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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懋仁:諾貝爾獎就像是三十晚上的兔子

作者:昆侖策研究院頭條号
胡懋仁:諾貝爾獎就像是三十晚上的兔子

在較長的一段時間以來,有些國人對于我們國家在科學領域裡一直沒有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總有點耿耿于懷。直到屠呦呦于2015年獲得諾貝爾生物學或醫學獎,算是實作了在中國本土上工作的中國科學家獲得諾貝爾自然科學獎的零的突破。當然,比起西方發達國家,甚至比起日本來,這個得獎的數目還是太少了。

諾貝爾獎産生于西方,其中自然科學獎獲獎者最多的也是西方國家的科學家。這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自然科學裡相對發達有着直接的關系。而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然科學之是以相對更先進一些,這與西方國家的工業革命發生得較早,而且傳播得也比較廣泛有着很大的關系。我檢視了一下,從1901年開始設立了諾貝爾實體學獎,早期獲獎者主要是德國、法國、荷蘭、瑞典、英國等國家的科學家。工業革命起源于英國,之後迅速蔓延到西歐與北歐各國。

當然,在西方發達國家科學界之間當時也存在着較為密切的學術聯系與合作,這也與獲得諾貝爾獎有着較大的關系。他們語言相近,研究水準相近,地理距離也都不遠,是以這樣的交流與合作也就比較友善。這對于科學的發展和進步是非常必要的。最近幾十年來,日本也有一些科學家獲得了諾貝爾自然科學獎,其中有相當一批獲獎者是通過與美國或者歐洲科學家的合作而取得研究成果的。

在諾獎實體學獎的獲獎者中,也有少量的蘇聯科學家。他們的獲獎,源于他們的工作是相對獨立的。由于與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科學界之間互相聯系與交流要少得多,是以他們的研究成果也就顯得尤為珍貴。雖然說,諾貝爾自然科學獎不是人文類或者社會科學類的獎項,但是頒獎者自身也不可能不受到西方意識形态的影響。這是回避不了的事情。

新中國成立後,一直倡導大力發展科學事業。但是由于我們的工業化在那個時候剛剛起步。雖然有一大批從國外回到國内的水準很高的科學家,他們的研究起點都不低,但是國家相對落後的工業化水準不可能不對中國的科學事業産生較大的局限性。然而,中國科學家在非常困難的情況下,依靠自己的力量研制出“兩彈一星”,還有一些其他的較為先進的研究成果。這些成就對中國人民來說,不知道比獲得多少個諾貝爾獎要更有意義。除了“兩彈一星”之外,中國的科學家和工程師在中國工業化程序還創立了很多類似于“兩彈一星”的奇迹。我們不否認諾貝爾獎對于自然科學的發展所起到的重要作用。但是對于中國的工業化程序,對于中國的社會主義經濟建設,還是那些成千上萬甚至數不勝數的發明創造,要比諾貝爾獎對中國生存與發展的意義不知要重要多少倍。

例如,被譽稱為中國氫彈之父的科學家于敏,别說得過什麼諾貝爾獎了,就連他幾十年隐姓埋名地研究氫彈,都沒有多少人知道他。但是他的研究成果,為我們國家的核武器的儲存和使用,做出了極為重大的貢獻。他的成就,早已超越了美國。在他身後,國家給予了他許多重大的榮譽。但在他的生前,幾乎就是默默無聞。可是,這又有什麼關系呢? 他的工作、他的貢獻對我們國家來說,不是比獲得多少個諾貝爾獎有更為重大的意義嗎?

在國家工業化初期,一個普通的勞工倪志福,因為國家沒有加工特種合金鋼的鑽具,自己刻苦研究,最終發明了倪志福鑽頭。後來他提議把這個鑽頭的名字改稱為“群鑽”。意思是這種鑽頭的發明不是他一個人的功勞,而是他和他的工友們共同研究的成果,是群衆共同創造的成果。這種鑽頭,為當時我們的剛剛建立的國防工業,在金屬加工領域裡,大大地提高了生産效率。像這樣的發明創造,在新中國的曆史上,真的是成千上萬。

中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标就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新中國成立後,中國的社會主義革命與建設,目标也是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延續。新中國是從戰争之後的滿目瘡痍中站起來的。當時的中國,面對帝國主義的虎視眈眈,謀求自身的生存是最重要的。在這種情況下,新中國必須優先發展重工業,優先發展軍事工業。這也是中國救亡圖存的延續。

1956年,新中國開始大力提倡發展科學事業。當時一個最經典的宣傳畫,就是在一個閃爍着光芒的原子模型的照耀下,科學家們滿懷信心,展望着美好的未來。不過,那時的發展科學事業,更重要的還是為中國的工業化開路,而不是立刻而且馬上要開展基礎理論的研究。當時有的上司人就認為,我們現在還不适宜大規模開展基礎理論的研究,主要還是要開展應用方面的研究。這在當時,确實符合中國的實際需要,也符合我們當時的國力。

随着國家工業化的不斷發展,中國科學界在基礎理論的研究上,也開始不斷地在擴充。作為一個普通人,我對于國家今天全面的基礎研究不可能有更為廣泛和深入的了解。但是,我們對于在基礎研究的某些理論中,有些取得了突出成果的研究,還是為應用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創立了更好的條件。如我們的量子通信、量子計算,量子模拟等方面,已經進入到應用的領域。當然,還有更多的基礎研究,距離實際應用可能還有較大的距離,或者還需要通過若幹較多層次的中介,才能實作實際上的應用。

曾經有人認為,基礎理論的研究不應該過多關注于應用。基礎理論的研究不應太過功利。其實,在今天的世界上,特别是西方發達資本主義那裡,任何基礎理論的研究,都不可能不與應用領域産生關系。記得有一位數學專業博士對我說過,有一年,美國海軍投巨資,要進行一個數學領域裡的基礎研究。我問這位博士,美國海軍為什麼要進行這種數學領域中的基礎研究,這位博士回答說,這種數學研究其成果對于在建立數學模型方面具有很重要的意義。而數學模型本身就與實際應用有着很密切的聯系。他說的具體的細節我不懂,但是我還是大緻明白了這種數學研究的意義。或許,美國海軍需要的是一種應用數學領域方面的研究,并不一定就是更為基礎的數學理論研究

要知道,諾貝爾獎裡沒有數學獎。數學研究搞得水準再高,也不可能獲獎。但是,科學與生産的需要離不開包括數學在内的許多領域的基礎研究以及應用研究。至于是不是獲獎,那真是無關緊要的事。中國的科學研究,無論是基礎研究還是應用研究,都必須而且隻能為中華民族的偉大複興效力。至于諾貝爾獎,就是三十晚上的兔子,有它過年,沒它也過年。

(作者系昆侖策研究院進階研究員;來源:昆侖策網【作者授權】,修訂釋出;圖檔來自網絡,侵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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