二月逆流’平反問題時，主席那樣不高興。你老實回答我，是不是你報告總理了，你說清楚了沒有事，我可以保護你，你不說，如果叫我查出來，你就沒有好下場了！你好好掂量掂量，哪頭重，哪頭輕？”

盡管江青如此咆哮，但我心裡是坦然的，我心想，不管來自何方的壓力，沒有幹的事，刀子擱在脖子上也不能承認。如果昧着良心說報告了總理，我的下場會更慘。一方面她可以給我扣上“挑撥政治局委員之間關系”的罪名；另一方面她還可以找到總理向毛主席告狀的根據。

于是，我坦然地對江青說：“我保證絕對沒有向任何人講過你們談話的事。一是我沒有聽清楚你們所談的内容是什麼；二是我們有嚴格的保密紀律，知道的不說，不知道的不問，守口如瓶。”

她說：“那好吧。你給我查一查我在什麼時間，在什麼場合講過‘二月逆流’的定義？我沒有講過嘛！查清了告訴我。”

我一聽她讓我查她講“二月逆流”的出處，一下子緊張起來了。我想這問題可是一個大問題、難問題、不敢處理的問題。

這是為什麼呢？如果我答應給她查，查清楚并不難，難就難在查清楚以後怎麼辦？如果如實報告，江青肯定會倒打一耙，說我整她的黑材料；如果不如實報告，她就會把提出“二月逆流”的口号推給别人，她就洗得一幹二淨。她是想借我的嘴堵别人的嘴。

我對她說：“江青同志，反對‘二月逆流’是1967年2—3月份的事，那時我還沒有到你這裡來工作，不了解情況。況且中辦送給你的檔案、講話資料，兩個月一退，那個時候的檔案、資料你這裡早就沒有了，這裡查不到，到别的機關查恐怕不友善。你這裡工作多，如果我到處去查材料會影響為你服務，是否通過組織查一查？”

聰明的江青一聽我這樣說，就馬上意識到我不願意給她查，不肯幫她的忙。于是，就不高興地說：“算了算了，不用你查了，我叫别人查吧。”

我想她不會通過組織查的，如果通過組織查，查清楚了會通過組織報告她，或報告中央，這樣她就全暴露了。

過了幾天，中央政治局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開會，江青突然走出會議室，大聲叫：“小楊！小楊呢？”

我聽江青叫我，我就立即從屏風後面出來。

她說：“小楊，你進去一下。”

她沒有說叫我進去幹什麼，我也不敢問，就跟着她進了會議室。我看出參加會議的政治局委員面部都較嚴肅，我就猜到了八九分。

江青雙手叉腰，大聲問我：“小楊，你當着大家的面說說‘二月逆流’的口号最早是我提出來的嗎？我不是叫你查了嗎？”

我對江青的問話，一下子不知如何回答好，足足停了10秒鐘左右沒有說話。

江青聲色俱厲地說：“你啞巴啦？快說呀！”在她的催促下，我來不及多想什麼了，脫口而出：“我還沒有時間查哩。”

江青十分不滿意地說：“不對吧，我告訴你好幾天了，怎麼到現在還沒有查呢？我看你是查清了不敢說，說！快說！”

總理看到我如此為難的樣子，站起來為我解圍地說：“銀祿同志不是說了嗎，他還沒有抽出時間查，不要逼問嘛！”他擺手說：“請銀祿同志出去吧。”

江青把我叫進會議室是想叫我當着衆位上司人的面講假話，說江青沒講過“二月逆流”的話，我出于一個人的良心當然不能說謊話。

江青回到釣魚台，把我叫進她的辦公室，摔掉她的檔案包，聲嘶力竭地說：“你小小的芝麻官，眼睛裡沒有我這個政治局委員。你在政治局會上為什麼不按我的意思回答問題？你還挺堅持原則的，堅持到我這裡來了，你是不是想換個地方住一住了！”在這種情況下，我想我無論怎麼解釋都是無濟于事的，隻能保持沉默。

江青的精力是有限的，她已經在會上鬧了一通，回到住地又鬧，也就精疲力竭了，于是她說：“等着看吧！你出去！我休息一會兒。”

我轉身要走，她喊叫：“你站住，我告訴你，這件事沒有完，我從來是用聽我話的人，不聽我的話都沒有好下場，這你是知道的！如果不聽話，現在閻長貴的下場就是你的下場，我可不是吓唬你，你要想好。”她又一次對我發出了可怕的威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